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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的法兰克福学派

编译/黎文 文汇学人 2024-01-27


战争会催生一些看似奇怪的伙伴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的最奇怪的一对关系是:一方为美国中情局(CIA)前身、美国二战期间情报组织(OSS)的首领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另一方为一群德国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被多诺万邀请来帮助美国了解纳粹。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纳粹德国密报:法兰克福学派的战时贡献》(Secret Reports on Nazi Germany:The Frankfurt School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Effort)一书,包含了二战期间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等提交的报告。


多诺万是经历过一战的经验丰富的老手。1941年,罗斯福总统钦点他建立美国首个专门的非军事情报机构。当时,很多外交政策机构的工作人员认为谍报工作既不体面也不重要。于是,多诺万只能广泛撒网,不仅招募外交官和专业间谍,也吸收了电影导演、犯罪集团成员、运动员和记者从事谍报工作。


在如此多元化的间谍队伍中,诺伊曼脱颖而出。诺伊曼是一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1933年纳粹上台后离开德国,几年后来到美国。1942年,诺伊曼因写作《巨兽》(Behemoth: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一书而成为声名卓著的纳粹问题专家。该作品阐释了纳粹主义是病态的垄断资本主义和残酷的极权主义的结合


多诺万请诺伊曼领导OSS的研究分析部门,专门研究纳粹统治下的中欧。不久,诺伊曼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同事、哲学家马尔库塞和法学专家基希海默尔也加入进来。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起点,纳粹上台后迁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区别于传统的标志,强调文化、法律、政治和心理学等的重要作用。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往往不认同苏联和其他一些地方号称继承了马克思衣钵的过于死板的左翼思想。


尽管多诺万与诺伊曼团队之间有巨大的政治和文化鸿沟,但他信任这些激进分子并委以重任,着其提供应对纳粹的建议。正如另一个被指派给诺伊曼的年轻人赫茨(JohnHerz,后来是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人物)所言:“这就好像是黑格尔左派的精神世界突然短暂地降临在OSS的中欧研究分部。


这种不同寻常的合作的结果是一系列精彩的报告,供美国政策制定者了解包括反犹主义、纳粹的政治经济、空袭对于平民士气的影响以及公诉战犯的最好方式。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背景都是如此抽象的领域,如法学、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但他们倒也不失为机敏而实际的政治分析家。他们的报告常不吝指出战时政策的限制,他们也忠告美国政府,存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困难以及精明的预言家甚至也可能局限于过去政治状况的严峻现实。

  

法兰克福学派的担忧

  

诺伊曼和他的团队似乎误解了一些事情。他们从未真正理解到纳粹反犹的程度,也并未视其为政治病态,而只是视为纳粹政权对某个群体试验其残酷策略的一种方式。诺伊曼的《巨兽》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是纳粹主义的主要根源,认为德国民主的振兴依赖于对国家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修正,而没有预期到以自由民主重新校准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没有预期到联邦德国等地战后出现的新发展路径。

  

当然他们也有很多贡献。他们对纳粹最后几年中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评估大体上被认为是正确的。罗斯福同意了美国财长亨利·摩根索处置战后德国的计划——废除德国现代工业,丘吉尔在各种压力下也勉强同意了。而诺伊曼团队对该计划的批评可能在杜鲁门作出最终放弃该计划的决定中起了很大作用。基希海默尔在其中一份报告中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美国将来处置战犯时会在法律和消除纳粹在德国的影响力方面面临困境。基希海默尔和同伴们对纽伦堡审判感到失望,赫茨悲痛地将审判描述为“去纳粹化的惨败”,尽管如此,他们的OSS报告却为美国在德国的战后审判提供了大部分理论基础。最显著的是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给美国决策者资政的纲领性意见——同盟国必须停止以一战中认识德国的老眼光来看待纳粹德国。美国只有充分理解了已然偏离熟悉的历史轨道的现实,才能赢得和平并确立新的德国民主的基础。诺伊曼及其团队严厉批评美国决策者仍然将德国视为独裁统治下的“普鲁士”,认为这窜改了纳粹权力结构的实际情况。

  

法兰克福学派同时担心,同盟国将1945年的德国误认为1918年的德国,这种认知是无法帮助他们领会纳粹是怎样做到让普通德国人拒绝接受在一战结束时遭遇过的投降结果。法兰克福学派指出,纳粹激进分子的反犹主义是为了保证能将更广泛的民众牵扯到纳粹罪行中。当大部分德国人的双手都沾满鲜血,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抵死反抗同盟国。即使一些来自德国的证据显示,战时士气低落,但纳粹依然采取一切手段以保证普通德国人能够坚持下去。

  

停止以一战眼光看二战中的德国

  

奇怪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有时也忽视了他们自己发出的警告,即依赖于错误的历史类比是极其危险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无力预见,在调整以后的资本主义及一个慷慨的福利国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全新且相对健康的德国民主,有可能在战后出现。法兰克福学派还不断担心1918年危机的重演,即胜利的协约国将不受欢迎的和平结果强加给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德国议会政府,导致他们轻易将反民主团体作为反对目标。为了维持秩序和消解激进的起义暴动,社会民主党转而求助于军队内部和保守的准军事自由军团中的传统势力去结束社会动荡。其结果是,不仅造成左派的深度分裂,为纳粹主义让出道路,而且形成了政府和军队仍被反对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思潮所束缚的政治体系。这正是诺伊曼在《巨兽》中所说的,魏玛共和国内毒瘤般的反民主的“反国家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发出关于1918年政治图景的警告,另一方面却屈从于他们所警告的错误本身——他们没有承认纳粹主义对社会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法兰克福学派怀着对工人阶级顽强抵抗和不惧战争的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没能完全理解希特勒将政治反抗的基础抹杀得多么彻底。

