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注备用号
其他
90年代丨高宽众：从陕北窑洞到美国的留学之旅
高宽众，1958年生于陕北农村。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分配农业部政策研究室工作。1993年赴美留学，获阿肯色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职外企。现为北京恒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留学记①
1978年12月，我国首批赴美访问学者抵达美国（网图）
第一章
准备
改革开放后，国内逐渐出现出国热。
我属于幸运儿。1978年万里挑一从陕北农村考上大学，接着读研究生，1985年1月毕业就分配到北京的中央机关，农业部政策研究室（后改名“政策法规司”）。苦苦奋斗了多少年，终于吃上皇粮，而且是人人羡慕的中央大机关，领导重用，大环境又好，不到六年就由主任科员、副处长，一路升到了立法处正处长。但我对欧美发达国家一直很好奇，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到他们哪里呆个一年半载，看看他们究竟是个什么样儿。
1987年12月，我在农业部工作时的工作证
1989年我和儿子在农业部大门外
但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的收入就是每月的几十元工资，房子是单位的，没有什么值钱的私产。如果自费去留学，几十万的学费、生活费就是天文数字，根本付不起。学理工科的毕业生，大多通过考试，争取外国大学的奖学金出去。学文科尤其是我们学法律的，几乎拿不到奖学金，所以，最有希望的路子就是争取公派留学，国家资助。
当时我们农业部有教育司，专管部属的几大农业院校，包括北京农业大学等，他们手里有很多公派访问学者名额(visiting scholar)。公派访问学者属于进修性质，一年，需要层层选拔，并通过北京语言学院统一组织的“出国留学人员英语水平考试”(The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Study Abroad，简称“EPT”，类似托福考试）。
那时部机关支持年轻干部多学习。1988年7月我就争取到一个部教育司在中国农科院组织的英语学习班。我去脱产学习了一年，1989年7月21日顺利结业。
《出国访问学者申请表》推荐信之二，江平签字，1992年3月2日
1990年，郭书田司长带我去安徽进行农村调查时合影
1992年7月份左右，部教育司给了我一个访问学者名额，让我们选去哪个国家。去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名额较多，去美国的名额只有一个。我就去教育司找到教育处的高京清处长，我们非亲非故，仅仅是都姓高而已。他问我：你打算去哪个国家？我说：英国，英国的名额多点。他又说：你想去哪个国家？我说：我想去美国，但美国名额只有一个，怕争取不到。他说：那就去美国呗。我说：好，我就听您的，去不了就不去了。
没想到几个月后，教育司通知我：批准我去美国学习法律，公费，一年，1993年8月 – 1994年8月。
农业部是大部，在我去美国前，部里已经派我去过当时的苏联，菲律宾，泰国，西班牙，香港，做短暂的访问或学习。1992年，我到西班牙参加一个国际农业法讨论会，认识了美国农业法协会主席尼尔.汉密尔顿教授（Professor Neil Hamilton, chairman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Law Association），还有阿肯色大学农业法研究中心的杰克.路尼教授(Professor Jake Looney, president of Agricultural Law Center, University of Arkansas)。那时，出国学习法律的国人还很少，两位教授一致欢迎我到他们学校学习，汉密尔顿教授还邀请我给他们德雷克大学法学院（Drake Law School）开一门选修课：中国法律导论（Chinese Law Study）。
1992年9月28日，我参加了在西班牙萨拉戈萨市（Zaragoza)举行的农业法国际研讨会，与汉密尔顿教授一起在会上
1992年9月29日，在西班牙萨拉戈萨市与汉密尔顿教授的夫人（左二）、路尼教授（左四，即最后排的高个子男士）合影
