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琶视点||谢俊贵：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及其创新运用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山东社会科学 Author 谢俊贵
现代大学教育之发展，瞬息万变。而社会国家及宇宙太空事物，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故培育人才，如何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如何以改进社会之事业，以达到社会福利之最高标准，大学教育之责任重大也——陈炳权（广州大学创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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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传承的
诗经范式及其创新运用
谢俊贵
作者简介：
谢俊贵，湖南醴陵人，社会学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信息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文化社会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广州市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智库课题“广州市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7-GZZK14）的部分研究成果。
［摘要］传统文化以何种范式传承能够收到传播广泛、影响深刻、历久弥新、发扬光大的社会效果，这在我国古代先人们那里就已成为一个深受关注的重要问题。大教育家孔子在“删诗书”时便开创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范式，即经历代大力推广和不断完善而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最为瞩目、最负盛名的诗经范式。所谓诗经范式，总体来讲就是通过编选或撰写诗歌韵文的形式以广泛传承传统文化的范式。由于这一范式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所以历代都有循此范式进行传统文化传承者。典型的代表作有古时的《苍颉篇》《急就篇》《千字文》《三字经》《昔时贤文》，以及当代的《新千字文》《新三字经》《范氏家风百首谣》等。在此基础上更富创新意蕴的是借由电视、网络开展优秀文化传承的“中华诗词大会”。当前，诗经范式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已成为一种高层化倡导、综合化创新、大众化传播和社会化推广的综合范式。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社会传播；文化社会学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见本刊原文。
一、引言
在许多学者的眼里“诗经”是一种范式。有关“诗经范式”的研究，在学术界受到较大重视。学者们讨论了《诗经》的创作范式、主题范式、审美范式和编例范式等。有的文献认为，《诗经》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对我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方向作了一系列的规定,设立了一个范式。这种范式的规定性主要表现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诗言志”的抒情性特征,“温柔敦厚”的含蓄蕴藉风格，变化多样的艺术手法等几个方面。这里的诗经范式主要指的是诗歌的创作范式。有些文献讨论了“《诗经》范式”对唐代诗集编辑的影响，主要关注诗集等的编例，如唐人模仿“诗三百”将唐人诗作汇集300首，诗题也摘取全诗首二字，诗集中雅诗独立分卷、联章及篇题小序模仿《毛诗序》的文本结构。这里的诗经范式，显然是讲唐人诗集编例的诗经范式。还有文献③④则以战争诗为例，专门讨论了《诗经》的主题范式和审美范式。此外，还有涉及诗经范式的多篇其他文献可查。
由上可见，诗经范式在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研究者心目中并非一个统一概念，站在不同的角度，就可能概括出一种不同涵义的诗经范式。大致地讲，诗经范式在笔者心目中便不仅是一种文学领域的范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范式，可称为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发现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存在，源自我国历史上多有效仿孔子编定《诗经》之法来传承传统文化的事例。试图对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作梳理，则是看到古今文人凭借诗经范式取得了传统文化传承的良好效果。同时，透过文献分析确实感到，尽管不少学者已从多个方面对“诗经范式”进行了探索，且对笔者开展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研究均有启发意义，然而，目前所见研究文献所讨论的“诗经范式”的内涵与笔者所关注的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的内涵是存在不小差异的，有的“诗经范式”并非本文讨论的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而是在文学领域具有某种特定涵义的“诗经范式”。
基于上述文献考察笔者感觉到，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确实具有研究的必要。通过研究可以使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在理论上得以确认，在规制上得以明晰，在实践中得以推崇，从而引导人们借此诗经范式的运用和创新不断提升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社会效果，以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任务。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具有其鲜明的特色，梳理中华民族历史上传统文化传承的经验，可以概括出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得以传续，对增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提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社会效果具有特殊作用；继承和创新运用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对于新时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二、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涵义与特征
