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曾国藩的“不可揭破”（总第239期）
读书：曾国藩的“不可揭破”
徐珂《清稗类钞》记曰：
咸、同间，曾文正公国藩督师剿粤寇，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诰、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
试译：
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督师剿灭太平军，开幕府揽人才，一时称盛。除了军旅人才和官吏之外，还有两类，一类是道学，一类是名士。道学派如何慎修、程鸿诰、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等诸人，名士派如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
批语：
曾国藩曾经用八个字总结自己用人之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广收，就是广泛延揽人才。慎用，就是量才取用，务求慎重。勤教，就是经常进行督导和教诲。严绳，就是立法度，上规矩，严加管束。
幕僚相当于人才库，旨在网罗各行各类的人才，军旅和吏治是军事和行政人才，自然是多多益善，而延揽“道学”和“名士”两类，所欲为何？恐非止是“衡才不拘一格”，或还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需求罢。
文正之重督两江也，中江李眉生鸿裔游其幕，年少倜傥，不矜细行。文正特爱之，视如犹子，文正秘室，惟眉生得出入无忌。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
试译：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中江人李鸿裔受聘在他的幕府中，他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特别喜爱他，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的名头，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景慕他们的名望，都把他们延纳了进来。然而，也只是厚给衣食， 并不给他们处分事务之权力。
批语：
爱才惜才，却不委以工作，自是“慎用”之故。曾国藩认为，“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就是说，他要用的人必须以知人至深为前提。“道学”和“名士”之辈，文化上自是高超的，但能否做事，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或是留中观察，故暂不假以事权；或是勘破有无，或纯为务虚，本不欲假以事权。
一日，文正方与眉生在室中坐谈，适有客至，文正出见之，眉生独在室，翻几上案牍，得《不动心说》一首，为某老儒所撰。老儒，即所称圣贤十人中之一也。文之后幅，有“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眉生阅至此，戏援笔题其上曰：“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祇想见中堂。”
试译：
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坐谈，正巧有客人来访。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一篇《不动心说》，是某位老儒所写的。这位老儒，即前所谓十圣贤之一。文后写有这样一段：“把我放在曼妙女子身旁，问我是否动了好色之心？我没有动心。把我放在顶戴花翎旁边，问我有没有动高官厚禄的心？我没有动心。”李鸿裔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美人在侧，你不动心；高官厚禄在前，你不动心；你对人间的一切诱惑都不动心，只想见中堂大人而已。”
批语：
“尔心都不动，祇想见中堂。”这话多有锋芒，亦令人莞尔。后人读李鸿裔此句，当知其为戏谑道学之伪，但我等只不知，道学派口中又会如何讥刺名士。
题讫，掷笔而出，文正送客去，返书室，见之，叹曰：“必此子所为也。”因呼左右召眉生，则已不在署，盖又往秦淮河上冶游矣。文正令材官持令箭大索之，期必得，果得诸某姬舟中，挟以归。文正指所书诘之曰：“子所为耶？”李曰：“然。”文正曰：“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获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汝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眉生悚然受教，自此遂深自敛抑。
试译：
李鸿裔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手下去召李鸿裔，这时李已不在衙署中，很可能是又去秦淮河上游玩了。曾国藩令材官拿着令箭到处去找，预料一定能找到，果然在一只彩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人有些欺世盗名，言行未必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助，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非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隐伏在这里边了。”李鸿裔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便深深地收敛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批语：
曾国藩为人素厚重而有威，对人情世故的洞察也是无人可比。他对道学派之不足如此明鉴，却还是肯长期敷衍，你看是什么缘故？要么是存心忠厚，要么是用人所长，要么是遵守契约，要么是谦抑忍耐？总之，其“看破不说破”之能，是超越了晚辈李鸿裔的聪明敏锐了。曾国藩在家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就此观之，“看破不说破”，更多的还是一番谦抑忍耐、绕道而行的处事功夫罢。
《周易》说：“乾者，直也，君子直道而行。”孔子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思是说，只有夏商周三代“直道而行”的人才值得赞美。可见，“直道而行”是孔子做人的道德和底线。不过，孔子“直道而行”的信条也曾受到老子的批评告诫。三十岁时，孔子去拜见老子，临别时，老子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意思是：聪明深察的人常有身死之虞，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博学善辩、识见广大的人常危及自身，那是因为他好揭发别人过错的缘故。老子这也是担心孔子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会给自己带来人身危险。
曾国藩训诫李鸿裔时，与老子开导孔子时的心情大概是一致的。此种“人生智慧”，有悖于“直道而行”的君子之道，却又是直击人性的生存法则，利弊互见，非片语所能衡断。如何取舍，但凭读者存乎一心而已。
直道而行，还是“不说破”？
文/顾旧
前些天，我与一位长辈聊天，他说：“在事业单位里，要注意待人接物，不能让同事心生怨恨。”
今日读罢这个故事，我想这位前辈也许深谙曾国藩的处世之道。
昨天杜老师在分析“利他”时曾批评一个观点不够超越：“利他是为了利己”。在曾国藩这里，“保全他人的衣食之资”，是利他，但出发点，还是为自己的生存吧。杜老师说：“利己驱动的利他非但是不超越的，也是不可靠的。” “不说破”虽然与世周全，但终究缺少“直道而行”的道义；虽然看似各方平衡，但实际并无增益。如果所有人皆以含蓄包容而求自保，那么整体文明的进步，怕要经历更加漫长的岁月。
有人说：“看破，是一种明智；不说破，是一种厚道。”在我看来，看破不说破，是一种入世的智慧；看破而说破，却需要一种出世的勇气。（至于如何说破，那是另外一门值得研究的说话之道。）“不说破”的智慧，在经历世事后也许不减反增；直道而行的勇气，失去之后却往往再难拾起。
人世浮沉，你会选择直道而行，还是“不说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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