东海上的一串珍珠：马祖列岛的历史变迁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到“支持厦门与金门加快融合发展、支持福州与马祖深化融合发展、加快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发展”。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根本目的是要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福祉，促进产业融合和心灵契合，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闽台两地密不可分，在历史上、地理上，相互交叉，相互融合，关系密切。今天推送一篇有关马祖列岛历史变迁的文章，一起来了解一下，马祖离祖国的怀抱究竟有多“近”。
马祖列岛的战略地位
今日两岸习惯所称的马祖列岛，有时也谓“马祖地区”，实际上是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主体部分竿塘乡，原属福建连江县，包括南竿（即马祖岛）、北竿及其附属岛屿；二是原属福建长乐县的白犬列岛，分为东犬、西犬，今改名东莒、西莒；三是原属福建罗源县的东涌（古时又称东永）、西涌，今名为东引、西引。这些岛屿加上高登、亮岛、大坵、小坵及其他礁屿，马祖列岛共有大小岛礁36个，断断续续分布于闽江口外的海上。列岛陆地总面积才29.6平方公里，但各岛分散，南北迤逦近百公里，有如一串珍珠撒落东海，控制着一片巨大的海域。其经纬度为北纬25°56′04"～26°23′08"、东经119°54′04"～120°30′08"的范围内。
其中最大岛为南竿岛，面积为10.64平方公里，岸线长20多公里，地势西部和东北部较高，最高峰云台山海拔248米，北岸青水澳和西岸马祖澳是泊船港口。相传宋时湄洲民女林默娘入海救父罹难，遗体漂流到南竿澳口处，当地人感其孝行，为其厚葬并立庙祭祀，后成“妈祖信仰”，马祖之名即由此而来，至今当地仍有天后宫，香火极盛。
马祖列岛位处台湾海峡北端，东临大海，西扼福建最大河流闽江的出海口，离大陆岸线仅10余海里，到闽江口仅20余海里，到省城福州的水陆两程距离，也仅80余公里。距台湾本岛114海里，距金门152海里，距澎湖180海里。马祖列岛与金门列岛北南呼应，并与东南的澎湖列岛，构成一个巨大的海上三角地带，恰好牢牢控制了整个台湾海峡，因此，马祖列岛是海上交通的一个重要支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早在宋元海外交通发达的时代，马祖列岛的战略地位就已初步引起重视。南宋乾道年间，曾分派水军定期留屯于闽海各岛，其分驻点就含有马祖列岛。宋末元军进攻福州和元末明军进攻福州，都曾以水军从海路包抄，闽江口海上各岛的肃清是其前提条件。进入明代，海患日炽，海岛攻防更显重要，因此，如今所能找到的关于马祖列岛的文献记载，多见于明清时代，且多与海防相联系。
现存最早的福建省志《八闽通志·地理·山川》记载：“上竿塘山在大海中。峰峦屈曲，上有竹屿、湖尾等六澳。下竿塘山突出海洋中，与上竿塘山并峙，山形峭拔，中有白沙、镜塍等七澳。”并注“上二山在二十六都”。何乔远《闽书》所记上竿塘、下竿塘，与《八闽通志》略同，并加载“上并有民居，洪武二十年内徙”。
乾隆《福州府志》引万历府志：“小埕水寨在连江定海所前，定额船四十六，北与烽火门会哨，南与南日会哨，西洋、下目、下竿塘、白犬皆其汛也。”并引曹学佺《海防志》：“闽有海防，以御倭也，国初设卫……（东涌）亦设远哨……。”
可见，从明初开始，就已在马祖列岛设防御倭，最远的防哨，已设到东涌。
明朝不少个人著述也提到马祖列岛海防情形。如连江人董应举（官至户部侍郎）《浮海纪实略》记载：
