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1980年作者于泰山
朱志宏，1956年生人，山西太原人。1974年高中毕业到木瓜会大队插队，1976年被召入太原钢铁公司当工人，1977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读本科，1982年分配到沈阳黄金专科学校，1985年调入山西省委党校，1986年考入中南大学社会科学系读研，原系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系统科学学报》编辑。
原题
我的中南
——77级大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
1978年2月底，我们77级同学跨入了中南矿冶学院的大门，开始了大学生涯。中南矿冶学院位于长沙最西端的岳麓山脚下，校园不仅大而且长。一进校园的大门，就是一个巨大的四方形池塘。这个池塘大概有100米长50米宽。池塘东边是教工宿舍，教工宿舍北边是电影院，电影院西边是图书馆，而图书馆正面对着大池塘。
中南校园池塘美景
我所住的宿舍位于学校的最北端，就在岳麓山脚下，从校门到我们宿舍要走10多分钟。我们地质专业的男生住在二层，我住在205室。在整个二层的房间里，我们205室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房间不仅比别的房间多出一个阳台，而且一上楼就进入我们房间，而不必再往里走。
地质专业一共5个班，我们774班一共32个人，其中有两位女生。我们30个男生住在四个房间中，两个房间是阳面的，两个是阴面的，而我住的205又恰恰是阳面的。开始时，205住的七个人，我住在一进门的上铺，我的下铺是任长彬。再靠里的上铺是范蔚茗，下铺是周亮。对面靠门的上铺是空的，下铺是刘祥龙。靠里的上铺是吴承建，下铺是王楚丰。
后来，洪流也混到我们房间里来了。洪流是地质1班的，本来不应该住在我们房间，大概是来晚了没他的床位了，就暂时借居进来。结果这家伙一住进来，就觉得我们的房间好，后来他们班有了铺位他也赖着不走了。不过这家伙挺讨人喜欢的，我们也没有往外赶他。
205住着3个山西人，我是太原的，任长彬是芮城的，周亮是运城的。其他几个人来自天南海北，范蔚茗来自广西柳州，刘祥龙来自河南郑州，吴承建来自贵州贵阳，王楚丰来自广东汕头。不过还好，三个南蛮子都会说普通话，交流起来没有问题，只不过范蔚茗和王楚丰说起普通话来有些吃力。
刘祥龙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他打篮球排球都是一把好手，打陈氏太极拳也有模有样。王楚丰同我一样，也是由于填报了服从分配才被“抓到”地质系的。但我既来之则安之，而他却痴心不改继续做他的艺术之梦。不过他画的国画确实不错，特别是山水画，还真有那么点味道。他常常在我们拥挤的寝室里泼墨挥毫，我们也得以一睹这个准艺术家作画的风采。
王楚丰的确也不适合干地质，他的腿有风湿病。不过，他来到中南也算是来对了，因为他打听到一个老中医，会治风湿病。这位中医的治疗方法非常独特，是用蜜蜂蜇他的腿，他这才是真正的招蜂引蝶呢。
周亮从家带来了一罐红茶菌。1978年全国性的红茶菌热早已经消退，但周亮痴心不改，依然养了一罐天天喝。红茶菌酸中带甜，喝起来蛮好，很多人问周亮要菌苗发红茶菌。
我们205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我们常常一起到长沙市去游玩，一起爬山，还在八月十五一起到岳麓山上赏月。其他寝室的人，如陈大克和孙中庆，也喜欢跑到我们寝室里来玩。
我们205也常常吵架，但都不是为了个人私事而吵，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而吵。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聊，所以也就无所不争。有一次，我和范蔚茗争论一首歌究竟为什么好听，范蔚茗说是因为曲子作得好，我说是因为歌词写得好。我是个乐盲，但那时候自己并不知道，还自以为不含糊。而范蔚茗却是懂音乐的，他的二胡拉得很好。范蔚茗的高深音乐理论对于我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再加上我的抬杠水平高，所以，嘿嘿，他也就是与我打了个平手。
205室室友吴承建、刘祥龙、作者、范蔚茗
