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二十二） 军队大院文化与外交部大院文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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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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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院文化兴起，各种回忆及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主要是以军队“大院文化”为引。我的理解，“大院文化”起源于北京西郊各军队单位的驻扎地。那时，军队单位的工作办公区和家属居住区同在一个院子里。

各军队大院都有高度的相似性。军事单位，有围墙圈着，大门口有个影壁，有卫兵站岗；院内有办公区和家属居住区，有球场、礼堂、大食堂、小卖部、幼儿园什么的；每天早上大喇叭里吹起床号，这些都是硬件环境。

从时间上看，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

“大院文化”是这一时期生活在军队大院的军人子女的一种沟通的环境和相似的经历。经过那个年代的孩子们的回忆，整理、集合，成为一种有符号的社会记忆流传下来，又经过文学和影视渲染，成为一种题材并扩大，最后凝聚为文化现象和社会记忆。

再往后，“大院文化”从军队大院延伸到驻京的中央和国务院各机关的大院。尽管中央机关大院没有像军队大院那样高度的集中和一致性，但和军队大院共同支撑起“大院文化”这一称呼头衔和内容。

军队大院子弟从小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他们的父辈都是经历过战争的军人，来自五湖四海。大院子女一律讲标准的普通话，对军队的许多事情了如指掌。这一代孩子彪悍勇敢，崇尚武力，集体主义感和荣誉感极强，具体表现为出门打群架不许“肝儿颤”，必须勇敢上前死拼，哪怕是流血受伤也不能有半点儿含糊。不敢打架的男孩子在大院的孩子中受到歧视和冷落，进而受到其他孩子的羞辱和欺负。

“仗义”是每个大院子弟挂在嘴边上的口头语，也是大院子弟共同的行为准则。化为具体行动时就是有难同当，不许背叛自己的群体，再有就是有福共享，不许吃独食儿。这个群体，有谁在外面受欺负了，大家会一拥而上，以打群架的方式报仇。  

军队大院的军人子弟有很强的优越感，喜欢张口闭口就我爹怎么怎么样。大院子弟对所有原来在军队任职，然后调离军队另任他职的干部一律称“转地方了”，不管你是上调中央机关，还是中南海工作，都用“转地方了”这个词。在他们眼里，军队是天底下第一大的，“老子天下第一”。这种语言的使用是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和平年代，大院子弟使用“转地方”这个词，显示出特别的优越感。

大院子弟的荣誉感很强，张嘴闭嘴就是老子是哪个哪个院的，引以为豪。特别是一大群大院子弟穿着各种新旧军装，骑着自行车从大马路上呼啸而过的时候，更是威风凛凛，让一般人家的孩子羡慕不已。大院子弟有旧军装穿。那个年代，青少年穿军装是最时尚的衣着。冬装最牛的是黄呢子军大衣、松紧口的将校靴。衣着使军队大院子弟有天然的优越感。大院子弟的外貌特征有无数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从各个角度描述过，我就不说了。

大院文化形成的时间应该是从1966年红卫兵兴起之后。1966年底，中学红卫兵开始被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所取代，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弟都开始蛰伏在家。各军队大院的大孩子，或者说是中学红卫兵领头羊，因为年龄大些，又在社会上闯荡过，自然而然就成了各大院的孩子王。成为孩子王的基本上是各大院比较高级首长的孩子，鲜有低级军官的孩子成为孩子王的。大院文化是从这些大孩子开始的。体格健壮、打架厉害、老子官大、家中兄弟哥们多、社会上交往广，这些都是成为孩子王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小一些的孩子（文革前的小学生）也在迅速成长，加入到大院子弟的大集体中来。大家都为自己是某大院的子弟而自豪，归属感极强。

在孩子头的领导下，大院子弟开始征战社会，最早是所谓的“打流氓”。这是大院子弟与北京的一般平民子弟的冲突。在此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派别或者说是结伙。大院子弟之间也是经常发生打群架斗殴的事件，但大规模的互打群架少见，原因是两边的大院子弟有很多都互相认识，从中说和者很多。

大院文化主要是在男孩子当中，他们是主体，直接涉及到女孩子的事情比较少。“空男海女”这个词是大院文化的一个内容，原来是说空军大院的年轻军人英俊威武，上天打下几架敌机就是战斗英雄，二十多岁就是团级干部的飞行员挺多的，海政文工团规模大，年轻美丽的女军人多，后来演变成空军大院的男孩子与海军大院的女孩子。当然，女孩子也是大院文化的一部分，但女孩子的传奇故事少，远不如男孩子集体出征打群架那样轰轰烈烈。

