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致云雀》

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公元1792年8月4日—公元1822年7月8日），英国著名作家、浪漫主义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英语诗人之一。英国浪漫主义民主诗人、第一位社会主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改革家、柏拉图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

雪莱生于英格兰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沃恩汉，12岁进入伊顿公学，1810年进入牛津大学，1811年3月25日由于散发《无神论的必然》，入学不足一年就被牛津大学开除。1813年11月完成叙事长诗《麦布女王》，1818年至1819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长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倩契》，以及其不朽的名作《西风颂》。1822年7月8日逝世。恩格斯称他是“天才预言家”。

雪莱是英国卓越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和拜伦被公认为是十九世纪英国诗坛的两颗巨星。

雪莱《致云雀》

向你致敬，欢乐的精灵！

       鸟从来就不是你

是从天堂，亦或其比邻，

       倾泻你整个的心

于天然之艺术的丰富乐曲。

比高更高却还要更高

       你从大地飞跃起

像一团火烧云；

       你展翅于蓝之深邃，

边欢歌边翱翔，边翱翔边永歌。

在沉陷的太阳

       它的上空卿云灿灿

那金色的电光中，

       你浮游迅奔；

像无形的欢乐的竞奔初发。

那隐约的淡紫也

       随你的飞翔融消；

像天上的一颗星

       在浩瀚的日光中

你形影不见，可我却听见你高亢的喜悦，

银色星球的箭矢

       那般锋锐挚切，

它的灼灼华灯窄缩于

       白色晨曦的清朗

直到我们几难目睹，却感觉它在那里。

整个大地和天空

       同你的声音嘹亮，

就像，当夜晚荒寂，

       从一片孤云中

月亮撒下她的光波，天堂明辉流溢。

你是什么我们并不知晓；

       什么最与你相像？

从那彩虹的彤云流不下

       明亮可见的珠滴

如你的出现降下的旋律的阵雨。

像一位诗人隐身于

       思想的光明，

吟唱随性的颂歌，

       直到世界被它不曾留意的

希望与恐惧造为同情：

像一位高贵出身的少女

       在一座宫殿的塔楼，

于私秘的时刻

       抚慰她负重着爱的灵魂

以爱般甜蜜的音乐，充溢她的闺阁。

像一只金色的萤火虫

       在露水的幽谷，

无拘无束地撒播

       它空灵的色调

在遮蔽它于视野外的，花儿与青草之中：

像一朵玫瑰荫蔽

       在它自己的绿叶中，

失身于热暖的诸风，

       直到它发出的芬芳

以过度的甜蜜迷晕了翅沉沉的窃贼：

霏霏春雨的声音

       在晶莹闪烁的草叶上，

雨唤醒的花朵，

       所有向来都

欢乐，明艳，而新鲜的，你的音乐都超越。

教导我们，鸟的精灵，

       你什么样的甜蜜思虑：

我从未曾听到

       爱或酒的赞美

喘涌出如此神圣的极乐。

婚礼的合唱

       或凯旋的高歌，

与你的歌相比

       将都只是虚夸，

在其中我们感觉到某种隐藏的需要。

 你欢乐乐曲的源泉

       是什么样的事物？

什么田野，波涛，或山峦？

       天空或平原的哪种形态？

对你的同类什么样的爱？哪种痛苦的无知？

你清澈挚切的欢悦之情

       让慵怠无存：

烦恼的阴影

       从不在你近旁出现：

你爱：却从不知晓爱餍足的悲伤。

醒着或睡着，

       你一定于死亡确认

事物更真实更深刻

       胜过我们凡人所梦想，

不然你的音符怎能流淌于这样一条晶澈的溪流？

我们瞻前顾后，

       为非是之物心神憔悴：

我们最诚挚的笑声

       也充塞了某种痛苦；

我们最甜美的歌讲述那最悲伤的心思。

可如果我们能够蔑视

       痛恨，和骄傲，和惧怕；

如果我们是生来

       不落一滴眼泪的事物，

我不知道我们怎能接近你的欢乐。

比悦人的声音

       所有的节拍更美好，

比书中寻获的

       所有的财富更美好，

你的技巧属于诗人，你这平地的鄙夷者！

教给我你的智慧知晓的

       欢欣的一半，

如此和谐的疯魔

       将从我的双唇流淌

那时世界将倾听，就像我此刻在倾听。

a d i e u d u s k / 译

《致云雀》是雪莱抒情诗不朽杰作之一。他以独特的艺术构思生动地描绘云雀的同时，也以饱满的激情写出了他自己的精神境界、美学理想和艺术抱负。

诗中，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热情地赞颂了云雀。在诗人的笔下，云雀是欢乐、光明、美丽的象征。诗人运用比喻、类比、设问的方式，对云雀加以描绘。他把云雀比作诗人，比作深闺中的少女，比作萤火虫，使云雀美丽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诗人把云雀的歌声同春雨、婚礼上的合唱、胜利的歌声相比，突出云雀歌声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诗歌节奏短促、轻快、流畅、激昂，节与节之间，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极具艺术感染力。

