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书心得（二十三）
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
论美国民族性格中恐惧感形成的地理环境因素
本章主要论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消费文化为经济武器，击败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从结构上讲，本章开启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与存在主义关系的讨论。从内容上说，本章第一部分介绍了共产主义的诞生、发展和演变；第二部分分析了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红色恐惧”（Red Scare）；第三部分讨论了共产主义阵营瓦解的过程和原因。
本章的关键有二。其一是共产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全球性扩张的意识形态。无国界的资本运作与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相反面。两者都具有超越国家边界的国际性，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资本主义坚持自由的唯一真，共产主义坚持平等的唯一真[1]326。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反映，是对资本主义专横的反抗。可以说，资本主义激发出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代表另一种理想——一种在弱肉强食世界中带有乐观态度的悲天悯人。它虽强调阶级斗争，但仍认为有一天会世界大同。它包藏着唯一真文化基因：从封建到资本到共产的唯物解释是唯一真的历史；超越国家利益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是唯一真的革命。在这唯一真的基因下，对历史过程的不同解释和对革命手段的不同演绎产生了正统和异端之争，分裂了共产运动。有时不同派别之争比对资本主义之争要更惨烈[1]332。随着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但人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未因此平息，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本质仍然是对人类追求自由平等的巨大挑战。其二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经济（consumer economy）。虽然消费经济是美国击败苏联的重要手段，但消费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设计出来去颠覆共产主义的，它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资本积累来自生产，生产来自需求，需求来自消费。最初资本主义是满足消费的，而消费经济是进一步去刺激消费的。消费需求增加了就需要增加生产，增加生产就会增加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经济发展为消费文化，最终形成消费文明——价格越高的消费品越有经济价值，消费能力越高的人越有社会价值[1]333-334。
我对本章的问题主要有：（1）为何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但共产主义仍然可以对民族国家构建产生积极意义？（2）资本主义的消费经济是如何演变为消费文化和消费文明的？（3）如何从人民对“自由”的片面追求看苏联“政治开放”（Glasnost）与法国大革命的相似性？
本文将从地理环境因素的角度分析美国民族性格中恐惧感的形成。
学术界对“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研究多集中于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本文的民族性格是从文化基因理论的角度出发【在文化基因理论中，民族性格与文化基因、历史背景、时代心态和关键人事的互动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现象】，而对于“恐惧”（fear）的研究一般在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不同学科甚至是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者对恐惧的定义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讨论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应该更多地参考心理学中的定义。不管是在发展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进化论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或是精神病理学中，恐惧一般与“威胁”（threat）紧密相连，具体可以表述为“恐惧是个体或集体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而产生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反应”。
地理环境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在古希腊，学者们就提出地理环境与人类性格的关系。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Kos，前460年—前370年）提出，体液学说不仅是一种病理学说，也是最早的气质与体质理论。他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对应多血质）、黏液（对应黏液质）、黄胆汁（对应胆汁质）和黑胆汁（对应抑郁质），这四种体液分别对应四种元素和四种气质。人的不同情绪也被认为与体液有关，根据每个人先天不同的体液比例，会形成不同的性格：如性情活跃、动作灵敏的多血质，性情沉静、动作迟缓的黏液质，性情急躁、动作迅猛的胆汁质，性情脆弱、动作迟钝的抑郁质[2]。之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黑格尔、拉策尔等学者的相关观点逐步形成了环境决定论。该观点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现象受自然环境直接或间接影响。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但不能否认地理环境的影响，其确实有助于形成某一民族性格的倾向。
