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琶视点||马正义：南非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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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其根源

马正义

[内容提要]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转型社会的兴起是当今世界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以追求社会公正、推动黑人彻底经济解放为宗旨的经济自由斗士党在南非异军突起，不仅引发了主流政党的民粹主义化，也加剧了南非政治的极化。经济自由斗士党兴起的根源体现在选民需求和民粹主义供给两个维度。从前者来看，种族隔离的遗产仍未完全消除，社会分裂依旧严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欠佳的执政表现诱发民众抱怨，激活了反精英、反建制的需求；从后者来看，经济自由斗士党煽动性的政治话语和政策主张迎合了民众需求，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对转型社会而言，只有在经济社会领域实现第二次转型，推动经济发展，增进社会公平，才能消除左翼激进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社会土壤。

[关键词]  南非  经济自由斗士党  左翼民粹主义政党

新南非成立20多年以来，贫富差距依旧明显，社会不公仍然严重。2013年，以追求社会公正、推动黑人彻底经济解放为宗旨的左翼民粹主义政——经济自由斗士党（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强势兴起，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仅次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和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DA）的第三大党，是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不可忽视的一股激进政治力量。

经济自由斗士党在南非的兴起与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肆虐紧密相关，是民粹主义浪潮在非洲的缩影与写照。与强调身份政治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同，经济自由斗士党主要关注南非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它的异军突起极大地冲击了南非传统的政治格局，成为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政治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对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分析有助于在理论上揭示南非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源，洞察南非政党政治变迁的逻辑，对转型国家的社会治理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以公正的名义"：

经济自由斗士党在南非的异军突起

经济自由斗士党成立于2013年，未有清晰明确的意识形态，在其建党宣言中，它视自己为“一个马列主义法农式（Manist一Leninist and Fanonlan ）的政治组织，吸纳诸多意识形态思想，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为使命” 。经济自由斗士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南非底层黑人，尤其是那些在经济发展中被边缘化的年轻人。它倡导财富重新分配，关注社会公正，旨在实现黑人彻底的经济解放。

经济自由斗士党的领导人是朱利叶斯· 马勒马(Julius Malema)，原为南非非国大青年联盟（ANC Youth League)的领袖。马勒马曾是非国大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的忠实支持者。为表达对祖马的效忠，他多次表示，“我们愿意为祖马而死”，“我们已经准备好武器，随时为祖马而战”，引起舆论哗然。2006年祖马强奸丑闻爆发后，马勒马极力为祖马的清白辩护。马勒马曾多次在公共场合演唱非国大民族解放时期含有“杀死布尔人”字句的革命歌曲，甚至扬言要推翻邻国博茨瓦纳的现任政府。马勒马的过激言论和出格行为不仅招致了公众的批评，也让执政党非国大极为难堪。在祖马和非国大纪律部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2012年担任非国大青年联盟主席的马勒马被非国大开除。

作为非国大下属组织的前任领导人，马勒马继承了非国大尤其是其青年联盟的思想主张，而这一思想主张的核心便是南非黑人反种族隔离的斗争纲领——《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不过，经济自由斗士党认为，“自1994年以来，非国大已经背叛了《自由宪章》的基本原则”。尽管种族隔离的制度形式已在 20多前年被摧毁，但是直至今天，非国大还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落实《自由宪章》中有关人民分享财富和土地属于人民的目标。马勒马明确指出，对黑人而言，“南非1994年终结种族隔离的转型只是为他们赢得了政治自由，通过努力斗争实现经济自由是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要求”。当然，马勒马所谓的经济自由并非仅仅是经济财富的增加，而是“必须对南非当下的经济所有权进行一个颠覆性的变革”，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清除白人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手段则是土地的无偿征收和白人资产的国有化。

自2013年成立以来，经济自由斗士党总共经历了两次全国大选和一次地方选举，每次选举都有不俗的表现。2014年，它首次参与南非大选，最终贏得了6.35％的投票和25个议会席位，“虽然与其获得50％选票的预期目标相差很多，但是对一个成立不到一年、首次参加大选的政党而言，这样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在2016年的地方选举中，经济自由斗士党赢得了8.19％的选票，相较于2014年大选，其得票率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2019年大选是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的第六次大选，共有 48个政党参与。第二次参加大选的经济自由斗士党表现最为耀眼，最终赢得了10.7％的选票和44个议席，一跃成为仅次于非国大和民主联盟的议会第三大党，也成为林波波省（Limpopo）、西北省（North west）和姆普马兰加省（Mpumalanga）三省议会的官方反对党。

