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众创空间的产业集成与创新 —由深圳华强北的发展历程所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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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中海华艺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蓝添在《规划师》2016年第10期撰文，通过对深圳华强北众创空间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总结出华强北案例对城市规划设计领域的启示意义。

深圳华强北的众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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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的发展情况　

事实表明，华强北作为电子产品分销商贸的重要枢纽，孕育着超乎想象的产业能量与创新潜质。

从交易额规模看，早在2005年华强北各类电子专业市场的年销售总额已达260亿元，数百亿级的交易额规模足以堪比当时任何一家世界级的跨国分销商巨头，而整个华强北商业区的年销售总额则达到370亿元，超过国内任何一个著名的商业区。截至2014年底，华强北各类电子专业市场增至近30家，电子类产品年销售额达1000亿元以上，在鼎盛时期，其年销售额甚至超过 3000 亿元。

从经营空间的规模看，华强北的各类电子专业市场在2006年已发展到18家，总营业面积在30万平方米以上；2014年底，华强北的各类电子专业市场共计28家，总营业面积约50万平方米。巨大的客流量支撑着华强北的商业发展。有数据显示，华强北自2004年左右平时客流量就已达到50万人/日，周末和节假日则高达70万人/日。长期以来，如此庞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几乎全部集中在华强北路约 1km 长的沿线两侧街区内。

对于业内人士而言，华强北最具吸引力的正是品类齐全的电子产品和模块集成服务。虽然华强北不一定能达到人们所期望的规范化要求，但是这座“野蛮生长的丛林”却联系着珠三角地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可以满足各种产业部门的个性化定制需求，为各行各业的集成创新提供多种多样的实现路径，因而极大地促进了产业要素的集聚与流通。有人甚至断言，如果某种电子产品在华强北找不到，那么在全世界都不可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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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的发展历程

回顾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华强北始终处在产业创新与社会变迁的风口浪尖，创造了一波接一波的发展高潮。如今，作为响当当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为珠三角乃至整个中国大陆的加工制造业“洞开”了一扇参与全球化产业分工的“窗口”，传递着电子信息产业日新月异的变化。

（1）产业部门的开创过程

作为华强北的前身，上步工业区于1982年开工建设，面积超过1km²，是中国大陆地区在改革开发后最早成立的电子产品加工生产基地。当时的决策者通过“内联外引”的招商方式，以少占地、无环境污染的电子工业为龙头产业，在上步区建立起“三来一补”模式的工业区。当时的电子工业部、兵器部等部委和单位，以及外资企业纷纷进驻，成为深圳特区最早的一批“拓荒牛”。

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内远没有形成如今的制造加工业体系，美国操控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也在电子技术方面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共产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因此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着电子元器件、芯片等原材料的短缺问题，难以根据生产需要及时地获取相应的电子元器件和配套的电子产品，深圳初生的电子生产企业根本无从应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与市场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开放的电子产品配套市场，从根本上解决电子元器件的供应配套问题，成为当时业界的强烈渴望。

在深圳特区政府的支持下，深圳赛格集团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于1988年3 月开始经营中国大陆地区首家电子专业市场，成为当时的开创之举。为电子工业生产提供配套服务，是当时电子专业市场的核心定位，不惟盈利的超前服务理念使赛格集团的电子市场不仅带动起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还很快建立起全国范围的供求渠道网络。业内的厂商也因电子市场的出现而极大地降低了采购与销售成本，电子产品在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供求格局被彻底颠覆。从此，电子专业市场和分销商贸业在华强北得到了蓬勃发展，逐渐奠定了华强北的商贸枢纽地位。

（2）商贸街区的形成过程

严格来说，华强北并非一处常规的商业区。上述交易额规模和经营场地的数据表明，华强北的电子专业市场主要面向生产流通领域，终端零售消费并非主导性业务(图1)。因此，华强北作为一处综合性的商贸街区，同时兼具商业空间和产业空间的功能属性—商户在电子产品专业市场中开展商贸交易活动，促成生产订单，实现产品服务模块的集成，并组织相应的生产加工活动，将最新的市场信息反馈给生产厂家。

因此，商户围绕着电子专业市场形成了稳定的供货渠道和关系网，通过电子产品的分销贸易参与产业链分工，他们凭借市场经验与渠道资源向生产研发领域扩展业务，将上游生产与下游分销环节的产业资源整合起来。在现实中，电子信息产品的分销商贸与产品服务的集成创新始终是相生相伴的产业活动，不论是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的部委直属企业，还是后来电子市场中的小商户、小企业，都离不开由分销商贸活动所带来的产业融合与资源共享。因此，华强北街区业已成型的分销商贸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产业孵化作用，为无数中小企业和个体商户提供了充满生机的创业平台。

