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琶视点||谢治菊：大数据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构的逻辑与进路

  现代大学教育之发展，瞬息万变。而社会国家及宇宙太空事物，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故培育人才，如何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如何以改进社会之事业，以达到社会福利之最高标准，大学教育之责任重大也——陈炳权（广州大学创校校长）

空间再生产：大数据驱动异地

扶贫搬迁社区重构的逻辑与进路

谢治菊  许文朔

易地扶贫搬迁的脱贫逻辑在于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空间，搬离生态脆弱地区，进而实现脱贫致富，即脱离空间贫困陷阱。根据空间贫困陷阱理论，重要地理资本如气候、交通、地形等的相对不足会对农户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制约，从而形成持续贫困。不过，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涉及的“空间”不仅仅是地理空间，还应包括社会空间、生计空间和服务空间。据调研显示，目前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面临着生计空间不足、服务空间压缩、心理空间断裂等困境，而 T 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管理大数据平台的建立，为有效缓解这些问题提供了保障。该平台利用其数据庞大、信息对称、追踪及时等优势，实现了社区就业帮扶的精准化、服务供给的精细化和心理服务的科学化，使社区的空间得以再生产。由于大数据在易地扶贫搬迁领域的应用在国内尚属首次，因此，当从空间再生产的角度探讨大数据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构的逻辑与进路时，应更多从本土化的视角来思考空间再生产的困境、再生产空间的属性以及各再生产空间的协同问题。

就某种程度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对空间的改造利用以及空间意义进行建构的历史。这一认识在曾经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打破了历史学家沉湎于时间忽视空间的研究模式，尽管这一打破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姗姗来迟，但让人欣喜的是，21 世纪以数据为核心的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大大延伸了人类的空间概念。借助马克斯· H.布瓦索的划分，数据技术延伸的空间概念，可以从认知空间、文化空间与效用空间的角度来思考。如果将这些思考与生活空间、空间正义联系起来，大数据形成的网络空间及其对其他空间的改造与重塑就显现出来。将这一理念映射到易地扶贫搬迁领域，利用大数据手段来对搬迁社区进行空间再生产，实现社区生活重构，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何为易地扶贫搬迁？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在 2015 年 11 月联合出台了《“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明确要用 5 年时间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 一方人”地方的 1，000 余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搬迁，让全国人民一同步入全面小康社会。方案出台后，各省纷纷制订并落实“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计划，成效显著，截至 2020 年 3 月，已完成 960 万贫困人口的搬迁。上千万人的动迁，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复杂浩大工程，仅做到“搬得出”还远远不够，搬出后的“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才是根本。因此，在即将全面到来的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当务之急是构建针对搬迁移民的长效减贫机制。一般而言，长效减贫的路径有技术路径和制度路径，前者强调资源优化，后者着重顶层设计。由于技术能为顶层设计提供精准化的信息与精细化的服务，所以在资源短缺、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技术路径更为有效。大数据是新时代简单实用、常规有效的技术路径，用其来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不仅能提高治理的精准性与针对性，还能增强治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因此，本文从空间再生产的角度，对大数据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构的逻辑与进路进行系统分析。

一、空间贫困：

大数据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构的缘起

作为与时间意义并驾齐驱的权力产物，空间规划意味着权力对空间资源的配置，一旦失衡，此种配置就会沦为权力占有、挪用和争夺空间的嫌隙，由此必将引发一部分人的空间贫困。空间贫困是 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学者对贫困成因的解释，认为贫困之所以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过低的地理资本是根源，因此对贫困的空间分布、地理因素、区域测算和地图绘制等进行了研究。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是雅兰和瑞福林所提出的地理因素对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影响的空间贫困陷阱理论的重要延 伸。可以说，空间贫困是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需要依靠大数据来治理的主要原因。

2020 年 1 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两次提到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强调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力度。2020 年 5 月，四川凉山州“悬崖村”8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集中搬 迁，再次践行了党中央对脱贫事业“一个都不能少” 的郑重承诺。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经取得了 较大成效，“搬得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如何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半篇文章”，确保贫困群众“稳得住”，是让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开启安居乐业新生活的关键所在。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过程复杂、关联甚广的一系列政策实践，学界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也正在逐步深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梳理与政策分析研究；第二阶段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相关管理与移民稳定性研究；第三阶段则更多为经验分析，即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活状态、社会适应进行研究，并对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后续发展进行讨论。探讨移民生活以及易地扶贫搬迁经验，需要对易地扶贫搬迁管理以及移民稳定性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保证移民稳定性，需确保移民“稳得住”，这涉及他们的社会融入情况、可持续生计状况以及社区服务供给等。