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异军突起给南非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首先，重塑了南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在黑人政治阵营，非国大属于社会民主派，居于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位置，其左边是以南非共产党（以下简称南非共）和南非工会大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右边是以非洲黑人传统保守派为首的右翼力量。在过去，黑人政治中的左右翼民粹主义能够在非国大领导的政治阵营中互为补充，彼此共存。由于南非共和南非工会大会等左翼力量的存在，左翼民粹主义很少能在南非政治中抬头。但是，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兴起使非国大左边出现了一个民粹主义左翼政党，改变了南非政党意识形态分布的光谱。其次，引发了南非主流政党的民粹主义化。经济自由斗士党有关土地无偿征收和白人资产国有化的激进立场给执政党非国大带来了极大压力。为了在选举中守住阵地，防止选票的流失，非国大不得不向民粹主义政党的激进话语和民粹主义政策靠拢，走向民粹主义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再次，加剧南非政治的极化和分裂。对那些依然掌握南非经济命脉的少数白人而言，经济自由斗士党有关土地无偿征收和重要资产国有化的主张在白人有产者中引起了巨大恐慌，不仅招致民主联盟的指责，也引发了白人极右势力——新自由阵线党（Freedom Front Plus）——的兴起为守卫自己的家园，白人极右势力扬言要发动一场自我保卫战，致使南非政治冲突与分裂风险不断升级。

二、南非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

经济自由斗士党兴起的需求维度

经济自由斗士党在南非的兴起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一方面，协商式政治转型模式并未带来黑人彻底的经济解放，种族隔离的制度遗产成为社会不公加剧的历史根源；另一方面，执政党无法有效应对社会治理危机，导致民众普遍抱怨和不满，诱发了强烈的反精英、反建制需求。

（一）种族隔离的遗产：民粹主义需求的历史根源

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是一个高度分裂和严重不公的国家。少数白人垄断国家权力，对黑人实行全面的种族压迫，造成了黑人与白人之间根深蒂固的敌视情绪和仇恨心态。1990 年代，经过曲折的谈判与协商，黑白双方最终走向种族和解，确立了多种族民主体制。对广大南非黑人而言，1994年新南非的成立意味着，他们终于摆脱种族主义统治，与白人一样拥有了平等的权利，在政治上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

不过，南非的平稳转型是白人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与黑人民族解放力量中的温和派谈判和妥协的结果，通常被称为协议式转型（pact transition）或谈判式转型（negotiated transition)。在谈判式转型的模式下，南非黑人政治权力的获得是以不改变白人原有的经济地位为条件的。虽然种族隔离在法律和制度的意义上已经不复存在，但白人在经济领域的支配和主导地位却因为1996年南非宪法中有关私有财产的相关规定得到了维持。南非1996 年宪法第2章第25条第1款明确规定：“除非依据普遍适用的法律，没有人可以被剥夺财产，也没有法律允许任意剥夺财产。”这就意味着，在新南非，少数白人依旧掌握着经济命脉，多数黑人在经济领域仍旧处于依附性地位。

新南非成立20多年来，尽管新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黑人的经济地位有很大改善，但种族隔离的遗产与痕迹依旧非常明显。比如，在土地占有方面，在新南非成立的1994年，白人拥有南非土地的80％，其中5万白人农民占有了全部农耕用地的85％。在1994年至2010年的16年间，南非政府仅完成了3.7％的土地重新分配。截至2017年，白人所拥有的农业用地面积依旧占到全部农业用地的72％，而黑人的占比仅为4％。再比如，在财富占有方面，据统计，截至2011年，占南非人口80％的黑人所拥有的私人资产为36亿兰特，而仅占南非9％的白人所拥有的私人资产为104亿。在约堡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中，黑人所持有的市值仅为27％。南非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中67％为白人，而黑人仅占14.3％。毋庸置疑，新南非成立20多年来，种族隔离的经济遗产仍在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如南非前总统祖马所讲：“很大程度上，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变化。”