1992年10月1日，我在西班牙萨拉戈萨市举行的农业法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赴美之前，我回了一趟陕北，看望了父母。
爸爸问我：你要去哪里？我说：美国。他说：哦，帝国主义国家。
第二章
初到美国
公派访问学者，由教育部的“出国人员服务中心”统一办“因公普通护照”，统一拿去美国使馆申请签证，连面签都不要，签证类别：J-1。赴美的机票也由“出国人员服务中心”统一购买。但在美国学习的学校，由我们自己联系确定，并由美国学校发邀请信。国家每月给我600美元，用于食宿，由于是进修性质，没有交学费的问题。
根据我与两位美国教授的约定，我这一年的学习计划是：
1993年8月，我先去汉密尔顿教授所在的德雷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进修法律，同时给他们法学院开一门选修课：中国法律导论（3个学分）；
1994年1月，去路尼教授所在的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去读一个法律硕士的学位(LLM)，然后回国。
1993年8月19日，我已经35岁，上有老，下有小，告别妻儿（妻子在北京有色研究总院工作，儿子在海淀区的文慧园小学上一年级），怀揣“出国人员服务中心”发的1,000美元现金，兴致勃勃地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路程。
1990年，我们一家三口在北京的团结湖公园合影
德雷克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位于美国中部，在衣阿华州的首府得梅因市(Des Moines, Iowa)，没有直通北京的航班。衣阿华州(Iowa)的中文翻译也有三、四个，还有翻译为“艾奥瓦”或“依阿华”的。
所以，我第一站先从北京飞到旧金山，然后到我国驻旧金山总领馆住两晚，再由领馆给我买旧金山到得梅因的美国国内航班。
北京到旧金山的航路图
北京到旧金山要飞上万公里，十几个小时，迷迷瞪瞪中飞机落地了，但看到的标志是“San Francisco”，这和“旧金山”一点儿也不搭边，怀疑这是不是走错地儿了。很多留学生第一次到美国，也有类似感觉。好在领馆派人来接，没有闹出大误会。
多年以后，我才弄明白，旧金山的英文正式名称就叫：San Francisco，十九世纪是美国加州淘金潮的中心地区，早期华工到美国淘金后多居住于此，华人们称之为“旧金山”，久而久之，约定俗成，这座城市的英文名是：San Francisco，中文名就是：旧金山（偶尔也有翻译为：“三藩市”或“圣弗朗西斯科”）。
我从北京出发，一直向东飞行，老以为旧金山在美国东面。而实际上，旧金山在美国的西海岸，太平洋的东海岸，与北京正好隔太平洋相望。后来听美国朋友讲西海岸，西海岸，才慢慢把我长期形成的地理感觉改过来。
1993年，我国驻旧金山总领馆还比较破旧。我记得就是在一个小山坡上的小院子，房子很旧，都是平房。我就在领馆内的食堂吃饭，也不要钱。
美国本土，不算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东西宽达5,000公里，旧金山到得梅因的直线距离就有3,000公里。1993年8月21日，我坐了5个小时的国内航班，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得梅因市。
汉密尔顿教授开了一辆四驱的越野吉普车到机场来接我，先去了他家。
旧金山到得梅因的航线图（网图）
汉密尔顿教授的越野吉普车，1993年12月12日摄于他家车库门前
陌生的美国，看来要从头开始认识你了。
第三章
汉密尔顿教授
汉密尔顿教授生于1954年，土生土长的衣阿华人，实际比我大不了我几岁，但人家没有耽搁，一路念书，高中毕业先考入林学院，取得林学学士，然后考入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就来到德雷克大学任教。
美国历史上有位开国元勋，也姓汉密尔顿。十美元纸币正面的肖像就是这位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年1月11日－1804年7月12日），他是美国制宪会议代表及《美国宪法》起草人和签署人之一，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估计汉密尔顿属于显贵族群。
