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古代中国人为何热衷于“西行求法”？印度文明是哲学王设计出来的吗？
在古代世界里，印度人的生活方式或许是最符合人性的一种。人们生活在忘我的信仰中，一切物质形态的功名利禄都可以抛之脑后。印度社会的超稳定性正源于这种基于知识与智慧的设计，并由智慧的人所主宰。如果没有后来西方科技的进步，资本主义物欲的盛行，现代化的市场扩张，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似乎是最接近完美的一种。相比而言，中西文明追求现实世界的真实成就；而印度文明却在始终坚定地追求信仰世界的虚幻成就。人们不禁要问，在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上，能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真理与信仰之间，在法律与教义之间搭建相通的桥梁？
虽然人类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完美的文明模式，但我们仍能在对不同文明的对比中找到相对完美的存在形式。其衡量的标准应是从考量一个文明有机体如何更符合人类生存意志的需要，即在相同或相近的自然条件下，如何让更大规模的群体、更多的人口生活得更好这一问题中得出。
在古代世界，究竟哪一个文明有机体蕴含着人类最为理想的生存模式？
作为一个文明有机体，最重要的莫过于稳定，没有哪个族群愿意长期生活在战争的环境里，没有人愿意受到强权暴政的巧取豪夺。当人类族群处于自由自在的远古部落时代，人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其存在状态应该说是十分稳定的；这种稳定状态之所以被打破，是因为金属时代的族群纷争所造成的。因而，在大规模族群竞争的环境下，人类文明有机体只有重新回到稳定状态，才能更符合人类意志的需要。中国古代思想家渴望回到部落时代的生活，正代表着这种基于社会稳定的社会理想。也许是深受城邦内战之苦的原因，古希腊的柏拉图所向往的理想国，其最高目标正是稳定。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由三个等级组成：统治者、武士阶层（即军队和维持社会制度运行的其他武装力量）以及劳动者阶层，三个等级之间的界限不能被逾越。柏拉图所谓的公正，指的就是这种基于社会分工的等级制。像其他雅典的保守主义者一样，柏拉图对斯巴达城邦奉行苦行主义的军事化国家体制抱有好感。斯巴达最让柏拉图神往的是，它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等级制度，而且这种制度能在较长时间内得到维持——如果不是局限于狭小的岛国环境，没有城邦间越来越残酷的战争，特别是波斯等外来强国的入侵，斯巴达或许能够像印度、中国一样从容地建立起稳定的等级制社会。柏拉图所设计的这种理想国度是超级稳定的，革命和变革几乎不可能发生。他把形而上学的永恒的理念论引进政治制度的设计中，并将它与善变而又迷惑人的感官世界根本对立起来，进而提出了“哲学王”的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最为根本的在于上层建筑的设计，即防止上述前两个阶级的腐化堕落，他们应该由在理智和道德上都出类拔萃的男人组成，他们在所有的学科领域，特别是哲学领域都应该受到完美的教育和培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哲学家才能配做一国之王。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才有能力进行统治，是因为他们精通哲学知识，明白真正的公正原则。他以斯巴达模式作为蓝图，要求保卫者过一种苦行主义的生活，他们应该以集体为单位，不能拥有个人财产。武士阶级是一个从事战争的阶级，目的是为了让统治者的地位变得更加稳固，武士个人的需要与整个国家的利益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令人感到惊诧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着很大程度的吻合。统治者阶层在印度为婆罗门种姓，他们专司祭祀和教育，是真正的知识精英组成的上层社会阶层；武士阶层在印度为刹帝利种姓，他们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劳动者阶层在印度为吠舍和首陀罗等种姓，他们之间亦有更为明细的社会分工。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印度社会有着如此多的相似性，在我看来，大致原因是，雅利安人与古希腊人的祖先同属于远古时代的印欧人，他们之间有着相同的文明背景，即游牧文化、部落文化，因而在族群组织结构上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如部落民主制等。为了族群的生存，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游牧民族养成了全民节俭的生活习惯，所以很难产生出王权极欲主义思维方式。在神话、宗教方面保留着祖先的历史传承，他们之间有着信仰上的相似性。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可能通过祭祀等宗教行为表达出来，如节俭、节欲的生活态度可能演化为宗教持守的戒律或者其他社会化逻辑范式。此外，在柏拉图理想国蓝图中，斯巴达的拉栖代梦人与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作为征服者有着相似性，斯巴达统治者以希洛人为奴，而雅利安人以印度土著人为第四种姓，由于存在着广大的被压迫社会阶层，斯巴达与印度在社会结构上必然趋向于建立等级制。