大院文化刚刚形成就拐了个大弯儿。1967年底，大院中有些大孩子就利用父辈的关系入伍当兵去了，接着就是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父母没有问题的孩子基本都走后门当兵去了；父母有问题的都到山西、陕西、内蒙、东北农村插队去了。一时间，各大院差不多走空了。整个北京都是这种情况。中央机关各大院也因备战需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

从1972年以后，林彪垮台，尼克松访华，一大批老干部解放。大院子弟有所回归，下乡插队的可以自由回北京了，当兵入伍的开始有复员回来的了。老干部之间经过几年的风浪洗礼，又开始重新联系过去的战友、朋友、熟人。

大院里新一代孩子崛起。这时，大院文化的内容变化到一个新的阶段。王朔、姜文、叶京、马未都这一拨文革初期十一二岁的小字辈成长起来。这几个人是比较典型的代表，都是大院子弟，父辈是中级军队干部，都转到文化领域从业，成为社会瞩目的文化人。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这一时期的大院子弟是颓废的一群，打架、拍婆子、偷鸡摸狗，什么都干，不再像上一辈的大孩子那样关心和议论国家大事。

我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有所不同。外交部是国务院的大机关，有着与军队大院不一样的“大院文化”。外交部子女没有经历过集体居住在一个封闭大院的生活，对于纪律养成和服从的熏陶与军队子女有明显的差距，也没有那种从小就吃大食堂的经历，大都是一家一户，在家庭生活中长大，生活的稳定性比较高。

从1973年起，外交部的干部很大一批从五七干校回京了，大部分挤住在东交民巷的招待所里。子女也跟着回来了，一些在军队当兵的开始复员回来了，在农村插队的孩子也回来很多。

这时候外交部子女开始进入读书的阶段，各种以前的外国名著小说和内部书店的灰皮书在孩子们中传阅，排队等着看某一本书的现象极其普遍。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年轻人回头看看自己的经历，都觉得那时看的书对自己精神上的滋养非常大。据我所知，1973年之后，外交部的孩子再也没有集体打群架的现象发生了，读书、学英语、聊天下大事是那个年代最时尚的事。这一点外交部子女不输任何大院子女。

军队大院子弟也有一些天生的缺陷。

首先就是不稳定。军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部调动、升迁是常有的事，子女随父母在各地调动很频繁，大多数大院子女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有些儿时的伙伴因为父母调动而失去联系或忘却，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因此发小比较少。

对比之下，外交部的干部调动虽多，但很稳定。外交部调入干部通常都是两口子一起调入，进了外交部绝大多数干部就是一辈子不动了，调动只是国内国外之间的任职变化，还是外交部的人。居住地方不变，子女也不会跟着去国外，子女还是按部就班地上学、生活。且外交部子女在总数上众多，很多是幼儿园、小学、中学一路都互为同学走过来的。   

二是大院相对封闭，大院子女与社会接触比较少。军队大院自成一体，通常都在离城里比较远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与外交部的子女相比，显得孤陋寡闻一些。

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眼界很重要。外交部的孩子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父母驻外工作，很多人从小就知道自己父母所任职国家的名称和首都。这种认知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外交部很多孩子的世界地理知识就是从父母所在的国家开始的。对！就是这种原始的得天独厚。举个例子，我三哥上小学走读，每天中午到外交部老部食堂吃饭，有时去我妈的办公室。我妈那时在亚洲司工作。我哥小学三年级就知道麦克马洪线、班公湖这些地方。很多外交部的孩子都是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中长大的。

三是军队大院家属中女军人比较少，女眷中文化程度比较低，与外交部子女的母亲相比，文化程度和职业经历相差很大。军队是男人的天下，女人大都为非军人职业，在丈夫所在地有个普通的工作，有些在工厂，有些高一点的是干部，干部比较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随军家属，随夫调动后又会在新地方安排工作。这是军队调动产生的老大难问题。文化程度高的家庭，特别是母亲文化水平高的家庭，对教育孩子的成长起扶正的作用。外交部各家的妈妈普遍文化水平高，正规大学、中学水平是普遍现象，极少有没有文化的文盲。

外交部的女干部随夫调入外交部之前基本上都是在大机关当干部有机关工作经验的。干部调入外交部的条件之一是配偶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有机关工作经验。老婆是没有文化的无业家庭妇女的干部，极少调入外交部。从穿戴上看，外交部子女母亲因外事工作的需要，服装的讲究程度远比军队子女的母亲要高一大块，按民间的话说就是“洋气”。这里面的内涵是见识、眼界、修养和知识的充实量。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母亲在教育孩子方面是有优势的，从家庭教育学的角度看，外交部的子女胜一筹。

