鄯爱红 孔祥利：疫情防控中领导干部的伦理素养

摘要：准确认知疫情防控中的伦理问题，提升领导干部伦理素养，加强危机应对中的伦理管理，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方面。疫情防控中领导干部的伦理素养包括价值观、伦理知识与道德情怀、伦理选择与行动能力等三个层次，应加强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培育，通过文化知识学习、自我修养和教育培训等多种方式，提升领导干部伦理素养，锻造中国特色的疫情防控领导力。关键词：疫情防控　领导干部　伦理素养

疫情防控涉及多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蕴含诸多观念与价值冲突，进而使决策中的伦理问题突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提升领导干部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有效应对疫情危机，不仅需要提升其依法应对危机的专业能力，更应增强伦理素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舆论关注，通过重塑政策共识达到聚民心、暖人心、强信心。然而，较之显性的法律和技术能力而言，疫情防治中的伦理问题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很多领导干部在思维中还没有形成明晰的伦理判断与选择思路。准确认知疫情防控中的伦理问题，提升领导干部伦理素养，做好危机应对中的伦理管理，是加强疫情防控的应有之义。

一、疫情防控中领导干部要有伦理思维

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基本准则。疫情发生后，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被打破，政府、社会和个人的行为在危机状态下都面临失范的风险。规范政府、社会团体以及个体的行为，领导干部不仅需要法治思维、科学思维，依法科学决策，而且还要在疫情防控中植入伦理思维，即在决策时不仅考虑到决策的合法性，还要考虑到决策的合伦理性；不仅考虑到决策的经济、社会效果，还要考虑到其伦理道德后果；不仅考虑到执行决策时的技术支持，也要考虑到决策能否获得道义上的支持。

（一）疫情防控中伦理冲突频现

疫情防控涉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政治、市场、慈善、公共道德、国际交往、生命安全，甚至包括生态治理等在内的伦理探讨与道德反思。其中，基于近期的媒体报道和舆情分析，各级政府决策引发民众强烈关注的伦理冲突包括：一是信息公开与公众知情权保护。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降低公众恐慌，有限公开信息与公众知情权不断增强之间的矛盾，以及疫情告知与患者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二是公共健康与个人权利保护。公共安全与感染者强制隔离、社会控制与病患个体“污名化”，以及强制治疗与公民的自己决定权等之间的矛盾；三是应急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主要涉及应急资源、服务设施等的有效和公平分配，包括城乡资源配置、区域统筹、轻重病症患者之间的资源配置，以及在此次疫情中暴露出的老年人口、产孕妇及其他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四是法律与情理的冲突。疫情发生后，各地启动应急预案，其中很多是合法的。但紧急状态下的个别规定（封城、断路、疫情遗体处置等）不免与情理、社会习俗等相悖；五是疫情应对中的公共伦理普及。危机应对需要全社会参与，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没有社会各界的配合，不可能打赢疫情防控之战。应动员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人人担责，人人负责，相互包容、团结协作。能否直面和妥善处理上述矛盾与冲突，不仅对疫情控制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将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

（二）疫情防控决策需要合法性与合伦理性的统一

疫情防控必须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但同时也须重视社会伦理的引导、规范及其他价值调适作用。信息不完整、计划频繁变动、资源短缺、意想不到的干扰、基础设施停摆、群情激愤是危机情境的共同特征。领导者必须在有限信息、有限资源、有限时间的条件下寻求“满意”的处置方案。一方面，面对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境，法律规范很难面面俱到。危机事件的突发性决定了处置手段和方法的非常规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成为政府有效应对危机的重要保证。领导者除了要遵循《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外，尊重和因循职业伦理、社会伦理、道德情怀等潜在价值规范就变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既要有效率，又要不被社会舆论诟病，不仅需要依法行政，而且各类政策和管理措施还须经得起伦理检验。疫情暴发后的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保护、资源分配、公共卫生监测、患者强制隔离、社会弱势群体保护、医学干预与研究、社区参与等，都涉及伦理问题，如何做出科学、合理、让公众信服，不引发负面舆情，就需要领导干部在决策时不仅要依法，还要对决策进行伦理风险评估。其中，个别决策及其行为（如物资拨付、封城断路、强制隔离等）即使是合法、合乎程序的，但因没有关照到伦理风险和民众的接受度，也容易引起公众误解以及社会舆论的反弹，进而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伤。

