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六十七集：辽金文化

古代汉语文学 202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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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七集：辽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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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

第六十七集：辽金文化

巴林右旗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契丹文字消失达数百年后重新面世。房山石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地位，一百六十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金代戏曲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他们与其方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

民国初年，巴林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廉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也就是辽兴宗的陵墓，在挖掘的过程中，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即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现世。当时，在林西县天主教堂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在里面发现了契丹小字的《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懿皇后哀册》，伯希和转载了凯尔温的文章，迅速引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

文字述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辽宁省博物馆里，静静地安放着十五方巨大的墓碑，煞是壮观。1930年，由军阀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在瓦林马哈掘开了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和辽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得到了这些墓碑，这些墓碑经过辗转，最终得以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供人们瞻仰和研究。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那么契丹文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字呢。

康鹏：契丹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契丹大字是创造与神册五年，也就是公元920年，现在初步估计，应该有三千字左右，契丹文字在发展上是十分成熟的，一直到了金朝仍然被使用。

与辽朝一样，金朝本来也没哟文字，在对外的交往中曾采用过契丹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太祖完颜阿骨打命令大臣完颜希尹仿照汉字的楷书，参考契丹字和女真的语言，创造了女真大字，之后金熙宗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小字，与完颜希尹创制的女真大字共同使用。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四夷馆编纂的《华夷译语》中就有《女真译语》，契丹文字在女真字创制之后仍然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才明令废止。

郭长海：这本《华夷译语》是藏在德国柏林图书馆的，是明永乐五年，明的朝廷为通事编写的，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英汉词典一样，这边是女真字，这个汉译，这边是发音，天，阿卜哈以。

郭长海热衷于女真文化研究的民间学者，已经研究女真文字二十多年，2000年，郭长海通过朋友认识了德国柏林的一位教授，得知在柏林有一本明朝永乐五年，朝廷编写供通事用的《女真译语》。此前，国内只有照相影印本，郭长海通过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本《女真译语》复印回来。2006年，在庆祝大金建国888年的时候，郭长海将《女真译语》炼制在陶瓷盘上，他以这种方式将女真文字迎回了它的诞生地，也就是自己的家乡黑龙江阿城。

林鹄：金朝它是女真字、契丹字、汉字并行，语言也是这个女真语、契丹语、汉语并行，所以他这个民族的融合程度又比这个辽朝要会更复杂了。而且另一方面，它的这个汉化的程度比辽朝也是要深。

今天是已经八十多岁的郭老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

郭黛姮：也是这个路，就是没这么宽，比较窄，那时候我觉得挺亲切的。

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梁思成的学生，今天她要去重访一座对于自己的老师一生中难以割舍，且有巨大吸引力的殿宇，那就是辽代的独乐寺。

郭黛姮：以前梁思成先生经常讲到这些古建筑的时候，用一个词叫做斗拱雄大，山檐深远，你看这个檐子出的这么远，是吧，这个是那个时期建筑的一个特点。你站在这，你就看到一个特别好的画框，一迈门槛就看到一个完整的观音阁，所以这一点上是非常难得的，那时候梁先生带我们来的时候，又把这些他的书上，有过记载的东西又给我们讲了一遍，然后又带我们到观音阁底下，把每一组斗拱几乎是又重新给我们复习了一遍。所以那时候的情景，我觉得现在还在脑海里闪烁。

八十年前的今天，正是她的老师梁思成发现了这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上世纪60年代，梁思成组织了包括郭老师在内的十五名清华建筑系的学生，重回独乐寺进行勘测，从而了却了梁先生多年的心愿。那一次难忘的勘测经历，坚定了郭老师从事研究中国古建筑事业的决心，并为之付出了终生。