雪莱诗中这一云雀形象，并不纯然是自然界中的云雀，而是诗人的理想自我形象或诗人理想的形象载体。诗人和云雀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都追求光明，蔑视地面，都向往理想的世界。所不同的只是诗人痛苦地感到了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差距，而这个差距对云雀是不存在的。从诗的整个调子中可以看出，雪莱虽感到理想遥远的痛苦，仍以不断飞升的积极情调去超越感伤。诗歌在艺术表现上很见功力，文字洗练，节奏感强，风格清丽明快，而且文章有种雄浑磅礴、大开大阖而又圆融内敛的气势。诗歌充满活力和锐气，有一种前进的力量。 

雪莱十分重视艺术的社会意义，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根据正义和美的原则来促进生活的改造。诗人渲染高尚的情操，是为了引起读者普遍的激动，抒写对于美德的渴望，是为了唤醒人们对于卑劣欲念不能相容的强烈感情。他说：“一首伟大的诗，是永远泛溢着智慧与快感之流的不竭源泉。”《致云雀》几乎体现和容纳了雪莱诗论的全部要点。

全诗二十一节。从赞美开始，以感叹告终。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大体可分六、七个小段落。

据雪莱夫人回忆，这首诗是1820年夏季一个黄昏，雪莱在莱杭郊野散步时听到云雀呜叫有感而作。第一节写的似乎就是诗人当时的强烈感受和最初反应，其余各节全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他首先对云雀及其歌声作出总的评价和赞美：称云雀是“欢乐的精灵”，以来自“天堂或天堂的邻近”，暗示欢乐歌声的神圣，几乎等于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以“不事雕琢的艺术，倾吐你的衷心”表达了诗人的美学观点，他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是直接从心灵深处涌现的思想激情和形象。

第二节是全诗写得最美的一节，是一切想象的依据。写出了云雀从地面一跃而起的典型运动态势和边飞边唱的典型习性。第三、四节则在描写云雀升上晴空迎接朝阳和以一系列欢快明朗的形象感染读者的同时又把读者的思绪引回云雀的歌声。

第五、六、七节，诗人以星光的利箭、明月的清辉、霓虹彩霞降下的美雨之类视觉形象描绘听觉上的优美感受。

第八节，直接把云雀比作诗人，说云雀“像一位诗人，隐身在思想的明辉之中，吟诵着即兴的诗韵，直到普天下的同情都被从未留意过的希望和忧虑唤醒”，他以“即兴”再次强调好的艺术品应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又以“思想的明辉”突出思想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最后两行则宣扬了诗人的神圣使命，也就是雪莱一再论及的“唤醒同情”。而以人们“从未留意过的……”一句则表明诗人比一般人敏感，是“感受性最细致，想象力最博大的人”，“立法者和先知”，应该有能力有责任，揭示出常人未曾留意的真理。

第九节，他把云雀鸣声比作怀春少女为了“排遣她为爱所苦的情怀”而唱出的“甜美如爱的歌曲”。这正是诗人的自况。接着，他又比之为飞萤与晶莹的流光、玫瑰与醉人的芳香，都像隐居深闺的少女一样，不露形影。体现了雪莱所说，诗人写诗，并非自求闻达。第十二节又以晶莹闪烁的草地、春霖洒落的声息、雨后苏醒的花蕾这三个密集的形象带出三个概括性强而准确的形容词：明朗、清新、欢悦，在更高二个层次，对云雀歌声的优美品质作出判断。

第四小段，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探讨美的根源。“飞禽或是精灵”，呼应第一节的“欢乐的精灵，你似乎从不是飞禽”。然后以设问的方式给予答案。