（三）疫情防控呼唤专业+伦理型领导

疫情具有突发性和紧急性的特征，作为一种公共卫生危机，事态恶化会对社会带来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不仅会对人民生命构成挑战，甚至还会引发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危机。因此，疫情发生后，领导决策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危机事态蔓延，尽最大努力、最大可能地保护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专业化是疫情处置的基础，而专业化背后的人文伦理则是疫情能否处置成功的关键。此次疫情处置中凸显出钟南山、张文宏等一批专业+伦理型领导的典范，以专业的本分、信达雅的语言，以及剑及履及的行动为社会公众所认可。而此种专业+伦理型领导，既拥有防控疫情的专业（医学）知识和职业精神，也具备善于调动和影响公众、处理疫情防控管理中的内部协调沟通等动员与组织能力，而且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专业素养成就伦理素养。在疫情决策中，领导干部要行使其超常的自由裁量权，平衡资源分配，妥善处理公平与效率冲突，必须建立在广泛而精良的专业知识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专业决策离不开伦理的支持。科学与民意并非一直如影随形。再科学的决策，也需要领导者懂得如何调动组织内外力量和资源去实施落实，这就需要其有感同身受和影响公众情感的力量。张文宏医生亲自查病房，钟南山院士多次深入抗疫腹地，他们通过亲临现场，营造出意想不到的“场效应”，进而对公众产生强烈影响，产生了思想同频、行动协同的系统效应。

二、领导干部伦理素养的构成

伦理素养是领导者在进行疫情防控的决策与管理中处理各种伦理冲突和矛盾的价值观、知识和能力，是疫情防控中领导干部及时回应社会舆论和公众需求所必备的素养。它可以助力领导者有效化解危机状态下纷繁复杂的各种价值冲突，和谐社会关系，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战胜疫情。

具体而言，疫情防控中的伦理素养可分解成三个层次：价值观、知识和能力。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由信仰和责任感支撑的价值观，决定“做”与“不做”什么的方向；知识和能力是疫情防控中领导干部伦理素养结构的两个基础要素。“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素质模式被广泛应用，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建构了多种素质模式。素质模型中各构成要素在个体素质中可能相互组合，构成各不相同的素质特质。通常具有相同或相近属性的要素总是更容易形成强势组合。如 ‘知识’与‘观念’合成强势的组合率较高，‘能力’和‘技能’合成强势的组合率较高。”^[1] 可以说，目前胜任力模型研究中涉及的要求，都可以归为价值观、知识和能力三个层次。据此，我们可以把疫情管理中领导者的伦理素质用下图表示：

（一）价值观

伦理素养的核心和基础是价值观。在疫情出现的紧急时刻，由于事件的突发性和几乎不可预知性，决定了领导者在紧急时刻只能实行非常规决策，应急处理也是非常规的手段和方法，此时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起绝对支配作用的是领导者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在危机管理中，领导者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实质是多种责任冲突在道德领域的最高表现，受其支配的主要力量是价值观的选择。

战疫就是战役，病毒就是看不见的敌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领导干部需要率领千军万马（包括专业医务人员、社会各界和公众）齐心协力共同战斗。没有坚定的价值观和强烈的责任感，很难有感召力。张文宏说：“共产党员在宣誓的时候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现在就要做出自己的样子来，不管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你都得上去！没有讨价还价，我带头。”这些语言展现了其内心的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动员作用。

（二）伦理知识和道德情怀

1.伦理知识是领导干部伦理素养的基础。没有相应的知识，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比如，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擅自采取设卡、堵截、封村、断路等措施，都是违法行为，也是违背道德的行为。从伦理角度来讲，就是这些领导干部缺乏效率、公平、人道等方面的知识。由于不懂得平衡多元价值，造成了因父亲被隔离而造成脑瘫孩子去世的悲剧等。哈佛大学把“道德推理”作为所有学生都应当学习的基础课，为人们在道德冲突中做出选择提供伦理知识。领导者伦理知识覆盖面很广，具体包括伦理学的基本知识、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儒家人本主义、西方宗教传统与伦理文化、人道主义、社会公正、道德评价、道德与法律、社会参与、社会包容等。这些有关伦理的人文知识，有助于领导者在危机决策时拓宽思路、转换思维，看到效率之外的伦理风险及其蕴含的社会舆情危机。