易地扶贫搬迁的目的是通过贫困人口的易地搬迁打破“贫困—环境恶化—再贫困”的恶性循环，实现搬迁群众脱贫致富和迁出地生态环境改善的双重目标，但离开生养之地，移民的生活生计将面临颠覆性的变化，社会融入难、生计持续难等问题也接踵而至，具体表现在：一是社会融入问题。社会融入是个体为减少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不断融入当地环境，进而产生社区认同的过程。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稳定构建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持续的合作、共同的价值观和集体意识。新环境下搬迁移民相对陌生，与原居住人口存在一定的价值观差别，这些因素不利于社区社会氛围的构建。移民是否能够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对移民群体是否“稳得住”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水平不高，尤其是心理适应、行为适应、文化适应会面临较大的困难，进而影响他们的社区融入，阻碍他们对搬入社区的认同与归属感；另一方面，提高社会融入程度能够提高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定居的意愿。如果移民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就会影响他们在迁入地的居住意愿，也难以让移民“稳得住”。近些年，学界较多关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状况的研究，关注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较少，仅可从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中推导出邻里互助不够、身份认同不足是移民融入当地生活的阻碍。二是可持续生计问题。尽管有实证研究显示搬迁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得以降低， 但受搬迁后续发展政策体系缺乏、就业推荐与就业意愿有偏差、就业培训针对性不强、社会服务供给不足的影响，以及移民原有经济空间流失、社会空间断裂、制度空间改变的制约，移民的生计水平整体需要提升，其典型表现是“生计资源减少、生计能力下降、生计融入困难”。三是社区服务供给问题。受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贫困人口多、老弱病残多、村庄来源多等特殊情况的影响，社区服务供给精准化、多元化、个性化、差异化的诉求十分明显，但常规化配备的工作人员、拨付的工作经费和设置的组织机构等完全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因此，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面临服务资源与居民结构不匹配、服务方式与居民诉求不匹配等问题，即服务的精细化、个性化与差异化不够。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存在的上述问题，与政策实施方案、后续管理体系等相关，更是搬迁前后空间依然贫困的产物。作为解决区域性、整体性贫困的一大举措，易地扶贫搬迁的脱贫逻辑在于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空间，搬离生态脆弱地区，进而实现脱贫致富。马振邦等人认为，重要的地理资本如气候、交通、地形等是不易改变的，它们的相对不足会对农户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制约，从而形成空间贫困陷阱，但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涉及的“空间”不仅仅是地理空间，还应包括社会空间、生计空间和服务空间。这 一点，继 1996 年张茂林开创性地研究贫困生态空间后，Burkew and Jaynet 从经济、社会、环境等三个角度界定了贫困的空间，刘小鹏等人研究了中国的贫困地理，渠鲲飞和左停从自然、社会和生计空间的角度，提出了协同路径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空间的重塑。从地理空间向社会空间、从自然空间向生计空间研究的转移，说明贫困空间理论的内涵正在扩大，正在由一维向多维转变，这给本文从空间再生产的角度探讨易地扶贫搬迁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具体在于：一是根据目前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将探讨的空间拓展为心理空间、生计空间和服务空间；二是由于三大空间与社会、经济和管理等三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关乎政府与社区、社区之间、社区内部的协同问题，因此，需要运用新兴技术与手段来实现三大空间的协同治理，而大数据就是这样的技术与手段。