省城门户，从闽安镇南出琅琦门，东出双龟门，以定海为左臂，皆牙突海中。国初，江夏侯之所城也，而又置寨小埕，与定海犄角。其汛地乃远至东涌，拒贼于外海。
曾出任琉球册封使的长乐人谢杰也记道：
福州要地，曰牛头门、罗汉洋、万安所、牛头、观音澳，近福清县；白犬山、松下、梅花所、磁澳、南茭、东沙，近长乐县；五虎门、闽安镇、下竿塘、小埕，近闽县、连江；上竿塘、定海所、马鼻、下目屿、北茭、濂澳门，近连江、罗源县；东涌、西洋、嵛山、七星、台山，俱近福宁州，设有小埕把总、海坛游兵、名色把总、烽火把总各守之。
上述可见，明代马祖列岛海防，属于闽安千总管辖。
到清朝，方志有关马祖列岛的记载更多，尤其是关于海防的情况更加详细。康熙《福建通志》云：
“日屿、月屿为（长乐）梅花所界，五虎澳为连江界，下竿塘四澳为（连江）定海所界，花瓶为（连江）北茭巡司界……鸡笼山对福州之白犬洋……”。
“南竿塘，冲要海汛，在五虎东大海中，与连江北竿塘对峙，设烟墩瞭望。”
“北竿塘在东北大海中，距县八十里，与闽县南竿塘对峙，冲要海汛，设烟墩瞭望，有八使澳、下目、白沙、镜港等澳，中有进屿门，北有可门、下屿二汛，界罗源，可门沿岸有马鼻与罏峰对峙，有堡，其地为下井，明总兵戚继光败倭于百丈岩即此。”
“又有白犬东沙，冲要海汛，属长福营右军分防。”“罗湖属霞浦县，南接东冲，北至大金，洋中有鹿耳、草屿、东涌等岛，西洋、芙蓉二山俱外洋孤岛紧要海汛，西洋海中之大东、小东、马鞍、菱迹，芙蓉海中之马砌、魁山、四礵，俱属闽安水汛巡防。”
乾隆《福州府志》卷十三《海防》又载：
“南竿塘，冲要海汛，与连江北竿塘毗连，南北北竿塘兼白犬、东沙，置战船四，拨千把总一员巡防，南竿塘设烟墩瞭望。”
“南北竿塘，县东北大海中，距八十余里，冲要海汛。南竿塘属闽县，北竿塘属连江。北竿塘设烟墩瞭望，有八使澳、下目、白沙、镜港七澳，中有进屿门。明初徙其民于内地，后弛禁，耕渔稠密。国初，海氛未靖，复内徙。”
民国《连江县志》载：
“定海外东北有南、北竿塘两岛并峙，中村曰白沙、镜港、塍村、芹石、塘崎、石尖、孟澳，皆渔户之寓居焉。明洪武初曾徙其民于内地，后成为小村落。……距治一百六十里东涌，亦渔户之寓居焉。”“……前哨汛北茭、西洋山，后哨汛竿塘、白犬山，左哨汛竿塘、下目山，右哨汛上、下竿塘山，远哨汛东涌山，北与福宁烽火寨、南与兴化南日寨会。”
清杜臻撰《闽粤巡视经略》记载：
梅花所在二十四都，筑城设旗军千四百五十八名，其地曰梅花山，下有海江……磁澳原设防船十二只，以备东沙、白犬外洋之盗，万历之季，并入五虎游。
以上记述中所提到的下竿塘、南竿塘即马祖岛，上竿塘即北竿塘岛，下目即高登岛，东涌即东引岛，东沙是亮岛（西引岩）西南的一个小岛，白犬即白犬列岛（即东莒岛和西莒岛）。这些地方在历史上曾经分散隶属于连江、长乐、闽县、罗源等县，归属多次变动，但军事上都作一体布防，主要是抵御倭寇和海盗，保卫闽江口一带安宁和省城福州的安全。
修于民国时期的《清史稿》记：“福建用兵海上，较他省为多，岛屿星罗，处处与台澎相控制，故海防布置尤为繁密。”又概括福州海防之要：
福州重在闽江，以江口内为省治所在，其外自北境松崎、江户，经东西洛，南北竿塘、鳌江口，至闽江近口之琅崎岛、金牌、五虎门，皆扼要之所，……在其外海之岛，若猴屿受闽江之冲、东永（即东涌。——引者注）当长乐之臂，较白犬、东沙诸岛为要，此福州之防也。
由此可见，马祖列岛自古以来就是台湾海峡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
马祖历史沧桑
马祖列岛迄今发现的最早人类遗迹，是在东莒岛大坪村的炽坪陇史前遗址，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仲玉、刘益昌两位教授2001年在马祖做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的，后来陆续发掘出土大量陶片、石器、贝器、贝壳和动物骨骼，遗址年代为距今6000～4100年的新石器时代，其文化面貌与福州昙石山遗址下层文化相类似。
