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继华：意义在生命的幽深处——简评狄尔泰的《历史中的意义》

胡继华：意义在生命的幽深处——简评狄尔泰的《历史中的意义》
 一
狄尔泰（Wilhelm Dilthy, 1833-1911）这个名字对中国读者并不十分陌生。早在3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程衡就在他的一篇纪念歌德的文章中援引了狄尔泰的“生命同感说”来评论浮士德的“黑暗漫游”与“光明期待” 。40年代，宗白华的美学、李长之的文艺批评学说都明显地留下了狄尔泰影响的痕迹。在80年代以后，狄尔泰的一些论著被片断地翻译过来，编进了心理学、文学理论、历史哲学等资料集中。随着西方解释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以及成为当代“显学”，狄尔泰也就成了中国学人经常遭遇的一个鼎鼎大名了。
在他自己生活的时代，狄尔泰却不是一个有鼎鼎大名的人，他几乎像尼采一样充满了争议，其思想之被发现和产生广泛的影响都只是在他的身后。即使是在他的后学那里，人们对他的定位和评价也十分难以求取共识，有人说他是“生命哲学家”，有人说他以“历史理性批判”延续了康德的批判大业，有人说他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历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将他与尼采、柏格森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通过尝试“生命哲学”而开创了改塑欧洲世界观及其世界概念的历史进程，这一评价不能说不高。而哲学历史学家费迪南·费尔曼（Ferdinand Fellmann）则认为，狄尔泰的作品显得苍白、枯燥，他的思想中还隐含着一种“分裂的、充满矛盾的精神”，这一评价未免有失公正。但是，20世纪学界对狄尔泰思想的关注持续上升，在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思潮和精神事件中，几乎都可以瞥见狄尔泰思想的影子。其实，要想真正把握康德以后西方哲学从古典进入现代的内在逻辑，狄尔泰的思想倒真的是一个不可以轻易地跳越的环节。狄尔泰，这位被认为用自己的目光将世界分为“魔力”与“神力”的奇特思想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读读他的《历史中的意义》（艾彦、逸飞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至少可以对他的思想之某些重要侧面获得一些大致的了解。
二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历史中的意义》，包括狄尔泰的两个重要文本，一是阐述他的历史观念的《历史中的意义》，一是《哲学的本质》。对狄尔泰的著作进行此样安排，就清楚地体现着汉语编译者的意图，这就是暗示我们读者在“历史”与“哲学”的相互交融中来把握狄尔泰的基本思想，也就是说，把它理解为“历史哲学”。什么是“历史哲学”？当然不是将“历史”与“哲学”杂糅在一起。卡尔·洛维特（Karl Loewith, 1897-1973）指出，“历史哲学”应当是用来把握世界历史“终极意义”的解释原则，这一原则崛起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中，作为反天意神明、主人类意志、昌理性进步的近代精神之基本要素。但不幸的是，这个术语的真正含义却随着启蒙信念的衰微而渐渐被冲淡了。置身于后启蒙时代，见证着理性和进步信念走向衰落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是如何作为砥柱中流者之一守护着作为历史解释原则的“历史哲学”？他如何以“历史”为视野来观照“哲学”，又怎样在“哲学”境界中建构“历史”？他如何理解“意义”，以及如何来获取“历史中的意义”？
在狄尔泰那里，“历史”不是由过去的事件累积而起的一堆陈迹，而是一种由生命及其体验流动而成的活的精神视野。所以，“历史”是他探索一切主题，包括宗教、诗歌和哲学等等全部文化系统主题的基本视野，简单地说，是意义生成的场所。换句话说，历史是人自我理解的一个流动的境界。作为研究主体而对历史进行审视的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历史性存在”，就是说，对历史进行静观的人却无法真的“宁静”。在他的静观之中，广泛地吸纳社会系统复杂的互动过程于己之生命中。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在静观中抓取历史中的“灵魂”（Seel）。在《历史中的意义》之开篇，狄尔泰就写了两段重要的话：

我之所以对各种社会互动进行研究，是因为他的各种系统都贯穿于我的生命之中。这些系统都来源于我通过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体验到的、我通过其他人所理解到的同一种人类本性。（第1页）