大数据是多元信息、多种来源聚集而成的庞大信息资产。在扶贫领域，大数据是实现贫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监管、精准评估”的核心工具，已被众多学者关注探讨。例如，汪磊等人认为，大数据与精准扶贫具有较强的耦合性，减少了行政主导下扶贫信息的不对称，提升了扶贫驱动的精准性。陈冠宇和张劲松指出，数据、精准、扶贫等三者在扶贫治理中相辅相成，亦是第三方评估的科学基础。可见，“精准”二字是大数据作用于扶贫领域的关键机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精准扶贫的五大工程之 一，将大数据应用于此领域，也会产生“精准”的效果。而且，除了“精准”二字，大数据对空间重塑的意义也比较明显：一方面，可利用大数据创新社区管理方式，建构邻里交往公约，实现社区邻里空间的重构；另一方面，大数据在城市信息化、城市空间治理中的应用也比较广泛，可以从更加理性和宏观的视角，对城市空间功能优化提供保障。虽然这样的空间优化与重塑的思路、框架和方法值得借鉴，但缺乏对易地扶贫搬迁领域的关注，缺少实证调查资料的佐证，鲜有对服务空间、心理空间和生计空间的关怀，故而让本文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2018 年 8 月，G 省 T 县在全国率先将大数据应用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管理，创建了大数据后续管理平台，并于 2019 年 5 月在该省的数博会上隆重亮相。为深入了解该平台对移民社区后续管理的影响，探讨其运行逻辑和优化路径，2019 年 5 月，课题组一行 10 余人到 T 县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证调查。T 县位于 G 省北部，全县辖 23 个乡镇 2 个街道，共有 224 个行政村（社区）74.22 万人，其中农业户籍人口 64.4 万人，是典型的农业大县。2014 年，全县贫困人口 17，503 户 61，491 人，其中，易地扶贫搬迁 4，993 户 20，366 人，2019 年 6 月已完成了所有的搬迁任务，其搬迁经验在 G 省极具典型性。我们的调研方式主要是深度访谈、集体座谈和参与式观察。在此期间，与县扶贫办及其相关部门进行了 3 场座谈；与县主管部门、相关职能部门、乡镇（街道）负责人、 村（社区）干部、贫困户（社区移民）、扶贫工厂人员 等 6 类对象共 24 组 30 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了其大数据管理平台的运行情况及数据处理过程。本研究拟以实证调研的材料为依据，对大数据通过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构而实现的空间再生产进行系统分析。

二、空间萎缩：

大数据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构的契机

易地扶贫搬迁是行政主导型的空间迁移，是区别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过渡型”社区，是以带领移民脱贫致富为主的“第三社区”，因此需要实现生计转型、关系重构与服务重建。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易地扶贫搬迁是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分散搬迁、集中安置，这就意味着移民来源的异质性与分散化、结构的零散性与薄弱化、诉求的复杂性与多元化，以致移民居住不稳定、社区共同体缺乏、治理结构不完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社区空间的萎缩，具体表现在生计空间不足、服务空间压缩和心理空间断裂等方面（见图 1）。

图1  大数据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构的契机

（一）生计空间不足：运动式搬迁的无奈

基层政府治理有常规化治理和运动式治理两种模式，前者指基层政府对例行工作的治理，后者指基层政府对重大工作或突发事件的治理。易地扶贫搬迁的人数多、规模大、时间短、任务紧、涉面广，既是典型的运动式治理，也可以说是“运动式搬迁”。“运动式治理”是以非常规化的手段开展的治理行动，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从治理的效益来看，运动式治理能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调动人员，以政治动员的模式集中力量，以超科层制的运作破解难题，以跨部门整合协同的形式重组资源，为重大性治理难题、突发性公共事件、临时性紧急任务和回应性政治问题提供立竿见影的短期成效。运动式治理本身是与常态化治理、制度化治理、专业化治理、法制化治理、规范化治理等相违背的一个概念，也会内生一些治理困难。在易地扶贫搬迁领域，“运动式”治理的最大危害是会带来生计空间的不足。

生计空间是移民因生计需要而产生的空间，可以从安置环境与生计手段两个方面来理解。安置环境是搬迁的前提，生计手段是关键。在国家层面出台的搬迁方案和省级层面出台的实施规划中，均强调搬迁点要具有承载力才能搬迁。由于易地扶贫搬迁属于硬性公共行政任务，该任务的艰巨性在于它同时兼有问题型任务和数量型任务的特征，不仅在规定的时间内搬不完就不达标，在考核时会被一票否决，还要兼顾搬迁的人数和速度。调研时发现，一些基层政府以“作战图”的方式对搬迁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推进，“抢速度、抢时间、抢人数、抢工期”是其典型表现，由此必将带来安置环境的粗犷化和生计手段的模糊化。访谈时，P 县某搬迁社区管理员告诉我们：“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我们安置点只好赶工期把贫困户搬过来，但是周边的超市、工厂、学校、医院等，啥都没有，我记得省里的规定是要具有承载能力后才能把贫困户搬出来，但是没办法呀，这应该是很多安置点的共性问题。”（访谈，2019-02-21）T 县扶贫办副主任也说：“上面的要求任务重，为了抢进度，我们以 24 小时轮班作业的方式来组织施工，即使人休息，机器也不休息，以责任到人的方式来抢抓工程建设期。”（访谈，2019-05-29）T 县某社区党委书记指出：“目前，我们社区周边交通安全设施不到位，不仅没有红绿灯、减速带，也没有公交车。这样一来，这里住了这么多的老弱病残，还有一些智障的，很危险。”（访谈，2019-05-27）可见，由于易地扶贫搬迁是以改变生存规则的方式来改变生活环境，因而治理的着力点应放在新生活环境与生计方式的重构上。这种抢时间的“运动式”搬迁方式不仅会带来移民生计空间的不足，还会引发工作人员的忙乱。“在 2018 年腊月二十四五的时候，我们街道就通知我，要准备买点办公用品准备迎接搬迁户，所以我们临时性地买了两张桌子和几个凳子，然后来这里临时办公。同时他们（上级政府）组织了几个人员，包括派出所安排了几个干警过来，那段时间，周边啥都没有，生活很不方便，我们当时办公室里还没装修出来，是抱着打印机过来给他们发通知的”（访谈，2019-05-27），某社区党委书记的言语，既道出了“运动式”搬迁下社区工作人员的无奈与辛酸，也是移民生计空间不足的重要表现与原因。

