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1年（元禄四年）初夏，芭蕉在旅次客居其弟子向井去来在京都小仓山麓的别墅落柿舍。这座房屋原为富豪住宅，芭蕉住进去时已破旧，但他喜欢这里的幽静宽敞。房屋四周是一片竹林，夜间，忽闻杜鹃鸣叫着飞上天空，打破夜的寂静，抬头一看，只见月光如水，从竹叶间筛漏下来。他在《嵯峨日记》中这样写道：“落柿舍之建构原封未动，破损坍塌，随处可见。然今之残破景象似比昔日之豪华气派更富情趣。雕梁画栋，风吹雨淋。奇石怪松，艾蒿掩埋，竹廊前一株柚树芳花馨香。”还有一句吟咏落柿舍的俳句：“芳香柚子花，诉说当年豪华事，厨房亦宽大。”黄昏薄暮时分，杜鹃从宽阔的江面上鸣叫飞过。虽然鸟已飞去，其声还留在江面上。此句意境显然来自苏轼的《前赤壁赋》：“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横”字是“诗眼”，使划破夜空宁静的悠长鸟叫声久久回荡在读者的心间。芭蕉豪放之句不多，此为其代表作之一。1680年（延宝八年），芭蕉的弟子杉山杉风把自己看守养鱼池的窝棚改建成草庵供他居住。因芭蕉仰慕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把草庵命名为“泊船堂”。翌年春天，他在门口栽种弟子李下所赠的一棵芭蕉，遂改称“芭蕉庵”。其俳号亦为“芭蕉”。后芭蕉庵毁于火，1692年（元禄五年）第三次重建芭蕉庵。《移芭蕉辞》中云：“当年移居此地之时，植芭蕉一株。或许水土适应，分长数茎，硕叶茂盛叠重，占据庭院，遮蔽茅草屋檐。是以人呼此草庵为芭蕉庵。旧友、门人皆爱之，刨芽分根，四处相送，年年如此。……犹欲为明月添景，植芭蕉五株。其叶七尺余，几可裹琴，亦能缝制成琵琶袋囊。风吹叶摆，如凤凰摇尾，雨穿叶破，似青龙之耳。新叶日展，启横渠先生之新智，待少年上人之开笔。”横渠，即张横渠，宋人。《张子全书》中记载：“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己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少年上人，即怀素。李白在《草书歌行》中道：“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杜鹃鸣叫着从高空横飞过去，云雀从低处垂直地冲上天空，它们的轨迹呈现十字形。作者在《去来文》中说：“忆起定家卿之烟十字。”藤原定家有一首和歌道：“眺望大原上，连绵横卧小盐山，烧炭起直烟。”横卧的山与烧炭的直烟交叉成十字形。作者借鉴古代和歌，以观念性的感觉把握两只飞鸟的动态，暗示季节的交替。想象力是此句的生命力，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向井去来（1651－1704）：江户时代前期的俳人，蕉门十哲之一。与凡兆共同编纂的《猿蓑》被誉为“俳谐的古今集”，所著《去来抄》乃蕉风俳论之白眉。在嵯峨建落柿舍，芭蕉的《嵯峨日记》即创作于此庵。句如其人，向井去来温和稳重、质朴素雅，善于从正面捕捉对象，直截了当地抓住事物的本质。但其晚年对俳坛新潮流持消极态度，坚持信奉《猿蓑》风格，显示其保守的一面，不过他同时认为俳坛缺少芭蕉这样的革新人物。盛夏的大海，帆船乘风破浪飞速前进，头顶上浮动着洁白的云峰。气势爽快的俳句如同一幅线条有力的一气呵成的画面。该句风语言流畅，表现出作者纤细的感觉。又如“折叠竹叶铺鱼篓，银鱼跳跃泛青亮”中，银鱼几近透明的无色与竹叶的清亮翠绿相映成趣，在碧绿的竹叶映照下，跳跃的银鱼也泛着淡绿，微妙细腻的描写表现出新鲜的感受性。另外，“细雨美飞燕，垂柳舞清风”、“燕携流水去”、“梅雨桃叶寒风色”等都带着汉诗的闲适意境。椎本才麿（1656－1738）：年轻时曾当过僧侣，后倾心于儒学，并还俗。他曾活跃于大阪俳坛，也几次去江户，结识芭蕉等人，自成一派，以点评为业。晚年成为大阪俳坛权威，模仿和歌的“秘传传授”，作“秘传书”分发给门人。他擅长以汉诗文入句，富有汉诗情调，并借用和歌的表现手法。其晚年句风尤好古典情韵，甚至有些含带玄学的感觉。“越后屋”是位于日本桥骏河町的三井吴服店（绸缎庄），现在的三越百货店的前身。“更衣”在世间习俗指的是阴历四月一日和十月的换季，但在俳谐中只指前者，将冬装的棉袄换成夹衣。作者从越后屋门前经过，正是换季时节，只见吴服店顾客盈门，不断传出扯布的声音。此句充满江户初夏时都市的热闹、富丽的情趣。其角擅长以华丽奔放的风格表现元禄时代江户人的气质和生活景象，与芭蕉追求幽雅的境界截然不同。此句题为《破扇图》，是作者看见一把破扇时突发奇想出的俳句。“惟光”是《源氏物语》中光源氏的心腹，在《夕颜》卷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惟光从侍女手里接过熏过香的扇子递给主人。其角运用这个典故，灵机一动，吟咏道：“这把破扇就是过去惟光如厕时赶蚊子的扇子啊，如今这样残破。”宫廷王朝的优雅在俳谐里变得卑俗而滑稽。萤火虫一闪一灭地飞过，亮光与亮光的距离约有一尺，在黑暗中形成一条亮光的断续线，令人感觉萤火虫的寂寞。萤火虫闪光的时候比它消失在黑暗中时更给予作者强烈的寥寂感。立花北枝（？－1718）：江户时代的俳人。1689年（元禄二年）在芭蕉到金泽旅行时入其门下，并陪同他旅行到越前松冈。芭蕉曾在《奥州小道》中这样记述：“金泽之北枝言仅送余一段，终至此地。所到之处，所见之景，北枝皆苦心孤诣于俳谐，时有妙思佳构。今将临别，赠其一句：‘题辞裂扇两分留，此情难舍仍依依。’”北枝著有记录芭蕉在山中温泉言论的《山中问答》。桥被大雨冲垮，人们聚集在岸边，这时天空放晴，夏天的皓洁明月浮在天上，清光似水，倾泻在大地上。作品只是这样清淡地写实，读者却可以从中体会许多言外之意，也许围观的人群惊魂未定，呆然凝视着拍打两岸的浊浪滚滚流去，庆幸自己能够死里逃生，表现出人们面对大自然的肆虐无能为力的茫然情绪。此为芜村的名句。娇艳盛开的牡丹逐渐凋谢，花瓣落地，有的两三瓣重叠在一起。这是客观写生，作者眼中的这个景象是一种完成体，花瓣在空中轻飘摇落所描画的色彩还残存在脑海里，作者捕捉到的只是花瓣重叠在地面上的瞬间感觉，令读者产生一种华丽的造型美般的幻想，进入超越时空的非现实世界。这里的“两三瓣”是不定量词，在幽暗之中甚至未必能看清花瓣的轮廓，从而产生一种“幽玄”之美。其他如“辉煌灿烂金屏风，牡丹添光彩”、“银猫金蝶戏牡丹”等吟咏牡丹的俳句，从各种视角追求牡丹优雅的端庄美，热烈奔放的感性和丰饶抒情的诗意具有外向的官能性冲击力。住宅的角落里静静地躺着一口被人遗忘的古井。长久没有使用的老井里有鱼儿生活在里面，大概是什么人放进去的，恐怕是小河鱼。鱼儿有时跃出水面吞食蚊子。又恰好是傍晚时分，小小的水声在深深的古井里回响，传到耳朵里时却变得沉闷。这声音显得阴沉，因为它包含着周围的空气。麦子抽穗的田地边上，巡回演出队搭起简陋的戏棚子。此句写麦子根部摆着化妆用的镜台，却没有出现演员的形象，如同一个剪接下来的印象鲜明的小品场景。歌舞伎演员中村吉右卫门一世是高滨虚子的著名门人，他创作过巡回演出时的俳句“天边看晚霞，后台前面水车转”，描写一台水车在后台的窗户外面缓缓转动。深更半夜，听见有人敲门，主人起床，开门一看，只见一位朋友站在门外，手里提着香鱼，说：“今天鱼打得多，送你一些。”朋友连门也没有进，把鱼交给主人后就离去了。主人手里提着鱼，看着消失在黑夜里的朋友的背影，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作者通过一件小事表现友情，话语不多，动作简单，时间短暂，朴素的情谊跃然纸上。野蔷薇，高约两米，细枝有刺，初夏开小白花，有香气。作者心怀愁绪，登上山岗，只见野蔷薇开得正盛，空气里飘逸着馥郁的芳香，不由得勾起浓浓的乡愁。类似的俳句如“花开野蔷薇，恰似故乡路”，作者在山间小路上行走着，看着野蔷薇的白花，闻着花香，觉得脚下的这条山路与自己小时候玩耍的故乡小路是多么的相似。梅雨连绵，令人心烦，一天夜晚，忽然从松林背面悄悄露出晴朗的月亮。蓼太对此句甚为满意，认为使用拟人手法的“悄然”二字为该句的“诗眼”。当时在日本长崎的中国诗人程剑南读到此句后，作五言绝句和之：“长夏草堂寂，连霄听雨眠。何时悬月色，松影落庭前。”并作序云：“蓼太先生者，隐君子也，都人士以为金马侍从之流亚矣。乙未春，于崎阳客馆得俳谐歌一章，言是先生所著。仆不能读其国字，故就译士某得解。解者兴在景中，意在言外，大非俗品可知，盖仆亦有所感也。因赋一绝，写其意，效颦之诮所不辞也。乾隆四十年孟夏月望后三日云间程剑南。”（引自彭恩华《日本俳句史》）蓼太接到这句绝句后，大喜过望，以此作为其师吏登追悼集《莲华会集》的卷首诗。夏天，刚买了一把白扇子，那位自以为书法高明的邻居“王羲之”书兴大发，大笔一挥，龙飞凤舞地在扇子上乱涂一通，弄得主人啼笑皆非。大伴大江丸（1722－1805）：经营运输业，60年间往返大海道70多次。晚年隐居，致力俳谐，注重口语，其幽雅滑稽、轻妙自在的句风对一茶产生影响。他善俳画，精书法。编著有《俳谐袋》、《俳忏悔》等。题记云：“老妇化妆乃大煞风景。傍晚忆起往昔之事，不禁自言自语。”磨镜人（当时用的是金属镜子）从盛开溲疏花的门前悄悄走过。此句内容与题记相对照，令人感到飘溢着一种凄艳的情趣。一个自称“老妇”的女俳人对着傍晚盛开的白色溲疏花自言自语。榎本星布（1722－1814）：江户时代中期的女俳人，师事于加舍白雄。她年轻丧夫，后削发为尼。她建立了芭蕉句碑，并出版纪念芭蕉的著作《蝴蝶的日光》。该书出版前失去其子唤之，此后情绪消沉。此句描写酷暑难耐的夏天，潮湿闷热，大汗淋漓。宽阔的江面上，浊水扑哧扑哧地冒着脏乎乎的水泡缓缓流去，一个水泡接着一个水泡，消失了又冒出来。远远看去，江面就像是一张满是皱纹的薄皮，而水泡如同折叠的皱纹。当然这只是作者的心理感觉，炎热天气里的浑浊水面，似乎水泡都起了褶皱，这水泡的皱纹反过来又使人顿生心理上的热感。高井几董（1741－1789）：1770年（明和七年）入芜村门下，忠实辅助芜村。编撰《其雪影》、《续明乌》，成为夜半亭的重要人物。芜村殁后，于1785年（天明五年）任夜半亭三世。