……

综观整个历史，活生生的、主动的、具有创造性和回应能力的灵魂，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存在的。任何一种头等重要的文献都表达了这样一种灵魂。……（第2页）

像所有以追寻意义为精神志业的哲人一样，狄尔泰也渴望汇通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同时构造历史中的意义。在狄尔泰进行这种思考的时候，近代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确立起来，自然科学所描绘的机械世界观取得了话语统治权力。康德哲学的基本问题——“知识如何可能？”——在这一话语中看似已经解决，但事实上充其量也只解决了一半，即只解决了自然科学知识的可能性问题。能否用自然科学的典范来回答康德问题的另一半，即“精神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换言之，“历史中的意义”、“同一种人类本性”、“历史的灵魂”能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办法来获取？见证着启蒙信念之衰微、致力于建构“精神科学”的狄尔泰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洛克、休谟以至康德所建构的知识主体的“血管中没有真实的血液流淌”，只有作为思想活动的“被稀释的理性汁”，因而，这样的知识主体无法完成对“人的知识自身”以及“他所形成的生活和历史能力”的批判，也就是说他无法完成“历史理性批判”的使命。
要解决历史的“意义”问题，必须求返于人的精神，探入内在心性。因为，人的内心世界对生命的“体验”以及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上的对他人的“理解”，是通往意义世界的津梁。人首先是在历史中作为活的主体而存在，通过创造而构成历史世界的。人的精神在人的符号活动中展开了历史的境界。但问题在于，以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世界图景为基础确立的知识整全性之获得乃是以精神活力的丧失为代价的。精神活力的丧失，古代世界观所描述的那一生动活泼、灵性盎然的宇宙图景也就跟着暗淡。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世界里被解除的“神魅”、本雅明所眷恋的“灵韵”，都属于这过去的世界生动活泼灵韵盎然的精神景象。而“神魅”之被解除、“灵韵”之渐渐隐逝，必然会使“拯救精神”作为现代性工程中的一项重要的使命呈现在思想的事务中。作为精神科学的历史哲学的诞生，就是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精神危机的积极反应。正是为了拯救日益为自然科学范式所主宰的“精神知识”，延续现代性工程，德国哲学中涌动着一股建构人文科学体系来抑制自然科学话语霸权的思想潮流。狄尔泰的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精神科学”学说就属于这一强大的反科学霸权的潮流，而他关于“历史”的见解就是其“精神科学”学说的具体化。总的看来，生命哲学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哲学（从属于“精神科学”），就是对以精神活力渐渐暗淡为表征的现代性危机的积极策应。我们从狄尔泰的著作中每每读到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逃避、或者说挣脱自然科学话语霸权，从生命中去发现历史和文化的动因，在体验中抓取历史的意义。
三
如上所述，狄尔泰的思想是对于自然科学话语霸权的一种有力反拨，故在他看来，对生命的研究，具体说来，对人的研究就具有一种超越于自然科学的优先性。自然科学将一切有关人的问题、精神问题，如“世界之谜”和“生命之谜”，统统还原为自然，统归在实证主义式的自然化之中。与此不同，精神科学则认为人生活和创造着的世界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世界，一个无法进行实证主义式的自然化的精神世界。什么确定了这个世界的意义呢？狄尔泰说，只能是“人类主体的内心世界”。“人类主体的内心世界”与历史世界具有一种双向的复杂关联，一方面，历史世界的实在运动建构着“人类主体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人类主体的内心世界”赋予历史世界以意义系统的统一性。在狄尔泰缔造精神科学的时代，人们最习惯的是用自然实证的方式来了解“人类主体的内心世界”，其结果是在探究这一世界之起源的无限还原中将它肢解为心理经验的碎片。如果不是这样，这一主体内在世界就免不了要招来“先验迷妄”这一康德式的抨击。那么，既不想被自然实证所肢解，又不能落入“先验迷妄”，到底应该如何来规定作为“历史理性批判”对象的精神科学的任务呢？
狄尔泰在规定精神科学的任务时，特别强调“个体性关系”在系统创造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他用一个复杂的句子来描述历史理性批判的使命，其表述相当晦涩：