诗经范式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范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实践中效仿者众多，但在中华文化发展历史上关于它的理性认识却较少，因此，这里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展开必要的理性分析和探讨。我们知道，在较早的汉语中有“范型”“模范”等词汇，却找不到“范式”这一概念。事实上，“范式”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才从国外引进的一个新的概念，它源自库恩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库恩虽未对范式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他说：“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国内学者通过对该书的文本研究认为，范式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存在方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遵循，为科学共同体提供研究根据、价值方向和实践标准。“诗经范式”概念正是受库恩的影响而提出来的的。这里的诗经范式，即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专家队伍因共同信念而参仿诗经规范和模式，通过诗歌韵文的形式有效传承传统文化的范式。
《诗经》是由孔子编选删定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从孔子当时的考虑和后世效仿的情况来看，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具有丰富的涵义。首先，诗经范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专家队伍恪守的一种共同理念。这种理念就是要通过更为有效的工作，将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下来，扩散出去。其次，诗经范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甄别选择的一种规范行动。孔子在当时就认识到，传统文化并非什么内容都是可以传承的，只有其中的优秀文化适合于传承（包括继承和扩散），因而必须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甄别和选择。这就是孔子“删诗书”的准则所在，也就是孔子从采集到的3000多首诗歌中精选305首编成《诗经》的基本原因。再次，诗经范式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表述形式的诗化范式。诗化范式就是将文化知识转而为诗甚至转而为谣的范式，也即为了便于生童记诵，便于大众接受理解，而将晦涩难懂的传统文化文献转化为适合民间传诵的诗歌、民谣、童谣的形式。
诗经范式尽管是孔子在删定《诗经》的时候所开创的一种范式，但这种诗经范式并非只是一种纯粹的文学作品传承范式，更非只是一种诗集编定范式，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借由诗歌韵文的形式以有效传承传统文化、广泛推行社会教化的范式。当然，孔子所开创的诗经范式也非一蹴而就便成为一种传统文化传承中具有综合性质的范式。在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曾吸收了《史籀篇》的某些特点。从《苍颉篇》的渊源来反观《史籀篇》的特色，《史籀篇》应当是一种亦述亦作的缀字韵语。通过吸纳《史籀篇》亦述亦作的缀字韵语特色，《苍颉篇》便明显是以诗缀字而成篇章，内容则如《诗经》范式突出文化传承特性，成为较早的一部诗经范式的蒙学读物。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经后世积极参仿、合理改进、不断完善和大力推广，便从整体上实现了对诗歌作品和蒙童字书传承的系统超越，成为一种传统文化传承中最为有效、最负盛名的综合传承范式。
诗经范式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第一，诗经范式的教育目的性。孔子删定《诗经》的目的在于文化传承尤其是人文教化，而不单纯是普通意义上的文献整理工作。后世学者大儒参仿他所开创的诗经范式开展文化传承，目的也在于教化。所以，作为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一个鲜明的特征便是教育目的性。第二，诗经范式的社会适应性。诗经范式之所以具有社会适应性，与孔子所提倡的“有教无类”关系密切。要实现“有教无类”，就需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有效的教育方式，诗经范式便是其中的一种。后来的学者大儒参仿诗经范式，将教学内容诗歌化，也正是为了适合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阅读记诵，从而产生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并广泛传播的社会效果。第三，诗经范式的选材精要性。从孔子开始，诗经范式就是通过“笔则笔，削则削”的方式精选或撰写适合文化传承的诗歌来传承文化以教育人的，精要的选材并以此为基础凝练成诗歌是诗经范式的典型特征。
三、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古今范例
《苍颉篇》是秦代编成的一个启蒙课本。史称西周宣王时期太史籀作《史籀篇》，但今不传，无从详考，因而不知《史籀篇》的实际内容和具体编例到底如何。不过据史料记载，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在全国统一推行小篆字体，实行“书同文”的文字改革。于是，秦始皇便让李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学篇》。三人作品共计3篇，20章，通称为“秦三仓”。到了汉朝，闾里术师将三篇合成一篇，并将60字断为一章，编成55章，共计3300字，通称《仓颉篇》。至此，《仓颉篇》正式成为蒙学的识字课本，且世代传承，影响广泛。《仓颉篇》是我国秦汉时期由国家编撰的识字课本，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幼儿启蒙识字课本”。《苍颉篇》虽是字书，但经诗化变成了劝学、发奋、立志等内容。形式上四字一句，韵文表述，读来琅琅上口，浅显易懂，循循善诱。开篇的“仓颉作书，以教后嗣”，明显体现出这是一个承继了《史籀篇》的风格而又符合诗经范式的传统文化传承读物。
《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是西汉元帝时期黄门令史游所编的一部蒙童识字课本，曾广泛通行于两汉至隋唐之间，也是汉代诸多蒙童识字课本中完整流传至今的一部。《急就篇》正文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姓氏名字，这部分有400多字，涉及396个姓；第二部分是衣食器用动植诸物，1100多字，涉及400多种器物、100多种动植物、60多种人体部位和器官、70多种疾病和药物名称；第三部分是社会人事，涉及职官制度、法律知识。全篇均用诗歌韵文写成，根据各部分的不同内容特征及其实际需要以不同字数加以表述。具体是姓名部分为三言，中间主体部分为七言，结尾部分则是四言。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急就篇》不仅传承了中国古代的姓氏文化、器物文化，还传承了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制度文化、职官文化和律令文化。不仅如此，据当代学者分析，《急就篇》明确体现了汉朝人的一种大国气度和文化自信。总体来讲，《急就篇》虽是一部蒙童识字课本，但从其内容和形式看，已经较好地体现出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特色。
