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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今天丨红色犹太人爱泼斯坦被送进红色监狱

2018-03-18 吴仕逵 新三届


      

人物简介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又名艾培,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任新闻工作。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病逝,享年90岁。


原题

爱泼斯坦的红色历史:

一个中国籍犹太人的自述



 我1957年加入了中国籍,之前,是一个无国籍的犹太人。1915年在波兰出世不久,来到哈尔滨,呆了4年,之后又在天津生活了18年。

    

我父亲个子不高,又驼背,他从12岁就利用这个"优势"秘密传递革命情报。我个子也不高,25岁的时候,我和高个子朋友从香港徒步去重庆,路过湖南,一个农民问另一个:"为什么一个人那么高,一个人那么矮?"那人蛮有把握地说:"他还是一个幼仔。"


8岁的时候去看电影,路上满脑子都是对银幕的猜想,结果,左大腿股骨被汽车撞断成三截,卧床时的阅读使我最终成为一个作家。后来成为一流小说家的约翰.赫赛,是我三年级的同班同学,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下决心也要把腿撞断,以便成为一个作家。"


15岁时,我开始给父亲主办的商业刊物《东方皮货贸易》打工,父亲给的报酬很慷慨,每月墨西哥鹰元12元,相当于6美元。



1930年代爱泼斯坦任《京津泰晤士报》记者


    "你肯定他们不是坏人吗"


    后来,我成了《北平时事日报》的记者。一天,官方消息来源称朱德在战斗中被击毙,我为这条新闻作了这样一个标题:"朱德再次被杀",不久就被解雇。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的大炮突然在北京城外的卢沟桥轰鸣,那天,我正在北京西郊香山卧佛寺度假,亲耳听到炮声。我赶回天津,日本的飞机向南开大学俯冲轰炸,特别集中于图书馆,我和其他记者去日军总部采访,我至今保留有记者招待会的纪录。


记者问:"为什么要轰炸大学?"发言人:"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军。"记者问:"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 


发言人:"那里的建筑物很坚固,中国人会利用。"记者问:"这能成为轰炸一所著名学府的理由吗?" 


1938年4月,爱泼斯坦采访台儿庄战役,他(左一)与荷兰著名纪录导演伊文思(右一)站在一辆被击毁的日军坦克上合影


发言人:"南开的学生反日亲苏。"记者问:"上尉,现正在放暑假,没有学生。" 


发言人:"诸君,我是一个军人,我告诉你们,所有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记者问:"那么,日本人要摧毁所有中国的大学了?"


当时日本登陆艇正在向中国运兵。一天,斯诺护送来两位年纪较大的妇女和一位男士,要离开敌占区,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票,那个英国售票员问了一句:"你肯定他们不是坏人吗?"说完露齿一笑。其实,两位女士一位是邓颖超,一位是邓小平第一位夫人的妹妹张晓梅,男士是张士英。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起过这段往事。1938年,我作为记者和周恩来见面时,他也没有暗示过这件事,不过我猜想他一定知道,因为他通过部下对我的新闻报道给了很大帮助。


1944年爱泼斯坦(前排右二)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后排右一)接见了他和其他外国记者


1944年,我参加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到了延安。八路军总部派了一位高级干部来带队,他见了我,惊喜地喊:"在天津见到的就是你吗?"他就是张士英。


  "我犯了什么罪"

    

"文革"开始后,我们这些外国专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在北京的外籍工作人员大约超过半数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造反团。我们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


很多敌对的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但有一次我拒绝了,他们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我觉得不应该用群众行动的方式去揪他,所以来邀请我的红卫兵还威胁说要揪斗我。

    

在清查个人经历时,我的六岁女儿问我:"爸爸,你见过蒋介石吗?"我说见过。她说:"你为什么不抓他?"我解释说,当时的时机不对。她的小脸上立即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你看见他了吗?"我说看见了,"那他为什么不抓你?"迷惑变成了怀疑。