随着华强北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以及商贸功能的迅速出现，深圳市政府在产业软环境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帮助提升华强北街区的商圈价值。在深圳市政府、福田区政府和华强北街道办的支持下，华强北筹建了行业协会以及服务于企业的各类合作机构。2007年，深圳多家知名的电子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发布华强北各类电子产品的价格指数，以及相关产业的咨询服务。这些措施增进了产业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交流，扩大了华强北的影响力。

在基础设施硬件的改善方面，深圳市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投入了大量资源改进华强北的城市风貌，并进行了多条轨道交通建设与地下空间开发；沿华强北路的大型改造工程即将于2016年底全面竣工，届时华强北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世人 ( 图 2)。

除此之外，在治安管理、消防安全等方面，相关职能部门针对华强北地区庞大的流动人口以及高密度的商贸人流量带来的各种复杂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商贸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开展提供了保障。

（3）创客天堂的提升过程

华强北电子信息产品的分销商贸活动几乎涵盖了所有民用级、工业级，甚至军工级的各类IC产品，不同专业市场主营的产品服务有所差异，产品服务的功能属性彼此互补，形成了较好的集群效应。客户在不同的专业市场选购了所需的产品或服务模块后，就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集成组装，就地生产出各类电子信息产品，创造出相应的增值服务。

分销商贸活动伴随着产品服务的模块集成，使电子专业市场中狭小的“一米柜台”孵化了包括腾讯、同洲电子、金正、洪恩软件、神舟电脑及英特翎等一批业内知名企业，以及无数的电子产品生产厂商、分销商和IDH，广泛涉及电子产品分销、互联网、软件开发、文化传媒及相关的ICT产业领域，使华强北自发地孕育出无穷的市场活力与创业能量。

依托深圳完整的硬件供应链体系以及珠三角地区高效率的制造工厂，华强北为产业部门的集成创新所提供的有利条件逐渐引起了国内外智能硬件领域和高科技企业的关注。2012年，法国软件工程师Cyril Ebersweiller毅然决定把他在美国硅谷的硬件孵化公司HAXLR8R搬到了华强北。虽然他们还是会把产品路演的 Demo Day 放在美国旧金山，但是这种在最初阶段就把设计和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模式，无疑成为他们所孵化的企业最大的特色。2015 年，芯片巨头英特尔与微软集团合作，决定在深圳设立智能设备创新实验室和1亿美元创新基金，希望依托华强北及其所关联的ICT产业体系，和深圳本土企业共建可以与ARM架构的移动端芯片抗衡的硬件制造生态圈，从而在移动智能设备领域重新抢占失利之地。

据业内人士表示，在别处需要数月时间才可能配备齐全的各种电子元器件和产品服务模块，在华强北也许只需一天就可以悉数落实。如今，华强北的商贸产业活动远不止单纯的零售消费、订单批发贸易或者分销代理贸易、服务业外包等类型。各类电子产品专业市场的集群效应及其强大的产品渠道体系，使华强北承载了上游生产研发和下游分销贸易的所有环节，以及一切可能的配套产品服务，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创客天堂。

智能硬件和互联网领域技术的飞跃发展，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传统工业制造领域所可能面临的全面整合与深刻变革。华强北作为中国制造业体系面向全球产业分工的“窗口”，若能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在产业集成方面的优势与潜力，极有可能在这样的重大变局中引领新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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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众创空间的发展动因

（1）以产业部门之间的跨界融合促进产业集成

华强北这种自发形成的商贸活动体系并不是在产业政策主导下形成的产物，而是产业部门不断竞争、磨合所导致的结果，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力，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市场的守护者，重在提供公共产品与城市管理服务，为产业部门的自主性生产保驾护航。即使存在坑蒙拐骗和山寨产品，华强北也没有遭到行政部门或利益集团的随意干涉，而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遭到不断洗礼，几经动荡依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

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特区的拓荒者抢占了时代先机，依托当时的电子产品制造加工业基础开创了下游的分销商贸产业，使华强北从一处城郊工业区脱胎为综合性的商贸街区，实现了下游分销商贸活动对上游制造业部门的整合。在此基础上，华强北自发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电子产品分销商贸体系，通过电子专业市场的柜台经营方式为商户提供了极低的进入门槛，吸纳无数的商户参与全球性的产业分工。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这个商贸体系可以利用商户之间的贸易来推动产业部门的跨界融合，通过产业的集成来实现创新，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众创空间，依托珠三角甚至整个中国大陆的制造业体系参与智能时代互联网新经济的竞争。