郭黛姮：梁先生当时看到这个也很震撼，这当地一个小学校长，陪着他来看这个，梁先生一看觉得，无论从哪个地方，建筑也好，佛像也好，都非常震撼。所以后来，我们又跟梁先生来的时候，他也再次说，看到这个东西真是了不起，所以它基本上保留了辽代原来的东西，包括这个彩绘，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化，这样很难得。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寺庙里的辽代塑像，同样吸引着梁思成，尤其是观音阁内耸立着的泥塑观音菩萨站像，高16米，头部直抵三层楼顶，头上还塑有十个小观音头像，故称之为十一面观音。在《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一文中，梁思成如此赞叹，登独乐寺观音阁上层，则见十一面观音，永久微笑，慧眼慈祥，向前凝视，若深赏蓟城之风景幽美者。当梁思成关于蓟县独乐寺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顿时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震惊，这篇调查报告是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古建筑的报告，而独乐寺也是当时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它建于辽代统和二年，即公元984年，展现了辽朝佛教文化的一角。

契丹族原本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信奉万物有灵，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自辽太祖建国后，简单的萨满教信仰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辽朝的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辽太祖、辽太宗均有兴建佛寺，举办佛事的举措，可是到了辽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皇帝、皇后自己崇信，而且大力提倡，不断举行建寺、饭僧、布施等佛事，并给予僧侣极高的待遇，崇佛之风在整个王朝兴盛起来。

林鹄：辽朝的佛教非常兴盛，实际上最初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反而是随着被契丹人征服的像汉人、渤海人，这些人把佛教带到辽朝去的，所以最开始呢，辽朝统治者支持佛教，它主要是有一种，利用这种宗教信仰来安抚被征服的人，这么一种目的的，但是时间长了，慢慢地就是说辽朝统治者自己也真的就说信仰了佛教。

义县奉国寺

位于辽宁义县的大佛寺，金代后改名为封国寺，曾是辽代皇家的寺院，是辽圣宗在母亲萧太后故里所建寺院，大殿内供奉着过去七佛。此时，佛教文化已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博大精深，一代女主萧太后也为其深深吸引。萧太后每年正月都要斋戒，大修斋会，在许多特殊的日子，萧太后也要隆重举办佛事。公元986年七月，萧太后即以击败宋军三路大军的北伐为由，特下诏，在上京开龙寺大行佛事一个月，饭僧达万人之众，皇太后如此崇尚佛教，辽代妇女纷纷仿效，崇佛风尚由此兴盛，贵族妇女热衷佛事者极多，她们抄写佛经，施食饭僧，把自己的住宅改建佛寺，募集钱物营造佛塔，佛教文化在辽朝大放异彩。

在所有的寺庙中，云居寺以数量众多的唐辽石经闻名于世，被誉为佛教圣地，石经长城，这些石经同样讲述着辽朝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房山石经是由隋朝高僧静琬大师开创，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然而，由于晚唐以来的战乱，不仅石经无法刊刻，就连云居寺也被毁弃，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石经大为震惊，决定继续刊刻石经，浩大的刻经工程再次启动，此后又经辽兴宗、辽道宗两朝，相继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六百块经石，合原存《涅槃经》、《华严经》共两千七百三十块经石，合称四大部经。如果称一切经为大藏，四大部经则称为小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的发展为大藏经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辽西京所在，华严寺坐西向东，反映着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现存的大雄宝殿和薄伽教藏殿是辽代建筑，据碑刻记载，这里曾经收藏了辽的大藏经《契丹藏》。《契丹藏》是辽兴宗时根据宋《开宝藏》的蜀版刊刻而成，并尽量补充了宋版缺少的内容，辽兴宗时完成五百九十七秩，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刻，蔚为大观，不同样式的佛塔，展示出辽代高超的建筑技术。

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庆州释迦如来舍利塔，被崇尚白色的契丹人涂成白色，这座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高高耸立，它的天宫中珍藏着众多精美的佛像，舍利塔等佛教文物。山西大同善化寺的大雄宝殿，华严寺薄伽教殿经壁橱，都是辽代佛教建筑的经典之作。

林鹄：随着佛教的兴旺，所以它也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像文学、艺术、建筑等等各个方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像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这个，还保存在地面上的这个辽代建筑，基本上都是跟佛教有关的。