1788年（天明八年），羁于大火，幸免于难，此后辗转寄食于京阪神俳友之间，晚年生活悲凉。几董纯朴诚实，严守师训，循规蹈矩。其作品多以温静、清雅见长。此句收入天明时期的佳集《井华集》里，几董挚友无肠，即上田秋成为该集作序云：“开卷顿觉色彩绚烂，夺目生辉。”夏日涉水过河的女子，洁白的小腿上沾着藻花。这首俳谐含带“官能”的风流情趣，给读者异常鲜明的印象。几董的俳句多理性地把握身边的日常生活，朴实自然，流畅平淡，不事技巧。其融入芜村的浪漫性句风，形成富有汉诗及古典情趣的艺术境界。写有俳句“深山古寺廊下静，潺清水润苍苔”、“庭院惜春锁门扉”、“相扑力士胜了，轻分人群而去”、“又将老一岁，夜妆对菱花”、“旅社门前春，正烧洗澡水”等。蚊帐以前是日本夏天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常出现在和歌、俳句里。隔着网眼看东西，会有一种与直接观看不同的美。短诗文学最适宜发现这种微小变化的诗意。士朗是宽政、文化时期声振名古屋的人物。这是他在旅次创作的俳句。透过蚊帐看见的牵牛花更显得旅途早晨景色的新鲜、别致。井上士朗（1742－1812）：江户后期的俳人，妇产科医生。师从加藤晓台学俳谐，师从本居宣长学国学，师从范古学画。继承加藤晓台的风格，并自成一派。其句风平明温和，显示出“天保调”的萌芽。作者的目光对着身边微小的世界，瞿麦长在山野，八九月开白色或淡红色的花，楚楚动人，十分可爱。夕阳映照在瞿麦的每一个纤细的茎节上。这是典型的客观写生句，淡红色的纤细的茎节沐浴着金黄色的落日的余晖，更加耀眼夺目。作品描绘出色彩美丽的感觉世界，烘托出作者清雅宁静的心境，因此被公认为他的代表作。江边是一片住家，家家户户的家庭主妇都在包粽子。作品平白如话，意思简洁。作者的目光从“沿江”的大处深入到“包粽子”的小处，从“沿江”的外面深入到“家家”的内面，最后定格于小小的“粽子”，表达家庭主妇在端午节消灾祛病、祈愿家人健康的心情。野蔷薇，生长于原野，枝上有尖刺，初夏开芳香小白花。此句中的“野蔷薇花”语意双关，写作者回到故乡，到处受到冷遇，家乡的人对他充满不友好的敌意，令他如被刺扎一样疼痛。1801年（享和元年），一茶的父亲死后，他在继承遗产的问题上与继母、异母弟发生纠纷达12年之久。直至1813年（文化十年）1月在普提寺住持的调解下始告解决，一茶分到房屋、田地等遗产，定居老家柏原，雇人种地，自己奔波于江户等地，积极开展俳谐活动，生活安定，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满足。这首作品是他于1810年（文化七年）回故乡谈判遗产问题时的感受，《七番日记》中记载道：“雨，辰时入柏原。参拜小丸山墓。见村长等后，入我家。果不出昨日所料，一杯白开水也不给，遂匆匆离去。”小丸山墓是一茶父亲所葬之地，村长乃名主嘉佐卫门。一茶从江户奔波60里回到故乡，却受到继母和异母弟的冷遇，连一杯白开水也不给。此句表现出作者悲伤、憎恶的心情。一茶在江户居住的房子很破旧，纸窗已破出小窟窿。作者透过这小洞仰望夜空，发现银河十分美丽。一茶的写景俳谐从不是单纯的状景叙物，这里借助一个小小的发现所感受到的美表达他独特的苦涩。一茶描写“小洞”的其他俳谐，如“背脊发凉，原来墙上有小洞”、“墙上窟窿，望见故乡初雪”，都具有鲜明的印象。夏天炎热，稻谷饱满，丰收在望，农民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丰收在望，忧的是谷价下跌。一茶出生于不算富裕的农民家庭，对农民境遇十分关心，虽然身在城市，心却挂念农村的收成。又如“听得田里雁声叫，今日村中人又少”，雁群南飞时，很快就要进入降雪的冬季，男人们离村出外打工，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儿留在村里度过严冬。诗中描绘出农村凋敝破产、一片萧瑟的景象。再如“稻熟水排走，鱼儿回故乡”，一茶想象着故乡该是割稻的时节了，水稻成熟，把田里的水排走，等田干了以后好收割。此句构思奇特，虽然水田放水时鱼儿不会随着流水游走，但作者以回乡心切的鱼儿的虚构诱发自己静谧而寥寂的心灵感受。尽管人在都市里，一茶却始终没有失去农民气质，那土地的气息是用都市的繁华洗刷不掉的。他是农村贫困与城市流民生活的体验者，在有时华丽的作品后面一直隐藏着他人生的凄苦，同时也揭示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正因为一茶一直为生存而挣扎，他对风花雪月的感受绝不是那些有闲俳人的无病呻吟和附庸风雅，所以季题在他的作品里失去了中心的位置，他对生活本身表现出无比的关心，凉粉是从四角形的竹筒里压挤出来的，一茶把垂落下来的凉粉比喻为“一尺瀑布”。但是，此句的创作大概有着芜村“吸凉粉，银河倒挂三千尺”的背景。芜村借用李白的典故创作风格高雅的俳句，而一茶故意以乡土气息的作品相对应，说道：“一尺的瀑布也很清凉啊。”水马是很小很轻的动物，在水上轻轻蹦跳，划出几乎看不见的细微波纹。与轻微的水马相比，水却“如铁”，又重又硬。一轻一重，形成反差，通过水马的敏捷轻松的蹦跳及三次“水”的运用，更加鲜明地凸现了水的张力。河童是日本传说中想象出的动物，水陆两栖，形如儿童，面似虎，嘴尖，身上有鳞，发如刘海，头顶有坑，坑里有水，常在河里溺死儿童。在河里玩水的儿童总是提心吊胆地害怕河童，但是鬼城笔下的河童和玩水嬉戏的儿童一样天真可爱，活泼快活，骑着马在水里玩耍，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子规庵种有丝瓜，夏末秋初开花，搭架遮荫。丝瓜亦可药用，止咳祛痰。子规患肺病，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年9月18日，喉咙被痰堵塞，不能出声，丝瓜水已无济于事。乃仰卧走笔作三句绝笔俳句，这是其中的第一句。他已经意识到死神的临近，把自己视为死去之人，即“佛”来描写。另两句是“无济丝瓜水，难止一斗痰”和“前天十五夜，未取的丝瓜水”。按当时的习俗，认为饮十五日夜间所取的丝瓜水可祛痰，但句中说前天晚上没有取，可能因为病情恶化了吧。这三句俳句是典型的自我客观写生句，将视觉捕捉到的客观事物与具有抑制感情功能的诗型结合在一起，进行客观的自我审视，从喉咙堵痰的“生”彻悟到死后的成佛，心态之平静令人惊叹。子规于翌日凌晨殁。其句风之平淡体现出坚毅的精神、从容的态度、淡泊的心怀。这是他一生终极的概括，不愧为人生绝唱，最是脍炙人口，所以后人称子规忌日为“丝瓜忌”。漱石于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任私山中学教师后，创作俳句的热情急剧提高，这句著名的俳句就作于这一年。据《夏目漱石全集》补注云，大田南亩有俳句：“敲击白日木鱼，吐出蚊子来。”漱石的俳句是否模仿南亩的作品，现在无法确认，但他在创作时也许脑子里无意识地浮现出自己曾经读过的作品，因为此句的气氛与《草枕》有相通之处。红叶是小说家，也是令人瞩目的俳人。他首先发起明治时期的新俳句运动，后来由正冈子规拓宽道路，得以完成。据说红叶为得到一个妥切的词语，斟酌锤炼，反复推敲。这一点与子规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他坚持与子规的写生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的缘故。所以，他的破格作品也多有趣味。此句描写光着脚丫的小孩子在烈日下奔跑玩耍的情景，气韵活跃。打出滨，位于大津市松本町的海滨。贩卖甜酒的小贩来到此地，放下肩上的挑子，开始做买卖。“甜酒贩”的“俗”与海滨的“雅”在这句俳句里得到奇妙的搭配，在“海滨”这个大自然中捕捉“甜酒贩”这个人，描绘出一幅具有奇特构思的景象。这句俳句得到子规的高度评价：“甜酒贩，先是确定主人公；打出滨，接着确定地点；卸下担，最后确定主人公在这个地点的位置。这样的顺序仿佛表现甜酒贩占据整个海滨的心态。情趣全见于此。……无论是情趣还是情趣的表现方式，都是古今罕见之句。”（《病床六尺》）作者不说酷暑，因为酷暑给人炎热的感觉。“盛夏阳光”的表达方式比较柔和，尽管也是火热的，但更有阳光充足的感觉。在这样充满阳光的世界里，有两只蝴蝶正在天真愉快地游戏，它们追逐嬉戏，发出翅膀相触的声音。不言而喻，蝴蝶的翅膀触碰不会发出声音，人也就根本听不见，所以作者听到的是心理上发出的声音，是一种想象，是一种幻听，仿佛蝴蝶在高密度的空间里翅膀相触，发出琴弦般的声响，把读者带进虚实相幻的微妙境界。此句在写生的基础上，加入作者的主观情绪，具有“幽玄”的感觉。这句俳句收于日本派第一部句集《新俳句》，标志着以正冈子规为首的近代俳句的诞生。五月的梅雨天，草丛浸透着雨水，乌鸦两脚牢牢地踩踏在水里。作者以乌鸦自喻，表现出为近代俳句的诞生而呐喊的年轻俳人的雄心壮志和充满自豪的心情，从中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乌鸦印象鲜明，一个“踏”字，显现出意气高昂的形象。作者乘坐轮船航行在濑户内海上，只见晴空湛蓝，大海一碧万顷，水天一色，潮涌浪翻，轮船乘风破浪。海鸥在轮船周围自由自在地飞翔，有的呼朋唤侣，有的随波逐流。“相呼唤”，仿佛海鸥陶醉在心旷神怡的精神世界里，表现出作者愉悦的心情。原文采用五五三四五节的二十二音，节奏比较缓慢，形成散文般的感觉。碧梧桐并不严格遵守俳句的音数，往往根据内容来选择，这句俳句的音数可以表现舒畅、明朗的旅情的律动性。这句俳句是碧梧桐在新倾向俳句运动初期的代表作。当时，新倾向运动曾风靡一时，不久内部发生分裂，于是他对俳句的出路进行种种探索实验。夏日的天空，白云浮动，聚合离散，蔚为壮观。在这壮美的天空下，沙滩上一只死去的小螃蟹，它的双螯朝上，似乎夹着天空。它想夹着什么，却终于未能夹着。此句似乎表现碧梧桐的新倾向俳句运动受到社会猛烈抨击，自己逐渐趋于孤立的悲凉心态。他对俳句的改革具有先驱者的勇敢精神，却未能受到主流俳坛的理解，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悲剧性的改革者。