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终结以及南非黑人平等政治地位的获得令人欢欣鼓舞。但是，南非转型的任务并未随着政治上多种族民主的确立而结束。事实上，在经济社会领域，种族隔离的遗毒能否得以彻底清除，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南非能否在经济领域实现更大程度的物质平等”。如果这样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那些曾遭受白人残酷经济剥夺的黑人民众便会对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改变其处境的政治力量充满期待，从而为黑人激进民粹主义政党一一经济自由斗士党一一一的崛起提供社会土壤。

（二）非国大治国理政的困境：民粹主义需求的现实驱动

新南非成立后，非国大以和解、稳定与发展为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改革，增进社会公平。然而，南非历史背景独特，社会现实复杂。执政党欠佳的执政表现引发了民众的抱怨和不满，激发了强烈的反精英、反建制需求。

1 .政治层面，非国大与选民之间的鸿沟与隔阂不断扩大，引发了民众抱怨

由于非国大在南非政治中的特殊地位，自 1994年首次多种族选举以来，其连续六次赢得大选，连续执政长达25年。在“主导型政党体制"（The Dominant一Party System）下，其他政党根本无法撼动非国大的执政地位，国民议会也难以对政府权力的运作展开有效监督。非国大“一党独大"的执政局面带来了两个负面影响。首先，在执政权力无法得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非国大深陷庇护主义与官员腐败的泥潭。从警察总监杰基·塞莱比（Jackie selebi）与毒贩之间的勾结，到前总统祖马的一系列丑闻事件，腐败问题严重地冲击了非国大的公信力和执政根基。其次，权力监督的缺失导致政府治理的回应性不断下降。长期稳固的执政地位致使非国大部分成员仅将公权力视作财富积累和政治晋升的工具，不仅“严重破坏政府的廉洁公正，也导致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难以向普通民众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 。2012年，南非西北省马里卡纳（Marikana)矿区血案便是政府忽视民众诉求酿成的惨剧，最终导致数十名工人死于警察的枪口之下，成为种族隔离结束以来南非最为严重的血腥事件，也成为非国大在治国理政上最严重的败笔。即便如此，南非前总统祖马依旧多次宣称：“非国大将一直执政，直到基督耶穌的复活。”由此可见，非国大“一党独大"带来的权力任性致使失落民众与权力精英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社会抱怨此起彼伏，这些为反建制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铺垫。

2．经济社会层面，非国大执政成效不佳，民众转向支持激进民粹主义政党

南非曾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2008年受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出现短暂衰退后，于2012逐渐开始复苏，但近些年却再度陷人低迷与停滞。2017年南非的经济增速为1.3％，2018年降低至0.8％。2014年以来，南非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几乎为零。受非国大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被称为南非经济社会三重挑战 (triple challenges)的失业、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据南非官方统计，在2開8年至 2018年的10年间，其失业率从21.5％增长到了28.0％。截至2018年，南非全国共有620 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其中失业时间超过一年以上的有430万人。在长期失业人口中，2/3都为年轻人（15一34岁）。为改变边缘处境，部分年轻人“决定亲自行动，推动真实可见的经济转型，实现经济自由，争取公平的经济发展机会”。失业率的高居不下加剧了南非的贫困问题。尽管政府已采取种种措施，但贫困形势依然严峻。根据南非贫困趋势发展报告的数据，南非贫困人口在20％年到2011年间有所下降，但在2015年再次增加。贫困人口的比例从2011年的53.2％上升到了2015年的 55.5％。换言之，南非的贫困人口从2011年的2730万人增加到了2015年的3400万人，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都处于贫困之中。高失业率和高度贫困又加剧了南非社会的不平等。在新南非成立的20多年里，不平等现象并未得到有效的缓解。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南非在1996 年的基尼系数为0.61，在2015年上升到0.63。南非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掌握着整个国家 71％的财富，而底层60％的人口仅仅拥有7％的社会财富。而且，由于社会阶层固化严重，不平等的代际传递非常严重和面对日益加剧的失业、贫困和不平等问题，非国大应对措施不力，改革进程缓慢。在失望愤怒之际，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得不忍痛割爱，抛弃非国大，转而支持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经济自由斗士党。