（2）以产业集成所形成的平台经济生态圈兼容多样化的商业模式

从平台经济学的视角看，电子专业市场是一个同时面向买卖双方的多边平台(Multi-sided Platforms Mode/Two-sided Markets)。电子专业市场本身作为促进双方互动的媒介，主要向买卖双方收取平台的使用费 (Royalty)，以租金的形式获利。相比而言，常规的商业设施大多为面向消费者的单边平台(Merchant Mode/One-Side Market)，主要通过倒卖产品赚取差价来获利。

电子专业市场采取不同于常规商业设施的经营模式，一方面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买卖双方可以获得更直接的互动交流机会，各种隐性知识和信息(如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及供应商的产品服务模块所具有的复杂功能属性)都得以更好地在买卖双方之间传达，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拓展产业分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华强北常规的商业模式也为商家提供了互补性的选择余地，使商家可以更好地适应ICT产业的瞬息万变以及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

商业模式的多样性使华强北不仅承载了一般的市场交易功能，还涵盖了技术引进与交流，产品研发与设计，行业信息发布，物流仓储配送，信息、人才、资金的交流等各个方面的产业功能，形成了一个面向全球的平台经济生态圈。这样的生态圈不仅存在着 “企业+雇员”这种传统的产业组织方式，还存在很大一部分具有互联网时代特征的“平台+个人”小微模式。　　

（3）以多样化的商业模式适应全球产业组织方式的变革潮流

形成上述产业格局的根本原因主要还在于上游生产部门的技术演变导致的模块化生产方式取代了传统福特制标准化大生产模式。当技术的进步使复杂的系统可以模块化为具有独立功能属性的子系统时，市场主体就可以选择不同的组织方式(企业或个体户)参与产业分工。现实中，最优的产业组织方式视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而定，而交易成本因技术创新而瞬息万变，因此最优的产业组织形式也充满不确定性。

按照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非标准化产品的经常交易通常具有较高的协调难度或违约风险，因此一体化的科层制企业可以将产业要素整合到企业内部进行统筹管理，降低交易成本；而标准化产品的偶然交易通常不存在协调难度或违约风险，让不同的产业部门直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交易，可以更好地避免科层制大企业的管理弊端，降低交易成本 ( 图 3)。

华强北作为一处可以兼容多元化产业组织模式的众创空间，使市场主体可以灵活地根据自身的禀赋条件选择采用企业或个人的方式参与产业分工，在实体和虚拟层面借助华强北的平台优势，融入智能时代的新经济体系。

华强北案例对城市规划设计领域

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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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城市规划历程的简要回顾

早在1994年，当华强北开始出现由城郊工业区向城市商业区转型的迹象后，深圳城市规划职能部门就着手进行研究探索，开展了一系列规划编制工作。针对当时华强北工业用地普遍性的功能用途置换，以及土地开发强度对原工业建设用地的大幅度突破，规划主管部门急需一套规划措施与机制，对相关再开发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

然而，在此之后的十余年，若干轮规划研究的成果并没有帮助规划部门实现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合理、有序利用，规划管理部门对华强北的产业功能转型和城市空间巨变几乎无所适从 ( 图 4)。

针对城市规划管理方面面临的挑战，2008年开始编制的《上步片区城市更新规划》开创性地提出了“增量分配”这种不同于常规的规划管控思路：首先根据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控制整个街区所能增加的总开发容量上限，然后在一套容量分配规则的指引下，根据各单元地块的具体实际情况确定其允许增加的开发容量，以及开发时序、职责分工等内容，从而形成具有广泛共识性的规划管理依据。规划确保了开发建设容量与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的匹配，而不对具体的城市功能定位做出判断，以免对产业发展形成不必要的束缚。

作为华强北片区城市更新的纲领性文件，一方面，该规划建立了良好的分工协作机制，有效地规范了华强北片区的开发秩序。自此以后，在一整套规范化的管理流程指导下，以更新规划单元为抓手的城市更新机制得以在整个深圳市域推行，碎片化的城市存量空间得以在市场力量的参与下进行再开发。另一方面，该规划在编制过程中采取“开门规划”的方式，使产业部门的诉求和声音得以有效传达，保障了华强北街区轨道交通建设和基础设施改造工程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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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人员应对众创空间时所面临的挑战

（1）对城市产业活动的认知存在局限

城市空间结构和物质环境通常会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技术演进和市场趋势的变化则可能导致产业组织方式在朝夕之间发生出人意料的演变。从华强北的发展历程看，产业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很多由破旧厂房或临时性建筑随意改造而成的电子专业市场至今仍在持续运作。可见，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表面上物质空间环境的优劣来评判其中所承载的产业活动。

对于产业部门而言，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资源 (Resources)和投入(Inputs)都是指在生产最终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所需加以利用的各种内容，物质空间环境或基础设施只是众多要素当中的一种。当产业部门认为物质环境的改善无助于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时，他们完全有可能放弃对物质环境的改善。