这是华美雄伟的应县木塔，总高67.31米，它建造于公元1056年，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其塔高五层，加上上面4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9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这么庞大的身躯，却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建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结构非常复杂，而辽代的建筑师，却用了五十多种不同的斗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称得上鬼斧神工，为国之瑰宝。

佛教文化在金朝继续传承，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见了佛像都要拜祭，公卿到了寺院后，僧人坐上座，偌大的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三十六座，属于律宗，后来中原的禅宗僧人来到燕京，建立了太平、招提、竹林、瑞像四座佛院。如今，残存在京西的香山寺遗址依然肃穆，金世宗时，将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二为一，章宗时赐名大永安寺。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闻名的潭柘寺，金熙宗时被赐名大万寿寺。

金代雕版印刷技术发达，这座建于东汉建和元年的广胜寺，因为金代刊刻大藏经的出现，而名声大噪，轰动一时。金大藏经根据宋代的《开宝藏》和官版的佛经刊刻而成，2001年四月，以《金藏》为底本，选用房山《云居寺石经》等八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校，编辑整理而成了《中华大藏经》，回归了山西洪洞广胜寺。寂世法师，作为寺内《金藏》的守护者，已经再这里修行了很多年，每天法师都要来殿内祭拜，祈求佛祖对经书的护佑。一千多年来广胜寺的僧人们世代就是以这样一种虔诚来守护着寺里的佛教经典。

寂世法师：这就是以《赵城金藏》底版影印的中华大藏经，《赵城金藏》它有七千多卷，里头收集的范围非常广，当时的金代印刷业它也比较发达，影印的质量也非常好，下面这个就是《赵城金藏》原版的版页，也就是《开宝藏》。不过，整体而言，金朝时期的佛教远远不及辽朝繁荣，也许，金朝统治者汲取了辽以释废的历史教训。

林鹄：辽朝后期整个佛教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因为当时僧侣的人数太多了，因为僧侣毕竟是他本身不从事社会生产活动，就是说等于靠社会去养他的，你一个社会僧侣数量过大，就会造成社会负担过重，就会有这个，产生一定的社会危机。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本是原始民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人的建议，建立汉城，仿造中原体制，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无论是辽太祖本人，还是新王朝，都深受先进汉文化的益处。建国之初，辽太祖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这一会议将决定辽朝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路线。辽太祖向群臣公布自己的想法，要以祭祀圣人的方式来更好的统治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他问，我想祭祀一位有大功德者，应该是谁，此时，佛教已广为传播，群臣皆认为应该祭祀佛祖，辽太祖却并不认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无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这一意见正合辽太祖心意。他当即决定建立孔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意味着，儒家被确定为辽朝的正统文化。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辽朝广为传播，大批的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博通经史的儒学人才，辽太祖长子耶律倍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山压下山，大山全无力，这首辽朝最早的诗篇即为耶律倍所写，除作诗之外，耶律倍还擅长绘制中国传统画，他的十五幅绘画曾被宋朝收藏。其中，猎骑图直到元朝仍备受珍视，辽朝绘画受唐朝绘画的影响很大，如果我们走进辽朝的庆陵，便会发现里面大多数的壁画，颇受唐朝壁画的影响，汉人的修史传统也逐渐受到辽朝的重视，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监修国史官职，辽圣宗时仿照宋朝设立国史馆，开始撰修辽朝的历史，直到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时，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成为元人撰修《辽史》的主要依据。

在辽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被忽视，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其治国的大纲，契丹文化则起着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语言文字、民俗习惯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契丹文化也在你发展当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时，总是有意识的将契丹文化渗透其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康鹏：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不管他的思维习惯，还是它的生产方式，或者它的这个包括军事进攻的模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契丹人可以将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

与辽朝相比，金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金朝先后灭掉辽朝、北宋，它虽然仍尽力保持着女真传统文化，但事实上，儒学渐渐在金朝文化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这里是山西省忻州市，金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的故里，为了纪念这位金朝时期有诗史之称的一代文宗，书法家将元好问的诗文刻在碑上，建成碑林，以传扬他的学问。