（二）服务空间压缩：常规化治理的辛酸

为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G 省在 “易地扶贫搬迁‘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保障体系，分别是公共服务体系、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文化服务体系、社区治理体系和基层党建体系。由于这些体系都是围绕社区服务而展开的，因此其服务手段、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对象等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具有重要价值。虽然“运动式”治理被塑造为更精密的目标责任制和精细化的任务驱动方式被常规化使用，但其最终的走向是“内卷化”而非“制度化”。正因为如此，“运动式”搬迁带来的一系 列问题，应通过超常规的资源整合来解决，但调研发现，大部分移民社区的治理，仍然是“常规化”治理。其具体表现是：一是人员配备常规化。人员由正式编制人员、聘用人员和公益性岗位人员组成，且以后两种身份的人员为主。例如，2018 年 4 月 T 县 成立的 PL 社区，搬迁有 2，174 户 8，507 人，但仅有 2 名正式员工、8 名聘用制人员和 3 名公益性岗位人员，工作人员与居民的比例是 1∶655，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二是资金拨付常规化。以 T 县 BG 社区 为例，该社区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一年的正常办公经费是 4 万多元，由上级组织部门拨付，刚搬进来的时候，街道补贴了 1.7 万元。由于社区刚成立，事项多、会议多、资料多，因而开支是常规社区的数倍，但县里还是按正常社区运作的经费来拨付，其捉襟见肘的程度正如该社区党委书记所说：“我们还欠经销商 5 万多元的办公经费，由于缺钱，我们社区门口 30 个千瓦的大屏幕都不敢开，因为今年的公共电费还不知道怎么办。”（访谈，2019-05-27） 三是机构设置常规化。移民社区的人员构成比较特殊，不仅来自多个乡镇，文化程度低，老弱病残的比例也较高。以 T 县 BG 社区为例，该社区有少数民族 98 人、残疾人 297 人（一二级残疾人 87 人）、智障者 26 人、慢性病患者 250 多人，老弱病残占了该社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正因为如此，该社区享受低保的有 373 户，占居住人口的 54.6%。尽管如此，该社区的机构设置与其他社区类似，只有 1 个兼职的工作人员负责低保事务，无专职人员。该社区党委书记说：“一般社区只有几十户低保户，我们却有几百户，是其他社区的几倍甚至十倍，但也只有 1 个兼 职的工作人员，可想而知她的压力有多大。”（访谈，2019-05-27）

可见，运动式搬迁后，各地采取常规化手段来管理社区，必将带来服务资源的紧张。由于为移民提供精细化、针对性、专业化的服务属于软性公共行政任务，不如直接完成上级的任务来得实在，难以凸显绩效，且这方面的投入收益可能在其他项目上显现，或者在下一届甚至更远的任期中“收割”。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必然选择先完成硬性的底线管理任务，对上负责；如有空余，再来完成软性的服务供给任务，对下负责。这种常常以运动化、应付式、模糊化的方式来提供的社区服务，服务空间必然被压缩。

（三）心理空间断裂：运动式搬迁与常规化治理的双重挤压

心理空间是社会空间的一种，与生计空间一起构成社会空间。相对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对人的发展影响更大、更加直接。心理空间受自身因素、地理环境和周边氛围的共同影响，是个体社会行为与社会实践的有力支持。研究表明，受运动式搬迁与常规化治理的双重挤压，易地扶贫搬迁的心理空间面临断裂的危险。一方面，移民往往是整村搬迁，其结果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被削弱，心理漂浮感增加。例如，T 县是 23 个乡镇 200 多个村 4，993 户 20，366 人搬迁到 11 个安置点，搬迁的分 散程度比较明显，搬迁后的社会关系必将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搬迁后移民的不适应问题比较明显。对于这一点，T 县某社区主任说：“刚来的时候，有些人觉得生活上不习惯，觉得这里啥都有约束，不能吐痰，不能扔垃圾，在村子里做这些是没人管他们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认为费用的问题，这些人在农村用水几乎是不要钱的，但是在这里的话，每个月都有一二十块钱的水费，电费也比农村多。而且，在农村的生活费较低，蔬菜跟米都不用买，但这里都要花钱，买葱、蒜都要花钱买，所以他们一下子觉得支出多了，不习惯，想搬回去住。”（访谈，2019-05-26）这说明，搬迁后的不适应是普遍现象。“他们的焦虑点 在于，做了一辈子的事了，突然坐在这里什么都不能做，他心里面觉得无所适从，生命有一种停滞感，如果很劳碌，反而会很充实”（访谈，2019-05-28），一位社区兼职心理咨询师如是说。