《千字文》是由南北朝时期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编撰的由一千个汉字组成的韵文。当时，因梁武帝（502年-549年）欲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选出1000个不重复汉字，而命周兴嗣编撰此文。《千字文》题曰“文”，但这里的“文”即“韵文”，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诗”。根据文学界的说法，在隋唐之前，不押韵、不对仗的文字称为“笔”，因而便有了后来的“随笔”之说。当时“笔”是不能称为“文”的，凡称为“文”者需得押韵，甚至是要对仗的。在这方面，《千字文》是特别讲究的。这一命题方法对后来的《昔时贤文》也产生了明显且具体的影响。可以这样认为，《千字文》是仿照诗经范式精心编撰的传承传统文化的较早的代表性作品，既是一个蒙学读物，也是一个普及读物。《千字文》在内容上涉及生童需要掌握的基本汉字、历史知识和伦理道德；在形式上因其为韵文，每句四字，对仗工整，条理清晰，文采斐然，便于生童记诵，对传统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三字经》是由宋代的王应麟撰写的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出版的众多传统文化传承的经典作品中，《三字经》可谓非常通俗易懂的读本之一。读过《三字经》的人都能明显感到，《三字经》取材不仅广博而且典范，包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的精神意涵。诵读《三字经》，不仅可以了解基本常识、文化传统及历史故事，而且能从各种故事中学习到前人做人做事的深刻道理。《三字经》在格式上三字一句、两句一节，通俗顺口、易懂易记，从而传播甚广，影响至深，以至于文化界将其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中国传统蒙学三大读物，合称“三百千”，可谓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重要代表作。《三字经》虽是一个蒙学读物，但不拘于生童学习，在大众百姓中也特别普及。无论城乡，父母与子女同诵《三字经》者不在少数。在国际上，该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社会影响已经超出国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昔时贤文》又名《增广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知此书至迟成书于万历年间。后经过明清两代文人不断增补，才成现在的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记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增广昔时贤文》虽以道家思想为主，但对儒家学说并不排斥，其内容十分广泛，礼仪道德、典章制度、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包。当然，这些内容中的正统儒家思想与全书所弥漫的道家思想显然有所不合。但正是由于这种庞杂，不同思想的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认可的格言警句。《昔时贤文》是中国古代儿童启蒙之书，题虽曰“文”，但实际是“韵文”，也即“诗”，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虽来源于儒道佛经典著述，但诗化之后便能做到雅俗共赏，有不需讲解便能读懂且便于记诵之功效。笔者早年曾在乡下看到，一些仅有小学文化的农民，他们也能背诵不少内容，并能在适当的场合恰当地运用。由此可以看出，《昔时贤文》在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及至当代，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同样得到发扬光大。仅参仿《三字经》编例撰写的《新三字经》就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文本在国内流行。一是由李汉秋先生主编的《新三字经》。该文最早于1994年8月7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后来由科学出版社和龙门书局于1995年3月出版。该文虽然不足千字，却能引起广泛关注，受到读者广泛欢迎。二是由新三字经编写组编写、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的《新三字经》。该文字数虽也不过1200字，但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发行千万册以上，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三是由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先生撰写，2010年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三字经》。该文采取的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是参仿《三字经》的形式而撰写的。全文以236句、1416字的篇幅，浓缩人生哲理、提炼社会经验，既讲辩证关系，又富时代气息，既生动活泼，又合辙押韵，既具有通俗性，又富含哲理性，被称为当代中国开展文化启蒙、促发人生励志、传授人生经验、进行思想教育的新经典。
广东省社科联原副主席、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会长范英研究员精心撰写的《范氏家风百首谣》，同样秉持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范英先生系范仲淹的第26代裔孙，他对以范仲淹为代表的祖上建构的优良家风深有研究，意欲有效传播而惠及世人。于是转文为诗，由诗转谣。谣者，歌也，诗之源也。有歌谣、民谣、童谣之说。将书名定为谣，乃范英先生谦逊，但转文为诗，由诗转谣，恰恰是对优秀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创新，尤其对于优良家风传承来说，谣的扩散民间、影响社会的功能更强，作用更大。仔细阅读范英先生的《范氏家风百首谣》，便能够实际地领略到《范氏家风百首谣》必将产生的优良社会效果。这不仅因为范氏家风是中华民族优良家风的重要代表，也是因为范英先生有效参仿了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范氏家风百首谣》特别強调优秀家风文化建设要从中囯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家风文化精髓，为人们的修身、立品、养德服务。