    雪莱认为，没有高尚的思想、情操便无从创造美的艺术作品。“赞婚的合唱”和“凯旋的欢歌”之所以必定贫乏，是因为在他看来，传统的婚姻制度不过是人压迫人的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带来“凯旋”的战争和暴力本身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第十五节提出了艺术与生活和自然的关系。雪莱认为，艺术是生活的（（J准妙惟肖的再现”。雪莱也非常重视想象，“诗可以解作想象的表现”。不过，他所推崇的想象也来源于生活。他在谈到自然风光、山川姿色、人间暴政、战争场景和人类各种文明成就时说：“我就是从这些源泉中吸取了我的诗歌形象的养料。”绮丽的浪漫主义之花，也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说，云雀歌声之所以甜美欢快，是因为云雀“爱，却从不知晓过分充满爱的悲哀”。第十七节谈到了死亡。人总认为一切生灵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生命。而雪莱认为，在参透了生死真谛之后，便可达到无所畏惧、无所挂碍的坦荡境地。雪莱认为有理性的人应该造福人类，这是生命的价值。而高尚的灵魂永生不死，只会回归到他所来自的本源而和“宇宙精神”合一，那时，死去的将是死亡。这种理解，也正是雪莱虽时刻预感死亡临近而始终乐观豁达的重要原因。

云雀，是理想化了的诗人。

以下三节，体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共同特征：歌颂自然，以反衬人类社会的丑恶和人的不幸，但也揭示了某种真理：“我们瞻前顾后，为了不存在的事物自扰，我们最真挚的笑，也交织着某种苦恼，我们最美的音乐是最能倾诉哀思的曲调。”读到此处，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能不产生共鸣？

第二十节对云雀歌声的美妙进一步概括，同时表明，艺术作品之所以美妙而富饶，是因为作者具有不凡的品质，高超的艺术技巧只能为“鄙弃尘土”的艺术大师所用。

“鄙弃尘土”，既指云雀“从地面一跃而上”，也指摆脱陈腐、庸俗的思想感情的拘束。雪莱说：“诗人的言语总是隐喻的”，全诗在使用大量的明喻和： 暗喻描绘云雀及其歌声的同时，塑造了一个象征，一个理想艺术大师的形i 象。这里的隐喻以双关的形式又一次呼应第一节的暗示：此曲只应天上有。

最后，诗人以感叹的口吻表达了他的愿望和抱负。云雀所熟知的欢 欣，就是和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对于同类真挚强烈的爱联系在一起的欢欣。

《致云雀》全诗无一处不写云雀，同时，无一处不有雪莱的自我，是诗人理想化的自我写照。如布朗兑斯所说，雪莱的自我大到足以拥抱全宇宙。

雪莱说：“一切崇高的诗都是无限的，它好像第一颗橡实，潜藏着所有橡树。我们固然可以拉开一层层的罩纱，可是潜藏在意义深处的赤裸的美却从不曾完全被揭露过。”《致云雀》正是这样一首崇高的诗，理解《致云雀》可以成为理解雪莱其人其诗的一把金钥匙。

《致云雀》的二十一节，每节都由四个扬抑格三音步诗行和一个抑扬格六音步诗行构成，韵式是ababb。这种四短一长的设计，是模拟云雀：每阵呜叫，总是在短促的几声之后拖带一长声尾音。‘尽管雪莱说：“诗是一扁闪着电光的剑，永远没有剑鞘，因为电光会把藏剑的鞘焚毁。”但是，《致云雀》的剑与鞘似乎正好匹配。

《致云雀》作为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典范，称得上清新俊逸，不同凡响，以至比雪莱年长22岁，同样写过云雀的前辈大诗人威廉·华兹华斯读后也不能不自叹弗如。

要是有人把布罗茨基想象成波希米亚式的诗人，那绝对是个错误。如果把“波希米亚”的意义仅仅限于指称那些生活在社会或国家边缘的人群，那么年轻时期生活在列宁格勒的布罗茨基或许能当此称谓。他胜任很多行当。他能干的不只是从事创作，他能证明自己能受雇于人。他经常“像牛一样不停地耕耘”。他对安·哈伯（Ann Harbor）大学特别感激，感谢给他这个“太阳底下最懒的汉子提供教职”，尽管当时他并不懂英语。他严格履行作为一名教师的职责，学生似乎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他让学生用他们的母语背诵上千行的诗歌——没有哪个教授敢如此古板。要是哪个学生课上说了什么愚蠢至极的话（比如，幼稚地相信美国政客们那一套观点），布罗茨基会将他扔出课堂。 