时隔不久，研究人员又在距离该遗址不远的福正村，发现了蔡园里遗址，为历史时期人类遗迹，共出土500多片唐末、五代、宋、元时期的陶瓷片，以及大量贝壳、鱼骨、兽骨等，印证了唐宋以后，的确随着福建的开发和海上交通的发达，有不少大陆近海居民移居于岛上。
除了考古发掘资料，还有不少文献记载、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可以反映马祖列岛早期居民的活动。方志记载，南竿乡仁爱村的“大王宫”神庙中有立于元朝的石碑，被视为先民开发的最早证据，那时马祖主要作为大陆渔民出海捕鱼时的休憩避风之所。
福州地区乡村“大王宫”很多，多数祭拜的是闽越王。而被认为与闽越遗族关系密切的居民，是活跃于闽江流域及沿海一带的疍民，福州语俗称“曲蹄仔”。
据《莒光乡志》《南竿乡志》《东引乡志》记载以及陈仲玉教授调查，马祖地区以“曲蹄”命名的地名很多，多与历史上疍民聚居有关。马祖历史学者林金炎先生在他所编著的《马祖兵事》一书中写道：
元末马祖列岛就有民居，其多为蜑族，俗称“曲蹄仔”，南、北竿塘两岛就各有村落七、八澳，他们结茅与庐，耕渔为业，牧牛羊，他们与水寨汛兵和守望峰堠的官兵为邻。
除了疍民，闽江口地区的其他居民也会陆续移居岛上。岛上多大风，且“地无三里平”，农业开发潜力不大，居民主要以渔盐为业，主要海产有大黄鱼、鲳鱼、鳗鱼、丁香鱼等。
从历史上看，马祖列岛居民的繁衍和传承并不稳定，他们比内地居民经历了更多的动荡和变迁。有史料可查的大变动就有两次。
一次是明初“徙其民于内地”，明太祖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岛上居民被迁徙一空，片板不许下海，洪武年间在岛上设“垾寨”，马祖列岛变成纯军事据点，后来弛禁，才有居民再迁入。
另一次是清初，为封锁台湾明郑政权，实行“迁界”，岛民一律内迁至离岸30里，岛上民居等建筑设施尽行焚毁，台湾统一后才予以“复界”，部分居民才又陆续回迁入岛。
马祖弹丸之地，经此两次彻底的破坏，本土文化很难积累，所以有关马祖的历史资料和实物遗迹极其匮乏。回迁马祖的居民，大都来自长乐、连江等地，至今马祖列岛的语言和民间习俗，与闽江口一带没有明显区别。通行语言是操长乐口音的福州话，当地称“平话”（跟传统福州人称自己的方言一样），节庆习俗与闽江口居民略同，民间信仰与福州一带如出一辙。
据林金炎先生调查，马祖列岛共有各种寺庙55座，其中南竿19座、北竿16座、莒光14座、东引5座、亮岛1座，供奉的神祇有天后马祖、临水夫人、关圣帝君、梅石高总管、玄天上帝、白马尊王、福德正神、万寿尚书公陈文龙、陈将军、赵大王、肖大哥、周大王、五灵公等。这些神祇崇拜，都是福州地区遍地可见的民间信俗。
马祖可追述的历史，主要与海防相联系，战争陪伴着马祖的历史沧桑。
明朝马祖海防主要围绕抗倭而展开。洪武年间，江夏侯周德兴入闽防倭，在闽江口沿海和马祖列岛建立起严密的防御体系。永乐至景泰年间，马祖洋面依然常游弋着巡检司的战船，马祖列岛上设有“烟墩”，一旦有警，戍兵燃起烽火，数十里外的卫所巡司望见，立刻可以行动起来。据传，郑和下西洋时，还从海岛抽调训练有素的水师官兵同行。
明中叶以后，海禁稍弛，军备松懈，倭寇、海盗和民间走私船舶活跃起来，马祖各岛的水寨逐渐为倭寇、商船占为驻留据点。闽东是倭患重灾区，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都曾在闽江口岛屿留下许多战斗足迹。明万历八年（1580年），明官军曾在东涌擒杀倭贼30余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日本船队大举进犯台湾，被风刮散，有一艘漂到东涌，福建巡道副使韩仲雍令董伯起入东涌侦探，结果被日本人扣押并挟持回国，直到第二年才送回。该年，又有一伙倭寇流窜于竿塘、白犬洋面，杀人夺船，伺机掳掠，后被台风刮到东沙岛触礁搁浅，参将沈有容奉命进剿，全歼倭寇，大部分生俘。至今东莒岛东沙有“大埔石刻”，为邑人董应举专为纪其事而勒，略曰：