我们的宿舍非常拥挤，两边放四张双人床，中间摆两张大桌子就把整个房间挤满了。桌子与床之间的空隙，刚刚能摆放一个方凳。如果有人要穿过房间到阳台上，坐着的人必须起身相让才能够过去。其他房间与我们的情况一样，就是少了一个阳台。
我们隔壁住着7个湖南人，开始的时候他们说话一句也听不懂。进入他们房间就像到了外国在听一帮老外说话。不过，他们几个人也会说普通话，对这我们讲话时就突然改用普通话。他们房间住着班长邓庆平以及唐新孝、李少游、朱慧超、余景明、冯亦军和伍继宇。冯亦军可以下盲棋，是常人所不及的。
我们班最难听懂的是陈祖敏的福建话，他的普通话说得最差。幸亏他不住在我们房间，否则就要受四年的罪。他们房间住着的韦长林和陈大克的普通话也比较难懂。陈大克来自天涯海角，说的是琼州话。琼州话说“小姐”是“妖姐”，说“吃饭”是“挟泵”。如果陈大克和他的小老乡两个人对起话来，我们听着简直就是两个天外来客在对话。
真庆幸汉语属于象形文字，能够把如此广阔地域的人用同一种文字统一起来，否则中国早就像欧洲一样分裂为说各种语言的小国了。据范蔚茗说，广西十里不同音，走出一百里语言就完全听不懂了。也多亏国家推广普通话，上过学的年轻人都会说普通话，这才使我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们在一起能够交流。
他们的房间中，陈祖敏是组织委员，其他人还有陈大克、王永义、杜国银、姜福信、李玉贞、韦长林和童贯中。李玉贞是我们班的老大哥，入学时已经32岁了。陈大克上学前是民兵营长。韦长林家是三个兄弟和一个姐妹四个人77年同时考上的大学，这种奇迹只有在77级和78级的同学中才能够出现。
我们对面房里住着书记缪远兴和生活委员周凯生以及丛献东、张海昕、李中念、孙中庆、黄永红。其实他们房间还住着一个刘志军，但在二年级的时候转走了。黄永红的毛笔字写得好，我们系搞活动常常请他写横幅。不过，最叫绝的还是李中念，他写的反体字正面看不出写的是什么，但是把纸背过来对着亮光就可以看到秀丽的文字。而且他写反体字的速度极快，与我们正常写字的速度不差上下。
集体毕业照：中排右2作者（孙中庆同学保存）
新三届学生汇聚了全国几年积攒下来的精英，而且在“文革”特殊的年代里，个人经历极其复杂，所以有许多怪才。如地质1班的林壮鹏酷爱数学，我们班的王楚丰酷爱作画，他俩上地质专业课基本不到课，但复习的时候看着别人的笔记背几天就可以及格，有时候分数还不低。
有同学考试没有考好对老师说：“老师，你出的题不好，有的同学不怎么来上课拿了高分，我们天天到课的却不及格。”课任老师说：“不可能！”但不仅是可能，而且是事实。林壮鹏我不清楚，王楚丰和我一个宿舍，我还不知道？但他们的知识不扎实，过一个星期再去问王楚丰刚刚考过的内容，他早就忘到了爪洼国里去了。他俩后来都改行了，林壮鹏考了数学系的研究生，现在资深数学家。王楚丰后来当了汕头市的税务局长，但现在的国画水平够上专业的了。
王楚丰同学的作品
一、学习篇
开学后的班委会都是老师指定的，我被指定为学习委员。但由于那年各省考各省的，山西考卷简单分数偏高，所以从分数上看不出谁的学习好。第一学期我还是范蔚茗一帮一的帮助者，后来他的成绩很快就追过我了，成了他帮助我了。第二学期，刘志军就被选为学习委员。他走了以后，丛献东接了他的班，一直干到毕业。
我们这一届学生真是幸福死了，每个学期只有两门考试课程，其他功课都是考查。当然，学校对我们的宽容是建立在我们的学习自觉性上的。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至少有两个学部委员，教大地构造的陈国达和教物探的何继善。此外，教我们结晶光学的阮道原老师也是顶尖级权威。各位老师给我们上课的场景虽然已经过了近四十年了，有些却依然历历在目。
陈国达比较胖，上课时用幻灯机放了很多幻灯片，其中，大多是他自己拍照的野外地质构造。当然，他只给我们上了几次课，大地构造主要是马德予老师给我们上的。马老师中等个头，比较瘦。他为人太客气了，见了认识的学生就像是见到了领导，老远就打招呼，还一路小跑地过来和我们握手，反倒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我怀疑他是在“文革”中受了什么刺激，才这样的。
地洼学说创立者陈国达先生铜像