三、民粹主义风格与激进主张：

经济自山斗士党兴起的供给维度

从供给维度看，经济自由斗士党通过煽动性的政治风格和激进的政策主张极力迎合民众诉求，为民粹主义情绪提供相应的宣泄渠道，贏得了选民的支持。

（一）通过建构“人民”的“敌人”，确立民众与精英的二元对立

在马勒马看来，继续对黑人底层民众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既包括1994年以来并未放弃经济特权的白人资本阶层，也包括那些通过协商式转型出卖了底层利益的黑人执政精英”。马勒马曾公开表示，经济自由斗士党的目标就是要打破白人通过扭曲手段所得到的特权，并从白人那里分享更多的国家财富。他说：“白人们，我们要坐在餐桌前跟你们一起用餐，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你们的桌子砸烂。”马勒马煽动性的话语表达了普通民众的内心愿望，赢得了民众共鸣。正如黑人服务员塔皮罗·科比赞尼（Thapelo Thobejane）所言：“我们拥有一样的技能，做着同样的工作，但是白人就比黑人赚得多。马勒马并不害怕提及这些事情，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理解我们日常艰辛的政治家。”

除了对少数白人的批评和指控，马勒马认为，执政党非国大早已沦落为一个腐败无能的群体，忘记了其历史使命和选举承诺。那些在非国大庇护支持下崛起的黑人精英也早已与黑人底层民众渐行渐远。马勒马还非常善于利用社会危机事件诋毁、污蔑非国大，借机捞取民众支持和政治资本。2012年，南非西北省马里卡纳矿区爆发血案，令社会震惊。一年后，经济自由斗士党的成立仪式在此举行。马勒马的用意很清楚，他想向南非人民表明：“非国大已向资本家出卖了工人，它并不能保护其民意基础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即矿业工人。”通过将民粹主义话语与种族对峙和阶级分化相勾连，马勒马不仅建构了“人民”的主体，也定位了“人民"的敌人的范围。在建构民众与精英二元对立的同时，经济自由斗士党将自己塑造成了“人民"的“真实"代表，以反精英和反建制的姿态，代表“人民"对“人民"的“敌人"展开猛烈攻击与鞭挞。

（二）通过自我形象的再造和对传统政治规则的挑衅，吸引眼球，赢取支持

民粹主义政党“都有自身独特的能够创造并影响政治关系的表演手法和借喻”。利用服饰和佩饰的不同表达反建制的诉求是民粹主义政党的惯常做法之一。经济自由斗士党的成员经常身穿红色工装，头戴安全帽，成为南非政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成为该党亮眼的身份标识。对于这种服饰风格的含义，经济自由斗士党议员赫伦吉维·马克森（Hiengiwe Maxon）解释道：“我们是在努力告诉人民，我们是经济自由斗士党，我们是为了工人和穷人来这儿（议会）的。我们想表达的信息是，议会是人民的议会，不是精英的议会。当那些普通工人看到我们这样穿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也有自己的代表。”红色工装与安全帽不仅表明“他们将和工人紧密团结在一起”，也表明他们试图与那些腐败精英保持距离。

针对外界对经济自由斗士党服饰风格的质疑，马勒马给予了坚决的回应：“对你们而言，白人的服饰风格才是合适的。对你们而言，欧洲人的穿衣风格才是合适的。我们不是白人，我们不会去穿那些衣服。我们是工人，我们就穿这些衣服，而且也不会感觉有任何不妥。”除服饰风格外，通过对传统政治规则的蔑视与挑战来表达反精英和反建制的立场，也是经济自由斗士党表演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Independent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TEC）的规定，所有首次参加选举的政党都必须缴纳一定的押金，2014年的相关规定是，全国大选时为20万兰特，地方选举时每个省为4.5万兰特。对于这样的规定，经济自由斗士党向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表达了强烈不满与抗议。它认为，这样的规定对小党不合理，实际上等于将穷人从民主选举中排挤了出去，甚至有违宪的嫌疑。虽然它对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的挑战以失败告终，但它以穷人名义发起的抗议再次博得了底层民众的广泛关注与同情。