这是虚子年轻时候的作品。清水潺湲，一块巨石兀然矗立水中，流水从石头底部分成两股，环绕着石头轻轻流淌，波光粼粼，轻波荡漾，看上去好像石头在微微晃动。“巨石”和“微动”形成微妙的观照，显示出巨石沉稳坚定的气势。此句作于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7月17日在鹿野山神野寺举行的学习会上。19日在镰仓举行句会时，他还吟咏道：“我亦如蜘蛛，生来须结网。”前一句俳句含带着一种悲哀的感觉，后一句俳句在悲哀中联系到自己发出的感慨。这“蜘蛛网”的影像在老年的虚子心里纠结数日，给予他某种刺激。种田山头火于1925年（大正十四年）抛妻弃儿，在报恩寺出家。翌年开始一钵一笠云游四方，在九州岛、四国、山阳、山阴等地行游。他曾4次结庵，最终在松山结一草庵隐居。此句前言题为：“大正十五年四月，背负无以解脱之迷惑，走上行乞流浪之旅途。”山头火皈依佛门，过着“松树皆垂枝，南无观世音”、“晨暮撞钟听松涛”、“久不扫墙根，忽见野花开”的生活。但这种“说是宁静也宁静，说是寂寞也寂寞的生活”还是无法摆脱其内心的烦恼，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黄卷青灯的寂寞反而刺激了他对人间欲念的渴望。本想皈衣佛门断绝一切人间的欲念，却耐不住黄卷青灯的寂寞，又找不到人生的答案，无法治愈心灵的创伤，只好云游天涯，以求解脱。他着袈裟、芒鞋、斗笠，托钵拄杖，云游四方，在夏天的山间拨草觅径，艰难前行，满眼草木碧绿，前方仍然是逶迤群山。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一片绿色，他心想也许翻过这座山就能看见辽阔的原野，但还是被绿草翠木包裹着，仿佛青山无穷无尽。尽管山中景色佳美，却无法摆脱绿色的纠缠。不免心里焦躁，流露出沉重的郁闷心情。所谓“远山无限碧层层……步步是道场。（《禅林类聚》）”现实中的青山满眼，草木碧绿；精神上的清净修行，寻求解脱，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山头火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与其说我走得疲惫，不如说活得劳累。一步坚强地迈出去，另一步却衰弱得跟不上去。前后步子的紊乱实在无可奈何。”他强烈地意识到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矛盾，想与外在世界断绝，只面对自己的内心，以求得解脱。虽然他曾经陷入极度的“悔恨、哀愁、颓废、虚无”和“茫茫漠漠、空空寂寂，是死是疯？谁知我心？”的沉沦里，但对自己的人生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当然，这个“肯定”的背后必然闪动着“否定”的因素，所以他的作品真实地直视着人生的两面。他孜孜追求的是回归存在的世界。既不是佛教大彻大悟的世界，也不是自暴自弃的世界，是经过宗教的世界通往艺术的世界——人间现实的世界。此句题为《初为人父》。长子出生，一家人非常高兴，手忙脚乱地给他穿上新衣服。一阵忙乱之后，忽然发现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已经成为家庭的一员了。这时外面的蝉声听起来都感觉到清爽凉快。语言透出长子出生、家庭添丁的热闹气氛和作者发自内心的喜悦心情。伏月是阴历六月。倘若六月天到树阴下避暑，树叶定然纷纷飘落。这里指的是常磐树落叶。作品的意思简明明了，高滨虚子对这句俳句有一段著名的评价：“不说炎热，不是酷暑，而是伏月……（这就是作者的主观意识）。”“伏月树阴”比“酷暑树阴”更少客观性。而且使用一个“避”字，则视树木也有感情。作者到树阴下避太阳的时候，树木仿佛富有感情地纷纷落叶。在这里，虚子准确地指出水巴初期的创作不是客观写生，而是主观写生。此句为无季俳句，选自《大空》（1926年），这本句集被视为自由律俳句的金字塔。放哉抛弃社会地位，远离世俗，以自我毁灭的生活方式填补自由律俳句的不定型空间。这是放哉流浪到须磨海边的须磨寺，担任供香客朝拜的大师堂看门人时的作品。这种工作有时非常忙，“佛”与“洗衣服”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在这里却奇异地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放哉的名句，为无季俳句。放哉穷得身无一物，当别人施舍给他东西（食物）时，连盛东西的容器都没有，只好用双手捧接。“没有盛的东西”，说得十分坦率；“就用双手接吧”，充满感激之情。这平白如话的语言里饱含着难以言表的辛酸，然而，“就用”两个字却透出作者的感激之情和孩子般的天真，似乎显示出对自己一贫如洗的人生的洒脱。放浪于形骸，忘情于艺术。俳句既是自我的真实写照，也暗含着对理想的憧憬。它既是诗歌，也是宗教，在仿佛没有悲剧阴影的语言背后潜藏着对人生、对世界的怀疑和思考。再如“脚掌洗就白”，此句平白如话，脚掌自然一洗就干净，但这是放哉生活的真实写照，以平淡的语言表达平淡的真实，这就是放哉俳句本来的精神。此句为无季俳句，作于南乡庵，句意平白如话。放哉患喉头结核，经常咳嗽，孤独一人，连咳嗽也无人过问，无人关心，只有咳嗽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自咳自听，孤独人连咳嗽都是孤独的，表现出作者极致的孤寂。荻原井泉水说：“放哉的孤独灵魂不仅在身体内部煎熬……（而且）离开人的世界，向着遥远的太空……放电。”（《在太空底下》）此句原文是由三节三个音共九个音构成的短律，恐怕是世界上最短的诗歌之一。上述三句没有放哉有绝笔“春山后面烟升起”，从春天山峦的背后看见一缕白烟升起，他为春天的来临而高兴，同时也感觉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一缕白烟的平静正是他的心态。“死火山”，似指作者居住的山梨县附近的箱根山。冰冷的山肌上点缀着鲜红的草莓。通过视觉的强烈反差表现冷峻与热烈、死气沉沉与生机勃勃两种相反事物的共存。作者的眼光注视着“草莓”，透出鲜红的颜色，死火山冰冷的山肌作为视点的背景，形成强烈的反差，显示出感觉敏锐的余韵。饭田蛇笏（1885－1962）：《杜鹃》的代表性俳人之一。他在早稻田大学英国文学科学习时曾参加“早稻田吟社”，创作俳句，后入高滨虚子门下，创刊《云母》。他坚持俳句必须立足于十七音和季题两大格律，批判新倾向。主张俳句作为新时代的文艺，每一首作品都必须具有“信仰”和“热情”。其句风严谨端庄。1941年（昭和十六年）夏，作者的次子牙科医生数马因肺结核夭折，年仅28岁。蛇笏悲痛欲绝，作75句俳句悼念爱子，其序云：“欲吟不敢吟，不能不吟，一生拼着此身赋诗献于亡子数马灵前。”孩子临终前微睁着眼睛无可奈何地看着父亲，那无精打采的眼睛深处满含着悲哀凄楚。父亲从孩子的脸上看见死神的阴影，这一双眼睛仿佛就是死神的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自己，阴森可怕。俳句中蕴含着作者巨大的悲伤。战争期间，蛇笏的5个儿子有3个应征入伍，其中长子在菲律宾莱特岛登陆时战死，三子死于蒙古，没有入伍的次男也夭折于肺结核，父母亲又接连去世。他有俳句“战死讣告到，秋天已来临”、“药香随命尽，寒冷飘散去”，悲伤凄凉的心境即使在吟咏花鸟的俳句里也渗透着无限的惆怅。其战后的句风却显得冷峭庄古、凝重苍然。朴树花开九瓣，淡黄，香浓。茅舍住处院子里种有一棵，“朴树开花病亦愈，犹如我灵魂”。然而，一天忽然飘落，作者失去自己喜爱的东西，感到无限的惆怅空虚。“散花”是落花之意，也指佛教法会的散花。“不知去向”指落花从病卧在床的作者的视野里消失，身心衰竭的茅舍的灵魂离开躯体。在“散花”与“不知去向”这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造型里游荡，想到诸佛来迎，既坦然面对，又深感悲哀。虽说“不知去向”，但没有丝毫的担心，落花终归回到大地的怀抱。此句作于病笃时，是茅舍的辞世句。茅舍吟咏朴树的俳句还有如“朴树开天下，我在花下卧”、“朴花犹如青云志”、“父亲等待我等待，朴树花盛开”等。( 郑 民 钦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成为同盟国的“中东战略供应中心”，除与军事有关的工业有一定发展外，经济总的呈现畸形。大战结束后至1952年革命前夕，情况基本没有改变。自1922年埃及公布宪法，名义上宣布独立以来，本国资产阶级为发展民族工业作出不少努力，但受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阻遏，收效甚微，工人普遍失业，全国半数以上土地掌握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遭受严酷盘剥，人民购买力低下。同时，人民群众要求英国撤军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1942年2月和1944年秋，多少城市先后发生声势浩大的罢课、示威游行和人民运动，要求完全的民族独立。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以法鲁克国王为代表的封建政权，建立共和国。革命政权采取了进行土地改革、实行国有化、消灭大资产阶级和大封建主等一系列措施，以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并于1957年宣布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后来萨达特总统对纳赛尔所实行的政策进行修正，改变土地政策，使私营经济得到发展。埃及与以色列长期敌对，1952年后曾与以色列进行过三次战争。