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夏尔诗11首

法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勒内·夏尔(Rene Char, 1907-1988)，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诗坛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这位难理解的、被认为是复杂的诗人，在研究者们作了数十年认真**后的今天，仍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陌生的或没被读懂的。

夏尔的诗歌生命是从赤裸、神秘、圣洁的晨曦开始的。超现实主义像一道强悍的闪电，照亮了他的23岁。布勒东和艾吕雅从一开始就对他表示器重和关注。尽管夏尔后来脱离了超现实主义团体，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却贯穿了他一生。

夏尔曾以极大的勇气，亲身投入抵抗运动的战斗。从超现实主义的狂热梦幻到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夏尔痛苦地走进事物及存在的深处。他内在地领悟了应该怎样生存在光照和黑暗的岩缝里，以狂暴的激情的铁锤，撞击内心的爱和外部的残酷现实，最终在迸溅的碎片中窥见一己的真实和透彻。

确实，夏尔自始至终是一个反抗者，他的诗总是让人触及他内心的大矛盾和在精神上为统一大矛盾所进行的殊死搏斗。大概是黑暗在黑暗中照亮了他的道路，他确信，诗是“对仍为欲望的欲望之爱的实现”。现实的丰富材料帮助夏尔建构起一个超现实的深远空间。在《图书馆着火》中，他写道：“作品是怎么来的就像冬天，一根羽毛落在我的窗玻璃上。马上，壁炉里升起了劈柴之战，至今尚未结束。”

尽管这样，夏尔却既非哲学家更非通灵术士。诗是夏尔真实而倔强的口舌。他始终以反抗者的形象和声音耸立着，不断地通过他的诗向我们展现暴力和抵抗的状况：闪电或炸雷。他决不说使人安心的话，他必须对各种形式的不公正和不幸表明他的抵抗。他曾愤怒地写下：“你们服从你们存在的猪猡，我听命于我身上不存在的神；我们仍是无情的人。”

冲突，进而超越，统一；凝聚，终于炸裂，透彻。

夏尔的诗是陡坡。但另有一些阳光明媚的山坡，以其爱情的、几乎是田园诗的意趣令我们陶醉。普罗旺斯的阳光和大自然，对夏尔来说意味着童年和土地。为表现一块乡土，这块乡土上的动物及植物，夏尔写下了松缓、轻松、淡淡不安的怀乡歌。夏尔成年后的激烈冲突，也许正是对童年时代与世界永远失去了的统一性的强烈向往。哪怕在幻想的狂热的意象丛中，哪怕所处的精神状态如此迷醉昏乱，夏尔始终渴望一种清醒，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穿透，对整个事物的昭然。殊不知，由于对获取清醒的过于执着，他被迫再次，三次，无数次地跌入无解的混沌——失去的赤裸。而他的渴望仍在一边：让本质的痛苦，最终沉入河底，跃为活生生的生命本身。

一个伟大诗人已经死了，但他的精神，却在文学中化为曾经激烈如今宁静的智慧。

宋初政治家复古与致用的美学取向

宋初复古与致用的美学取向兴起，与当时的学坛和文坛的不振之风相关，是对前者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拨。晚唐、五代时期，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为适应天下大乱后统一政权的需要，宋初政治者颇尚“无为”，导致黄老思想极为流行。如淳化四年（933年），宋太祖曾在朝廷里公开表示：“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行之。”当时的参知政事吕端也说：“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这虽有促进社会平稳的一面，但同时也造成了“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同上，卷一八九）的精神状态，导致“人人因循，不复奋励”（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序》）。真宗时宰相李沆、王旦等，循规蹈矩，慎所变改。朝中大臣更是恪守祖宗成法，不敢有所作为。近代史学家刘咸圻在《史学述林•北宋政变考》中对宋初的政治风尚作过如下揭示：“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士大夫论治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文以缛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跞驰之才。”此外，佛教和道家的思想对传统儒家观念产生重大的冲击，儒学一度不振，士人心理普遍趋于出世而不致力于事功。反映在文学上，就是部分作家对社会现实不大关心，作品中缺乏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当时，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作家，脱离现实，缺乏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其作品沿袭五代的柔弱文风和芜鄙之气，用华美精丽的文辞，表现醉生梦死的生活，内容空洞贫乏，却一时占据文坛主导地位，被时人争相效仿。

北宋政治家致用美学思想之流行，也与宋代朝廷“以文治政”的开明政策相关，正是后者的相对开放的正常，使宋代文人政治家有着高于前代的参政议政热情和能量。宋代统治者深刻反思前朝的教训，对宗室、后妃、外戚、宦官等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转而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可信赖依托的对象，选择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清明政治。广泛的取士、优厚的薪俸和宽容的言路，在精神上大大鼓励了士人从政的积极性，又在制度上保证他们能够自由从事治世的实践。在这种时代精神的盛召下，新兴士大夫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北宋九帝期间，士人官员数量之多，文化素质之高，参政热情之切，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由此催生出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这样的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大政治家，加之他们同时又是文学家、文论家，遂能结合其政治事功，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而开创了较单纯的道学家、古文家更为务实的致用美学，使之有效地发挥辅时及物的功用。