只有当人们能够对各种在创造这个系统的过程中一起发挥作用的个体性关系进行归类，并且表明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首先，在人们建构存在于这个受精神影响的世界之中的各种事件之历史进程的过程中，其次，在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的系统本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时候，他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黑体字是引者为表示强调而标出的，第3页）

让我们来分析这段陈述。第一，“只有……才能……”，整个句子是一个条件句。它规定的是完成“历史理性批判”即了解精神世界的必要条件：显示“个体性关系”在历史进程和世界系统中的作用。这里面隐含的判断是：在自然科学话语的主宰下，“个体性关系”在历史和世界中的作用是被忽略不计了。第二，在历史世界的创造中，“个体性关系”是活跃在每一个过程中的主体要素。“个体”生活于、并创造着历史世界，因而他是一切故事的主角，他的作用让世界从自然状态进入意义世界。但世界又不仅仅是个体表演的舞台，个体必须与他人结成“个体性关系”，而参与到历史的创造过程中。“个体”的生命活动构成了世界的事件性，使历史呈现为变化迁流的进程。“个体性关系”给予世界以系统性，使历史呈现为一种由多重生命体验交织起来的脉络。第三，在历史进程和系统中，“精神”的影响无处不在。就是在狄尔泰论述“历史理性批判”的文字中，“精神”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被一而再地强调：“精神”确定了世界系统的意义，“精神”影响了各种历史事件进而渗透于历史进程，“精神”通过“个体性关系”对世界历史的发展状况和系统图景起到了一种塑形作用。总之，把握“个体性关系”在历史系统的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是把握“精神”世界的关键。
而要实在地把握精神世界，完全追随历史进程的线性发展是远远无法胜任的。不错，狄尔泰强调生命、突出个体、重描发展的景象，但在他的论述中表现了一种对“系统脉络”的关注。按照他的看法，要接近历史中表现的“人类主体的内在世界”，必须进入历史的系统性，即把握“历史性的关联”（Zusammenhung）——本书的编译者将这个关键的词语翻译成“脉络”，不能不说是独具慧心。所谓“脉络”，是指历史系统中生命体验的有机联系方式。它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指多重生命体验复杂的结构关系，在这种结构关系中，个体生命交织成整体的网络，并通过这种整体网络从个体向文化、向共同体、向整个人类延伸（21页）；二是指每一个体的生命体验在时间中的变化迁流，没有一种生命模式不是处在短暂即逝的“现时”片刻，狄尔泰的比喻是——“我们的生命之船是在一条永远不断流淌的河流之上航行的”（46-47页）。所以，我们看到，历史的脉络将不断生息的过程性与系统关联的结构性统一起来，而呈现出一种有节奏的意义构成状态。我们在历史中把握意义，其实是在脉络中构成意义，这就是狄尔泰把握历史的哲学方法。他这样表述他的历史构成方法：

历史学家必须把一个个体的全部生命，当作它本身在某个时间与空间上所表现的那样来理解。正是这个由各种联系编织而成的整体性网络，从关注自己的生存的那些个体出发延伸到各种文化系统和共同体，并且延伸到整个人类，因而构成了社会和历史所具有的特征。这些个体和各种各样的共同体、各种各样的脉络一样，都是历史学合乎逻辑的主题。（黑体字是引者为表示强调而标出的，21页）