2.道德情怀。有知识，不一定有文化；有伦理知识，不一定有道德情怀。道德情怀是基于伦理知识基础上的一种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当作工具），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以及追求平等正义的情感。没有道德情怀，伦理知识就只是一些外在的理念，无法转化为内在的素养。此次疫情防控时，当医护人员受到伤害时，张文宏站出来为医生请命：“医务工作者现在最缺乏的是关心，我就明确和大家讲。第一关心是防护，第二是疲劳，第三是工作环境，我觉得一定要跟上，如果跟不上，就说明没有把医务人员当人，只是当机器。”这就是一个领导者的道德情怀。

（三）伦理判断与行动能力

伦理不只是知识，也不只是修养，更重要的是一种能力，是在面临道德困境时能够做出正确判断、选择和行为的能力。当然，对于领导者而言，还包括危机时期进行价值引领、实现由危转机的能力。具体地说，领导干部疫情防控时期的伦理能力包括：

1.价值引领力。危机时期，也是社会价值重塑的时期，价值引导既是号召全民参与、共渡难关的需要，也是传播价值、凝聚共识的契机。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思斯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就主张领导者利用呼吁理想和道德价值（诸如自由、正义、平等、和平等）来唤起追随者的意识。当我们面对从未经历过的未知病毒，许多通常的制度、手段和认知都已失灵，公众陷入恐慌之中。没有道德共识，就没有凝聚力，就会失去动力和方向，因而有必要对疫情防控中的一些重要道德问题形成社会道德共识。同时，疫情防控为倡导和弘扬组织核心价值观、增强领导力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疫情应对中专业化的处置方式和强有力的权威都显得非常重要，此时发挥领导干部的权力影响力，可以有效实现价值引领。

2.伦理判断力。判断力是将个人素质和相关知识、经验结合起来形成观点并做出决定的能力。疫情状态下哪些措施是合乎伦理的、哪些可能获得公众支持、哪些需要宣传和解释才能够得到公众理解和支持、哪些政策和措施是需要通过其他政策和措施进行补偿和平衡、社会各界在疫情防控中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等，在缺乏明确数据、没有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领导者要做出好的选择，就需要其伦理判断力。领导干部需要根据自身的知识、经验和对事态的判断形成观点、解读各种迹象，做出合乎伦理的判断。“人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取决于他个人的道德判断力，以及在这种判断力基础上所做出的道德追求。”^[2] 道德判断是对行政行为的理性整合，行政人员所具有的道德判断能力，将决定行政行为蕴涵道德性的程度。^[3] 

3.伦理行动力。伦理行动力是领导者对自我行动的高度自律。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以行动表达对他人真实的承诺。相反，不具备伦理行动力的人在危机发生时，只是敷衍了事的“撞钟动作”。此次疫情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是典型表现。承平时期，“撞钟式”的活动还有昭示一切如常的象征效果。危难情境下，有口无心的应景举措往往会刺痛人们的神经，触发排斥心理，轻者使防控失效，重者引发社会危机。检验是否具有伦理行动力，就看其是否有发自内心的意愿（Intentionality）的真切的行动。“我总的看法，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但转过身，已84岁高龄的他却带着团队义无反顾地冲上前线，这就是钟南山在危机时期展现出来的伦理行动力。

三、提升领导干部疫情防控的
伦理素养

在疫情暴发的危急时刻，各级政府负有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稳定的职责，理应第一时间站出来承担疫情防控的领导责任。及时预知风险、科学研判情势、排除各种干扰，在复杂情形下果断决断，能在疫情暴发后及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机制的省市，网络上被称为“硬核”，这就是一种责任担当。即便如此，但具体决策和执行中常面临多方利益冲突和价值选择，应该出台哪些决策、实施哪些措施，这些举措能否有效防控疫情，经常会引起广泛甚至是激烈的公共讨论。解决上述利益冲突、平衡多元价值，已经成为对领导者伦理素养的严峻考验。