1993年8月21日，我看到他开了这么好的一辆大吉普来接我，感到真是奢华。当时我们国内部长们才有专车。车到他家院子，人还没下车，他从座位上拿出一把遥控钥匙一按，楼下的卷帘门吱吱地就打开了。真是先进。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他家就他夫妇两个人，没有孩子和老人，住了一栋两层带车库的小洋楼，两寸厚的地毯从进门一直铺到二层。当时我们国内的部长们都住不到这样的大房子啊。
他的夫人是越南裔，名叫“康”(Khanh)，法国长大，时装设计师，收入不菲。他是德雷克大学的名教授，估计年薪也在5万美元以上。
当时我们国内的经济改革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整个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1993年，我国人均GDP折合美元是366美元，美国是25,486美元。我在北京中央机关当处长，月薪不过百八十人民币，折合美元13美元，他的月薪相当于我的四、五百倍。
他的富裕超出了我的想象。
汉密尔顿教授夫妇非常恩爱，但都快四十岁了，不要孩子，让我诧异：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后来有美国朋友告诉我，夫妇两人挣钱但不要小孩儿，叫：DINK（“丁克”），英文是：Double Income, No Kids，还真形象。后来我在他们法学院又碰到一对“丁克”，男的是黑人，叫克拉克教授(Professor Hunter R. Clark)，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女的是白人。1995年我到了泰森公司工作(Tyson Foods, Inc.)，我们国际部副总裁也是一对“丁克”。
我（左）与克拉克教授和他夫人，1993年9月17日在法学院院长家宴上
“丁克家庭”在我们中国也多起来了，但让一些父母伤透了脑筋。其实，随着传统农耕社会的解体，婚姻家庭必然发生很大变化。独身，“丁克”，不过是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社会应当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修正）明确保护妇女有不生育的自由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1948）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5）也明确保护人类的生育自由 。
由于我俩年龄差别不大，他把我既看作客人，又当作兄弟。他给我说：你就叫我尼尔吧(Neil)。只有家里人或亲近的人才直呼其名，显得很近，就像咱们中国人一样，叫我“宽众”，一定是家里人或好朋友。但他试图几次叫我“宽众”(Kuanzhong)，哪个“zh”的音，他始终不会发，最后干脆直呼“gao”。后来我所有美国哥儿们，都叫我“gao”，一开始我听着很别扭，后来慢慢明白，那是一种亲昵的喊法。
汉密尔顿教授开车带我参观农牧场，衣阿华州得梅因市，1993年10月
汉密尔顿教授当时正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除了在学校是重要教授外，他还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段，他甚至打算去竞选衣阿华的州长。
他带着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参观农牧场，看望他在乡下的父母亲，让我尽可能多的了解美国社会。他父母当时年纪已经很大，我们到乡下农场见到两位老人时，老妈妈一个人坐在桌子前自己摆扑克牌解闷，老父亲是一位慈祥的美国大个子白人，坐在椅子上站起来很困难。人老先老腿啊。
有一天，他爸爸开车来得梅因看望他，我们中午一起吃了个饭，老人家一个人开车去住旅馆了。我很纳闷，他家那么大一栋小洋楼，怎么不让老父亲一起住呢？现在才明白，他们是互不打扰对方的生活，父母老子也一样。下次我去探望儿子，也去自己住旅馆。
有一次，他还带我去一个地方，英文叫：“nursing home”，我还以为是护士站。但进了房子，到处是坐在轮椅上，嘴角流着哈喇子的老人。后来才知道，“nursing home”就是养老院，原来美国人老了都进了养老院。没想到，三十年后，国内的养老院也遍地开花。