（三）提出土地无偿征收和资产国有化的激进主张，极力迎合民众诉求

经济自由斗士党在建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其目标是推动南非黑人实现经济的彻底解放。马勒马认为，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种族隔离遗留下来的土地与财富分配问题。他强调：“我们不能再在土地问题上拖延了，也不能在工作问题上拖延了。现在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让别人告诉我们，2030年我们才能解决土地问题。”在具体手段上，他提出了土地无偿征收的激进主张。不过，依据南非宪法目前的规定，政府仅在“出于公共用途或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才可征收土地。为了加快土地无偿征收的进程，经济自由斗士党提出，应对南非宪法作出必要的修改，使政府在土地无偿征收中拥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更大的决策自主权。

马勒马在竞选造势中对其支持者承诺：“土地即将回到人民的手中。我们准备修改南非宪法第25条，以实现土地无偿征收的目标。我们将成立人民土地会员会'来帮助那些需要土地建造房屋居住或者从事经济生产的民众解决问题。我们将确保女性和年轻人至少拥有50％的土地，同时，取消外国人对南非土地的所有权。”他甚至告诉支持者：“你们应该非法占有土地，而且不用道歉，因为白人根本没资格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煽动性的动员口号对底层黑人民众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同时也给执政党非国大带来极大的压力，“迫使总统和政府不得不加快土地改革的进度”。非国大很清楚，新南非成立以来，在解决黑白种族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上，其倡导的法律手段与市场机制并未带来预期效果。2015年，在非国大建党103周年的庆典上，时任南非总统祖马承认，以市场为导向的“愿买愿卖”政策虽然实施已久，但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对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土地无偿征收的激进主张，非国大并不反对，而是采取了适应与合作的姿态。2018年，经济自由斗士党向南非议会提交了修改宪法以展开土地无偿征收的议案。在非国大的支持下，议会两院批准了该项议案，并交由议会专门成立的修宪委员会予以处理。目前，宪法修改草案仍在征求意见中，原计划 2020年3月完成的修宪过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将有所延迟。

除土地无偿征收外，经济自由斗士党还提出，要在银行、矿业和医疗保险等领域实现国有化，以扫除白人垄断资本对黑人底层民众的剥削和排斥，切断公权力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勾结。2018年，经济自由斗士党向议会提交了南非中央银行（储备银行）国有化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国家将成为该银行股份的唯一持有人，而且由财政部长来任命董事会的董事。该议案遭到了白人政党民主联盟的强烈反对，但却得到了非国大秘书长埃斯·马加舒勒（Ace Magashule)和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等多方政治力量的支持。该议案最终能否得到议会支持还不得而知，但是在通过激进手段回应民众怨愤方面，经济自由斗士党又往前迈了一大步，其民意基础和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

四、结语

经济自由斗士党在南非的异军突起“成功地捕获了公众的想象力，也在直观上改变了南非的政治格局”。它使执政党非国大的左边出现了一个激进左翼政党，改变了黑人内部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光谱，其激进的民粹主义政策给执政党带来了极大压力，致使非国大的民粹主义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兴起也引发了白人极右势力的强烈反弹，加剧了南非政治的极化和分裂。经济自由斗士党在南非的兴起与也界范围内反精英、反建制的民粹主义运动一脉相承。它的崛起“反映了南非自1994年持续存在的结构性不公，也反映了民众（尤其是南非的年轻人）希望在建制派政党之外探寻替代性选择的愿望”。

经济自由斗士党在南非的兴起是选民需求与民粹主义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南非不改变白人经济地位的协商式政治转型并未带来黑人在经济领域的彻底解放。种族隔离的遗产仍未完全消除，社会分裂依旧严重。面临社会治理困境，执政党非国大应对不力，改革进展缓慢，引发了民众的抱怨和不满，诱发了强烈的反精英、反建制需求。经济自由斗士党煽动性的政治风格以及激进的政策主张迎合了民众需求，为民粹主义情绪提供了宣泄渠道，贏得了选民的支持。

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兴起对转型国家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对转型社会而，虽然政治转型的完成有助于改善民众的政治地位，增进政治平等，但是它却未能有效缓解这些社会长期存在的经济不公和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导致的统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日益加剧的对立。转型国家只有在经济社会领域实现二次转型，推动经济发展，增进社会公平，带来有效的国家治理，才能消除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社会土壤与政治空间。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 第5期

项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非洲少数国家政治衰败现象及其影响研究”(19BZZ024)

作者：马正义（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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