四、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创新运用
在传统文化传承问题上，古之学者不仅创造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还创造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各种有效范式，尤其典型的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这种诗经范式，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对我国传统文化传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已经迈向一个重视创新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和智能时代，用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话说，“在信息社会里，人们的时间倾向性是将来”。尽管这种说法颇有道理，我们确实需要朝前看，但我们只有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朝前看”。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的，“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在新时代，我们仍要善于处理本来与未来、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既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也做好文化传承范式的传承和创新。笔者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传承与创新运用，应成为我国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的一项伟大的社会文化工程。
（一）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创新运用的高层引领
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形成和运用的历史来看，高层引领无疑是实现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创新运用的一个重要举措。习近平同志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是高度重视的，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身体力行、亲力亲为的引领工作。从他在多种场合的讲话、发表的文章和通信来看，引经据典已成为他的一种自觉行为和优良习惯，从而既在字里行间增强了大国治理论述的文化理据，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典范，起到了很好的高层引领作用。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引用古人的诗词歌赋，从而把大国领袖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拉得更近，也使高深的大国治理理论能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国家之魂”，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宣传、文化、教育、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的领导干部，都应向习近平同志学习，不仅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表率，而且要切实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创新运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传承塑造良好的氛围。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指导意见》。《意见》在谈到“工程”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的同时，还就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提出了指导意见，并强调了政策支持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的创新运用同样需要政策支持，除了《意见》所提到的政策支持和政策保障外，事实上还有必要进一步考虑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创新运用的某些特点，给予相关人员更具体的政策支持。通常来讲，采用诗经范式开展传统文化传承的人，一方面要有深厚的文史哲的知识底蕴，这需要多年历练才能达成，另一方面，采用诗经范式开展传统文化传承者，由于作品主要是诗文，且不说字数少稿酬低的问题，就是在晋升职称时都可能遇到“不是论文”的尴尬。为此，要实现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有效传承，就要强化政策支持，至少保证以诗经范式开展传统文化传承者无职称之忧。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点领域在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我国教育越来越得到广泛普及的今天，在三类教育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学校教育。2019年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表示，他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一思想不仅给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指引了方向，明确了重点，而且也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创新运用指明了正确的途径。这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将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创新运用嵌入教育。具体来讲，一是无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都应该将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优秀作品纳入教学内容之中，重点的还应纳入教材之中；二是对于高等教育的文史哲以及某些社会科学类专业，还应当在相应的课程中进行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实践性训练，真正让学生掌握以诗经范式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硬本领，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参与者。