沉重的军事负担阻碍了埃及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20世纪70年代后期，埃及与以色列和解，实现了以土地换和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埃及社会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生活丰富多彩，这给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战后埃及文学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欧洲不同文学流派影响，因此在创作内容和风格上呈现出多种色调。从总体上说，埃及现当代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如塔哈·侯赛因的小说《鹬鸟声声》（1941）、陶·哈基姆的小说《神圣的系带》（1944）等。后来现实主义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潮流，产生了一批重要作家和作品，如阿迪尔·卡米勒的小说《宝贵的一分钱》（1944）、纳·马哈福兹的《新开罗》（1945）、《梅达格胡同》（1947）等。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成熟，产生了一批重要作家和作品，如阿·拉·谢尔卡维的《土地》（1953）、穆·法·艾布·哈迪德的《我是人民》（1953）、纳·马哈福兹的《宫间街》三部曲（1956）、尤素福·伊德里斯的《爱情故事》（1956）、法特哈·加尼姆的《大山》（1956）等。20世纪6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其重要作家和作品有女作家拉蒂法·扎雅特的小说《敞开的门》（1960）、法·加尼姆的小说《失去影子的人》（1961-1962）、穆菲德·舒巴什的小说《白色线条》（1963）、萨阿德·马卡维的小说《睡着的行走者》（1965）、艾布·奈扎的小说《流放归来》（1969）等。60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品与50年代不同，加入了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和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如纳·马哈福兹的小说《小偷与狗》（1961）、法·加尼姆的《失去影子的人》等。与此同时，尤素福·西巴伊、阿卜杜·哈里姆·阿卡杜拉、萨尔沃特·阿巴扎等作家用浪漫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除纳·马哈福兹的作品外，40年代埃及文学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叶海亚·哈基的小说《乌姆·哈希姆之灯》，它深刻揭示了东西方文明冲突对埃及社会的影响。1952年革命后，一些作家用现实主义手法着力描绘埃及农村的阶级矛盾，以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时，人民群众经历过的英勇的反帝爱国斗争也是作家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1967年“六，五”中东战争，埃及在军事上的失败和丧失土地的惨痛现实，深深震动着埃及社会和人民，因而产生了一批以反思和揭露社会深层矛盾为己任的青年作家，被称为“60年代作家群”。他们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埃及文学和阿拉伯文学都是一次巨大的革新和推动。其中不少作家在70年代以后仍继续创作，成为埃及当代文坛的主力军。80年代以来，由于教育的发展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埃及女性文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批优秀女作家。叶海亚·哈基（1905-1992）出生在开罗一个有土耳其血统的家庭，1925年毕业于法律学校。他先在行政部门工作，后进入外交界，曾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杂志》月刊主编。小说《乌姆·哈希姆之灯》（1944）中，主人公伊斯玛尔去欧洲留学前与堂妹法蒂玛订婚。他获眼科博士后回国，看到祖国尤其农村的落后、愚昧景象，内心十分痛苦。法蒂玛患眼疾，母亲用供奉圣母乌姆·哈希姆寺庙里的灯油为她医治。伊斯玛尔走上街头，觉得人们一个个好似动物、大烟鬼。他想震动一下这些“行尸走肉”，便跑到寺庙用棍子将乌姆·哈希姆之灯击得粉碎，却遭到人们一顿毒打。他痛苦万分，想回英国去当副教授。但经过痛苦思考，他最终决定留在埃及。他开始一面用乌姆·哈希姆之灯的油为法蒂玛治病，一面用现代医学科学精心为她治疗。他还开办诊所，廉价为穷人治病。有评论家认为，伊斯玛尔是个失败的英雄，他向人们传播西方科学和文明，失败后不得不向现实，向愚昧屈服。但这并非此书的本意，作者意在指出科学和传统应该协调，只有在尊重传统的前提条件下，新的精神和文明才能被接受。小说具有象征意义，伊斯玛尔代表了东方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精神危机和探索，作品在揭示东西方文明冲突上颇有深度。哈基还著有小说集《鲜血和泥土》（1955）、《黑脸男子与情妇们的艳香》（1971）等。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1920-1988）生于埃及舍宾库姆城，1942年毕业于开罗大学法律系，当过律师，1946年主办《先锋》月刊，因主张共和制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被捕入狱。以后他专事创作，曾任电影总机构顾问，国家文学艺术最高理事会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总书记等职。他的长篇小说《土地》（1954）是埃及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1952年革命前作者的农村故乡为背景，描写农民为争取农田灌溉权利和护卫土地而与封建地主和地方官吏进行的斗争。当时省政府下令将村民农田灌溉的天数由十天改为五天，以便让大地主能灌溉其新买的土地。青年农民阿卡杜·哈迪、前村治保主任苏维莱姆等人清晨扒渠放水，与水利局发生冲突。村民们联合起来书写呈状，请邻村的马哈姆德贝克代为转交开罗当局。他们不知道，原来禁水令的受益者就是马哈姆德贝克。结果是，政府批准修建一条连接新建豪宅、通往开罗公路的乡间道路。苏维莱姆的棉花田眼看就要收获，却被修路工乱砍乱挖。他和女儿奋起抵抗，女儿遭警察污辱，他自己被捕。村民们看清了马哈姆德贝克与村长勾结的真面目，奋起斗争。在村委会改选时，将村长改选掉。村里的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开罗的作家们也纷纷指责政府随意逮捕人，省政府只好下令放人。然而斗争并未结束。作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革命前埃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农民与土地和水的关系，充满积极、乐观的精神，这在埃及过去的文学中不曾有过。他以后的几部作品如《空虚的心》（1956）、《农民》（1968）也都以农村生活为背景，后者揭示了革命后农村中封建余孽与机会主义者勾结侵占农民利益的卑劣行径。他还写有长篇小说《后街》，短篇小说集《战斗的土地》（1952）、《小小的梦》，戏剧《红色之鹰》，诗剧《美好的悲剧》等。他是埃及现代文学中的一位重要作家。尤素福·伊德里斯（1927-1991）生于东方省贝鲁姆村，父亲是政府职员。他1951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医学院，曾任卫生部督察，1956年起先后在《共和国报》《金字塔》报做文学编辑，195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最廉价的夜晚》，奠定了他在埃及文坛的地位。1959年出版的中篇小说《罪孽》深刻揭示了革命前埃及农村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和遭遇。一天清晨，保安员在水塘边发现一个被掐死的婴儿。人们都在想：是谁犯下了这一罪孽？后经检察官查访，是阿齐扎所为。阿齐扎是农工阿卜杜拉的妻子，丈夫由于病卧在床，她一人干活，操持家务。一天，丈夫想吃土豆，她便去收获过的田里寻找。地主儿子从此路过，见阿齐扎长得漂亮，便奸污了她。数月后，她发现自己已怀孕。后来她在水塘边产下婴儿，并将其掐死。事情败露后，她虽得到人们同情，检察官也照顾她，但一切为时已晚，阿齐扎得了热病，神经错乱，最后就在她掐死婴儿的地方死去。人们把她和丈夫合葬在一起。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首次表现了农村中最底层的农业工人的家庭生活和他们的悲惨境遇，哀婉凄楚，动人心魄。伊德里斯以短篇小说见长，著有短篇小说集《黑士兵》（1962）、《唉、唉……》、《城市底层》和中篇小说《白女人》（1959）、《荣誉事件》、《爱情故事》（1967）等。他还是一位戏剧家，著有《棉花大王》（1957）、《法尔哈特共和国》（1957）等剧作。他是埃及和阿拉伯现代短篇小说的奠基人。