他有着自学的热情。来美国之前，他是被动学习英语的；来美国后，他很快掌握了用英语说写的能力。他用英语写就的散文以及个人诗作的英文韵体译本都显示了他对英语惊人的娴熟。这只可能是他刻苦努力的结果。 

就当代欧洲诗歌而言，布罗茨基对波兰诗歌最有兴趣。在列宁格勒时，他只能读到一些零星的作品，可都是重要诗人的作品：从诺尔维特（Norwid）到加尔克辛基（Galczynski），也包括我的作品。流放后，他翻译了我的诗歌《N.N的挽歌》，我想这部作品同时也表达了他的见解：抒情诗可以作为个人的自传，哪怕它只能相当于十分之一的传记内容。他认为诗人之所以用散文创作，是因为要保留那剩下的十分之九。他读过我的《诗歌论文》的俄文版。那是娜塔丽娅·戈尔巴聂夫斯卡娅（NataliaGorbanevskaia）出色的译本，由安·哈伯这家专门出版俄语书籍的公司阿迪思（Ardis），于1982年出版。 

俄语是笔财产。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就是其中一部分。在他看来，诗歌是语言的最高成就，他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将波兰语和俄语作一类比，就不难理解我们对克拉西茨基、特瑞姆卑茨基、密茨凯维奇的深情了。不过，跟俄语文学比起来，年轻的波兰文学还是一片空白（莱希米安除外），只有斯卡曼特尔派（Skamander group）可以跟俄罗斯的阿克美派相媲美。然而年轻的波兰诗人当中，有谁对斯卡曼特尔派的感情可以与布罗茨基对曼德尔施塔姆或者阿赫玛托娃的感情相比呢？杰拉斯劳·伊瓦斯科维奇也许算得上，不过韵律方面的变革最终导致年轻诗人对波兰经典诗作的瓦解。 

他对学生说也许他们对《十日谈》不太熟悉，不过可以慢慢领会，毕竟归纳起来只有十七个要点：“十诫”加“七宗罪”，这就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他说他的缪斯——或者说他的诗歌神灵——是基督，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屡屡涉及《旧约》和《新约》的主题。 

慷慨是他的一大特性。他总是向朋友纷撒礼物，随时都乐意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组织活动、处理事情。他尤其喜欢称赞人。他的慷慨最明显地体现在他跟洛可夫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谈话中。布罗茨基盛赞她的伟大、智慧、善良和心胸的博大。在他看来，作为诗人的伟大跟作为人的伟大是分不开的。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从未见到他在称赞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却又承认诗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诗歌成就了弗罗斯特，这已足够，无需再去纠缠于他的生平。这跟他一贯的信仰吻合：美学先于伦理，乃至其源头。 

他对阿赫玛托娃的评论中有一点最为深刻，那也许是就“创作过程”这一问题的看法中最深刻的一点。他断定阿赫玛托娃在创作《安魂曲》时正经受着巨大的痛苦。儿子入狱，她所承受的痛苦是诚挚的，可在将痛苦诉诸笔端时，她却感到自己的感情的虚假，这正是因为他不得不将个人感情转化为形式。形式为了成全自身，利用人的情感，从而成为情感的寄生虫。 

他想发挥自身的价值，于是有了以下的想法：他要求将几百万本的美国诗歌选本连同圣经一起，散发于全美的酒店和旅馆。他看到罗马设有美国研究院，便想法在那个城市促成了俄罗斯研究院的成立。他明白俄国文学跟意大利之间的关系（果戈理的《死魂灵》写于罗马；永恒之城在曼德尔施塔姆和他自己的诗歌中都有所反映；他心仪威尼斯，把它写进了作品）。他没有回国的念头。跟斯特拉文斯基、巴甫罗维奇一样，他死后葬于威尼斯。这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从教育学意义上来讲，布罗茨基对我颇有启发。我们能做到像他那样地欣赏母语吗？对俄国人而言，母语是仅次于圣像的巨大财富。我不就是对波兰语中嘘唏嘶咝的发音——更糟得要将无处不在的prze和przy音节，读成“paheh”和“pshih”——表示过不满吗？可波兰语终究是我的故土、家园和最终的归宿，不管我因它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这是我获救的唯一方式。 

我们像他那样敬重前辈吗？还是只知道嘲笑、抨击？诗歌曾经是文学园地的支柱，可如今为何不见为大诗人设立的龛座？密茨凯维奇、斯洛伐支奇、诺尔维特都各有其龛，可我们这个世纪的代表诗人呢？贡布罗维奇，舒尔兹，维特凯西（Witkacy）会取代斯卡曼特尔派的七精英吗？ 