本来，“运动式”搬迁会产生一些危害，如为抢速度会缩短搬迁住房的建设工期，为抢效益会产生搬迁动员的夸大其词，为抢时间会降低搬迁工作的精细管理，为抢人数会减少搬迁对象的精准识别等，由此会加大搬迁社区治理的风险和难度。有鉴于此，搬迁后的社区治理要在人员配备、资金拨付、组织架构、管理手段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有所创新，而非“常规化治理”，但事实上，上级政府还是以“常规化”的方式在做顶层设计，这必将让他们的心理空间面临断裂的危险。当然，由于心理空间本身的复杂性与综合性等特点，其在建构过程中往往面临目标模糊、态度暧昧、相互推诿等困境。在现实中，已有的易地扶贫搬迁，有时因政府功能定位不清而成效不显著，或者因信息不对称增加治理成本。例如，调研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后，原来的帮扶干部还需要对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工作进行跟踪，防止他们返贫。也就是说，帮扶干部与社区干部一样，有责任为移民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平台。某街道副主任告诉我们：“帮扶人帮扶几年，已经和贫困户有感情了，贫困户也习惯有事就找帮扶干部，到安置点社区后仍然如此。”（访谈，2019-05-27）这就导致帮扶干部与社区干部的分工与职责不明，在有些工作上相互推诿，进而加剧移民心理空间的断裂。

三、空间再生产：

大数据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构的逻辑

由于空间本身具有社会属性，是特定社会关系的载体，因此，在运动式搬迁与常规化治理的双重挤压下，作为具有模糊性的软性行政任务，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再造工作必然难以清晰化，除非运用技术工具。技术治理的逻辑是用扁平化、网格化和数据化的手段，对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进行重塑，将大量隐藏在模糊公共行政任务背后的逻辑以透明化、可视化、数字化的方式呈现，从而实现管理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大数据的兴起及运用，对国家治理生态、政府运作流程和组织运行方式等进行了重塑，也同时对政府决策方式、监管模式和评估机制的升级进行了驱动，是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弥补资源不足的有效手段。面对移民社区治理资源不足的压力，2018 年 8 月，T 县建立了易地扶贫搬迁大数据平台。该平台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管理和帮扶平台，旨在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从哪里来、住哪里、干什么工作等，提供可追溯、可分析的大数据管理，从而达到搬迁社区服务管理工作“底数清、情况明、服务优、效果好”之目的。那么，该平台是如何驱动易地扶贫搬迁后期管理工作的呢？主要是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通过生计空间、服务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再生产，来确保移民能够“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见图 2）。