林鹄：说起元好问，我首先就就想到了神雕侠侣，开场出来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李莫愁，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就是很歹毒，但是很多人对她的印像并不坏，并没有反感，这个跟她这个出场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歌词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个也不是说金庸自己写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元好问的作品，就是说他写的词能让一个人，让大家对一个女魔头，就是很歹毒的和阴险的这么一个人，一定程度上产生好感，所以你能看到他写的词的魅力。

元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自幼品学兼优，并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金朝于1115年建国，八年后实行科举，分词赋、经义两科，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金海陵王时，取消经义科，只考词赋。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儒学也因此最大程度地得以发扬，到金章宗时达到极盛。作为金朝的皇帝吗，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熟练掌握了女真文字，然而，金章宗使用更多的是汉字，他痴迷于汉文化，具有很深的儒学修养。金章宗也擅长诗文，书画，所写瘦金体书法神形兼备，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王庭筠和赵秉文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党怀英的篆书籀书，号称天下第一，独步金代。颂扬金太祖武功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即由其篆额，泰和四年，他书写的泰和重宝被铸在钱币之上。

林鹄：章宗这个人对中国的文学传统非常的推崇，所以在他的时期，就形成了金朝整个一个社会尚文的风气，包括整个金朝的文坛，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国朝文派，这么一二金朝自己的文学流派。

在金朝，道教开始逐渐繁盛起来，虽然太一教和大道教都很盛行，但最为兴盛的却是全真教，全真教的创始人王喆，道号重阳子，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将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均奉为经典，这样的融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是全真教兴盛的重要的原因，王重阳早年家业丰厚，乐善好施，又文武兼备，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仕途绝望的他改奉道教，自称王害风。

位于今天陕西户县祖庵镇的重阳宫，是创始人王重阳早年间修道和藏骨的地方，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金代有天下祖庭之称。这座位于重阳宫不远的活死人墓，据传是王重阳修炼的地方，全真教中，初王重阳之外，还有著名的全真七子。大定七年的一天，王重阳一把火烧了自己的住所，从此浪迹天涯，最终来到了山东的宁海，与当地富豪马从义论道，并在这里修建了全真庵，马从义改名为马钰，道号丹阳子，之后，王重阳又度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入道，这七位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真七子。全真七子中丘处机的贡献可谓最大，公元1188年，丘处机首先得到金世宗的青睐，金世宗一月内两次召见丘处机，寻问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处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惬上意，这是丘处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桃以示褒奖，还让丘处机主持万春节醮事，而且下令在宫庵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喆之像，全真教的影响顿时飞腾直上。公元1203年，刘处玄逝世，丘处机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24年，他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各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已理相贯，不相违逆。

林鹄：金代是道教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又一个高潮，首先是跟当时宋金之际，北方的战乱有关，一般的民众也是饱受这个战争之苦，道教一方面它有各种宗教仪式，法术能让普通的民众，就是对死亡、清楚死之类，有一定的办法去寄托它的哀思吧，通过各种法术。另外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种，有一种比较高深的理念，超凡脱俗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的。

公元1203年至1219年，丘处机在山东蓬莱，芝阳、掖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凭借他在社会和政治上积极发挥的影响，使全真教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丘处机的声望越来越高，对全真教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年事已高，丘处机不再四处奔波，只在家乡栖霞传道授徒。从此蒙古已经崛起，蒙古铁骑征讨中亚，并逐鹿中原与金朝展开激战。到公元1219年时，一件异常的事情发生了，成吉思汗向丘处机发出邀请，表面是向丘处机请教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的大计。丘处机全然不顾七十二岁高龄，欣然接受邀请，再次出山拜会成吉思汗。从黄海之滨的山东栖霞，前往道路艰难，万里之外的中亚，究竟是什么缘由，令丘处机做出这样的行为。

丘处机已经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命运已历史性的落在成吉思汗及其政权身上，为了全真教日后的发展，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必须见到成吉思汗，而且必须得到成吉思汗政权的支持。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丘处机仙风道骨，西行至雪山行营，面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极为感动，待丘处机为上宾，二人雪山论道，丘处机循序善诱，成吉思汗频频点头，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丘处机不仅向成吉思汗传播了长生之道，介绍了全真教的教义，更将去暴止杀，济世安民，仁爱孝道的主张缓缓输入成吉思汗的心田、脑海，使蒙古铁骑减少了很懂杀戮，这是苍生之福，也使得全真教在金朝之后继续发展。