地质力学是原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创立的，但在中南地区并没有多少势力。中南地区，陈国达老师的地洼学说影响力最大。马老师是相信地质力学的，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地质力学，做实验最多的也是地质力学。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让我们把一块泥巴放到有两个木柱的板子上。把板子倾斜，让泥巴在自身重力的挤压下，在木柱周围形成皱褶，以演示在地球自转的作用力下，地壳向赤道附近挤压，地层在这种水平力的作用下形成皱褶的过程。
讲构造地质学的何绍勋中等个头，精瘦精瘦很有风度，一看就像个大教授。何老师的父亲何杰是我国著名矿业教育学家、地质学家、北京大学早期工科主任兼地质系主任。何老师是在父亲影响下选学地质学的，算是有家学渊源吧。何老师走路很稳重，我们见到他问他好，他只是微微点头微笑一下。何老师上课非常严谨，他条理清晰，没有一句废话。每次课间，总有一群学生围着他问，他总是耐心而简洁地予以回答。当遇到他没有把握的问题时，他会说：“这个问题让我考虑一下，下次回答你。”到下次上课，他总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小构造权威何绍勋教授
我们系最谦虚的教授是我们系主任陈国光，他在给我们上课时有时会说：“上次我讲的错了啊，我重新讲一遍。”其实，他讲的是他最新研究成果，即便他讲错了我们也不知道，他糊弄一下完全可以糊弄过去。但他就是不糊弄，而且改正自己的错误时非常坦然。
讲英语课的吴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Hua。据原文彬回忆，他是工农兵学员，当时正搞对象，见了我们还有点脸红。我还记得后来有一个中年的男老师给我们上课，据说他还是翻译，水平很高，但教我们却是屈才了。我们这一届许多农村同学根本没有学过英语，即便是像我一样学了5年英语，也没有学成个样子。我上大学的时候，连26个字母的顺序也排不下来了。
当然，我们之中也有英语特好的。地勘1班的原文彬和刘大超的英语好到已经可以用英语看小说和对话了。他们俩睡了一个寝室，每天勾肩搭背地在一起说英语，就连上厕所也不忘记来几句，丝毫不顾忌别人的感受。后来，刘大超找了个理由调到了外语系，但还是没有把这对超人分开。刘大超上课跟着外语系，但睡觉还是跟着原文彬。要不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说英语方便，没准会被人误认为在搞同性恋呢，当然那时还没有这个概念。
给我们上政治课的男老师，总是在地上走来走去，眼睛也不看着学生，好像陶醉于他的演讲之中。我在考试的时候坐在姜福信的旁边，有一道题不会，就偷看他的。姜福信脑子很好，记忆力比我也强，成绩一向比我好。他没有介意，就让我偷看了他的。
没想到，考试成绩下来以后，我的成绩比他的高。这小子可就不干了，把我按在地下痛打了一顿。我看到他妒火中烧的样子，笑得差点背过气去。心想，他哪里知道我在高中和插队时已经看了很多的马列原著了。
我们的数学老师莫开信简直像一台计算机，推理严格精确。莫老师讲课很机械缺乏魅力，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宿舍的几个人却对数学独有情钟，几个人摽着劲地做樊映川的习题集。我们在大学二年级之前，把厚厚一本习题集都做完了。在大学所受的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可以说是我大学生涯最大的收获。我后来从事了哲学工作，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对我的帮助很大。这是我比他们纯文科出生的人强的地方，多少弥补了我知识不如他们广的缺陷。
我们的物理老师刘旦是复旦毕业的高材生，他中等个很瘦，戴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刘老师讲课条理非常清晰，我的物理也学得非常好，但考试的时候却出了点问题。
考试进行到一半时间的时候，刘老师过来，用手指敲了敲我的卷子。我吓了一跳，以为是要抓我作弊。定下心来一想，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考试的时候是最后到的教室，坐在第一排。而且，刘老师平时与我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下课时常常不是问他问题，就是和他聊天。我反应过来，他是在提醒我出错了，于是就检查卷子。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错误，就接着做题。