同是等级制度，中印两大文明体却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性。等级制度在中国是动态的，人们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获取官位，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积累更多的财富获得较高层次的社会地位；而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世袭的，静态而又固化不变的。在中国，越是上层社会，越是能得到更好的生活方式，这就促使人们不得不以追逐名利作为生活的主要目标，人的贪欲很难得到合理限制。在印度，婆罗门虽贵为第一种姓，但并非是物质生活上的强势阶层，他们不以极欲化生活方式为目标，社会上其他种姓的人们也无法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因而，竞争是无意义的，也不会得到应有的结果。
竞争能够推动文明的进步，然而，过度的竞争却又给整个社会上的人们带来更多的痛苦。我们不禁怀疑，古代中国智者西行求法的那种迫切心情是否出自于为了让一个处于过度竞争中的苦难民族找到一种排谴痛苦的方法？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少中国僧人远赴印度求法，仅在南北朝时期，中国赴印度次大陆求法取经的就有8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法显（约公元342—423年）了。那时正值印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笈多王朝统治时期，法显在《佛国记》中写道：
中国(指中印度地区——引者注)寒暑调和、无霜雪，人世殷乐。无户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酤及估酒者，货易则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
又过了200余年，唐代高僧玄奘 (公元599-- 664年)再次西行求法，他在印度期间曾受到戒日王的隆重接待。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于戒日王的行政有过这样的描述：
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于五印度城邑、乡聚、达巷、交衢建立精庐，储饮食，止医药，施诸羁贫，周给不殆。圣迹之所，并建伽蓝。五岁一设无遮大会，倾竭府库，惠施群有……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随所至此、结庐而舍……孜孜不倦, 竭日不足。
两位高僧的著述为研究古代印度社会政治情况提供了最重要的、也最为可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印度百姓还是一国之王，皆生活在有秩序的宗教戒律之下，看不到中国式强权暴政肆虐横行以及动乱时期的混乱无序状态。人们按照种姓制度各安其所，犯了重罪的人，不过截去右手而已。国王则要竭尽所能地广施众生。这种社会状态，不是很像中国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所描述的理想国吗？
印度文明的超级稳定性主要源于宗教信仰带来的社会稳定；中华文明的周期性稳定主要来源于政治稳定，这种稳定性主要是通过王权政治集团手中的强权控制国家机器来实现的。中国王朝发生的动乱，在很多时候是因为处于金字塔塔尖的皇位发生动摇而引起的，这种现象在印度则是不可能发生的。
印度文明的这种超级稳定性，在我看来，很像是知识阶层精心设计的结果。印度也许正是那种由柏拉图所幻想的由“哲学王”主宰的理想社会——虽然各民族文明都出于精英阶层的智慧设计，然而，印度文明经过智者设计的痕迹更为明显。
印度作为古代世界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型，各种姓相安无事确实是个奇特的现象。我们此前已经分析了其中的多方面原因，但最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印度的婆罗门种姓能够始终保持在印度社会中的主导性社会地位。在种姓制度结构中，婆罗门作为第一种姓，其阶层性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作为固化的社会阶层，婆罗门种姓专门职守社会道义，保持了信仰上的坚定性，由此带来了自上而下的全社会的稳定。他们通过信仰的方式推行婆罗门种姓的宗教价值观，通过履行祭司职责、教育学生和乞食等行为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从而没有像中国士阶层那样依附于王权专制政治集团而求得生存。他们独立的社会地位又能够更加强化他们对于整个社会道义的设计权与控制权。
婆罗门种姓之所以能够高居第一种姓，在于婆罗门种姓始终保持了社会阶层上的整体性、知识领域的纯粹性、宗教信仰上的坚定性和宗教修行上的苦行主义倾向。
社会阶层上的整体性