他给我办了一张德雷克大学教职工《工作证》，凭此证我可以在学校餐厅免费午餐，自由进入教授才可以进入的豪华阅览室。他还带我去参加法学院院长举办的家庭宴会。席间聊天，我和院长开玩笑说：我夫人和我母亲闹矛盾，把我夹在中间，苦不堪言。院长哈哈大笑：That's a universal problem（那是个世界性问题）。后来院长成了我的好朋友。
1993年9月17日在法学院院长家宴上，我与院长(左一)和他夫人（左三）
我刚到得梅因一个月，农业部同事就告诉我，何康部长要来得梅因，领取世界粮食基金会颁发的第七届“世界粮食奖”。这个奖项主要是奖励在世界粮食生产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各国人士,相当于粮食或者农业上的诺贝尔奖，奖金额20万美元。
何部长家是革命世家，他本人解放前就在周总理领导下为革命工作。他解放前大学毕业，是位大知识分子，在部里特别重视年轻干部们的学习，当时部里干部的学习风气很浓。
1993年10月18日，他在得梅因登上“世界粮食奖”领奖台，儒雅大气，他说：“我是代表八亿农民领奖的。”他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中国人，但20万美元奖金他一分不取，全部捐给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用于奖励高等农业院校品学兼优的学生和农业科研项目。
何部长去年7月3日逝世，终年九十八岁。怀念他老人家。
第四章
瑞哥
汉密尔顿教授在他的农业法中心给我安排了一个座位，并配了台式电脑，但要用鼠标操作。当时国内电脑还没普及，我根本没见鼠标，基本就是一个电脑盲。我的邻座是一位刚从德雷克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叫：戈瑞哥.安德斯(Greg Andrews)先生，为了大家阅读方便，我们这里暂且称他为“瑞哥”吧。
我和“瑞哥”在德雷克大学法学院农业法中心办公室合影，1993年9月13日
“瑞哥”一米八的大个子，满脸留着络腮胡子，他是汉密尔顿教授聘的助理。
“瑞哥”在德雷克大学法学院农业法中心办公室的工作照，1993年9月13日
别看他刚刚从法学院毕业，但比我还大一岁，已经有一儿一女，儿子与我儿子同岁，女儿比我儿子大两岁，都上学了。他夫人叫塔米(Tammy Andrews)，在一所中学教法语。
“瑞哥”一家人来我在德雷克大学的宿舍聊天，1993年10月3日，德雷克大学
汉密尔顿教授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我学电脑，查资料，打印文件，乃至生活小事，都是“瑞哥”主动教我的，有时直接带我上图书馆手把手教我查资料。
我看到我电脑右上角有个带缺口的苹果标志，“瑞哥”说这是“Apple”电脑的“Macintosh”。我想这苹果怎么能是电脑呢？一会儿是“Apple”，一会儿又是“Macintosh”，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现在才弄明白：“Macintosh”是苹果公司早期开发的一款个人消费型计算机，中文翻译为：麦金塔电脑。他指着用来滑动电脑移动标志的工具，说这是“Mouse”。后来回国后好长时间不知“Mouse”就是“鼠标”（翻译的还挺形象）。
随后好几年，苹果电脑被IBM等其他品牌挤出市场，几乎被人遗忘了。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苹果另辟蹊径，占领了全球的智能手机市场，成了世界五百强的老大。
我在德雷克大学法学院农业法中心办公室的工作照，右侧放着白色的麦金塔电脑，1993年9月13日，德雷克大学
美国的建国，就是因为欧洲的清教徒受到迫害，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信仰，万里迢迢来到新大陆，即“五月花号”和《五月花号公约》。新总统上任，需要手按《圣经》宣读誓言。所以，这个国家的基督教文化很浓厚，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宗教传统很强。咱们中国以前是有村就有庙，而美国是有村就有教堂，在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教堂盖的更是雄伟壮丽，富丽堂皇。
所以，要了解美国，必须了解其基督教文化。比如这次新冠疫情来袭，他们有宗教情结的人，对新冠就没有我们那么恐惧，所以，他们完全放开后并没有发生大的社会震荡。