一会儿刘老师又走过来用手指敲我的桌子，我又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有查出错误，就又接着做。刘老师第三次提醒我，干脆在我出错的地方敲。我仔细一检查，果然发现有一个符号写错了，立即更正过来。
我一看表，已经快要到时间了，但还有几道应用题没有作呢。三次检查卷子，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我要想把所有的应用题做完已经来不及了，就把所有的解题公式都列了出来，只差计算出得数来了。考完试我想，这次能够及格就不错了。没想到成绩下来，刘老师居然开恩给了我90分。
教我们结晶光学阮道源老师又高又胖，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权威，他讲课不紧不慢，很有条理。
陈蓉美老师是教我们矿物学的，高挑丰满，一看年轻时就是个大美人。
给我们上古生物学的老师沈永欢是个瘦老头。他水平很高，但他的胃被切除了一半，身体总是不好，已经养了好几年病了。我记忆最清楚的是朱惠超，他对古生物标本熟悉到可以闭着眼睛摸出是什么古生物来，令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王楚丰同学作品
给我们讲岩石学的老师是彭明生和李佩兰。彭老师是个瘦高个，带着副眼镜，显得非常干练。李老师个子不高，有点胖，也非常精干，经常穿着高跟鞋。这两个老师都是好老师，上课要求严，讲课干巴利楞脆。他俩在地质楼顶层搞成岩成矿试验，我和几位同学参加了。他们把岩石放入一个金属容器，把金属容器加热，通过热胀力给里面的岩石加压。为了不让岩石与金属容器发生化学反应，他们还在岩石外裹上了一层金箔。整个实验设计得非常巧妙，令我大开眼见。
给我们上普通地质学的老师叫王成聪。据原文彬回忆，王老师上课非常幽默，他给我们讲取样时打了个比喻，说：“大夫要取你的便样，你不能担着一担茅粪给人家吧。”他的比喻引来哄堂大笑，同学们也因此牢牢记住取样既不可太少以致代表性不足，也不必过多画蛇添足。
带我们上岳麓山实习的老师是张德仁，我发表在新三届的“我难以忘怀的地质实习”，详述了此次实习。很多老师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还是韦桥林和其他同学告诉我的。看来韦桥林家同一年考上四个大学生不是偶然的，他家族的基因恐怕就是与众不同。
我现在感到最对不起的是给我们上实验课的老师，名字早已经忘了。他是工农兵大学生，刚上讲台不久不会讲课。他讲课时低着头，不敢看学生，一会儿就把他备好的内容像背书一样讲完了。接下来他不知道如何收场，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经过我们强烈的要求把他撤换掉了。当时我还是学习委员，起了带头作用。
我毕业分到沈阳黄金专科学校，在上前几次课的时候，也是一堂课的内容半堂课就讲完了。上了讲台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下了讲台腿不知道该往哪里迈。上了几次课以后，才慢慢适应了。后来一上讲台就来精神，学生越多精神头越大。如果我们当时再给这位年轻的老师一些机会，也许他可以成为一个好老师。但我们的粗暴也许永远断送了他的教育生涯。
我们这一届学生学习非常用功，一般在课前都作了预习，所以在上课时常常发现老师讲错了。而且，当发现老师讲错了时，还有人敢于立即指出来，一点也不考虑老师的面子。如，有的同学一发现老师讲错就毫不客气地站起来说：“老师，你这里讲得不对，应该是……的。”有些老师对于学生的指正很坦然，有些老师却显得很尴尬，但所有的老师都立即改正。
当年的油印课本（韦桥林同学保存）
二、生活篇
我们北方同学来到中南上学，第一关是过语言关。先不说学校食堂、商店、邮局等服务窗口全说湖南话，就连这里很多老师也是湖南人，而且有些老师的口音很重。好歹湖南话也是中国话，只是字同音不同而已，掌握规律以后就基本听懂了。特别是老师们，口音再重也是尽量说普通话。
基本听懂了湖南话，再听我们隔壁湖南帮说话，也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后来听起湖南话来还蛮亲切的，这毕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操的口音啊。湖南话有些说起来很有意思，他们叫小女孩是“细妹子”，叫小男孩是“细伢子”，说特别臭是“滂臭地”，说特别黑是“mia 黑mia 黑”。