四是大院军人的家庭教育比较简单粗暴，用皮带教育孩子的现象极为普遍。外交部家属子女挨揍的比较少。有，但不普遍。这是很大的差异。尽管我小时候也因淘气挨过揍，但那不是经常的事，偶尔有过几次。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品格形成十分重要。

有些长期在国外的父母和孩子团聚后，溺爱子女的成分会多一些。父母不在跟前的孩子惹了祸，父母也不知道，自然挨揍就少些。外交部这样的家庭特别多。我记得我二哥挨过一次揍，是因为冬天在国际俱乐部的游泳池里（露天泳池冬天用草帘覆盖，以免冻裂）拉屎，被人告诉我爸（那时我爸在部机关工作），回家挨了揍。我家兄弟五个，从小就比较闹。我爸教训我们是用衣架打屁股。

家庭的直接熏陶是教育孩子成长的一部分。在饭桌上听大人们谈话，话题常常扯上外交部工作上的事。外交部大多数夫妻都是同在外交部工作，谈起的话题自然围绕着外交部的事、国际上的事，时不时还会有各种外语词汇出现，就像工人家庭饭桌上谈论工厂车间的事、军人家庭饭桌上谈论军队装备训练的事情一样。每个行业单位都会有自己的行话、切口、俚语。外交部也一样，有些词汇自己单位的人一听就懂，外人听起来却是弯弯绕、费解。这种熏染点点滴滴地渗透到孩子们的脑海深处，刻在骨子里。

一个原生家庭在饭桌上的话题对孩子影响巨大，对思想方法的形成、人格品质的定格举足轻重，不可忽视。现在社会上青年谈恋爱，很多人越来越注重对方原生家庭的饭桌话题。这可以从侧面了解对方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如果对方家庭饭桌的话题总是围绕着敲牌搓麻，或者背后骂这个咒那个，那么这种家庭对子女的影响就会有许多负面的东西。

基于以上几点区别，由此产生的大院文化也不一样，打上了独特的烙印。

外交部的特点就是干部特别多，老资格岁数大的干部多，夫妻俩个都在外交部的多。

老同志多，就意味着子女出生早。外交部在建国之前出生的孩子得有一二百。这些大孩子可以说是外交部“大院文化”的开创者。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乍一看与军队大院的大孩子们相同，但他们给外交部小字辈的孩子留下的东西却是正面的、宝贵的，滋养和浇灌着小孩子的思想园地。外交部的大院文化被深深地打上了他们的烙印，独立、爱学习、关心国家大事、个人努力等等。一代一代都基本上是这个模式。

外交部是国家机关的大部。文革前已有干部三千多人了。外交部宿舍又分布在十几处不同的区域。这就形成了很多孩子互不相识、大孩子与小孩子不认识、孩子们一般都喜欢跟同龄的孩子一起玩儿的现象。同住一个楼的大小孩子，不相识的情况也很多。小一些的孩子们都是从哥哥姐姐或邻居那儿听说大孩子们的一些旧事，慢慢地变成一种传说。

70年代，位于东交民巷30号的外交部招待所是结交各种年龄孩子的大本营。小一些的孩子们在这里成长为青年，大一些的孩子们当兵插队回来都愿意到招待所来见朋友故旧、原来的邻居发小，互相了解朋友们过去几年各自的经历。有些传奇色彩的故事传播极快，有强大的传染效应。很多孩子父母的政治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农村插队的知青从农村回来就不愿意回去了，当兵的孩子回来后还没有分配工作，也都愿意到招待所来聊天侃山，乐在其中。各种消息传播快是大院文化的一大特色。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83年左右才结束。那时外交部盖了一些新的宿舍楼，大家都陆续搬走了。外交部的孩子无论大小，没到过招待所的人极少，于是招待所里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

70年代后期，考大学是招待所孩子们的重要话题，大都考入七七、七八、七九级的北京当地学校。从招待所出来考上大学的外交部子女得有好几十个。招待所后院小楼出来的孩子，后来个个成长为社会精英人物。

总结一下，外交部的“大院文化”形成是从50年代开始，形成于60年代文革时期，延续至今。这个时间点与北京军队大院同。它存在于外交部第一代干部的子女当中，主要是老三届的大孩子，以后再也不会生出这样的大院文化。这是独特的历史阶段产生的特殊现象，不可复制。