万历彊梧大荒落，地腊后挟日，宣州沈君有容，获生倭六十九名于东沙之山，不伤一卒，闽人董应举题此。
明末郑芝龙集团崛起，控制了整个台湾海峡，马祖列岛也在郑氏掌握之中。在清郑对抗中，马祖再次沦为废墟，直到清朝统一台湾，列岛才逐渐恢复生机。清朝国势安稳后，定期派战船在马祖列岛海域巡逻、会哨，马祖有了100余年的相对安定时期，岛上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但到清朝中期以后，马祖洋面战事又起。乾隆后期，福建沿海灾荒频仍，民生困苦，越来越多人铤而走险以“贩海”为生，与官方“海禁”政策发生严重冲突，不少人组织武装船队，重操亦商亦盗的海上营生，同安人蔡牵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支。蔡牵与“夷匪”有勾结，拥有海船100多艘，活动于闽、浙、粤海面达10余年，马祖列岛成为他们活动的重要据点。
据《连江县志》记载，蔡牵船队经常停泊于竿塘，往来掳掠，补给淡水、食物、火药等，还在这里抗击官军的围剿，俨然成为蔡牵部的重要巢穴（一说东犬岛的蔡园里就是蔡牵的总部所在）。清嘉庆七年（1802年）初，官军组织温州镇、海坛镇、闽安协三路包抄潜匿于南竿塘的蔡牵部，蔡牵部出30余船与之对抗，从竿塘洋打到白犬外洋，官军占不到多大便宜。两年后，蔡牵部在竿塘洋击退温州镇20余船的进攻，杀死总兵胡振声等80余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蔡牵战死后，其余部一直流窜海上，马祖一带洋面始终不得安宁。
19世纪初，西方洋船也开始到闽江口洋面活动。他们利用清朝海防的松懈，在竿塘洋、白犬洋一带贩卖鸦片、探测航路、绘制地图、侦察防务，为侵入内地作准备。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洋船穿梭出入，马祖海域成了国际航线，闽海关相继在东犬岛和东涌岛建立导航灯塔。经由中法马江海战之后，外海已是无防可言，驻马祖列岛的官兵，只能办理一些地方治安，后来干脆改“汛”为“哨”，留少量士兵放哨而已。而此时因为航路通畅，流通发达，加上官府管制的松懈，马祖列岛反而繁荣起来，居民有所增多。
民国建立后，闽海先是由反正的清军、爱国青年组成的革命军和海军陆战队镇守，在各岛分派驻所。当时闽海仍是海盗活动频繁，岛民常受海盗和官方的双重摊派盘剥。抗日战争前，数股盘踞海岛的海盗就已与日本驻厦门的海军情报机构“兴亚院”有联系。抗战爆发后，日军即扶持这些地方豪强势力，拼凑成立“福建和平救国军”。从1938年开始，马祖基本上就被各种伪“和平救国军”控制，并成为日军进犯福州的海上通道和补给站。
盘踞马祖及其附近的伪军，先后有余阿楻（福清人）、林义和（南竿塘人）、林震（长乐人）、张逸舟（仙游人）、郑德民（福清人）、翁尚功（福清人）等部，他们之间既相互利用又钩心斗角，鱼肉百姓；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也加强对马祖地区的渗透。抗战末期，马祖伪军张逸舟部见日军已日薄西山，乃接受军统策反，在马祖海域截击从福州撤退的日军船队。于是，这些往日事敌的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福建先遣军”，后来，这支部队的一部分被收编入正规军调往岛外，一部分被分解遣散。
日本投降后，福建省主席刘建绪整饬地方，竿塘续存的所谓“先遣军”余部也被裁遣，马祖列岛才摆脱地方杂牌军的摆布，地方行政秩序逐步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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