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1919-1990）生于开罗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他1942年毕业于开罗大学法律系，当过律师，t945年起历任《鲁兹·尤素福》报主编、《今日消息》报主编和董事长、《金字塔》报董事长。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具有浓郁的时代和生活气息。长篇小说《我家有个男子汉》（1957）是埃及现代文学中反映埃及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代表作。伊斯玛尔·哈迈迪是大学四年级学生。在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影响下，成了一名反抗战士。他用手枪打死过一名英国士兵。他被捕后，趁就医的机会逃跑，来到同学毛希丁家中躲藏。毛希丁一家人为掩护哈迈迪担惊受怕，母亲和大女儿萨米娅充满怨言，小女儿娜瓦尔乐于帮助哈迈迪，为他秘密联系战友，她内心对家中的这个英勇的男子汉已产生好感。由于她的联系，哈迈迪在战友的援助下离开了毛希丁家。然而故事远没有结束。毛希丁家从此被警察监视，毛希丁、他的堂兄阿卜杜·哈米德被捕，任凭警察严刑拷打，二人始终没有招供。哈迈迪听说毛希丁等被捕后，决心报复，他在英国军营引爆炸药，与敌人对射时不幸牺牲。哈迈迪的死对一家人的影响极大。父亲更加关心政治和革命。学生们为悼念哈迈迪而举行罢课示威。当局被迫释放毛希丁和阿卜杜·哈米德。毛希丁当了律师，并成为一个革命者。娜瓦尔与一个医生结了婚。这个家庭在反帝爱国斗争中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作品着重表现了毛希丁一家人思想、感情的变化，描写了他们从普通百姓到革命者的发展历程。阿卜杜·哈米德曾想告密，被萨米娅从警察局拉了回来。这一切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哈迈迪是革命者的代表，毛希丁一家人就象征着埃及人民。正如作者通过人物之口所说：“英国人、警察、统治者都不会明白，这些人的家庭是酝酿革命、培育英雄的最好场所。”小说人物刻画极具个性，细致而符合逻辑。作家还写有长篇小说《绝路》《罪恶的心》《别让烟云散去》《亲爱的，我们都是贼》，短篇小说集《青春何在》《爱情的终结》《女人们露出白牙齿》等。埃及现代文学中表现反帝爱国斗争的作品占有很大分量，重要的还有阿·拉·谢尔卡维的长篇小说《后街》，尤·伊德里斯的《爱情故事》，尤·西巴伊的《回来吧，我的心》（1954），拉蒂法·扎雅特的《敞开的门》，艾布·哈迪德的《我是人民》等。萨布里·穆萨（1930一）的长篇小说《半米之内的事件》（1961），被认为是埃及第一部在内容和形式上突破传统现实主义、具有现代主义风格之作。小说追溯历史，表现了现代人与传统的冲撞。在土耳其奥斯曼人统治和法国入侵时期，一个农村少女嫁给了一个土耳其面包师，另一个农村少女被法国士兵强奸后，嫁给了一个农民。从1798年以来，土耳其血统、法国血统一直延续下来。前者体现在一个青年商人身上，后者体现在一个农村少女身上，二者的结合，生出了“我”。“我”与一个城市少女相爱，但后来“我”不得不把她让给“我”的情敌。小说揭示了在社会进化的表象下，人们仍死死抱着旧传统不放，人性受到压抑，爱情变成阴谋。而传统的形成久远而复杂。小说句子短小，内涵却很深广，充满辛辣的嘲讽，同时运用意识流和内心独白。它与5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有很大不同。此外，作家还写有《地域的腐败》（1974）、《菠菜地里的赛义德》（1978）等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上衣》（1958）和《脸对背》（1967）等。阿拉伯国家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且政治、经济相对落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渗透和影响必然在阿拉伯社会激起强烈反响。东西方文化、文明的撞击和冲突，在社会生活、伦理道德、行为心理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文明，从20世纪初以来至今，仍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因此在埃及和阿拉伯文学中表现此类题材的作品甚多。上述叶·哈基的《乌姆·哈希姆之灯》是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另一部此类题材的重要作品是苏莱曼·法亚德（1929-）的长篇小说《不谐和音》（1972），它从另一个更深的层面揭示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小说描写富翁哈米德带着他的法国妻子西蒙从巴黎回到故乡达尔维什村探亲而引起的西方文明与传统习俗间的碰撞。哈米德夫妇回来后受到热烈欢迎，出于对同胞的热爱，哈米德尽力给乡亲们以金钱帮助，但此举引起的是怀疑、嫉妒和恐惧。西蒙的衣着暴露，也引起村民，特别是老妇人的不满，认为她淫荡，她们趁哈米德外出，强行对西蒙施行割礼，由于卫生条件差，西蒙失血过多而死。小说以震撼人心的情节，深刻揭示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危机，而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如果一味保守固执，也会导致不应有的结局。这类问题对阿拉伯国家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小说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苏·法亚德50年代即开始创作，还写过长篇小说《之后是洪水》（1968）、《眼睛》（1972），短篇小说集《印刷工人之死》（1984）等。1967年6月5日爆发第三次中东战争，埃及和参战的阿拉伯国家遭到惨败，阿拉伯民族受到强烈震动。首当其冲的埃及人尤其难以接受这一现实。惊痛、屈辱、愤怒之余，他们对现实进行严酷审视，对历史作了沉痛反思。年轻一代，特别是青年作家痛切地认识到，导致民族灾难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两军对垒的战场”，而在社会内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作品，主要集中暴露长期存在的政治主张与社会实践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不公，各个阶层均难幸免于暴力、迫害事件。这时期的重要作家有贾玛勒·黑塔尼、尤素福·格伊德、阿卜杜·哈基姆·卜塞姆、叶海亚·塔希尔·阿卜杜拉、马吉德·图比亚、巴哈乌·塔希尔、萨布里·穆萨他们被称为"60年代作家群”。贾·墨塔尼（1945-）的短篇小说集《千年前一个青年的日记》（1969）可视为60年代作家群的首部重要之作。其中的《伊本·伊亚斯重返当代》以古喻今，描写埃及奴隶王朝时期开罗总督扎尼·巴拉卡特的暴虐统治使人民失去自由，导致奥斯曼人人侵。小说用分镜头手法交错表现历史和现实中的相似场景，使人产生联想和对比。尤·格伊德（1949-）的中篇小说《埃及土地上的战争》（1982）中，乡长为使儿子逃避兵役，诱迫一农民以其子米斯里顶替。事情因米斯里牺牲而败露后，由于乡长及其同伙（包括政府官员）百般阻挠，调查无法进行。乡长却因“儿子”战死沙场被颂为爱国。正如米斯里的战友所说：“我们曾以全体人民进行了这场战斗，但我们错了。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承担起必须承担的责任。”作家审视的目光更多地转向农村。埃及是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在广袤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决定着埃及的命运。尤·格伊德的小说《丧悼》（1969）写一农村富户之女伊莎因拒绝一求婚求，其父被杀。伊莎举行丧悼，宣布有为其父复仇者，可以与她婚配。一个求婚者挺身而出，但随即被杀。富户的私生子被列为疑犯，但不久也被杀，全村处于恐怖之中。凶手为谁？小说结尾仍无法得知。作品虽运用侦探小说的悬念，却另有深意。人们命运不知操于何人之手，在无知和被役使状态下，人们不可能认清自己的敌人，何谈复仇。有的作家超越揭示战争失败的原因，深入社会底层，揭示农村的深刻变化。阿·哈·卡塞姆（1935-1990）的长篇小说《人的七天》（1969）即属此类作品。坦塔附近一个农村的村民信奉苏菲教。每年村民们要去拜谒他们崇奉的“圣祖”陵墓。小说截取不同时期朝拜过程中的七天，前后相距15年之久。初期，被视作“先知”的头人家族和整个村落与外界隔绝，倒也自得其乐，甚至曾一度辉煌。随着现代都市文明的冲击，头人家族和整个村落逐渐衰落，最后终致崩溃。向荒诞的昨日告别，正是埃及社会走向进步的必由之路。该小说不同于20年代在埃及农村田园风光背景下表现男女爱情悲剧的小说《宰纳布》，也不同于50年代初表现农村激烈阶级斗争的小说《土地》，它以对埃及农村沉重的历史积淀的审视，拂去了千百年来蒙在它身上的尘埃，深刻地揭示了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嬗变过程。60年代作家群创作的文学被称为“60年代文学”。这是个发展的概念。60年代作家在七八十年代及90年代继续创作，题材广泛，成果丰硕，20多年来他们始终活跃在埃及文坛，成为埃及和阿拉伯当代文学的主力。70年代初，埃及取得“十月战争”胜利，以后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新的社会生活环境给作家提供了新的创作素材。