狄尔泰在20世纪初提出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后学那里已经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历史领域，而被发展为一种透视人类精神现象的哲学视野。胡塞尔在构想“严格科学的哲学”时，进一步把生命体验的变化迁流和生命体验的系统关联整合成“生成—结构”操作模式，作为把握“意义”的基本策略。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中，生命体验的变化迁流成为一种审美化的解释行为，同时生命体验的系统关联被发展为视野的融合，两者都是构成历史意义的方式。而且，我们还从各种各样的后现代思想中看到一种语境意识的回归，林林总总的文化研究都一致表现了对文化历史整体关联的重视。其实，这样一些思想倾向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精神科学学说，特别是根源于狄尔泰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学说中，不过，他的“脉络意识”已经被大大地发展和强化为一种历史解释原则。我们一般地把狄尔泰的哲学理解为“生命哲学”，这大致不错，但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这种生命哲学尤其突出了一种脉络意识，而这构成了他的生命哲学区别与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之显著特征。而他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志业的历史哲学及其表达的意义观，就比较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脉络意识。狄尔泰正是通过脉络和在脉络中把握个体生命、历史结构和文化体系的意义的，换言之，他是凭藉着脉络来接近人类精神世界的。
首先，个体生命被置放在时间之中，通过历史的脉络而获得了意义。一方面，狄尔泰关于历史的基本看法是，历史是一种社会性的精神实在，而具有文化意蕴。因而他明确地认为，作为精神科学的历史，是最接近生命的，因而充满了活跃的生命体验，像一道涌动的洪流，而不是远离生命、更不是放逐生命的黑暗阴沉的冷宫。这样，历史就是生命的历史。另一方面，狄尔泰关于生命的基本看法是，生命不是从历史进程和系统关联中被强行孤立出来的现象，而是参与历史进程而持久地创造着的活跃主体，因此，它总是在变化迁流之中，永远存在于系统关联中。这样，生命就是历史中的生命。个体生命，只有在系统关联中才获得他的价值。个体生命的体验，个体在宁静中对自己生命的观照、追思和纪念，以及形诸自传、传记的对体验的再现和理解，都只有在生命的脉络中才能显示出独特的价值。所以，狄尔泰一再强调指出，作为哲学出发点的“生命”乃是“历史的”、“脉络的”生命，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通过体验和理解所领会的，是作为把人类包含于其中的脉络而存在的生命。（10页）
以这样一种论断为基础，狄尔泰将“意义”概念引入历史哲学。他的“意义”是根据“脉络”来界定的，他写道：

只有当人们通过在生命之中发现的某种关系，把一个部分与它所从属的整体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部分对于整体来说才有意义；因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规定，部分对于整体来说应当具有某种意义。某种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无法解答的谜，就隐含在这种情况之中。（12页）

从结构的角度出发来看，所有这些个别系统都被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从这些组成部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来看，这个社会—历史世界的整体性脉络所具有的意义，就是从这种整体之中产生出来的；因此，人们关于未来设计出来的任何一种价值判断、任何一种意图，都必须完全以这种结构性脉络为基础。（25页）

所有这样的论述，在狄尔泰那里，都归结为一点，即意义存在于生命模式之中，生命模式存在于时间之中，历史显示出活生生的结构与环境的互动关联。这种脉络论意义观，后来汇如入了以另一种生命哲学——现象学——为基础的解释学，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阐发成一种积极的解释原则，被称为“解释的循环”。通过脉络并在脉络之中来把握个体生命体验，这就启发我们把“意义”理解为生命在脉络之中自我创造并通过体验来把握的意味。这种意义与具有强烈生存意志的主体及其欲望紧密关联，存在于生命境界的幽深处，即生命体验的源头处。
其次，历史被置放在脉络中，通过他人的互动而呈现意义。作为精神科学的历史哲学的目标，是力图在个体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建构普遍的意义。“互动”，是“个体性关系”所呈现的一种祈求与应答的流动脉络。狄尔泰认为，存在于历史整体关联中的生命、在人的体验和领悟中被构造出来的生命，是精神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它可以无限地扩展为整个精神领域，呈现为一种互动的社会历史图景。在规定“历史理性批判”的任务时，狄尔泰断定，主体与他人（“主我和汝的形式”，非常类似于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关系形式）之间的互相体验及其构成的“精神同一状态”，存在于一切共同体之主体中，存在于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中，甚至存在于精神历史和普遍世界历史的总体性中。而这种“精神同一性”统御着种种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在复杂的脉络中发生作用，构成了历史理解的基础（3页，30页和92页）。狄尔泰多处使用了“音乐”来比喻这种历史互动脉络，他说历史世界中的价值，都像一些“音符”，而精神世界的各种价值要素则像音符构成的音乐“总谱”，而在音符构成总谱中，每一个音符都与其他音符构成互动关系，这样的互动关系就是一曲精神生活的乐章（141页）。当我们根据整体的人类所具有的连续性来看待生命之时，当我们沿着个体生命的踪迹来把握历史的意义之时，当我们从生命持续不断的变化迁流和历史的整体关联来把握精神世界时，一个意义中心也就在互动中呈现出来，或者说被构造出来了。狄尔泰写道：