  

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结束战争和推动德国民主的最好方式的报告充满了对前景的忧虑,认为纳粹会成功利用同盟国之间的分歧以防止德国在军事上的完全失败,而这又会回到德国上一次失败的那种结果上,即强有力的反民主力量仍然顽固不去。如果美国和英国分别与德国军队中希望罢免希特勒的力量讲和,那么,德国重新浮现出我们熟悉的那种政治病态,就将只是时间的问题。正如马尔库塞所提醒的,既然西方可能在渴望激进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德国民众心中失去了信任,这种利益交易可能会发挥出俄国的优势。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铲除纳粹主义基础的关键在于同盟国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团结。只有同盟国联合力量才能粉碎纳粹的支柱和德国的军国主义,且此举一劳永逸。为了帮助德国脱胎换骨,同盟国需要完全占领德国并把参与其罪行的各方面精英都聚拢。纳粹分子及其罪行必须得到清算。基希海默尔甚至建议,如果监狱太满,纳粹分子可以被暂时关入他们自己设立的集中营里。同时,同盟国也必须消除政府机构中的专制主义的影响。而大企业不仅使用过纳粹奴役的劳工,也曾积极支持纳粹政权及其帝国主义政策,所以最重要的工业领域也应该实施严格的去纳粹化。对曾经直接犯下战争罪行的军事精英,必须送上军事法庭。法兰克福学派还认为,德国应该永远被禁止发展成军事强国。

  

法兰克福学派也认同,占领者在摧毁独裁政权以后面临的永久挑战是:一个外国政府如何能在不篡夺留给本土民主力量的任务的基础上协助废除独裁主义并推动民主?诺伊曼的团队希望同盟国军队清除政治障碍,允许德国民主主义者建立新秩序。法兰克福学派坚定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了纳粹主义起源的根基之一的理论,希望同盟国为德国工业国有化做好准备,但报告显示,他们也不是很确定何时推动工业化最合适。

  

诺伊曼在一份1944年的备忘录中说,法兰克福学派极力要求同盟国的团结,而这需要政府在战后联合力量,不仅要吸取英美的长处,也要借鉴苏联的社会结构和实践。诺伊曼建议多诺万,一个稳定的军事政府只能依赖于融合英美民主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改革理念。诺伊曼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仁都渴望能有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德国。这种估计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尤其是不久后西方和苏联之间出现了强烈分歧。随着对现状越来越失望,法兰克福学派很快察觉到,他们的左翼视野注定对于战后美国的政策和德国的重建几乎不产生影响。

  

秘密的情报分享

  

就在法兰克福学派在情报工作中的作用几乎快被遗忘时,美国政府于1990年解密了1940年代截获并由英美联合译解的苏联情报信息。一些情报内容显示,诺伊曼曾经以“Ruff”的密码代号活动,为苏联特工提供了不少美国政府的机密

  

诺伊曼终其一生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的作品既不表明同情苏联共产主义,也不代表他是1930到1940年代激进主义分子的同道。冷战期间,他明确表示反对苏联在东德的专政,由此促成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建立,以抵抗德国知识界的苏维埃化。他对苏联和德国军队之间可能单独媾和的忧虑,不亚于对西方和右翼精英之间可能暗中交好的忧虑,因此他在OSS的情报报告并未显示出对苏联共产主义有丝毫亲近。那么,为何诺伊曼会和苏联秘密分享机密档案呢?OSS报告指向了某种可能性。诺伊曼传给苏联的材料非常关注的是:战时联盟可能会过早地分裂,德国的反民主力量可能会巧妙地与西方周旋,以阻止德国在军事上的完全失败,并再次保留德国专制主义的支柱不受损害。“Ruff”分享了一个有关1944年在瑞士的会议的机密。那次秘会上,一名退休的德国将军告诉OSS官员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后来的CIA领导人),德国军队可能会推翻希特勒并清除占据西欧的德国军队,以此为一部分条件,希望同盟国允许德国继续进行反抗苏联的战争。苏联情报机关误将其归类为虚假情报。诺伊曼如此明显的提示就这样被苏联忽略了

  

从情报内容和诺伊曼在OSS的工作来看,显然,诺伊曼从事谍报活动并不是由于对苏联共产主义抱有天真幻想,而是因为他相信只有同盟国的团结和苏联参与到结束战争的进程中,才能挽救德国的民主并为德国的社会改革留下空间。当然,考虑到不久后斯大林的军队到处插足,诺伊曼的观点现在看来明显也误入歧途了。

  

学术和政治

  

今天,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和对经验主义的敌意联系在一起。大学校园里,法兰克福学派的爱好者主要出现在文学和文化研究等专业,而不是在经济、法律或政治科学等领域。的确,最杰出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社会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Adorno)和文化评论家本雅明(WalterBenjamin)都对讲求实际的研究兴趣寡然。但是,这些OSS报告的出版是对以神秘的诺伊曼及其OSS同仁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人忽略的一面的记录。这些缜密的、重视实践经验的实证调查恰恰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

  

他们在OSS的工作显示了政府决策者试图利用学术研究的前景和风险。法兰克福学派直面现实政治领域,被迫承担了那些自远于世、明哲保身的学院中人免于承担的风险。而对多诺万来说,雇佣一群外国的激进分子来从事兹事体大的美国情报工作,也着实是一场豪赌。



原载“文汇学人·思想人文(2013.07.29)”

编译/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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