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古代英雄帝王的终极对比——亚历山大、阿育王、秦始皇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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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地中海东部地区、印度、中国都已进入风云激荡的历史剧变时代，各民族间战乱频仍。时势造英雄，亚历山大、阿育王与秦始皇三位分属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当之无愧的“战神”就生活在这个时期，他们生活的年代相距不过百余年。
印度文明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在与其他各民族文明的比较中，印度文明最令人难忘的印象是什么？
印度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确立的并且能够传承至今的成熟的宗教文明体。从这一点来说，印度文明就像一个减震器，她减缓乃至消解了那些从西方、北方而来的冲击，承受着游牧民族、海洋民族施予的巨大压力。以发达的信仰社会为标志的印度就像一个硕大的口袋阵，吞噬了自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以来的源源不断地进入印度的一批批入侵者，并将他们彻底同化为印度人的一部分——这当然除了后来那些较大规模的自有信仰的文明体之外，如伊斯兰文明等。
若要把印度文明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说明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使我想到了印度文明在与外来文明体面临直接冲突中的那些杰出表现，他们以什么力量瓦解了外敌的入侵？如何以一种与一切英雄毫不相关的行为维持了文明的尊严？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由甘地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等。战争是维持民族尊严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是关于战争的正向思维方式，然而，印度人或许掌握了抑制战争行为的并且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反向思维方式。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历经征战之后，却于公元前324年不得不带领他的那些疲惫的士兵回到波斯。是什么止住了亚历山大前进的铁蹄？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多等诸多原因，人类族群生存的危机日益加剧。族群间的战争规模变大了，地球似乎突然间变小了。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更加明显，世界因而联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尤其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地中海东部地区、印度、中国都已进入风云激荡的历史剧变时代，各民族间战乱频仍。时势造英雄，亚历山大、阿育王与秦始皇三位分属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当之无愧的“战神”就生活在这个时期，他们生活的年代相距不过百余年。作为历史的开创性人物，是伟大的文明造就了他们的功绩；而在他们的身后，又是各自文明更加辉煌的崛起。从此，欧洲进入了时断时续的不稳定状态，中国进入周期性的不稳定状态，而印度则进入了超稳定状态。
战争意味着死亡与毁灭，人类为何投入一场场血腥残酷的战争？
战争通常是调整族群之间利益纷争的最为极端的方式，当人类族群遇到生存危机时，战争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选择。希腊城邦由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十分紧张，这些岛国总是通过向大陆扩张来解决人口过剩的危机。然而，到了公元前8世纪以后，这种扩张被周围的其他强势族群阻止了，之后便是连绵不绝的内战与外战。特别是波斯帝国的崛起，希腊本土受到东方波斯人的进攻，西方的扩张又受到迦太基人的抑制，希腊城邦的生存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希波战争的胜利虽然极大了刺激了希腊人的民族主义神经，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又中止了这一进程。经过无数次城邦间内部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希腊世界终于实现了伟大的军事变革，这使希腊世界产生出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当独眼、跛足、容貌被毁的血腥战神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统一希腊城邦之后，战争的祸水终于可以引向东方了。
是族群仇恨的火种成就了亚历山大的帝国事业。希腊人渴望拥有一位伟大的领袖带领他们踏上东征之路。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一支约55000人的军队，打垮了强大的波斯，接着征服了毫不抵抗的埃及，然后侵入波斯的心脏地带，进而向东挺进到了印度。他打败了印度河流域和它北边的蛮荒高原，然而，就在此时，他的军队却发生兵变，拒绝继续向东挺进。
亚历山大是个英雄，然而，再伟大的英雄也有末路之时。人们普遍认为马其顿帝国太依赖于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父子的英才，因而，在他们死后不久，帝国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事实上，希腊人需要英雄替他们冲开一条通往东方的血路，但当希腊人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亚历山大似乎也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据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写道：“当亚历山大看到自己帝国的版图时，他流泪叹息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去征服了。”（转引自《帝国衰亡史》[美]科马克·奥·勃里恩，现代出版社，2013年7月版，161页）然而，真正的历史事实是，亚历山大停止前进的原因是他的士兵发动了兵变，他们说什么都不愿再前进了。今天的人们仍在思考亚历山大的军队为何停止前进的原因，在我看来，印度那里没有希腊人的仇恨渊源；也没有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更何况并没有遇到这支英雄军队建功立业所需要的像波斯民族那样的激烈反抗。我们很难想象亚历山大军队在印度大概19个月的战斗与生活状态，但很显然，他们遇到的是与波斯民族迥异的族群，那里大概没有如波斯王堆积如山的黄金，也没有其他可以掳掠的财富。他们锋利的长枪遇到的是以信仰维生的非暴力的和平民族，一再重复的屠杀场景让英雄的希腊人感到厌倦。