对于规划设计者而言，由于其主要的工作着眼点在于物质空间环境，因此很容易仅看到规划区表面上的产业功能或业态档次，而忽视企业之间内在的产业联系，以及产业集群在复杂多变的全球产业体系中所具有的实质意义。在华强北，尽管陈旧的电子专业市场不论在物质硬件方面还是在产业服务功能方面都存在诸多积弊，但这些专业市场却是整个产业集群的载体和根基。华强北的发展实践表明，电子专业市场依托已经成型的产业集聚平台，以其多样性的产品服务为相关产业部门的从业者提供机会，有助于提升华强北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商贸枢纽地位，从而更好地实现整个城市的产业升级。规划设计者只有跳出“就空间论空间”的狭隘视野，站在产业部门的角度认识众创空间，才可能洞察到产业发展的脉络以及产业部门的潜在诉求，寻找到更合理的规划设计手段。

（2）实践过程中价值理性的缺失

有人曾主张将电子专业市场从华强北迁至深圳的关外地区，以便对华强北进行彻底的升级改造，同时促进关外地区的产业发展。笔者在此很难评价这样的做法是否恰当，但一厢情愿地改变原有的产业生态格局则很可能动摇华强北的产业根基，使华强北像当年的北京中关村一样，面临电子产品专业市场迁出后所带来的危机。

在后福特时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大企业的组织机构发生了重要改变，价值活动的水平分离和垂直分离，以及小企业的大量繁衍使社会劳动分工得到深化。华强北大量的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所构成的产业集群不仅与大型的跨国分销巨头所主导的分销体系形成了互补，而且形成了有利于产业创新的社会文化土壤。这种难能可贵的发展局面是不太可能仅仅通过对龙头企业的招商引资和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而实现的。

龙头大企业大都发轫于中小企业，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很多也是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活动开始起步的。众创空间的规划需要人们重新认识创业者及中小企业在产业集群中具有的意义。大中小企业之间密切的产业联系，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商贸关系和地方环境(Milieu)，是一个产业集群最具有价值的地方，也是难以被转移和模仿的城市财富。如果产业空间中的市场主体与整个产业体系形成了良好的企业互动和知识共享，彼此形成了密切的产业联系，即使他们只是由创业者或中小企业构成，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即使只围绕着某些看似低端的功能业态，也并不能说明这些产业功能活动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当下我国的城市规划实践中，在决策者位高权重、大拆大建依然盛行的情况下，社会普遍对城市空间的短期投机胜于对产业积累的关切，对物质空间决定论的迷信胜于对价值理性的思辨。规划设计人员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创业者及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理解华强北这样主要由本土中小企业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所具有的意义，才可能避免基于主观意愿的“绅士化改造”对城市产业长远发展所造成的破坏，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3）研究方法与工作方式亟待革新

众创空间不再是传统工业化大生产语境下的产业空间形态，而是适应于智能时代、互联网新经济的实体或虚拟平台。与传统产业部门的标准化、科层制特征相反，它迫使多元化的个性需求得到更多的市场关注，并形成更趋扁平化的产业分工格局。因此，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空间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众创空间并不是权力和资本意志的反映，而是微观个体自下而上的诉求。

从华强北的发展实践看，众创空间的产业集成作用促进了产业部门在原有地理空间中的延续与积淀，城市原有的产业基础得以提升。在这样的巨大变化中，产业部门在整个分工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也许异常复杂，而且还可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价值潜力。如果只是凭着感性的主观经验，人们很难理解产业部门的潜在诉求，也几乎不可能洞察到城市产业发展的脉络和趋势。

如上所述，虽然目前深圳的城市更新和规划管理机制创造性地应对了华强北的转型，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华强北曾由于产业功能转型造成土地利用功能的普遍性转变以及土地开发强度的激增，使城市规划管理面临失控。目前用于指引华强北片区城市更新的纲领性规划文件，关注的视角也主要局限于物质空间层面对开发建设量的控制与调配，在根本性的城市功能判断与定位方面却只是停留在对既成事实的追认。

面对复杂的产业发展诉求，什么东西应该保留延续，什么东西应该整改拆除，应该怎样留、怎样改、怎样管理……这些都不是少数精英决策者凭主观意愿和经验可以轻易得出结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编制的城市规划也许很难真正具有前瞻性、引领性，规划设计领域所习惯的一整套认知体系与工作方法将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急需一套更注重实证的跨学科方法来深入地认知微观层面的城市空间和市场主体，使规划设计工作建立在理性的社会调研与分析基础之上，从而对事实情况形成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才能透过物质空间层面的表象看到城市产业发展的本质。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6年10期

《众创空间的产业集成与创新

—由深圳华强北的发展历程所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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