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原来可以是这样的
文 / 钟振振
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某一天，孔子与他的四位弟子闲聊，要他们谈谈各自的志愿。子路、冉有两人愿从政治理国家，公西华则希望参与诸侯国之间的外交，都比较“高大上”；唯独曾皙的志趣十分“另类”——“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即在暮春三月的大好时光，换上新的春装，与一帮年轻人郊游踏青，到沂河去沐浴，湔除不洁与不祥；接着登上河边祭天求雨的神坛舞雩台，让风儿吹干潮湿的头发和衣裳；然后一路吟咏诗歌，尽兴而还。孔子生活在诸侯争霸，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的乱世，一生周游列国，为推介自己的“仁政”而奔走呼号，虽历经艰难险阻，到处碰壁而不改其初衷。这样一位执着于政治的老师，理应对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同学的“鸿鹄之志”大加点赞，对曾皙同学的“不思进取”嗤之以鼻才是。然而令人跌破眼镜，孔老师偏偏站在了曾皙同学那一边——“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他长叹一声说：我认同曾皙！
孔门师生间的这次对话，被同学们记在了《论语·先进》篇里。这是《论语》中最富有文学性的桥段之一，如集先秦美文，必在首选之列。但对其要旨大义的解读，历来不乏争议，聚讼纷纭。囿于篇幅，笔者无法遍举前贤之说，且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一点新见：曾皙所自述的人生追求，应是像孔子那样，当一名教师。所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似指其学生而言。“冠者”即刚举行过成人礼，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生；“童子”则是少年儿童，相当于今天的中小学生。若非师生关系，就很难解释曾皙何以有兴趣与这样两个年龄段的晚辈结伴春游。孔子固然有意于政治，但其在野的身分，其安身立命的职业却是教师。除了政治，他最重视的事业也莫过于教育了。因为古往今来，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精英，最该集聚的两个领域便是政治与教育。执政者的优劣，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下的命运；而教育者的优劣，则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明乎此，我们对孔子为何认同曾皙，就不会感到奇怪。然而，曾皙所描述的景象，毕竟只是一个理想，它只有在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和平年代，才有可能成为常态；在礼崩乐坏、暴力横行的春秋末期，从普遍意义上说，却是一种奢侈的愿景。孔子为何在说“吾与点也”时要“喟然叹”？这三个字中，蕴含着多少感慨！它所传递的复杂信息是需要我们悉心玩味、认真揣摩的。
曾皙所描述的这一愿景，就广义而言，是一种教育模式；就狭义而言，是一种“诗教”模式。“诗教”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它是以诗歌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为教育手段来达成教育目标的。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诗歌阅读与欣赏、诗歌吟诵、诗歌创作等多种生动活泼的方式，使受教育者潜移默化，成长为高明、高尚、高雅的人，成长为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人，成长为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的人，成长为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有人文情怀的人。教育包括“诗教”的形式当然应该丰富多彩，绝不仅仅是曾皙所描述之“这样的”。但曾皙的描述，还是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教育包括“诗教”原来可以是“这样的”！
“这样的”之好处，在于变教师为工资而教，学生因学费而学，“准商业交易”的路人关系为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血浓于水的家人亲情；在于变课堂教学之紧张严肃为日常生活之宽松浪漫；在于变单向的强行灌输为双向的交流互动。从孔夫子一直到近代的“书院”，中国向来就有“这样的”教育包括“诗教”的传统。可惜，“这样的”传统在现当代的商业经济大潮中久已式微。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时候重新认识并发扬光大“这样的”教育包括“诗教”的传统模式了！
今年清明节期间，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中华诗教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联合主办了“2017中华诗教论坛”。全国各高等院校及有关单位热心于“诗教”的30多位老中青学者，齐集贵阳花溪河畔的大成精舍，围绕“中华诗教”这一主题，进行了全方位、广视野的理论研讨与学术交流。与会的不少年轻博士和几位年长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恰好有着亲密的师生关系。会议之余，联袂溯游花溪，流连风景，谈诗论道，其情切切，其乐融融。此时正值农历暮春三月，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笔者忽然想到《论语》所记曾皙言志之语，此情此境，与曾皙所述之愿景何其相似？有感而发，乃赋四言诗一首。谨抄录于此，以为本文之结束，兼博与会诸君子一粲：
堂开孔学，奥许管窥。
滋兰于畹，舍我其谁。
思无邪已，诗有教兮。
既成春服，好溯花溪。
樱霞灿灿，鹭雪飞飞。
不风与浴，亦咏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