没有人愿意永远过着以屠杀为职业的生活方式，结果便使印度成了这支英雄组成的军队所能到达的最后一站，他们渴望回到家乡，再次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流下眼泪的人还有印度的阿育王。战争像是一把手术刀，为无数的民族带来无法愈合的伤口。尽管亚历山大从未征服过印度的心脏地带，但是希腊人对印度平原的入侵也造成了持久的影响。公元前321年，在亚历山大撤离印度河不久，月护王在希腊入侵者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区建立了孔雀王朝，统一了北印度。到其孙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时代，孔雀帝国国力强盛，领土几乎囊括除了南端的整个次大陆，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帝国。阿育王早年好战，但在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他流泪了。当他看到十多万俘虏被处死，他在内心深处对此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从此以后，他设法实行佛教的温和教义，并向全国颁布以佛教信条为内容的敕令。他倡导朴素、同情、宽容、戒杀，主张各教派和谐共存。他还下令兴办了许多有益民生的公益事业，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孔雀王朝长达41年之久，其间国家十分富裕，并且得到很好的治理。
亚历山大是个半人半神式的英雄，他继承了荷马史诗英雄后裔的衣钵。英雄的天下是可以分享的，只要有足够的勇敢与智慧便可以做到。亚历山大身边的英雄们也许就是这么认为他们与亚历山大之间的关系，因为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然而，当亚历山大从印度回到波斯，他接受了波斯王的称号和冠冕，为了更有利于统治整个帝国，他觉得自己更应该像个真正的王。他要求人们像对待波斯王那样，在他面前五体投地，亲吻他的手。而这一切都是他身边的英雄们不愿看到的，他们分明感到这不仅是对于英雄人格的侮辱，而且是对神的亵渎，因为只有神才配得上这样的仪式。亚历山大遇到了从未有过的难题，它远比进行一场战役更为艰难。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英雄们已经习惯于同胞兄弟般的亲近，他们不仅拒绝向他顶礼膜拜，而且总是冒着生命危险规劝他不要这么做。作为人间的英雄，亚历山大再现了荷马史诗中的神话，但英雄毕竟不是神。亚历山大在内心深处自我神化的欲望更加表明，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称谓——亚里士多德的学生。
很多历史学家都热衷于探讨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之间的关系。两位影响西方世界的伟大人物，曾经的师生关系，难道不曾有过真正的智慧性碰撞吗？柏拉图式哲学王的政治理想为何没有变为亚历山大帝国的现实？
公元前343年，跟随柏拉图学习20余年的亚里士多德成为13岁时的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职位一直做了3年。而这3年，从理论上说正是亚历山大人生观形成中的关键时期。饱学多才的亚里士多德能把宫廷王子培育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罗素在他的名作中采用了一位哲学史家的看法，认为亚历山大是一个“不仅狂妄、酗酒、残酷、报复成性，而且迷信得粗鄙不堪，他把深山里的酋长的邪恶和东方专制君主的狂暴都结合在一道了。”
至于我，虽然我同意贝恩对于亚历山大的性格的意见，然而我却以为亚历山大的功业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是极其有益的；因为要不是他，整个希腊文明的传统很可能会早已经消灭了。至于亚里士多德对于他的影响，则我们尽可以任意地猜想成我们觉得是最合情理的东西。至于我，则我愿意想象它等于零。亚历山大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热情冲动的孩子，和他父亲的关系处得很坏，并且大概是不肯受教育的。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每个国家的公民都不应该达到十万人，并且还宣扬中庸之道的学说。我不能想象他的学生除了把他看成是他父亲为了使他不致胡闹而安置来看管他的一位没趣味的老迂腐而外，还能把他看成是什么别的。亚历山大对于雅典的文明确实怀有一种势利眼的敬意，但这一点是他整个的王朝所共有的，他们都希望能证明自己并不是野蛮人。这非常类似于十九世纪俄国贵族们对于巴黎的那种感情。所以这一点也不能归功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而且在亚历山大的身上，我也看不出有任何别的东西可能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更使人惊异的倒是，亚历山大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竟是如此之小，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思考竟至于轻易地遗漏掉了一个事实，即城邦的时代已经让位给帝国的时代了。我疑心亚里士多德一直把亚历山大认为只不过是“一个放荡而拗执的孩子，是永远不能理解一点哲学的”。大体上说，这两个伟大人物的接触似乎是毫无结果的，竟仿佛两人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一般。
（《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8月版，204—205页）
当一个人举起屠刀挥向人群的时候，他的内心会不会产生无法抑制的惶恐不安？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作为是智者还是武夫的标准。阿育王就是这样一个有信仰的智者。他把自己对于10万人被杀、15万人被放逐、数十万人死于此后而来的饥荒和瘟疫的惨烈战祸通过在全国建立众多石柱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悔罪的愿望。阿育王至少树立了30根独立石柱，这些石柱本身就可以视为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时代的文化成果——它们制作精良，以磨光砂石镶面，有的高达30英尺。更重要的是，石柱因刻有阿育王的“柱谕”而闻名天下。这些石柱一般设立在群众聚集的公共场所，以便人们更易于接受阿育王戒杀与宽容之类的“正法”。
我已下令在路边种植榕树，给牲畜和人们以荫凉。我已下令种植芒果园林，我下令每隔9哩挖水井和建憩亭……我处处设立许许多多的供水点，以供牲畜和人们享用。然而这些利益是重要的，确实，世界在许多方面从以前的国王们、也从我这儿，已享受到了关怀。但是，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我的臣民能遵从“大法”。（《柱谕》，VII，R.塔帕尔，《阿育王与孔雀王朝衰落》，转引自《印度的智慧》，林太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51页）
这是一代帝王多么温情的表白！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阿育王广施仁政，晚年将大量财物施舍给佛教僧伽，以致影响国库财政平衡和皇室收入，最终丧失权力，在郁闷中离世。孔雀帝国在他之后很快也就分裂了。