1964年1月18日,毛泽东会见爱泼斯坦等人

    

康生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至少有一个在"文革"中常常抛头露面的外国人是特务或间谍,对他的话我没有警觉,1968年3月18日,我被逮捕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从香港的日本拘留所里逃出来,就在26年前的同一天。


那天夜里,我被带到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军营里,他们给我看了公安局的逮捕证。又是一辆吉普车把我突然带回城里,牢房很小,惟一的一样东西是屋角的便桶,厚实的门等我一进去就"砰"的一声关上。


几天后提审,我问:"我犯了什么罪?"对方说:"别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什么东西!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抓你是抓错了。"在这卡夫卡小说似的一幕之后,我被押回牢房。

    

三周后,我被转到另外一所监狱,但关在那里那么多年,从没有人对我说起它的名字,后来才得知,这里就是秦城。我常常听到粗暴的话:"这个地方要进来不容易,要出去更难!"在近五年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这里关押的任何一个囚犯,放风和洗澡都是一个一个分开的。


爱泼斯坦与老友宋庆龄


在转狱的途中,我曾偷偷望着车外,路旁的树木和麦田显出一片嫩绿。华北,这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所认识的惟一的真正的故乡。


摘一朵野花藏在上衣里

    

我的牢房门上有一个窥视孔,供看守向内观察囚犯动静,从那个孔里,我常看到看守的眼睛。犯人睡觉时必须左侧身睡,以便面向大门的窥视孔,但是,我习惯右侧身卧。规定两只手要放在毛毯或床单的上面,每晚睡之前,必须把眼镜递出去,大概是怕我用眼镜片割腕自杀。后来,倒是不用交了,但有一次我把眼镜放在毛选上,给看守发现,当即厉声责骂。

    

逢年过节,每人还发一个苹果。这会引起对家庭的思念,从而希望或者决心悔过。所吃的蔬菜就是监狱菜园里自己种植的,从采摘下来到舀进我们的饭碗只经过几个小时,甚至比我们家里从市场上买到的还新鲜。


爱泼斯坦与邓小平

    

在狱中不准听收音机。只有一次在对我问话时,他们拿来一个收音机,然后我听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那时我对他尚无恶感,但听他一个口号接一个口号地喊,我对他那像乌鸦似的嗓音越来越讨厌,这同周恩来那种清楚热烈的声音是多么不同。

    

开始什么东西都不让我读,后来可以看《人民日报》,我发现林彪的名字不见了,在一次交心的讯问中,我对此表示关切。屋子里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林彪是个坏蛋。"在中国话里,"是"这个词没有现在时或者过去时,所以我无法辨明林彪过去是坏蛋呢,还是现在成了坏蛋。

    

后来斯诺重访中国,并被邀请在1970年国庆大典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同毛主席站在一起。审讯人员教育我:"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坦白交待了你的罪行,就可以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怎么交待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呢。几次提审都一无所获,他们说:"什么时候听你交待?一个月?一个月太短,十年怎么样?"



我能够活下来,关键是自己规定自己去做一些练习。比如打太极拳,或者"陆上游泳"弯腰,自由式动作,可以把头伸出"水面"呼吸,可惜不能蹬腿。有时我"复习"成绩很差的中学数学,有时自己给自己讲笑话,甚至按顺序回忆我认识或听过的带麦克的名字,从麦克亚当到麦科沃特。


    五一节,我也在屋里自己游行;斯诺去世,我就默哀,怀念我们之间40年的友情。我还乘卫兵不注意,迅速摘一朵野花藏在上衣里,回囚室偷偷欣赏。

    

1973年终于出狱了。我70岁时,邓小平和邓颖超前来参加了我的生日聚会。当时,邓小平已经81岁高龄,兴致极高,他问我在"文革"期间关了几年,我说差不多有五年,他说:"还不及我,我关了六年。"



原载《英才》杂志2005-04-01 记者  吴仕逵  

本文参阅《爱泼斯坦回忆录  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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