印度古代社会存在着众多部落，每个部落的规模往往不会太大，部落与部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共同形成了一个有着相同或相近宗教习俗的较大规模的文明群落。这样，专门职司祭祀的僧侣阶层就可以游走于同一文明群落的不同部落之间，而掌握部落王权的武士阶层却不能拥有僧侣阶层的自由度。当部落与部落之间产生冲突时，僧侣利用他们在物质利益上的相对超脱的社会地位可以进行调解，这样又获得了宗教祭司之外的更大话语权。这一点也与远古中国三皇五帝时代的传说相似，中国式三皇五帝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强权统治者，他们也许只是在联合部落酋长的能力上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他们主导众多部落的公共事业，如宗教祭祀，发动针对外部敌对部落的战争等，相当于天下共主，而未必是专权的政治集团。在印度，由这样的知识精英组成的群体性阶层，他们的话语权经由宗教经典表达出来，一代一代地传承，逐渐形成了全民化共同遵守的逻辑范式。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这些观念大致就是婆罗门在部落时代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而产生的结果。
作为固化的社会阶层，婆罗门种姓有着较大的人群规模，能够自上而下地影响整个社会，这可能是印度婆罗门种姓的最大优势。当他们在沙门思潮中面临佛教等宗教派别的冲击时，能够发挥出整个社会阶层整体性力量的优势。相比之下，中国的士阶层却没有印度婆罗门阶层那么幸运。西周时期，官府垄断了学校教育和一切学术文化，那时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这种官学合一的现象注定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源头上受到政治集团的操纵，他们不能形成独立的社会阶层，不可能发挥一个独立社会阶层的整体性功能。后来随着王权式微，学术下移民间，士阶层这一 42 36225 42 15290 0 0 3322 0 0:00:10 0:00:04 0:00:06 3322体由于生活无着，被迫走向民间，他们的力量于是变得更加分散，难以形成整体性合力以改变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直至成为皇权政体下的附庸。
知识领域的纯粹性
印度的婆罗门种姓由于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超然于而不受制于物质资源的多寡。这就决定了婆罗门在知识领域的纯粹性，他们不会也不必为了生存而被迫改变对于知识纯粹性的追求。印度很多教派都有举行“无遮大会”的传统，所谓“无遮”，指的是人们在学术思想争鸣上的兼容并蓄，人们可以在持续数十日的宗教大会期间公开辩论而不会被阻止，亦即无所遮挡、无所妨碍。各教派的无遮大会每隔若干年举办于某个地区，这种公开辩论性质的大会无疑极大地方便了宗教思想的传播，各种宗教活动借此平台迅速影响广大民众。在宗教思想的辩论中，婆罗门教面对其他教派的挑战，能够从中取长补短，在教义和教理上实现自我修复，实现婆罗门教的自我革命。这一过程自佛教、耆那教等沙门思潮的兴起就已经开始，直到佛教在印度的衰亡也没有停止过。
知识领域的纯粹性，一方面取决于知识精英在社会地位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能否具有独立生存下去的能力。在古代世界，具有这两个方面条件的，只有来自极少数贵族阶层的“有闲”精英。在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的知识来源于贵族有闲阶级的自由创造。在古希腊，在海岛的特殊地理环境下，所有的人局限于一个有限的地理空间内，有闲贵族阶层自由地开展着对于世界存在的本原乃至人生意义的思考，从中抽象出真正的理性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并最终形成体系性的哲学学说与逻辑学、精细分类的自然科学等。中国百家争鸣时代，知识精英在短暂的历史时期里创造了原生态的诸多思想体系，构建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这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突出范例。
宗教信仰上的坚定性
印度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社会性组织制度与宗教信仰的链条式结合。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推动物质资源流通的施舍制度，它们同时也是人们信仰的重要内涵。这些制度与梵我一如、业报轮回、精神解脱思想及瑜伽修行等形成从制度、思想与行为的完整体系。
印度古代文献汗牛充栋，几乎完全出自婆罗门之手。作为意识形态权威，婆罗门种姓必然会引导民间舆论，使之符合本阶层利益。神话、史诗、法典等反复吟诵着体现教义的信仰诗篇，各种离奇而又动人的经典故事流行于民间，其中充斥着对神的颂歌和对人生的反思。全体人民过着一种被设计的神性生活和反思生活——人们不得不对神和自己今生今世的一切行为心怀敬畏。
宗教修行上的苦行主义倾向