贾·黑塔尼至今创作了二十余部作品，如《扎尼·巴拉卡特》（1974）、《爱情之书》（1987）等，尤·格伊德创作丰硕，如《穆尼斯农庄的故事》（1971）、《穷人的不眠之夜》（1985）等，其他不少作家至今仍活跃在埃及文坛。对偏远乡村的描写是这个时期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来自卢克索的叶·塔·阿卜杜拉（1938-1981）的小说《项圈和脚镯》（1985），通过埃及最南部偏僻乡村母女两代的婚姻爱情悲剧，将这些地区贫穷、愚昧、落后、美好人性被压抑的情景展现给读者。小说中法希玛自幼死了父亲，靠母亲抚养长大。她天生美貌，嫁给一个铁匠为妻，但铁匠性无能。她求神后怀孕，四个月后被休弃，靠在叙利亚工作的兄长穆斯塔法接济为生。女儿纳巴维娅长大，她很漂亮，在富人家当女佣，与富人之子相爱并怀孕。舅舅穆斯塔法知道后，将她埋人土中，要她说出使她怀孕之人。铁匠外甥萨阿迪因想娶纳巴维娅未能如愿，趁机用犁铲下了她的头。作者首次将偏远乡村中每天都可能发生的这类故事披露给读者。作家认为，国家、民族的进步不能只靠城市的发展，农村包括偏远农村的状况对社会发展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文学不能太脱离历史和传统的轨迹。马吉德·图比亚（1938-）是60年代作家群的另一位重要作家。他著有短篇小说集《弗斯托克到达月球》（1967）、《五张未读的报纸》（1970）、《未来的日子》（1972），长篇小说《利玛染她的头发》（1983）、《已经发生的事情》、《哈特胡特人的迁徙》等。长篇小说《不能完成的圆》（1972）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以农村为背景，写一个农民被一个卖腐烂种子和化肥的奸商所骗，而警察却保护这个奸商。一个宗教长老劝他保持沉默，把一切托付给安拉。这些人对他美丽的妻子又都不怀好意，另一些人则惦念着他的土地。他处于清醒和疯狂之间，晚上用石头掷传说中吃月亮的仙女。后来他美丽的妻子死了，未留下孩子。每到夜晚，他四处呼唤她，因为他认为美是不会死的。在埃及农村女人不育象征着土地没有收成，女人之死昭示着没有自由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小说既写实又运用象征手法，并从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中汲取营养。当美丽的女人在屋顶上脱下衣服沐浴时，天空的月亮、星星、鸟儿，甚至庄稼，全都为她歌唱，强烈地衬托出美之毁灭的震撼效果。作品在内容上真实反映了埃及的特色，在形式上则借鉴了西方手法。表现城市居民犹疑、不安的生活也是作家创作的重要内容。阿·哈·卡塞姆的小说《沉闷的房间》（1980）表现了小职员、小市民、小商人、摊贩、工人等处于社会边沿状态的生活。他们生活在拥挤、喧哗、吵闹和互相敌意中，无力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一生。不少作品注重精神的价值，呼唤美好的道德和情操。巴·塔希尔的小说《我的舅妈莎菲娅和修道院》表现埃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间的世代恩怨情仇，着力呼唤人们摒弃偏见，恢复以往互相容忍、和睦相处的关系。60年代作家群来自埃及各地：西部省、苏哈吉、卢克索，甚至偏远乡村，打破了原来作家多来自开罗、亚厉山大，或在开罗成名的格局。他们大多出身平凡，甚至穷苦，全靠自学成材。他们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学背景。社会的剧烈变动和转折呼唤着一代新人冲破旧的精神束缚，去寻求和表现埃及人的真实品格。原有的文学形式已难以表达新的复杂的社会内涵和人的心态。短篇小说必然要突破莫泊桑、契诃夫以及埃及化了的台木尔模式，传统现实主义已不再是长篇小说占主导地位的创作方法。他们从埃及民间传说、神话中获得养分，大量运用西方文学中意识流、内心独自、时空跳跃、故事无情节等手法。评论家认为，他们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既有英国“愤怒的青年”的愤怒，也有美国“迷惘的一代”的迷惘，但更多地接近反传统的法国“新小说派”。埃及女性文学的发展引人注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妇女解放的呼声在埃及日益高涨。随着社会改革的启动，女性有了受教育的权利。苏·盖莱玛薇、苏·阿卜杜拉等佼佼者为女作家登上文坛打开了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作家人才辈出。纳·萨阿达薇、伊·芭莱卡、扎·绥德基、赛·福瓦德、拉·扎雅特等活跃在埃及文坛。拉·扎亚特于60年代出版小说《敞开的门》，除反殖、爱国主义内容外，首次大胆揭示阿拉伯女性的真实处境，引起极大轰动。纳·萨阿达薇（1930-）是一位医生、女权主义者。她于6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零界的女人》写一贫穷妓女不甘堕落终于杀死逼她为娼者，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无情揭露。她的小说常常引起争论，尤其受到宗教界人士的抨击。至今，她的一些小说还被禁止发行。她是一位多产作家，写有长篇小说《一个女医生的日记》（1965）和《失踪的情人》（1974），短篇小说集《我学会了爱》（1959）、《很少一点温情》（1964）、《真诚时刻》（1966）、《线与墙》（1972）等。随着知识女性地位的提高，近十多年来埃及产生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其人数超过了同时代有成就的男作家。这在埃及文学史上从未有过。过去是三四个女作家面对二三十个男作家，现在的比例几乎相等，而且一些女作家在名声上远远超过男作家。赛勒娃·白克尔是其中最有成就者。赛勒女士·白克尔70年代毕业于阿因·舍姆斯大学商学院，后又人戏剧艺术学院深造。她在求学期间就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参加过示威游行，曾被捕入狱，后来她专事创作。她的作品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弱者，特别是那些由于离异、被抛弃，或战争造成的无助妇女、独身妇女的处境。她出版过三部长篇小说和五部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有《金车不会飞上天空》（1991）、《夜与昼》、《夜莺的叙述》，短篇小说集有《大人阁下的葬礼》（1986）、《灵魂被逐渐偷去》（1986）、《农民的面团》、《礼品的等级》和《兔子》。《灵魂被逐渐偷去》中的《内心的声音》，写一家务缠身的妇女突然心生一愿：要摆脱每天压在身上的奴隶般的重负，轻松地活着。她想，她也许是美丽的，她可能有一副好嗓子，不妨试试。她刚有表示，即遭到丈夫和一切熟识她的人的反对，认为她有精神病需要治疗。她的瞬间想法换来的是每天服药三次，外加睡觉前的一次。《奴娜》中，13岁的奴娜被女主人称为“干活的驴子”。这家厨房紧挨一所中学，奴娜干活时能听到教师上课的内容而且用心思考。她甚至能答出小主人答不上来的问题。第二天，小姑娘失踪了。因为她爸爸要带她回乡下，嫁给一个从石油国家回来的人。奴娜不愿嫁人，也不愿回到肮脏不堪的乡村，仍梦想着学校、老师、听课……一个聪颖的小姑娘就这样被扼杀了。白克尔的长篇小说《金车不会飞上天空》以女监为背景，进入了一个难为人知、对女人来说却真实存在的世界。几个女囚犯的全是伤害罪——杀死、残害了她们的丈夫或男人。她们宁愿服刑也不愿在法庭陈述事件真相。那些难以启齿的隐秘是在女囚们熟识后互相吐露的。希娜的丈夫是个性欲狂，随时随地都要满足他的要求。她不堪忍受，杀死了共同生活45年的丈夫。阿兹玛是个乡村红白喜事上的唱诗人，她有自己的乐队。吹笛手纳亚帖将她诱人爱河同居，但又拒不与她结婚。她明白，他是为了她的钱财，于是愤而雇人阉割了纳亚帖。阿以黛的故事更令人震撼。她由父母包办嫁给堂兄。她成了这个花花公子掌上的玩物。一次弟弟来访，适遇夫妻俩争吵，弟弟上前劝阻。姐夫恼怒用刀乱砍，弟弟在夺刀中不慎将姐夫杀死，父母却要阿以黛承认丈夫是她杀死的以保护家中的这个男嗣。父母答应为她请最好的律师，早早救她出狱。可她等来的却是父母与她断绝关系。30岁的阿以黛将在狱中度过余生。女人犯罪的隐因，是男女不平等。作者并不回避那些房中之事，唯其如此，才能揭示出隐藏在众多女性故事后面的血泪和辛酸。这些女性犯罪并非一时一事所引发，而是她们作为人的尊严（虽然有时被扭曲）长期遭受损伤的结果。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反抗，一种迫不得已的解脱，一种受到法律制裁的报复。其他重要的女作家作品有：米拉尔·塔哈薇的长篇小说《紫蓝色的茄子》，西哈姆·白德薇的长篇小说《吸引人的东西》，阿菲芙·寒义德的长篇小说《骗人的修长美腿》和短篇小说集《彩排》，纳吉娜·阿拉姆的短篇小说集《一群小象》，柏希宰·侯赛因的长篇小说《当时的味道》《灵魂的镜子》和短篇小说集《屋子》等。她的《灵魂的镜子》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了男女间的婚姻和爱情。玛依莎和麦克尔青梅竹马，后玛依莎在大学参加左派组织，为自由和理想而奋斗，并与同伴伊卜拉辛结婚，但丈夫在性方面对她极其粗暴，使她无法忍受，婚姻以失败告终。她想起没有参加革命活动成了医学专家的麦克尔。但麦克尔也经历了两次感情痛苦：玛依莎离他而去；母亲让他娶一亲戚之女为妻，虽育有一女，却无爱情，至今分居。