林鹄：丘处机去见成吉思汗，也不能完全说是一种政治交易，他也确实想尝试着去用道教教义去劝说成吉思汗，为民众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劝成吉思汗不要杀生，要免除北方地区的赋税等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念、理想的。

美国纽约，酝酿五年之久的一场名为生死同乐的山西金代戏曲砖雕艺术展正在举办，160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在国际上引起各界对中国戏曲，以及山西金墓的空前关注。山西金墓的这些砖雕有前厅后室，左右厢房的四合院民宅布局，风格各异，各种飞禽走兽、花草人物砖雕琳琅满目，墓主人对面有戏台乐队，乐器分腰鼓、拍板、横笛，走进金墓，有八仙神话，祥云仙鹤，有社火和唱戏，砖雕人物活灵活现，犹如走进那个时代的社会场景之中。这幅女子扶门半开的砖雕，展现的正是金代戏曲家董解元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词句，花木阴阴，偶过垂杨柳，香风吹，半开朱户，瞥见如花面。这也是墓主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调，表现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李勇：这些出土的砖雕人物和戏台可以看出，金代山西人对戏曲的喜爱，就是说不仅生前看戏，时候依然如此，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视死如视生，死后是生前的延续，墓葬所反映的应该是死者生前的生活状况。

金代的戏剧，不仅承袭了辽和北宋的艺术特点，而且表演内容更加丰富，金代有杂剧，还有院本和诸宫调。诸宫调是一种首创于北宋时期的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由很多不同的宫调组成。虽然，诸宫调的演出已经消亡，《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也无法在现实的舞台中得到再现。然而，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仍在传播，它继承了董解元作品中的许多优秀成果。著名的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都出生于金朝末年，金代戏剧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吕文丽：金代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史上应该是具有一个奠基的作用的，我觉得就是质变的踏板，就是由一个滑稽戏，一个滑稽表演小品式的滑稽表演向一个大型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成熟的戏剧形态过渡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踏板，那么说唱艺术和金院本的结合，就很好的实现了这个质变。

这里是山西东南部高平市王报村，在村里的二郎庙中有座古戏台，戏台的构造与近代古墓中戏台的构造相似，据文物古建专家考证，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近代戏台实物。每到春节，王报村人都会在古戏台上唱一出大戏，来欢度新春佳节的喜庆，这是延续了近千年的传统，虽然戏曲的强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发生着变化，但这座金代古戏台多少年来一直见证着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民族艺术的热爱。

（金代遗构，比牛王庙戏台早了100年，成为已发现的最古老戏台）

就在王报村人在金代戏台以一场大戏迎接新年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阿城，一场源自金代女真人舞蹈的表演将要上演。这场根据女真乐谱还原出来的女真舞蹈，是郭长海多年来的付出与心愿，他悉心搜集整理女真音乐和舞蹈，并把祖太爷保留传承下来的女真乐谱请人翻译，组织编排，长袖飘飘，柔中带刚，这种八百年前的女真乐舞，今天终于呈现在我们世人面前。寂世法师继续守护着《大藏经》，每到一定的日子，他都要把经书请出，细心除去灰尘，并轻轻翻动，他的神情总是那么专注而恭敬，他要精心守护好这部流转千年的经书，并让它一直传承下去。八十多岁的郭教授终于又回到而来独乐寺，她正在筹划着独乐寺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一次庆祝梁思成发现独乐寺图片展，让更多的人领悟这座千年古刹的文化魅力。这便是辽金文化，它们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他们远不像以往人们想象中那样荒芜，也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被人遗忘，而是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再次变得璀璨无比、亮丽绽放，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创造与积淀，更是源自中华民族内在性格与精神气质的传承。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它们一起融入到博大丰富的中华文明当中，成为传统的亮点，历史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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