……[就]精神世界的任何一个单元都只有这样的结构系统的本性而言，才具有存在于自身的中心。任何一种文化系统、任何一种共同体都和个体一样，具有某种存在于自身内部的注意中心。在这种中心之中，有关实在的观念、评价过程、以及创造创造各种善的过程，都被联结成了一个整体。（黑体字是引者为表示强调而标出的，94页）

于是，被作为精神科学的目标来追求的“人类主体的内在世界”的共同性，历史意义的确定性，普遍历史的目的论，历史哲学的伦理意蕴，都通过脉络并在脉络中被建构起来。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意义中心”是生命在历史脉络中建构出来的一个精神境界而已，所以，“意义”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终极意义”，其本质主义的色彩已经被剥落了。所以，狄尔泰的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难以避开怀疑论的陷阱，也难逃相对主义的罪名，甚至可能被推向虚无主义而陷入思想的绝境。
最后，文化系统被置放在脉络中，通过互动无至境地创造意义。如上所述，意义在生命的变化迁流和历史的整体关联之中。生命的体验、生命的叙事到历史，历史到文化都被置放在脉络中，在一个无限创造和不断扩大着的互动精神世界中构成意义，这就是他对“历史中的意义”的根本看法。在具体地描述历史理解的各个阶段和互动精神世界时，狄尔泰把历史理解的脉络原则和发展原则追溯到了18世纪的思想史。照他的宏观历史叙述，是18世纪的历史学家相继引进了两个原则。一是“脉络原则”：历史学家从宏大的历史之流中提取了各种互动模式，进而将它们作为思想的主题，这些互动模式包括被分解了的法律里脉络、宗教脉络和诗歌脉络等等，这些被分解了的个别脉络又都被包容在更大的文化统一体之中，构成更大的脉络，而它们恰恰是文化体系形成的更广阔背景，和意义构成的更大场所。二是“发展原则”：历史学家将历史描述成一种由生命动力驱动着主体奋斗和创造的图景，这个互动精神世界由各种重大的事件以及生命感受力量、内在张力所构成，它之所以能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主体的欲望、目标、价值、善等等，甚至在于内在主体的权力意志。从“脉络原则”中引申出文化体系具有统一目标和终极意义的结论，而从“发展原则”中推导出文化体系具有个性、具有差异和丰富多样的论断。这后一种论断是18世纪以来历史学家、文化学家们越来越明确的信念，从赫尔德、维柯经过浪漫时代一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的历史哲学就特别是强调了文化体系的差异性。顺便指出，各种文化体系之精神世界的差异性的彰显，往往伴随着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高涨。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文化体系的差异性观念也确实能显示历史主义的基本取向，因为历史主义对于文化体系的基本看法在于，每一个民族的符号实践及其符号产品都体现着该民族的深度灵魂。我们在狄尔泰的下述断言中不难领会到这一点：

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各种共同经验、共同意图、共同记忆，都是具有真实性的东西。它们都是个体那些得到共同确定的意图的源泉。只有个体才能体验与那些已经实现的目标有关的满足、才能体验与共同经验有关的意识、才能体验得到各种共同的记忆支持和满足的意识……（126页）