后来我才了解到，“瑞哥”的父亲就是一位职业传教士。他全家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每次在他家吃饭，都要先低下头祈祷：感谢主赐给我们吃的，阿门！后来他儿子上了神学院。
周末没事儿，我就跟他们全家上教堂，听他们唱圣歌，做祷告。教堂有免费午餐，还能认识很多人。我最喜欢听传教士在台上讲经，西装革履，口齿伶俐，情绪饱满，抑扬顿挫，一口气讲两个小时不打磕，正是我练习英语听力的好机会。
我断断续续地读了一点《圣经》，但“瑞哥”从未动员我入教。几年后我去阿肯色的泰森公司工作，与我的老板也一起读过《圣经》，他问我要不要洗礼？我说：我很尊重您们信教的人，但我没信，不能骗上帝说我信了，还是不洗了吧。
我是一个穷学生，“瑞哥”倾其所有帮助我，没有图任何回报。他的真诚，善良，宽容，博爱，让我终身难忘，同时也潜移默化的受到了他的很大影响。
美国是个汽车社会，没有车，不会开车，非常不方便。
有一天，“瑞哥”问我：你想不想学车？
我说：想啊。
他说：那好，过几天我带你去学车。
过了几天，他把我带到他家，从墙角开出一辆手动挡的旧车，然后带着我开到他家旁边的一个操场上，在操场转了几圈，告诉我如何挂档，踩离合，给油，刹车。我就开始练习，他在副驾驶陪着。第一次摸车，神经紧张，手忙脚乱，那个方向盘还死沉死沉。晚上我回到宿舍，两个胳膊酸痛酸痛。
就这样，一有时间他就拉我去他家练车。我还学习交通规则，并去交警队先考了笔试，一次通过。1993年12月底，他帮我与交警队约了路考时间。到路考那天，他把她夫人常开的一辆日产灰车小轿车开上，带着我去了交警队。
一位女交警上了车，坐在副驾驶，让我启动，开车。路边还有残雪，她拿个小本记录，一会儿让我左转，一会儿让我右转，我突然觉得方向盘特别轻盈，开起来非常舒服。最后把车开回交警队的停车场，女警察让我倒着泊进车位(back parking)，没想到我竟然一把倒泊进位。
回到交警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会儿。“瑞哥”笑吟吟地挥舞着手里的小方片，说：高，您的驾照！
没想到，这美国驾照就这么搞定了，我与“瑞哥”击掌庆贺。在回他家的路上，我说：怎么今天的方向盘不死沉死沉了？他说：这是他家最好的车，电动方向盘，您学车的方向盘是无电动的。
大家都说美国人有两样东西不借：一不借老婆；二不借汽车。不借老婆是真，但不借汽车的确有例外：铁哥儿们是给借车的。
这就是我考驾照所开的他家那辆好车，左边站着的是他儿子，1993年，得梅因市
美国的早期移民，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垦荒造屋谋生存，所以，美国人的动手能力非常强。“瑞哥”家里虽然不富裕，但他在自己的房子专门开辟了一个“工作间”(garage)，里头摆满了各种工具，汽车的一般毛病，他自己都能修。
1993年9月底的一天，他说他要到乡下帮朋友盖房子，问我去不去？我说去。第二天一大早，他开着车拉着我和他的儿子，走了两三个小时，到了他朋友的农场。
“瑞哥”乡下的朋友家正在盖房，衣阿华州茅草村（Moloy, Iowa)，1993年9月30日
他朋友夫妇也是基督徒，女主人带个前面带沿，后面系带的小帽，扎个围裙，一下让我想起电影上看到过的十八世纪的英国乡村姑娘。我们简单吃了午饭，就开始盖房子。这房子完全是用木条和木板搭建，一点儿水泥都没用。我按照他们的指示，爬上房梁，叮叮当当就干起来。干到傍晚，我们收工，简单吃了点饭就开车返回。
十八世纪的英国乡村姑娘油画（网图）
我按照他们的指示，爬上房梁，叮叮当当就干起来了。衣阿华州茅草村（Moloy, Iowa)，1993年9月30日
越走天越黑，但车速老是提不上来。“瑞哥”说坏了，变速箱出毛病了。我们只好原路返回他朋友家，他朋友赶快给我们安排住处。我住在楼梯边上的一个窗户下，正准备睡觉，突然发现皎洁的月光从窗户洒进房间。一看日历，是9月30日，正好是中国的中秋节。
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起了中秋节，不禁想起了国内的家人。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性是相通的。
“瑞哥”是我在美国交的最好的朋友。几十年过去了，我常常在梦里梦到他。有一次竟然梦见他把他的络腮胡子全剃光了，让我一阵好找。我打电话告诉他，他说他现在真的不留胡子了。从他寄来的照片看，他的确显得年轻了。
留学系列
吴限：我给福建偷渡客做方言翻译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