（一）培育人民健康至上的价值观

疫情防控时面临着多元价值的选择，对领导干部而言，就是要确立人民健康至上的价值观，并担当起应负的责任。人民健康至上，就是指要把人民健康放在首要位置，当人民的生命和身体遭受疾病和灾疫侵害和威胁时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预防和控制灾疫的扩散，救民于灾疫之中。2020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及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决不能因为费用问题耽误患者救治”，要求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一切防控工作都要围绕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来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面临威胁时，任何其他的价值都应当服从“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这一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动员群众，增强领导干部疫情防控的号召力。

（二）加强学习，掌握伦理知识

领导干部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十九大报告中把“学习本领”列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本领建设的首位，可见学习本领是一切能力和素质的基础和关键。首先，加强学习，提高文化知识水平。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是提升文明、理智、高尚的道德修养的基础。文化知识可以让人开阔眼界，明确是非，辨别善恶。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人，能够有较强的理性，能够较少受到自身情感因素和认知偏误的干扰，为其做出平衡多元价值的决策和关照多重利益主体的伦理措施奠定基础。其次，要加强对疫情防控法律、政策的学习。此次疫情防控中湖北武汉刑释被确诊的黄某某进京一事，引发了社会极大的关注，涉及此事的多名干部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处分。其中，北京市疾控中心接线员就是对北京市的防控政策缺少了解，当回应黄某某家人“武汉人是否能来北京”问题时，接线员表示“您只要能从武汉那边上高速，能出武汉，北京这边没有限制进行”。第三，要学习伦理知识，只有掌握了有关伦理方面的原则、规范等相关知识，才可能在疫情防控中找到应对的方法，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与选择。

（三）加强学习，培养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指领导干部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根据道德准则要求进行道德活动时所产生的爱慕、憎恶、信任、同情等持久而稳定的情感体验。“德者，得也。内得于己，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强调的是一种自觉、自律的境界，“外得于人”涉及的是对待他人应有的德行。道德不仅仅是对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的认知，更主要的要将道德认知化做道德情感，让心灵充满正义感与尊严感。只有把伦理知识转化为道德情感，才能转化为道德行为，进而产生领导力。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把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把追求道德化作一种由内在的情感推动和支撑的向往、虔诚与执着，才能在面临道德冲突时发自内心地选择道德行为，而不会被各种利益的权衡而丧失对道德的坚守。疫情防控中，如果只有道德知识，没有道德情感，在应急状态下就很难做到以不变应万变，表现出对人民生命的深切关怀和对人民利益的忠实维护。在没有现成的规范可遵守时，就很容易丧失伦理视角，做出偏颇的决策和措施。通过修养，培养道德情感是领导干部素质能力提升的重要方面。

（四）通过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的伦理能力

明确相关法规和道德伦理议题，可以帮助领导干部筛选可行的选项，这是提高领导干部伦理能力的重要途径。较之其他应急管理的能力而言，疫情防控时期的伦理能力更多地依靠平时的知识和经验积累。领导干部培训中强化伦理能力培养和训练方面的课程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欧盟开发的公共卫生项目领导力的课程体系中，对应“伦理与专业化（Ethics and professionalism）”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对应这一领域，相应的能力包括：（1）遵守道德、法律和监管标准；（2）致力于本组织的宗旨和价值观；（3）明确声明可能影响你的领导或决策的利益冲突，并采取适当措施将此最小化；（4）尊重多元文化，以多元力量为基础，实现工作的创新和增值；（5）实践和促进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6）积极努力减少获得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不平等现象。^[4]这些内容将为我国开展相关培训提供思路，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殊性相结合的创造性转化，可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干部伦理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

注释

[1] 张勤, 鄯爱红, 曹颖. 干部二维素质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7(03):82-85.

[2] 张康之. 论行政行为的道德判断[J]. 宁夏社会科学, 1999(03):20-25.

[3] 钱东平. 政府德性论[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203.

[4] Katarzyna C , Tony S , Könings Karen D, et al. In search for a public health leadership competency framework to support leadership curriculum–a consensus study[J].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5):5.

本文转载自《中国领导科学》2020年第2期，原标题为：“疫情防控中领导干部的伦理素养”。

作者简介：鄯爱红，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领导科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孔祥利，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抗疫专题

中国伦理在线

小编微信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http：//www.ethic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