图2  大数据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空间再生产的逻辑

（一）生计空间再生产：促进就业帮扶的精准化易地扶贫搬迁让移民的生计结构得以优化，外出务工已成为移民生计活动的主流，但是易地扶贫搬迁户大都长期居住在农村，文化水平较低，无一技之长，就业的难度较大。例如，在 T 县的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占 32.6%，缺技术的占 17.7%，缺劳动力的占 5.1%。这说明，55.4%的贫困户属于弱劳动力或无劳动力、缺技术的家庭。正如某乡组织委员所说：“我们这里有个地方是整组搬迁的，但是由于思想观念，有些群众还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出去后如何生存。”（访谈，2019-05-27）可 见，生计问题是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能否“稳得住”的关键问题。因此，针对“运动式”搬迁对贫困户生计途径准备不足的弊端，T 县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移民的生计问题进行了精准帮扶：一是建立就业服务大数据平台，平台汇聚了移民的个人情况和就业需求，同时将招聘的职位数量与要求上传，并配备专人做好求职登记、就业推荐、就业创业咨询、职业指导，成效显著。截至 2019 年 6 月，全县已搬迁入住劳动力家庭 3，878 户 8，249 人，实现就业 6，451 人。二是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就业培训。根据大数据提供的信息，精准锁定移民的技能短板和实际需求进行就业培训、残疾人培训、妇女培训和群众培训。2018 年以来，培训移民 3，280 人，成功就业 2，162 人，就业成功率 65.9%，实现就业补贴 61.38 万元，发放创业 资金 30 多万元。培训效益在 BG 社区比较明显。该社区党委书记说：“培训后，大约有 60%的人成功就业，工资高的是护工护理，听说已经涨到 7000 块钱一个月了。”（访谈，2019-05-27）培训增强了移民的技能，提升了移民的市场竞争力，但由于种种原因，移民可持续就业的状况并不乐观。正如该社区主任所忧虑的：“持续稳定就业的人，大概也只有 50%，这里面有老百姓不能胜任的原因，还有本人比较懒的原因，还有就是他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他。”（访谈，2019-05-26）针对培训后不能稳定就业的家庭，大数据平台提供了两条解决路径：一方面将弱劳动 力或无动力家庭的大数据分析报告提交给人社局和民政局，供他们进行决策参考，将部分家庭纳入低保兜底；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平台分析有劳动力未就业家庭的原因，然后根据他们的就业需求推荐合适的就业岗位。该社区主任告诉我们：“在系统里面录入数据之后，我们根据年龄结构和劳动力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看哪些已经务工，剩下的我们会根据他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以及他所接受的培训，对手上的用工需求进行匹配，然后推荐就业。”（访谈，2019-05-26）针对大家都想做离家近、收入稳定的保安、环卫工作，大数据平台提供了 200 多个公路养 护和保洁的工作岗位、330 多个公益性岗位。

可见，T 县易地扶贫搬迁大数据平台利用其数据庞大、信息对称、追踪及时等优势，根据移民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推荐，实现了就业帮扶的精准化，重构了社区的生计空间。

（二）服务空间再生产：推进服务供给的精细化

大数据是实现服务供给充分化、均等化、便利化的可靠途径。大数据具有的量化、全面、精准的分析功能，无疑对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服务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因此，针对常规化治理下治理资源不足的短板，T 县充分利用易地扶贫搬迁大数据管理平台，为移民提供差异化、便捷化和个性化的服务。一是实现差异化服务供给。由于资源短缺，社区给移民提供的服务，往往是标准化、统一化的，忽视了移民的差异化需求。大数据平台让移民通过网络、在线获取、订单式服务等方式，表达差异化需求。管理人员根据移民上传的差异化需求，进行有针对性 的服务。该社区主任说：“我们用得比较多的是对特殊群体的差异化服务，如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大数据平台可以直观地把他们的情况显示出来，这样我们就好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个别劳改释放人员、不讲文明礼仪的人员以及公安重点关注的人员，我们也会在社区重点关注，通过大数据平台随时了解他们的动向。”（访谈，2019-05-26） 二是实现个性化服务供给。大数据的网格化平台能 对不同的人群和社区进行精细分析，找到各移民社区和不同人群的异同，进而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例如，针对残疾人，可以提供专门的培训，并申请一 些适用的物品如近视眼镜、拐杖、盲杖等；针对智障者、劳教人员这样的特殊群体，大数据平台专门建立档案，定期进行跟踪访问；针对无劳动力或劳动力弱的贫困户，上报民政局将其纳入低保系统；针对长期不出家门的老年人，派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在实践中，PL 社区就利用大数据的追踪功能，挽救了一位三天没出门的老年人的生命。三是实现便捷化服务供给。通过数据共享和信息整合，T 县所有移民 44 项个人基本信息都录入其中，可供 11 个社区管理人员随时查看；同时，该平台还包括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培训和就业服务、文化服务、社区治理和基层党建五大体系的实时数据，移民也可以随时查看。某社区党委书记说：“主要通过大数据系统来进行便捷服务，一旦数据有调整，随时进行更新。”（电话补充访谈，2020-02-18）某街道副主任也说：“一旦移民自己或家庭出现什么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系统及时知道，然后会立马进行处理和解决。”（访谈， 2019-05-27）

综上，T 县的大数据平台通过数据汇聚和数据开放，革除了社区服务供给中信息不对称、需求错位等弊端，实现了服务供给的差异化、个性化与便捷化，增强了服务方式的灵活性与主动性，重构了社区服务空间。