阿育王从一个嗜杀者转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处理信仰与王权之间的关系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然而，中国的秦王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年）却是一个与阿育王完全相反的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他几乎一年一国地灭亡了东方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秦王嬴政自年幼时代就已倍受折磨——中国式的伟大帝王往往都会有这种非凡的经历。为了征服东方六国，最终获得帝位，一方面对待敌国残酷无情，史料显示，自秦孝公以来，秦国仅在战场上就杀害100多万军人，这还不包括本国军人的死亡人数；另一方面，对待一切有用于他的人采取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有时甚至大行贿赂以收买敌国官员为己方卖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秦王见尉缭时的故事，可谓入木三分。
（秦王）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秦王会见尉缭时，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与尉缭一样。尉缭（后来对人）说：“秦王这个人，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有求于人的时候）刻意营造简约的气氛，对人谦下，得志的时候也会轻易地吃人。我是个平民，然而他见到我总是那样谦卑。如果秦王夺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实现，天下的人就都成为奴仆了。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于是逃走，秦王发觉，坚决劝止，让他当秦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始终采用了他的计谋。
秦始皇灭亡六国后，采用源于三皇之“皇”、五帝之“帝”的“皇帝”称号，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他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改革；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奠定中国2000余年的皇权政体，他被明代思想家李贽称为“千古一帝”。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有着嗜杀本性的亚历山大，他的心灵世界里，是一片属于众神的天空，那里是英雄徜徉的天地；曾经嗜血成性的阿育王在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教义哺育下幡然醒悟，终于回到了佛陀普施天下的慈悲怀抱之中；秦始皇有着亚历山大一样嗜血的本性，亦有阿育王的慈悲情怀，但他心中的天下只有自己的小家那般大小，他的理想只是让中国人万世为其私有化的家天下所虏而已。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三位影响人类文明走向的开创性人物，其共同点可以称之为“血腥战神”，在他们的号令下，无数的人失去了生命，人类族群间的战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他们通过战争这一极端的历史事件，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与他们的先辈所经历的诸多战争不同的是，他们是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经受了人类文明走向成熟期的伟大洗礼。
战争改变了一切，如果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古代战争，如今的人类各族群也许仍然生活在“小国寡民”的状态。战争像一把无形的巨斧，在不同族群相互割据的地理区域人工开凿了可以贯通的“大运河”。这条大运河应该归功于波斯人与希腊人的双向互动。从此之后，东西方的通道被彻底打开了。亚历山大的军队每征服一地，就建造城镇，从地中海滨到阿富汗、印度边陲，建立了70余座以亚历山大里亚命名的新城，现经考古和发掘核实的近40座。接着，那些饥饿的人群——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纷纷离开人口拥挤、资源匮乏的希腊城邦，紧随恶狼般的入侵者进入东方寻找谋生的机会。亚历山大并没有排斥被征服地的文明习俗，相反他鼓励希腊人效仿他，与当地人通婚。他们不可避免地将希腊人的价值观带到各地。作为征服者，他们能够将希腊的思想居高临下地灌输给与他们接触的人，结果就造成了希腊与亚洲的不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混合文化。亚历山大的东征，催生出希腊化时代的到来，可以称之为一个面向东方的西方从此诞生了。战争将印度教、佛教介绍给了西方，而且从此以后，印度与地中海地区东部之间有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希腊化时代贸易规模大，远途交易多。到了后期，海洋贸易与陆路贸易都有发展，到中国汉朝张骞通西域时，东西方的国际贸易通道已经有了有据可查的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各自独立发展的模型，将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做一个单位。起先，埃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方的，他们强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使随后产生的希腊化文明成为一个混合物，而不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植物。最后，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西方，大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20页）
参考书目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世界文明史》菲利普·J.阿德勒，兰德尔·L.波尔维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5月版）
《帝国衰亡史》[美]科马克·奥·勃里恩，现代出版社，2013年7月版
《历史研究》[英]阿诺德·汤因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8月版
《印度文明》，刘建、朱明忠、葛维钧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
《西欧文明》（姚介厚、李鹏程、杨深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印度的智慧》，林太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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