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丝黛尔诗8首

书中所揭示的“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观，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即承平日久的皇权专制统治者必然走向腐化，政治昏暗又必然导致天下的动荡与分裂，而国家的分裂对于民族、对于人民都是一场灾难，因而它又一定要走向统一。由于三国是一个群雄并起、战乱频仍的时代，因而书中表露的主要是渴望国家统一的思想。

与之相联系，书中流露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人生理想与传统的忠义仁爱的伦理道德观念，客观上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书中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的描写，歌颂了舍身报国的英雄行为与廉洁正直、宽厚爱民的美德，鞭挞了暴戾乖张、凶残狡诈、背弃伦理的邪恶行为。当然，书中那种“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式的“结义”行为，当它与国家民众的利益相违背时，也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书中刘备、张飞不听规劝，为报关羽被杀之仇而伐吴，终使国家元气大伤，即是一个证明。

书中寄寓了尊崇智慧与理性、爱惜人才的思想认识，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刘备三顾茅庐，礼请诸葛亮出山，使刘备的事业呈现转机与希望。在此之前，刘备手下虽有关羽、张飞等猛将，但因不得贤臣辅佐，所以仍然是东逃西奔、狼狈万状。而诸葛亮一出，便烧博望、烧新野、联合东吴战赤壁，占荆州、取西川、平汉中，国势如火一般蓬勃发展。后来蜀汉失利，也是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一意孤行的结果。从曹操一方看，他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是他得以纵横天下、一统中原的重要原因。曹操既有以诈术驾驭、猜忌人才的一面，也有大胆网罗、放手任用人才的一面。至于董卓、袁绍、刘表、刘璋、袁术等人，或者手下无英雄贤良之才，或有英雄贤才而不能用，所以纵然能威风一时、保守一地，但最后必然招致败亡的命运。

书中还描写了三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其中凝聚着丰富的智慧。《三国志演义》中寄寓的思想情感与政治智慧，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的艺术刻画表现出来的。三国故事中的人物，历来有“三奇”的说法：诸葛亮是古今贤相中的第一奇人，关羽是古今名将中的第一奇人，曹操是古今奸雄中的第一奇人；又演为“三绝”之说：孔明智绝、关羽义绝、曹操奸绝。正是在对不同性格的人物的塑造中，作者寄寓了自己的思想，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渲染了种种人生的智慧。

诸葛亮是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他的身上体现着许多优秀的品质。他忠心耿耿，廉洁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不治家业，临死之时，遗嘱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同时，他更是聪明智慧的化身。早在高卧隆中时，他就对天下大势有着清醒的估计与透辟的把握。“隆中对”显示了他开阔的胸襟与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懂天文、明地理、通人情，知己知彼，料事如神，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在指挥一系列大的战役中，他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与超人的智慧。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诸葛亮，他的精神体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他的才能也是民族智慧的集中反映。书中的诸葛亮又是一个包含着悲剧意义的形象。他壮志未酬，长逝五丈原的结局，引得后世许多有志之士为之动情，乃至蕴含着普遍的历史意义。

同诸葛亮一样，关羽也是书中理想的典型形象。他的性格主要表现为忠勇节义。他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誓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以后，他就一直信守誓词，至死不渝。曹操曾经给他优厚的待遇，也未能收买他的心。一旦打听到刘备的消息，他立即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前往聚义。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表现了他的忠义；华容道释曹操，表现了他的信义。关羽身上的这种品格体现了传统的美德，昭显了人民的愿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些品格卑下的人相互间尔虞我诈、见利忘义；而善良的人们则希望建立一种超越权势与利益之上的互爱互助、同心齐力的关系。人们把这种伦理精神叫作“义”。当这种“义”与“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目标相一致时，它便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为广大民众所钦仰。

《三国志演义》中曹操是又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曹操的性格主要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英雄的品格：他密谋刺杀董卓，虽未成功，但表现了不凡的志气与胆略；讨伐董卓时，十几路大军徘徊不前，他独引一支人马追杀；当刘备羽翼未成深自韬晦之时，曹操就敏锐地发现刘备的非凡抱负，并对天下大势有着清醒的判断。他气魄宏阔，志向沉毅，能文能武，有胆有识。正由于此，他能在“奸雄万里皆鹰扬”的情况下，扫平群雄，一统中原，表现了杰出的军事及政治才干。另一方面则是他的权奸的性格：他阴狠狡诈，专断残暴，他的名言“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是他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个性的生动表现。他杀吕伯奢、杀王垕、梦中杀侍者、杀杨修、杀孔融、假手他人杀祢衡，所用的心计手段，不仅表现了他的凶残，尤其表现了他的阴险。奸诈凶残是曹操性格的本质，加上他的“雄才大略”，共同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乱世奸雄的文学形象。在小说中，曹操这两方面的性格表现不是二元分离的，而是融为一体的。如卷六《关云长千里独行》中，描写关羽封金挂银、拜书告辞，曹操不见，关羽夺门而去，曹操得知后赞美说：“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他为了“做个大人情”，特前往送别，并赠送锦袍作为纪念。小说引诗赞曰：“三国初争势未分，独行谋策最机深。不追关将令归主，便有中原霸业心。”其下小字注云：“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的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又在《曹操乌巢烧粮草》中，写曹操得到“许都及曹军中诸人暗通（袁绍）之书”，有谋臣提议说：“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说道：“当（袁）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下令“将书焚之，遂不再问”。下引史官诗曰：“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又有小字注云：“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人，因此而得天下也。”这样使得曹操的形象立体丰满，真实可信。

尊刘贬曹，是《三国志演义》书中明显的思想倾向。三国故事中这一倾向的形成由来已久，其中固然有皇权正统观念的影响，也同一定时代的社会局势与思潮有关。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同样以汉魏禅让作为政权转移的标志。刘备即位于西蜀，改元章武，将其事系于曹魏黄初二年之下。司马光还对此抒发议论说：“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东晋习凿齿写作《汉晋春秋》，认为“蜀以宗室为正”，南宋朱熹写作《通鉴纲目》，也将刘备的年号直接在汉献帝建安之后，这就是以蜀汉为正统了。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评论说：“陈氏（指陈寿）生于西晋，司马（指司马光）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指习凿齿）与朱子（指朱熹），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异地则皆然。”这就指出争“正统”观念之下，所隐伏的特定社会文化心理。宋金元时，民族矛盾突出，人心思汉，将占据中原的曹魏政权看作汉家政权的篡夺者，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心态。陆游在他的诗中，就曾以蜀汉北伐曹魏来寄托他对南宋北伐收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希望。正是这种历史积淀形成的感情，促进了三国故事中尊刘贬曹倾向的形成。但是，最主要的是形象本身所包含的社会理想、精神品质、道德风范的不同。书中的曹操是霸道暴政的典型，刘备则是王道仁政的代表。曹操攻打徐州前，曾下令“但得城池，尽皆杀戮”，“所辖之地，草木不留”。而刘备无论走到何处，都宽厚爱民，打了败仗也不肯丢掉逃难的百姓。曹操以利己为人生目的，刘备则以仁义为立身准则；曹操待人奸诈，老朋友面前也不说真话，刘备则以真诚待人；曹操猜忌士人，常常杀了人又放声痛哭，刘备则求贤若渴，礼贤下士。这些在书中不同人物的身上，形成生动又鲜明的对照。因此，书中流露的尊刘贬曹的倾向，主要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圣明君主、王道宽仁的向往与肯定，对于暴力权术、奸诈凶狠的霸主的反感与否定。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