面对晚唐五代以来学坛文坛的颓况，宋初就有一些作家如田锡、柳开、王禹偁、孙复、石介等，站在古文家或道学家的立场反对五代旧习，力图改革文风，他们以写作“古文”相号召，试图重建儒家的“文统”和“道统”。田锡在《贻陈季和书》里提出“人之有文，经纬大道”，赞美韩、柳“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他本人的诗赋、奏议大多致力于议论政治时事，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柳开首先倡导韩、柳的“古道”和“古文”，他肯定韩愈，是因为其文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先生之文诗，皆用于世者也。”（《昌黎集后序》）王禹偁强调文章是为“传道”而作的：“夫文，传道而明心也。”（《答张扶书》）他的“道”，被认为是“突出了儒家思想中操守正直、积极入世、注意民生诸方面，同实际事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第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他们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场提倡致用美学观。孙复则直接肯定文学的致用性：“文者，道之用也”（《答张洞书》），“斯圣人之文也……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政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贤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天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铭、解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孙明复小集》二）石介同样主张“安上治民存乎礼，移风易俗存乎乐，穷理尽性存乎易，惩恶劝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上蔡副枢书》）都站在宋初道学家的立场强调了文章包括政治在内的多方面作用。

不过，他们虽然在文道的关系上强调致用取向，但影响有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在宋初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始终无法革除。宋初古文家和道学家从文道关系的纠结上强调文的致用，但他们或缘于对道的探究和建树不够深沉和系统，还不足以在学坛上正本清源，力挽狂澜，重树儒学“道统”；或者缘于对文的创作和议论不够精彩和深入，也还不足以在文坛上脱胎换骨、点铁成金，重树文学“文统”。道学上的建构，有待“北宋五子”来完成；文坛上的革新，则由欧阳修及其盟友来完成。

面对这样的时弊，是范仲淹为代表的北宋政治家首先站出来，继之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相继振臂。他们都是一时的政治风云人物，且是一时的文坛豪杰，故能登高一呼，四方相应。在他们的理论影响下，西昆派终于败退，经世致用的美学观深入人心。此外，他们还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切实实现了文艺为社会、政治、民生服务的理念。

政治家同古文家一样主张文以明道，文道并重，一样反对文坛的形式主义作风，但又不主修辞，而是重视“道”中的重大政治内容，要求发挥文学在政治事功方面的作用，其经世致用思想更为明显、明快和强烈。和道学家相比，政治家更具经世致用精神，他们要使道见之于事功，验之于当世，而不重在体之于身心，修之于一己。刘彝曾很经典地将圣人之道进行了“体、用、文”的三分。他对“用”的解释是“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在这个角度上，政治家又突破了古文家：他们才识兼通，能使文章深中时弊，这就突破了古文家之致用的狭窄领域，更多地实现了文学在现实社会政治天地里的作为。

欧阳修是开一代风气的领袖型文人，曾官至参知政事，其作为政治家的影响亦不可忽视。范仲淹和他一为政治改革的领袖，一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但在政治、文学上二人是互相配合的，都实现了致用美学的事功。欧阳修指出当时士人缺乏政治热情的现状是：“务以恭谨静重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堕宽驰……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因此他倡导用文学来发挥社会政治功用。他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而他的“道”，是对韩愈“道统”的发展，并明确加入了“事”的内涵。他在《答吴充秀才书》里指出，文人学者为道而不能达的原因，是因为忽视了对社会的关注。文人自认为“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只满足于辞藻之工丽，乃至“弃百事不关于心”，这恰恰是颠倒了文、道的关系。因此他以文坛盟主的身份倡导诗文革新，反对形式主义，注重内容的功用。在诗歌创作上，他主张要学习《诗经》：“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诗本义•本末论》）。他告诫杜默，写诗要关注“饥荒与愁苦”，以“发声通下情”（《赠杜默》），发挥关切政治的作用。在散文上，他主张“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与张秀才第二书》）即要求把文章的内容同道的内容、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他又主张“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书》），要求作家关心时政，发挥文学针砭时弊的社会作用。他论汉代的文章，赞赏其“善以文言道时事，质而不俚”（《试笔》）。他尤其推崇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等作品，因为它们既能中于时病，还能指出弊病的根源和改革办法，有补于世。而柳开、石介所推崇的扬雄、王通，却“道未足而强言”（《答吴充秀才书》），只是一些儒道概念的转述和古人语言的模拟，并不能发挥现实作用。此外，他的《读李翱文》也值得注意。它通过比较李翱的《幽怀赋》和韩愈的《感二鸟赋》，抒发自己爱国与关心现实的怀抱。此文所强调的仍然是：作家应该忧时感事，作品须要触及社会问题。这与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表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时代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相呼应，体现了欧阳修把政治改革和诗文改革相结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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