玛依莎与麦克尔未能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初期的理想各异。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爱，其实是一种文化，在这方面，不论男方还是女方，都有选择的权利；爱，并不能等同于别的什么，如革命、亲情等。女作家们所在的国度，缺少的正是这种爱的文化。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出生在开罗古老的贾马利叶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性格谦和，家庭生活安定，给他以良好影响。他是在埃及1919年反英大革命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1934年他毕业于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曾先后在宗教基金部、文化部任职，1971年起在《金字塔》报社工作，任专栏作家，退休前曾任文化部管理委员会主席，是埃及艺术、文学和社会科学最高理事会理事，1970年获埃及国家文学荣誉奖，198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荣获此奖的首位阿拉伯作家。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共创作长、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约五十余部，还有为数众多的文学评论和其他作品。他始终处于埃及和阿拉伯长篇小说创作的顶峰，被称为“阿拉伯长篇小说之柱”。他从大学时代起即开始文学创作。早期写诗和短篇小说，1938年曾写出短篇小说集《眼睑的悄语》。但他真正的文学创作是从写作历史小说开始。20世纪30年代，埃及近代文学从复兴走向发展。世纪初，埃及文物考古有许多新发现，使人们对古老光荣的古埃及文明充满自豪和向往。在欧洲司各特、大仲马的历史小说影响下，许多阿拉伯作家也开始写历史小说。有的作家从伊斯兰历史中选取题材，马哈福兹的三部历史小说则全部取材于古埃及。《命运的嘲弄》（1939）以埃及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第二代法老胡夫的统治时期为背景。胡夫是雄伟的胡夫金字塔的建造者。一位年长的占卜家对胡夫预言：在他之后继承王位的并非他的子嗣，而是一个现在还是儿童的人。于是胡夫千方百计要捕杀这个儿童。达达夫是个勇敢青年，被选为近卫队长。他统率大军征讨西奈的游牧部落获得全胜。在王储弒君篡位之时，达达夫杀死王储，拯救国王。胡夫将王位让给达达夫。原来达达夫就是胡夫要追杀的那个儿童。小说情节属于虚构，主旨在于：究竟谁应该成为国王？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搜刮民脂民膏、不惜动用上百万人修建大金字塔的法老，还是为人民、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人？他的其他历史小说还有《拉杜比丝》（1943）、《底比斯之战》（1944）。后者写埃及被异族希克索斯人人侵，王室与人民战斗不息，终于收复失地，使埃及人民重新获得自由和独立。小说歌颂了埃及人民反抗外族统治，不甘屈辱的勇敢斗争精神。马哈福兹的历史小说借古喻今，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当时，埃及处于英国殖民占领之下，王室与外国统治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小说中对法老的谴责，无疑隐喻着对王室弊端的嘲讽，对希克索斯人的反抗，实际是呼唤对殖民占领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家放弃了历史小说的写作，面向现实生活，写出四部反映开罗街区生活的长篇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埃及是英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基地，为盟军服务的“中东战略供应中心”就设在这里。埃及经济被纳入战时轨道，严重畸形发展。农业凋敝，物资匮乏，物价剧涨，人民生活不断恶化，由此带来种种社会问题。《新开罗》（1945）描写四个大学生的不同经历和遭遇。他们中有的是虔诚的宗教徒，有的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有的是华夫脱党党员。小说重点描写马哈祖布的人生经历。他出身贫寒，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当权者的虚伪和金钱的力量，决心不择手段往上爬。朋友萨里姆介绍他到一家公司当秘书，条件是答应和一个女人结婚，而且住到外国人居住的地区，为的是能让政府的一位高官卡塞姆自由出入他家和他喜欢的女人私通。马哈祖布为了金钱和官位，放弃尊严，接受了条件。本届政府倒台，马哈祖布陷入惊惶，担心卡塞姆的命运。结果一场虚惊，卡塞姆不但未下台，反而升为部长，戴绿帽子的他也被委任为办公室主任。正当他得意之时，一切又发生了变化……作家以马哈祖布为引子，揭露了埃及上层社会的腐败，谴责了马哈祖布这种出卖灵魂者的行径，通过对几名大学生的不同社会经历的描写和与之有关人物的刻画，在较大层面上揭示了埃及的社会问题。《梅达格胡同》（1947）以开罗一条胡同为背景，通过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展开情节。这条胡同住着各色各样的居民：理发匠、咖啡馆老板父子、面包铺夫妇、媒婆母女、牙医博士、女房东、小贩、虔诚的宗教徒、终日流浪的失意文人、给乞丐制造假残者，还有在胡同里开店的富商……这是一个典型的底层社会。故事叙述媒婆女儿哈米黛不甘在胡同过单调的生活，一心向往外面的繁华世界。理发匠阿巴斯爱上了哈米黛。他决心从军，以便攒一笔钱回来。哈米黛不慎被妓院老板欺骗，当了妓女。几年后阿巴斯回来，得知哈米黛失踪，伤心不已。一次，他路过一个娱乐厅，发现哈米黛在里面陪美国士兵饮酒作乐，便跑进去想把她拉出来，与美国士兵发生冲突，并被殴打致死。作者通过对哈米黛的堕落，阿巴斯的惨死，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人物的行为、心理、道德和被扭曲的灵魂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埃及人民的苦难，揭露了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对西方殖民者进行了控诉。寓政治社会问题于风俗民情之中，是这部小说艺术上的独特之处。小说结构紧凑，布局严谨，尤其对人物的刻画，更是神形逼肖，各具特色，表现出作者巨大的艺术和语言功力。这期间他的另外两部小说《汗·哈里里市场》（1946）通过性格不同的两兄弟和一个少女的恋爱、感情纠葛，表现了普通职员的生活以及他们被扭曲的灵魂，作品以对人物的心理描写见长；《始与末》（1949）描写普通埃及人为实现理想的生活而竭力使子女受到教育，但结果事与愿违，在社会恶势力的引诱下，有的当了妓女，有的不得不自杀，有的违心干自己不愿干的事。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国王，建立共和国，埃及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从此结束。革命成功给饱受封建压迫和外国殖民统治的埃及人民带来希望。但革命后，马哈福兹竟有整整五年停笔。马哈福兹于1956年至1957年间发表了革命前已经完成的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三部曲的发表奠定了他在埃及和阿拉伯文学界“长篇小说之柱”的地位。第一部《宫间街》描写开罗侯赛尼亚区的宫间街上一户人家的遭遇。主人阿卜杜·贾瓦德是个百货商店老板，妻子艾明娜端庄虔诚，是个好主妇。前妻之子亚辛酷肖其父。艾明娜生下二子二女：长女海迪泽，长子法赫米，次女阿以萨，次子卡玛尔。父亲对卡玛尔经常打骂管教，使卡玛尔感到十分压抑、拘束。阿卜杜·贾瓦德在家中是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但每晚他都要到夜总会寻花问柳。亚辛自幼失去母爱，淡漠人生，放纵自己。法赫米在大学念书。两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一名青年军官爱上了阿以萨，但父亲以大女儿尚未出嫁为由，禁止阿以萨与青年军官来往，阿以萨感到痛苦，但不得不屈从。埃及1919年大革命爆发，人们反英情绪高涨。阿卜杜·贾瓦德虽然旧习不改，但支持民族领袖柴鲁尔的爱国活动，参加签名运动，捐款，挂柴鲁尔画像等。19岁的法赫米在游行中中弹牺牲，一家人陷入悲痛中。第二部《思宫街》的情节距前一部五年。卡玛尔中学毕业后进人师范学校，受科学文化影响，爱上朋友的妹妹阿以黛，但阿以黛最终被富家子弟哈桑娶去。卡玛尔认识到阶级的鸿沟无法逾越。阿卜杜·贾瓦德与亚辛均与舞女扎奴芭保持暧昧关系，阿卜杜·贾瓦德在与扎奴芭的关系中遭受挫折，身心健康大不如前。卡玛尔因爱情失败，出入酒吧与妓女厮混，但他同时感到忧伤，为自己和他人的堕落而悔恨。第三部《甘露街》描写一代新人的成长。亚辛的儿子当了部长秘书。海迪泽的长子阿卜杜·穆阿姆在教育部任职，加入穆斯林兄弟会，次子艾哈迈德在《新人》杂志社当编辑，成为共产党人。