（三）心理空间再生产：实现心理服务的科学化

心理服务很重要，不仅可以解决基层干部的压力，让社区更加和谐，还可以让移民有归属感，实现对社区的认同。T 县走在了全省甚至全国的前列，请来了心理专家对移民进行开导和咨询，但最开始的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就是咨询的科学化不够，而大数据平台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一是 T 县所有的志愿者服务都在大数据平台里有专门的模块，心理服务是其中一种，当移民需要志愿者服务时，可以通过平台有针对性地选择。志愿者也可以通过平台的预约系统，详细了解移民的需求，以提供相匹配 的服务。据悉，自平台开放以来，T 县已为移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心理咨询和家庭教师等 300 多人次的服务。对于由此带来的效果，某社区主任感慨道：“其实帮扶的志愿者起到的作用就不仅仅是一点点志愿服务，在更大层面的是带领了这些贫困户的思想。” （访谈，2019-05-26）二是大数据平台是需求者与供给者交流的平台，让搬迁移民公开、透明和个性化地表达了利益需求，对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有重要的作用。某社区兼职心理咨询师说：“其实这些人没得啥心理问题，他们是无聊，想找人说话，并不是真正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问题。印象最深的是有位 67 岁的老爷爷追着我说‘领导领导，我和您反映个事，您看我身体好不好吧，您给我找个事做’。”（访谈，2019-05-28）这说明，大数据平台的心理服务模块确实对缓解移民的心理压力有作用。三是由于 T 县处于山区，地形封闭，这导致了大多数贫困户思想的封闭和保守，内生动力不足，对迁入城镇生活后生计来源担忧，怕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因此刚来的时候，面临各种不适应。该县扶贫办副主任说：“他们从老家搬来最不习惯的一点就是，他们觉得哪里都要钱，喝一口水要钱，吃一根葱也要钱，另外他们最担心的 就是就业问题，他们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也没什么技能，没有怎么出过门，就对就业没信心。”（访谈，2019-05-29）针对这一问题，T 县利用大数据平台，提供了多次心理咨询讲座。“其实，说是心理咨询讲座，实际是定期给移民提供说话的机会。不然他们没事干，每天都想找人倾诉，社区干部的工作量就大了”（访谈，2019-05-28）。四是利用大数据平台精准掌握社区居民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况，有针对性地对重点人群的心理问题进行关注、对特殊人群的心理需求进行疏导、对可能引发的心理危机进行预警，从而为减少社区矛盾、增进社区和谐作出了贡献。

综上，T 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后续管理大数据平台，是符合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要求的平台，是促进社区心理服务规范化、科学化的有效手段，由此带来的必将是社区心理空间的再生产，实现心理服务的科学化。

四、空间协同：

大数据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构的反思

虽然大数据在其他领域如食品药品系统、公共权力领域的深度嵌入及具体应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模式，创造了多元、透明、智能、动态、精确治理的途径与方法，提供了科学、客观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素材，但是大数据在易地扶贫搬迁领域的应用在国内尚属首次，因此，当从空间再生产的角度来探讨大数据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中的作用及机理时，应更多地从本土化的视角来思考如下三个问题：这样的再生产面临哪些困难，再生产的空间具有哪些属性，如何实现各再生空间的协同。

显然，大数据驱动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空间再生产首先是一项技术治理。迄今为止，技术治理是一个无处不在却令人捉摸不定的“幽灵”，它在精细化、差异化、个性化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在精准扶贫、电子政务、人口管控、疫情治理等应用领域彰显出一些困境。这些困境虽各有不同，但都有相似的草蛇灰线，那就是存在数据本身的建设、完善、融合与共享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该数据平台尚处于建设阶段，数据的分析、利用、开发不足，尤其是利用这些数据来优化决策还远远不够。二是数据质量不稳定。数据平台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对实际工作的统计汇总、管理和监测，但由于部分乡镇操作人员频繁更换，有些信息数据平台管理人员无法精准掌握，导致数据平台质量不稳定。三是数据孤岛现象仍然存在，没有真正共享。例如，某社区主任说：“我们现在的数据没有实现全部打通，该填的扶贫系统还是要填。”（访谈，2019-05-26）同时，该平台是县里自主开发的平台，与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的数据结构、数据标准和数据格式不一致，这就导致虽然扶贫搬迁平台的数据信息经常更新，但涉及教育、医疗、住建、残联等部门的信息无法及时同步更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靠帮扶责任人来进行核实，核实后再将信息反馈给操作人员，进而引发工作衔接不畅，各部门的信息不一致。四是数据平台本身的功能模块有缺陷，无法满足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例如，该县扶贫办主任说：“我们这个系统有技术缺陷，没有像国办系统那样，有自动识别逻辑错误的功能。”（访谈，2019-05-29）再如，“因残贫困家庭”中的残疾人死后，无残疾人不能定义为最初的致贫原因“因残”，而现实中定义新的致贫原因又有难度，也不好体现 帮扶措施逻辑问题。