也许位于山沟、沙漠地带的军工保密单位会继续产生一些类似北京大院的文化，但我觉得不一样，那里产生的是规模有限的独特的“基地文化”，过去也有。

在这里说外交部的“大院文化”只是自己的一些感受，欢迎各位继续补充深挖。

也要说说另一面。

外交部的孩子也有先天的缺陷。从小家庭教育有所缺失，教育主要是由学校和社会完成的。孩子们在童年少年时期在成长中互相影响，以至于在外人看来这帮人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长于集体生活。

我们从幼儿园起就是生活在寄宿制的环境中，生活照料依靠公家。孩子们从婴儿时期就是由托儿所的老师带大的，跟老师比跟父母要更亲近。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有父母来学校看望子女，而子女不认父母的情况，特别是西苑机关的孩子。

我小时候一直跟阿姨一起睡，我爸妈回国要带着我睡，我不干，有陌生感。几岁的小孩子就是谁熟就跟谁。我听康矛召女儿康晓燕说，她出生没两个月父母就出国了，她由一个满族大妈带了半年，然后进外交部幼儿园由老师阿姨接着带，直到1954年父母回国才见到他们。

那种陌生的感受、生疏的隔阂、对父母的某种有意无意的提防，都会在父母与孩子之间产生嫌隙。小孩子认为托儿所幼儿园的老师就是自己的亲爹娘。一般来说，小孩子对小时候抚养过自己的人会比较亲近。好不容易跟父母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刚刚有点儿熟了，父母又打点行装到另外的国家去任职了。这种情况在外交部非常普遍，并不是少数几家的事，大多数驻外干部都会遇到此类问题。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除了喂养，还有父母的指导。这对性格的形成、品行的塑造、人格的完善都很重要。父母长期驻外，确实对孩子在教育上是种缺失。那时的驻外干部心中放在第一位的是工作，要努力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个人的家庭问题是要克服的，人人都这么想。这一点，外交部的子女直接感受颇深。

在外人看来，那些衣冠楚楚、表面光鲜的外交官们出国常驻，天天跟外国人打交道，优雅体面，令人羡慕，其实背后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苦衷。我所说的是光鲜背后的一些灰暗，外人很难体会到这种说不出的难受。也许父母与孩子的隔阂与疏远在十几年或更长的时间才会体现出来，谁知道呢，各家各样。第一代外交部子女在父母的怀抱中长大的不多。

小孩子更习惯在有老师的集体生活环境中生活。集体生活就没有那么多来自父母的宠爱和娇惯，知道做事得按规矩来、犯错就会受批评挨罚。个人服从集体的观念从懂事起就印刻在骨子里。不合群的孩子一般都是容易受欺负的。被多数孩子孤立是很痛苦的事，给孩子幼年心灵会留下一些创伤。在男孩子的世界中，拳头是最好的指挥棒。从小就知道服从，对孩子们成长未必就是坏事。当这些孩子长大后下乡插队、当兵入伍时，一下子儿时集体生活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知道自己在一个新集体中怎么生存发展。

有些孩子是父母出国时委托亲戚照看长大的。这些孩子与父母缺少那种肉贴肉的亲密接触，家庭观念相对淡漠。长期与父母分开，陌生感加剧，由此产生了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子女不那么孝顺。我听过好几个人说过，跟父母吵架时嚷嚷道：“你们从小管过我吗？”父母无言以对。据我观察，这都是二三十岁比较年轻时的吵架式的过激语言。当父母进入暮年而自己也不再年轻时，对生活和家庭的理解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与父母的磨合就契合了许多，就像机器的齿轮一样，互相咬合运转，理解当初父母的不易，家庭关系也缓和了很多。

幼年、童年长期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长大后独立性比较强，遇事自己处理，与父母商议得比较少。很多外交部的孩子跟父母关系比较合辙，常常是在农村插队回城找工作或工作调动，还有就是当兵从部队回来的工作安排。这些是需要父母的介入才能办成的事。

我个人感觉除了父母之外，外交部子女的兄弟姐妹之间也不是特别亲密，大多数都是自己干自己的，个人的事自己兜着，没有多少“一个人有事儿，全家兄弟姐妹一起上”的家庭。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不一定符合现实，也没有什么特指，家庭矛盾家家都有，不足为怪。

“大院文化”在现在60岁以上的人中间存在。那是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是那一代人的青春成长，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过程，历史的印记深深地镌刻在心底。

外交部的“大院文化”有自己的独特性。特殊年代产生的“大院文化”不可复制，不会再有了。它会保留在大院子女的心底。

愿所有大院子女都好好活着！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  除有标注外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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