我的名字也被叫成了“橘子红”。这还是刘祥龙最早发现的，他一说我再听，“朱志宏”用湖南话说还真就成了“橘子红”。每当有我的信来，如果没有及时拿，门房阿姨就冲这我们的房间喊：“205橘子红，有你嘀信。”于是，我们205无论春夏秋冬都有“橘子红”了。最可笑的是用湖南话说我们“中南矿冶学院”的名称，我们怎么听怎么像是说“种南瓜业学院”，不了解的人听来还以为我们全学院都学种南瓜呢。
湖南的话好适应，但天气却难适应。长沙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一到六月气温就急剧上升。进入七月，简直就难以忍受了，而七月正是复习考试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因考试被考糊了，就被长沙的天气烤糊了。
当然这样说也不确切，长沙的日头并不毒辣，可怕的是高温。最热的几十天，白天气温高达四十多度，晚上也有三十五六度。白天坐在屋子里，汗不断地从身上流下来，身上总像是粘了一层东西，所以水房中总是挤满了冲澡的人。
长沙糟糕的是，天越热越没有风，晚上怕热的同学躺着也流汗。有一天晚上，水滴滴在周亮脸上，把他闹醒。他还以为是上床的范蔚茗尿床了，把他打醒一看，才知道是汗水流下来了。
某同学实在受不了室内的高温，就在宿舍外野营。他当然不敢赤身裸体躺在院子中，因为他又高又胖还有点黑，是蚊子最喜爱的类型。他把蚊帐支到下面的篮球场上，一时之间成为中南一景。
尽管睡觉时常常是通身流汗，我们还不敢去掉蚊帐。湖南的蚊子厉害得很，我们宿舍后边就是农村，蚊子就更多了。睡觉时掖不好蚊帐，一晚上就会被咬起十几个包。有时，把胳膊或腿贴在蚊帐上，蚊子也会隔着蚊帐袭击。
长沙的高温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纪念，我在第一年得了汗斑之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治愈，每年都需要抹点药才能够压制住。但这也每年使我想起在长沙上学时的美好时光，算是因祸得福吧。
还有人也因高温得福的。我们学校没有围墙，附近的农民进出校园来往自由。常常有拖拉机突突地开过我们的校园，甚至有老百姓赶着牲口从学生中间通过。这虽然难免影响到课堂听课，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方便。一些农民一到晚上就跑到我们宿舍楼下摆摊卖小吃，我有时买些混沌吃，但最多的是买甜酒吃。
买甜酒的妇女常常跑到我们的楼上卖甜酒，她们在楼道里窜来窜去，低声叫着：“小钵了甜酒”。湖南的甜酒实际上就是北方人说的醪糟，是用糯米发酵做成的，既甜又香。一小钵甜酒一角钱，是大多数学生承受得起的，所以生意很好，不分春夏秋冬总有人来卖。
一到夏季，我们楼道里的水房就不断有人在用凉水冲澡。很多同学在冲澡时光着腚，甚至在回寝室时也不穿衣服就跑回去。所以，每到夏季，女同学就很少来我们男生楼。即便要来，也要预先打招呼，好让我们有所准备。卖甜酒的来了有些同学不仅不防备，甚至穿着极为性感的三角裤头就去买甜酒。买甜酒的妇女也见怪不怪，一边赚钱一边饱眼福。我们有些同学还真是值得一看，他们身材不仅健美而且雪白，穿上三角裤头站在那里，就是美院的女生也会流哈喇子，更何况是这些个农村妇女呢。
我们那时候上大学不仅学费全免，而且还有助学金。助学金是补助困难家庭的学生的，分三等。一等是每月15元、二等10元、三等是5元。不要小看这些助学金，那时一个节省的学生一个月8元钱就可以吃饱饭。一些拖家带口的同学，拿到最高的助学金还省出来给老婆孩子寄钱呢。那时候，一角钱的菜就有肉了，8分钱的肉末炖豆腐吃起来就满香的，5分钱可以买到一大碗的青菜，即便是肉菜也没有超过3角一份的。
头一年，我拿了5元钱最低等的助学金。本来，助学金与我是无缘的，因为我父母都挣工资，比起其他农家子弟不知好多少倍。但谁叫咱一来就被老师指定为学习委员来着。既然当了学习委员，就能参加班委会，能参加班委会就能参加讨论让谁拿助学金，就有机会以权谋私了。
当然，我也并非真是以权谋私，只是近水楼台而已。我家那时候因给我姐姐看病，正负债累累。姐姐高中毕业刚刚插队，脚上就长了一个瘤子。到医院动了手术以后，以为没事了，不料其他地方又起了瘤子。一检查，才知道是得了癌症。父母为了给我姐姐看病全国各地到处求医问药，不惜工本。北京天津西安等大城市，只要是有一线希望的大医院自不必说，就连民间听说能治癌症的土大夫和偏方也不放过。