印度的宗教之所以能够在止战息争方面起到巨大作用，还与其教义宣扬的节欲主义思想有着极大的关系，婆罗门种姓在此方面尤其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按照婆罗门教义的“设计”，雅利安轮回转世的“再生族”，一生要经历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遁世期四个阶段，可谓是终生都要经受苦行，才能进入来世的天国。此外，引导人们宗教修行的智慧瑜伽学说要求人们长期修习各种瑜伽实践，如静坐、冥思、自制、禁欲等，以求彻底消除私欲，抛弃世俗的干扰，真正体悟到“梵我合一”的极乐境界。在这种教义指导下，婆罗门种姓率先垂范，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轻物质、重精神，以求通过苦行获得精神解脱。在某种程度上说，在印度，越是有声望的婆罗门精英分子，越是要在禁欲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是一种出自信仰的自觉行为，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左右。
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耆那教等，在推行苦行主义的宗教信仰上都是高度一致的。苦行主义能够遏制少数人的贪欲，保持有限物质资源最大范围、最大限度的共享，从而维护到大多数人的和谐共生。相比之下，在中国越是上层人物，越是能够追求到极欲化的生活方式，而地位低下的人往往不得不生活在饥寒交迫的苦海中。中国士人追求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一旦富有之后正像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中国人骨子眼里都有一种“地主”式的思维方式，富了就要买田置地当地主，娶几房姨太太，多生儿子，接着便是人丁兴旺，成为远近闻名的名门旺族。大大小小的“肉食者”无节制的占有欲正是中国社会肌体内的癌细胞，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中国王朝兴衰周期律正是由此而来。竞争、战争多由人的贪欲所引发，苦行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引领社会价值观的发展方向。
作为印度的第一种姓，印度婆罗门为什么可以做到有福不享？他们基于什么设计出这样一种苦行主义思想？在我看来，也许这正是婆罗门种姓高明的设计思想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婆罗门种姓以自己的学识和职业谋生，这种日子很难使自己变得富有，如果宣扬财富的价值，无疑使自己失去与刹帝利等种姓进行较量的前提条件，婆罗门种姓节俭的生活习惯，不仅代表了本种姓的意志，亦体现了全民的意志。试想一下，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世界上有哪一个宗教倡导人们去追求极欲化的生活方式？
在古代世界里，印度人的生活方式或许是最符合人性的一种。人们生活在忘我的信仰中，一切物质形态的功名利禄都可以抛之脑后。印度社会的超稳定性正源于这种基于知识与智慧的设计，并由智慧的人所主宰。如果没有后来西方科技的进步，资本主义物欲的盛行，现代化的市场扩张，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似乎是最接近完美的一种。相比而言，中西文明追求现实世界的真实成就；而印度文明却在始终坚定地追求信仰世界的虚幻成就。人们不禁要问，在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上，能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真理与信仰之间，在法律与教义之间搭建相通的桥梁？
参考书目
《哲学史思路——穿越两千年的欧洲思想史》（[德]马丁·摩根史特恩
《印度文明》，刘建、朱明忠、葛维钧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
·∣印度文明∣施舍的信仰何以改变了印度的社会面貌？施舍何以成了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中国士阶层为何不能获得像印度婆罗门那样的社会地位？印度人为何笃信业报轮回的学说？佛教为何在印度本土趋于衰落？∣佛学为何被认为是一门追求真理的学问？佛教为何认为大千世界不过是“假有”的幻象？第一阶段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佛教是如何认识世界的？释迦牟尼与庄子的学说有何异同？庄子的“道术”与瑜伽术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与宇宙就像“小瓶子”与“大瓶子”之间的关系吗？你知道印度版的人类原罪说吗？静静地读一点印度的学问，真的能让现代人浮躁的灵魂安定下来吗？ 印度之学为何是印度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的共同交集？印度之梵与中国之道、三大一神教之上帝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印度人是如何看世界的？ 印度人为何偏向于神性化生活？印度文明是不思进取、未老先衰的文明吗？近现代印度衰败和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古代亚欧大陆上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