尽管大数据打破了传统官僚制的等级结构和权威的集中趋势，使社区治理结构的扁平化、过程的协商化和主体的协同化成为可能，但由于数据平台本身的问题和体制机制配套的障碍，引发上述困境也不意外。不过，既然大数据是通过重构生计空间、服务空间和心理空间来实现搬迁社区生活的再生产，那么，各空间及其依存载体的关系和协同，就决定了社区生活再生产的质量，也昭示着空间贫困问题是否得以彻底解决。因此，仅仅是空间再生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实现空间协同，这种协同体现在：一是政府与社区的协同。平台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成的动态融合，使社区治理的相关数据和信息资产成为公共财产，供所有社区治理主体使用，能够实现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协同。二是各社区三大空间的协同。易地扶贫搬迁使移民村原有的资源有了重新组合的机会，有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在资源重组开发的过程中，社区之间的平等协作、第三方组织的适当介入比较重要。要实现这一目标，大数据的整合功能就很有价值。大数据让所有的移民社区实现了信息互通与数据共 享，这样不同社区三大空间的协调会更加顺畅。三是社区内部协同。互助性使乡村社会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乡土特质，这种特质使乡村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稳态结构。由于是异质性较强的移民社区，这种互助性比较少，这就需要有人员或平台将不同的社区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共同参与的局面。大数据为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提供了契机。借助大数据平台，可以扩大参与主体，实现弱势群体 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平等对话，构建治理主体间“互联、互通、互信”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社区内部的协同。

也就是说，只有实现了政府与社区之间、社区三大空间之间以及社区内部的协同治理，大数据的作用以及由此驱动的空间再生产才能得以实现，但是也如前面所分析的，面对大数据治理中的应用困境与数据壁垒，仍然需要从现实的角度去解决，这就要求做到：一是加大对数据平台操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培训，形成稳定的操作人员，非特殊原因不能频繁更换人员，确保平台运用的平稳性与高效性，保证平台 质量，使大数据平台的设立“设之有用，用之有效”。二是加大对各科局的信息比对力度，通过比较激励的方式减小不同科局之间数据平台与平台质量的差距，以此驱动关联更紧密的数据链的构建。要加强对数据信息的分析利用，发挥好数据平台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三是不断优化和完善数据平台，包括弥补数据平台缺陷、根据实际工作变化适时完善好系统功能等，全面优化系统的性能与功效，在确保大数据平台权威性与稳定性的基础上提高系统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四是完善顶层设计，给基层政府的大数据发展提供资金、人才和政策，强化基层大数据政务运用，优化大数据人才培养机制，完善基层大数据人才引进政策，夯实基层政府大数据应用的有效性。

五、余论

2020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部分地区还存在脱贫不实、脱贫质量不高的问题，也存在因病、因灾、因残等返贫的多种风险，因此要建立“稳定脱贫和防止 返贫的长效机制”。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管理中，这一机制既有技术路径，也有制度路径，本文探讨的是建立该机制的技术路径，即通过大数据空间再生产来达成建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长效治理机制之目的。当然，T 县建立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管理大数据平台之所以成功，与再生产的空间具有生活性、社会性与政治性不无关系。其中，生活性是指再生产的社区空间可以为搬迁户的生产、生活、生计提供基础与保障；社会性是指社区空间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情境；当然，再生产的空间也具备政治性，这一方面是空间的本身属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空间的权力象征。正所谓“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 的表现”。正是由于大数据驱动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具有生活性、社会性与政治性，因此其所表现出来的空间形态，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空间形态。生活空间与生活政治密切相关。与关注宏大叙事的解放政治不同，生活政治将生态、身体、自我及其认同、生活方式等微观问题与国家权力、政府政策联系起来，希望通过权力配置与制度设计，让形形色色的人从社会压力中解放出来。生活政治是关于生活方式的政治，这种政治在制度反射的语境中运作，关注人的道德与生存问题，强调超越匮乏型经济、对话民主、生命伦理以及非暴力化社会等方面。按此逻辑，无论是大数据重构的生计空间、服务空间还是心理 空间，都与搬迁户的身体、伦理、自我、认同等生活方式有关，因此是典型的生活政治空间。这一空间并不意味着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维护公平正义的解放政治空间不存在了，仅仅代表对解放政治空间的补充和政治生活化的期盼。站在这个角度，从生活政治角度来探讨大数据驱动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将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期待与此有关的研究与讨论。

文章来源：《行政论坛》2020年第5期（总第161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精准扶贫与贫困户的社会适应研究”（18BSH048）;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2020年度智库课题“面向区块链技术的相对贫困治理研究”（2020GZZK05）

文章作者：谢治菊（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南方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许文朔（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级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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