姐姐不仅长得好而且学习好还是班干部，她正直青春年华却被一群庸医给耽误了，或者是被“文革”给耽误了。按理说，她做了手术就应该把切下来的肿瘤做一个活检，以便确定是否是恶性的。但医生们不知道是因为没有经验，还是不认真，就免了这套程序。否则，如果发现癌变之后再做一次手术，把所有的癌变部位都切干净的话，姐姐都不会丧命的。但也只是如果而已，她最终还是去了。姐姐走了以后，我也把助学金让给别的困难同学了，尽管我家借的债几年以后才还清。
由于第一个学期我家经济困难，我在暑假没有回家。与我同时没有回家的还有陈大克和姜福信。他俩一个家在东北一个家在海南，路途遥远不舍得仅仅是为了探望一下父母，就花费父母的辛苦钱。我们仨一个暑期过得非常愉快，也因此成了好朋友。我们一起去吃饭，一起去游泳，一起去爬山，阴雨天就在寝室里一起吹牛，好不自在。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我吃不惯学校的饭。我是山西人，吃惯了面食，吃不惯大米，而且南方的大米也没有我们北方的好吃。好在学校门口有一个小面馆，里面卖的面条虽然远不如母亲做得好吃，但总算是面条吧。我第一个学期几乎每周都要跑去吃一碗面，改善一下生活。
后来，不仅吃惯了大米也吃惯了这里的菜。湖南菜的辣椒特别多，刚开始的时候从口腔到肛门都辣得受不了。但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能吃辣椒的人革命性强。”我就咬着牙坚持，后来不仅爱上了辣椒，还爱上了什么生姜炒肉之类以前闻所未闻的湖南菜，甚至爱上了吃苦瓜。
王楚丰同学的作品
说起吃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凯生的吃相。他每天早晨拿着一根筷子插着几个馒头一边走路一边吃。他一顿至少吃三个馒头，就像是个饿死鬼转世一般。陈大克的吃相是快，他一路走一路吃，还没进宿舍门饭已经下肚了，他简直是不用咀嚼就把饭吞下去了。周亮吃饭恰恰相反，那个细嚼慢咽劲看着让人着急。我们仨有时还互相等，陈大克吃完饭就敲着盆催我，我这时才吃了一半。等我吃完就催周亮，这时他才吃了一半。我们仨吃饭的速度就差这么多。
我们刚入校时还用着1975年印制的饭票（韦桥林同学保存）
说起吃饭，还忘不了偷饭盆。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把饭盆放在食堂的架子上，吃饭的时候各自拿自己的饭盆买饭。后来不知道从那个小子开始自己不带饭盆拿别人的饭盆吃饭，而且吃完饭还不还回去。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后来就乱了，一看见自己的饭盆不在，就顺手拿别人的。我的饭盆被偷了两次后也开始偷别人的饭盆。后来心平气和了，为了保证每顿饭都有一个顺手的家伙使，就只好每天背着饭盆上下学了。现在想起来，一群大学生每天背着饭盆丁丁当当地走在来回上课的路上，感到挺滑稽的。
因为吃饭的事，有几个同学还和食堂的大师傅闹过事，他们说食堂给的馒头不够分量，而食堂的人却说分量足。结果这几个同学就把馒头晒干了称，最后的结果如何我记不起来了，反正记得中南食堂里的馒头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二两馒头。后来到了几所学校，食堂的馒头都没有这里的大，不知道是不是这几个同学抗议的结果。
每次假期回来，我们205都很热闹。同学们纷纷从家里带来自家的土特产相互分享。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王楚丰带来的鱿鱼，他把酒精放到一个罐头筒里点燃，把鱿鱼放到火上烤，一会儿鱿鱼就卷了起来。原来炒鱿鱼就是这样啊，这令我们这些内地人打开眼界。我们原来知道炒鱿鱼代表着老板下令员工卷铺盖走人，但没有见过真正的炒鱿鱼是怎么一回事，这次算是眼见为实了。此外，这也是我吃的最香的一次鱿鱼。之后吃鱿鱼，不是在过年家里的餐桌上，就是在饭店中。由于菜很丰富，显得鱿鱼就不那么香了。而这次吃王楚丰带来的鱿鱼，则是在惊叹之余唯一品尝的美味，当然就觉得分外香了。
真希望还有机会再吃到王楚丰做的炒鱿鱼，再喝上周亮炮制的红茶菌。吃炒鱿鱼配喝红茶菌对我们205室来说，也许是最美的佳肴了！
背靠岳麓山的中南矿冶学院几经改名现为中南大学但美丽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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