兄弟俩思想分歧越来越大，时常发生争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开罗经常发生警报，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阿卜杜·贾瓦德心力衰竭而死，卡玛尔因政治变幻和情场失意，一度沉浸在叔本华、柏格森等的书籍中，对一切持消极、怀疑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埃及各种政治力量、各种思想十分活跃。阿卜杜·穆阿姆和艾哈迈德因各自在家中举行政治活动，双双被警察逮捕。卡玛尔也从消沉中清醒，积极行动，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三部曲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三代人的经历，描绘了埃及自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社会生活画卷，场景广阔，人物众多。阿卜杜·贾瓦德是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商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专制、自私、放纵，但却爱国，具有民族主义感情。因为他的利益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马哈福兹十分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典型人物。此外，他还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家庭的人物群像：善良、温驯的妻子艾明娜，酷肖其父的亚辛，热血青年法赫米，感情受到压抑的大女儿海迪泽、二女儿阿以萨，以及在犹豫、怀疑、不安、探索中成长的卡玛尔。这个家庭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成员的生活、行为，甚至感情，都与社会紧密联系。马哈福兹正是在广阔的埃及社会发展、变动的背景和历史过程中来表现这个家庭及其成员的活动。尤其在三部曲的末尾，阿卜杜·穆阿姆和艾哈迈德兄弟俩因思想不同而双双被捕，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社会生活和思想动荡，而卡玛尔由消极变为积极为祖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则预示了埃及民族的希望和未来。1957年至1965年间，马哈福兹先后写出《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小偷与狗》《候鸟和秋天》《道路》《乞丐》等五部小说。如果说革命之初，作家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还把握不定，经历了一个观望、等待、探索的过程的话，那么，从1957年他重新握笔时，便开始了他写作生涯的一个新时期，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构成他创作中一个重要阶段。这些作品被评论家们称为象征主义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1959年在《金字塔》报连载）共分五个部分，描写人类经历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智慧与愚昧的斗争及其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在开罗近郊的一片荒漠中，杰巴拉维凭借个人力量建造起一座大房子，他让善良的次子艾德海姆掌管家产，却引起长子伊德里斯不满，他唆使艾德海姆的妻子偷看父亲文档中是否取消了他的继承权。杰巴拉维发现后，一怒之下将艾德海姆夫妇逐出家园。杰巴拉维的子孙后代情况不一，他本人则隐居不出。家族间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杰伯勒是哈姆丹家族的弃儿，被财产经管人的太太收养20年，后为救人失手打死对方而逃亡。祖父杰巴拉维鼓励他回到家乡，领导族人为争夺继承权而斗争，并终于取得胜利。这是小说前两部分《艾德海姆》和《杰伯勒》的主要情节。第三部分《里法阿》中木匠出身的里法阿继承了杰伯勒的事业。他为人治病，普行善德，让人们“摆脱仇恨、贪婪、邪恶之心”。他的行为引起头人不满，又被一个“他爱着、保护着的人出卖”。他死后，四个弟子坚持他的信仰，带领群众与头人斗争，终于取得与其他家族同等的权利。第四部分《高西姆》中，在一个流浪汉居住的地区里，孤儿高西姆成长起来。他决心效仿艾德海姆、杰伯勒、里法阿，以放牧为生，与一个富孀结婚。从此高西姆以俱乐部的形式发展力量，与头人、财产经管人进行多次武装较量后，终于使这个地区的人们过上有吃有穿、安定和平的生活，第一次享受到主人的地位。小说出版以来，由于其象征和寓意，引起各方关注，而且长期争论不休。迄今为止，少有人真正点破书中人物象征着什么，作者对此也讳莫如深。倒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来得干脆，在颁奖词中称：“《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则令人感到惊讶。它就像人类的一部精神史……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伟大人物——尽管呼之欲出，却把自己伪装起来应付各种紧张的新情况。”在颁奖的两个多月前，即1988年10月，在授予马哈福兹该奖的决定中，曾明确指出书中人物所象征的先知名字：艾德海姆——亚当，杰伯勒——摩西，里法阿——耶稣，高西姆——穆罕默德。第五部分《阿拉法特》写阿拉法特（象征科学）与杰巴拉维（神）的关系。阿拉法特系女巫之子，自幼学会巫术，一次他潜人大房子偷看杰巴拉维的动静，在与女仆厮打中，杰巴拉维惊吓而死。阿拉法特被人们活埋，临终前他将写有各种秘密的本子传给汉什。汉什决心继承阿拉法特遗志。人们都希望通过魔法使杰巴拉维重新复活。马哈福兹年轻时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对社会问题、人类命运的思考显然超越了本地区、本民族的范围。他写的是一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正在经历并苦苦求索的人类发展史，一部人类精神史，一部人类苦难史，一部人类奋斗史。他笔下的先知人物，都是历代伟人或贤人的化身，都是他心中所呼唤的率领群众争取自身解放、消灭人压迫人现象的理想人物。而杰巴拉维的复活，标志着人们期待已久的精神力量的再创。那时，他——杰巴拉维，或精神，或信仰，或神，将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千千万万子孙后代面前。《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连载后引起很大争论，并未在埃及出单行本。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关于本书的争论又重新燃起。他和他的小说均遭到宗教界人士的激烈批评，并要求他收回小说。但作家坚持自己的立场，表示“人不可能从他所写的东西后退”。许多作家、评论家纷纷发表文章和声明，维护马哈福兹，要求为小说开禁。1994年10月14日，作家竟遭到一名恐怖分子行刺，幸未有生命危险。《小偷与狗》（1962）写赛义德复仇的故事。主人公被机会主义的暴发户“导师”欺骗而人狱，出狱后决心复仇，但他的子弹击中的却总是无辜者。原来这些富人们处在法律的保护下，个人的反抗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碰得头破血流。《候鸟和秋天》（1962）通过一个前华夫脱党成员伊萨革命前后的经历，他的失落和痛苦，表现了变动着的社会与僵滞的人之间的矛盾。《道路》（1963）叙述一个寻父的故事。萨比尔到埃及各地寻找生身父亲。由于他经不起种种诱惑，个人品性堕落，最终未能找到父亲。寻父，在这里意味着寻本、寻真，或寻求崇高的神性。只有品性纯正，目的崇高的人才能达到愿望，一旦人品堕落，便失去寻本求真的资格。《乞丐》（1965）表现一知名中年律师的精神追求。主人公对一切感到厌倦。他名声显赫，家庭富有，却像乞丐一样不断祈求他需要的东西即支撑他活下去的精神。综观这时期马哈兹的创作，可以看出如下特点：摆脱了过去纯现实主义的方法，将现实主义与象征性融为一体；大量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既拓展了表现空间又丰富了小说内涵：由以往描写某个社会阶层、某个家庭或某个街区的人物群像，到集中表现作为社会主体的独立个人，突出“人”的思维、意识、行为和追求，表现了对更高的人类精神价值的向往和求索。马哈福兹是一位有政治责任感的作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创作的不同作品，其手法也随之变换。后来他又回到现实主义方法。他的其他重要作品有表现知识分子苦闷求索的《尼罗河上的絮语》（1966），表现战争题材的《在伞下》（1969）以及《米拉马拉公寓》（1967）、《平民史诗》（1978）等。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同样引人注目，如短篇小说集《安拉的世界》（1963）、《名声不好的家庭》（1965）、《黑猫酒店》（1969）等。晚年，他还写有充满哲理的自传体作品《自传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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