在另一个地方，他把民族所具有的特殊共同体验称为“无法穷尽的共同深度”（122页）。一个民族的属员在生命体验中通过符号实践的活动脉络而分享这种“共同深度”，就是对文化体系的自我认同，其他民族的属员在更大的历史脉络中怀着同情的精神来理解这种独特的灵魂，就是对所谓“另类”文化体系的承认。“无法穷尽的共同深度”可以分享、可以理解，这就预示着千差万别的个体可以参与到文化脉络中，通过视野融合而领悟人类主体的内在精神。这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学说、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对人类文化之“终极意义”的一种许诺。但我们必须指出，这“终极意义”是一种未来的意义（ultimate meaning to come），它的出场被推延在创造性的符号实践和差异性的符号产品中，而且，仅仅靠同情、分享的消极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参与到文化脉络中本身就意味着“意义”的获得要经过努力、通过斗争，它绝不是静静地挂在枝头等待摇落的果实。
四
狄尔泰说的最多也得最透的，是所谓普遍历史脉络中的“人类精神的共同结构”。这说明，尽管后学把他的历史观说成是历史相对主义而横加指责，但历史的“终极意义”却是他心灵永久的寄系。他的历史哲学，就以确立一套把握世界历史普遍意义的原则为基本旨趣，因而，他的理论本色的品格却没有胡塞尔所谴责的那种相对主义的“迷误” 。他将历史哲学化而纳入精神科学脉络中，表现了他要全力来解决“生命之谜”和“历史之谜”的志向，而这两个“谜”是不能指望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方法来揭破的（164页）。真正的历史学家的使命是什么？在《历史中的意义》一书附录的《哲学的本质》之引言中，狄尔泰比较了三类历史学家：一类是将历史表现为某种进展，即为各种科学奠定越来越深刻的基础；二类是将历史表现为精神对自身不断进步的反思；三类是将历史表现为有关生命经验、生命价值知识的不断增长的过程（154页）。但通观他的论述可以见出，这三类历史都不是他心目中的历史。作为哲学化的历史，狄尔泰认为其首要的任务是从活生生的个体体验出发进入对他人的同情理解，参与到历史生成与结构的文化脉络中，去把握文化体系的灵魂。他把文化体系的灵魂称之为“客观精神”。
什么是“精神”？“精神”是人类主体的内在维度。在狄尔泰的话语脉络中，“精神”涵盖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生命体验中的情绪、思想、意志与欲望等等；人类主体内在的评价、判断、表达等活动；以及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实在的“物化客观精神”。不难看出，狄尔泰超越了物质与精神之二元对立，赋予精神以广泛的含义。“精神”的最后一方面内容是《历史中的意义》之第四章“对其他人的理解和客观精神”中着重阐述的思想，它构成了他的历史意义观的核心。我们扼要指出，从整体上说，所谓“客观精神”是在历史脉络中变化迁流和整体关联的“意蕴”、“意义”，它首先是个体生命所体验的、在现实中生成的、在符号中具体化的主体内在精神。可以从两方面说这样的精神是客观的：一方面，这种精神在历史脉络中呈现出某种可以辨别的共同结构，这种结构体现在共同体的世界观及其现实地表达的生命情调中，因此而具有了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以符号实践所创造的文物、典章、制度、文字和言语为媒介，呈现在历史脉络中变幻生灭的伟大“灵魂意象”，表现出某一共同体的生命体验之独特个性（5页）。总之，如狄尔泰所说，客观精神和个体力量共同决定了历史的意义世界（67页）。
如何把握“客观精神”呢？狄尔泰说，那就要返回到意义世界的源头处，深深地沉入到生命体验的激流，参与到他人的世界，通过同情的理解进入历史的脉络中，再上升到文化体系的意义世界。但狄尔泰最精彩的说法是“体验说”。他说：

生命和有关生命的经验，都是有关理解这个社会—历史世界的、亘古长青和不断流动的源泉；如果从生命出发，那么，理解过程就可以洞察生命那些是永远崭新的深度。（24页）

从对生命的解释出发走向这个[意义]世界的唯一一条道路，仅仅存在于体验、理解过程和历史性的领悟之中。（150页）

就是在这一语境中，狄尔泰强化了他的“意义”信念。他坚信两点：第一，就像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字母都有意义一样，生命和历史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具有意义（150页）。第二，通过体验存在于生命和历史的各种联系（即“脉络”），可以把握意义。但是，这些诗意的精彩说法却难免要受到不确定性和非理性结果的困扰，因为，纯粹的生命体验毕竟太朦胧、空灵和玄远，要通过体验来把握意义，或者说，返回到已经衰败或化为典章制度之零星碎片的伟大灵魂意象中，恐怕只能获取相当有限的历史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关于人应该如何把握“客观精神”，如何建构意义世界，狄尔泰的体验说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指引了一个“以生命体验生命”、“以整个心灵来把握意义世界”的方向。要真正贯彻这种意义建构方案，还有待20世纪解释学的崛起。
但我们毕竟应该明确地说，狄尔泰的历史哲学在反自然科学霸权的潮流中诞生，提出了他对生命、对历史、对文化的理解，尤其是将“意义”看作是人类主体在历史复杂脉络中构造的产物。这是他的历史哲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说道地一点，他把“意义”置放在历史文化的脉络中，暗示着意义存在于生命境界的幽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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