要将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波兰诗歌作一比较，首先要考虑到两种语言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则。将莱西米安用俄语创造的诗跟他用波兰语创作的诗（如《智慧女人瓦西利萨之歌》）作一比较如何？不过两者的历史不同，其主题也随着1918年以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大异其趣。 

一首诗能多大程度上摆脱原有的记忆功能？对布罗茨基而言，语音与语义不可分离。这对于俄国人而言，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一首诗要是不能渗入一个人的记忆，那算不上是诗。波兰语尽管有不同的语言规则，波兰人对于斯坎曼特尔派的诗还是能熟记在心，加尔克辛基的诗同样如此。 

在诗歌方面，对格律和韵脚的弃置似乎跟社会领域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同时发生，两者都见证了在各自数量上的猛增。要是有人以为波兰在诗歌方面的变革过于频繁的话，我们不妨以艺术流派不断涌现的法国为例。瓦雷里是最后一个用传统格律创作的诗人，他的出现有界标式的意义。自他以降，诗歌的意义逐渐下滑，直至今日从文学市场完全消失。也许在其它国家，不同的环境，类似的情形也在发生。词组被拆散为单词和片段式的句子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多少世纪以来，诗歌跟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之间的纽带切断了，而正是他们为不同语种的诗人确定了音韵。也许有人在学校和文学领域的变革作一类比：格律变革的时期也正好是高中课表取消拉丁语的时期。 

布罗茨基喜爱英语，也许是因为在诗律发生巨大的变革面前，英语可谓具备强健的“膂力”。因种种缘由（可一一列举），韵律诗在维多利亚时期终结，标志着英语诗歌调整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韵脚在英语里不像在意大利语里那么重要，比如莎士比亚的五步抑扬格是不押韵的，因此韵脚的消失不会导致变革后的英语诗歌跟前代诗人作品之间的差别过分显眼。不过，人们也许会诧异布罗茨基称弗罗斯特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诗人，同时也盛赞爱德华.阿林顿.罗宾逊（1869-1935），而后者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从他的诗文里，看不到惠特曼对他一丁点儿的影响，这也同样令人感到奇怪。 

众所周知，艾略特于一九六五年过世时，仅有布罗茨基一人为他写了悼亡诗，他用的是俄文。艾略特的诗当时已备受质询，这是一个曾经名噪一时的人通常要经历的阶段。可在俄国，对艾略特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布罗茨基承认他后来对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不再着迷。总的说来，他认为现代主义（从安格鲁-撒克逊对这一术语的理解）的各种流派对于诗艺的精进是无益的。 

他谈论这个世纪的政治，并沿用古代的政治术语：（古罗马）帝制、暴君、奴隶。在艺术领域，他绝非民主派。首先，他认为纵观历史，在任何国家，对诗歌感兴趣的人不会超过其人口的百分之一。其次，诗人的地位是不等的，只有少数一流的诗人例外，“成就更高的大诗人”或者“成就稍逊的大诗人”这样的称谓用在他们身上都不合适。作为天生的平等主义者，他反对将人分成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可就艺术而言，他却跟纳博科夫、贡布罗维奇一样属于贵族。 

他过世后，我常想起他，琢磨着他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一个未完成高中学业的少年，没有上过大学，何以日后成为人文领域广受认可的权威？他很聪明——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天分，可除此以外，还有其它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同时代的那批誓言“拒谈苏联”派的年轻诗人和翻译家们，聚集于列宁格勒，嗜书如狂。他们都有着惊人的读书热情，着魔般地从图书馆、二手图书市场找到一切可读的书；跟布罗茨基一样，他们学习波兰语，因为在当时，波兰语是他们了解西方文学的唯一渠道。布罗茨基的人生履历留给我的教训是积极的：意识胜于存在，可同时也警惕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波兰年轻一代的作家中，他们是否具有跟布罗茨基一样自学上进的动力呢？ 

“除了抱怨以外，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些深陷绝望、有过轻生念头的年轻一代作家们，应该用心体会一下布罗茨基的这句话。被判入狱时，他用一种哲学的态度接受这个事实，未曾动怒；他曾在苏联时期的一个国家农场铲粪，却能够积极地看待这一经历；被驱逐出境后，他心一横，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在他眼里，诺贝尔奖是反复无常的命运中的一个转折，跟他此前经历的波折没什么差别。古代的智人贤士推崇如此行事的作风，但如今能将之付诸实践的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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