传统文化传承的创新与传统文化市场的活跃度具有密切关系。传统文化市场活跃度高，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积极性便能更有效地激发出来，反之，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积极性便不易形成。同理，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创新运用也要依靠传统文化市场活跃度的提升来激发。通过提升传统文化市场的活跃度，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创新运用主体的积极性便可得到提高，其创造性和创意性才能充分激发出来。当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相关关系，它们互构互动，互相促进。传统文化市场的活跃度会影响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创新运用，而传统文化创新诗经范式的创新运用做得如何，也会影响传统文化市场的活跃度。因此，要使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创新运用真正得以推进，就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做文章，一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引导、鼓励人们接受传统文化产品，二是要通过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创新运用生产出更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产品市场的政策导向作用，不断提高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五）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创新运用的技术支撑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长足发展，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得到了突破性的创新运用。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自主研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联合主办的“中国诗词大会”，已经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诗经范式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的传统文化传承典型案例。“中国诗词大会”是遵照习近平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古代经典诗词深深印在人们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而由央视科教频道策划推出的一档文化类电视益智竞赛节目。它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宗旨，通过电视比赛的形式，重温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诗词，从而带动人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以便营造更浓厚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氛围。这档节目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并不是仅仅拘泥于编教材、写读本，以现代传播技术为支撑的生动活泼的诗词记诵电视比赛形式，更能达到有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有鉴于此，切实重视诗经范式创新运用的技术支撑，有效开发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诗经范式，无疑是一条前途广阔的新路子。
五、结语
从理论上来讲，受不同传承目的、传承内容、传承受众、传承环境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传承范式。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上也确实形成了一些不同的传统文化传承范式，影响较大的有春秋笔法、诗经范式和释经范式等。但综合比较来讲，在这些传统文化传承范式中，真正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莫过于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本文讨论了传统文化传承诗经范式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认为诗经范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古今专家或专家团队因共同信念而参仿诗经的规范和模式，通过诗歌韵文的形式有效传承传统文化的范式。这种范式从最初的诗经编定到后来基于传统文化的诗歌编创，再到当今的先进传播技术和网络组织结构等注入其中所形成的多样化的创新的传统文化传承范式，无论从其内容还是从其形式上看，都较好地解决了传统文化的世代传承、空间扩散和社会普及的问题，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打开了一片广阔天地。我们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显然也不能不注意到对这种优秀范式的研究、借鉴和传承。当然，诗经范式在当代的运用也有个继续创新的问题，由于时代变化、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传统文化传承的诗经范式定然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但从总体和基本精神上来说，万变不离其宗。经过两千多年实践检验的诗经范式，将在新的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编辑|黄诗曼
编审|陆珍旭
监制|夏 宏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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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英文简称“GUPA”，中文简称“谷琶”）始创于2004年，粤港澳大湾区经世致用人才培养重镇，珠三角应用社会科学研究创新高地。秉持“培育公共精神，创造健康社会”理念，坚守“立德树人，经世致用”目标，坚持“本土化，个性化，国际化”方针，积极营造“民主，团结，和谐，高尚”氛围，努力创建“体面的学术社区、博雅的知识高地、愉快的精神家园”，奋发成为“立足广州，服务广东，辐射国内，对接国际”的高水平创新型学院。热忱欢迎天下英才加盟，热烈欢迎优秀学子深造，让我们一起：服务国家，无畏艰辛；砥砺学术，创新生命；追求卓越，共享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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