美国民族性格中恐惧感继承于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英国。英国偏居于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相隔于英吉利海峡，但海峡狭窄，容易横渡，加之英国本土面积狭小，人口稀疏，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英国面对欧洲大陆民族入侵时十分脆弱。在英国的古代史中，维京人劫掠就给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留下了深刻的恐惧。这种恐惧情绪不仅反映在英格兰王国教堂的祈祷声中，也可以从莎士比亚的著作中窥见一斑。近代英国面对欧洲大陆强权兴起，在外交上推行大陆均势政策，在军事上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谋求海上霸权。英国通过海军来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以维系帝国和殖民地的贸易往来。不过，欧洲大陆兴起的霸权国家，既可以通过封锁的方法割断英国与欧洲大陆以及英国殖民地的商贸往来，又可伺机入侵不列颠岛。因此，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恐惧的是欧洲大陆强权的兴起和自己海上霸权的丢失。英国的恐惧感在欧陆强权兴起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英国先后面对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无敌舰队、法国路易十四的称霸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还为应对德国崛起而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但作为与英国相同的海洋国家，与英国有着相似主体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国继承了英国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美国虽然地跨北美大陆，有着英国无法比拟的规模优势，但美国也是一个海洋性国家，有着对欧亚大陆强权的天然恐惧。只不过英国恐惧的对象是欧洲大陆强权，而美国的则是可能控制欧亚大陆的苏联。美国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清晰地反映在英美地缘政治学说中。以上观点在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Sea Power）、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心脏地带”（Heartland of the Continent）理论、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Rimland of the Continent）学说中最为典型。简单地讲，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反映出英美此类海洋性国家对海权丧失和欧洲大陆强权崛起的恐惧。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更强调了欧亚大陆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地位的重要性。斯皮克曼修改了麦金德的著名“三段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将掌握世界的命运。在冷战中，美国对外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如195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表现的地缘政治观与麦金德的理论甚为相似。该文件将美国对苏联的地缘政治恐惧展现得淋漓尽致，即美国恐惧苏联征服整个欧洲大陆，袭击西方的海上交通线，入侵中近东地区，对不列颠诸岛和北美大陆发动打击[3]。美国对国内共产主义发展产生了“红色恐惧”。当然，“红色恐惧”是美国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恐惧[1]330，虽然对内对外的恐惧起源不同，但造成的结果是相似的。最终美国通过经济武器拖垮了苏联，瓦解了共产主义阵营，但美国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延续了下来。相较于民族性格中的其他因素，因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恐惧感更为稳定。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讲述的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开始，西方文明的“恐惧”可谓源远流长。随着当代伊斯兰国家兴起和穆斯林移民迁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伊斯兰恐惧症”。同时，中国在所谓的“边缘地带”崛起，也无时无刻不挑动着美国的敏感神经，“中国威胁论”的应对从理论走向了行动。
中国学术界对民族性格的研究因意识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后沉寂了30多年，直至21世纪，关于民族性格研究仍然寥寥无几。当前由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对美国民族性格研究应该提上日程。特别需要重视的是美国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因恐惧而生的反应是难以预知的，但又必须预测。其次，民族性格作为文化基因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还需进一步明晰。希望从地理环境因素的角度分析美国民族性格是一个新的开始。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消费经济的资本主义逻辑
本章主要阐释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发展消费经济“腐蚀”了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笔者认为，要理解这一“腐蚀”过程，关键是理解“消费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设计出来去颠覆共产阵营的，它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这一观点[1]333。该论述对笔者有两点启发。
第一，资本主义的逻辑与消费经济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目标是资本积累，消费经济是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图1）。在传统地被动满足消费者存量需求的基础上，消费经济进一步创造消费品需求的增量，甚至为消费品附加社会价值，从而构建一种消费文明，即价格越高的消费品越有经济价值，消费能力越高的人越有社会价值[1]333。当这些被刺激出来的消费欲望被转化为消费需求并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易被实现后，资本积累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也推动社会总财富增加（此处主要是社会财富创造而不考虑财富分配）。更准确地说，这一过程中消费需求的增加，是从关注满足消费需求（demand）到关注满足消费欲望（desire）实现的。
图1 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与消费经济关系的逻辑示意图
与之相比，以计划经济为手段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消除社会阶级不平等（此处主要考虑社会财富分配）而不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从而在产品创新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以促进产品创新为导向）的消费品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这里的讨论，主要涉及工业资本主义与消费经济的关系，后续将在第三十一章的读书心得中进一步探讨金融资本主义与消费经济的关系】。
第二，消费主义（consumerism）符合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逻辑，但不一定完全符合美国社会的发展逻辑。笔者认为，以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消费经济层面上的竞争，同样体现了不同文化基因之间的竞合，以及文化基因与其载体（即国家与个体）之间的竞合【参见第二十二章读书心得《从“基因视角”看资本主义的演变逻辑》】。也就是说，这种以资本主义逻辑为核心的消费经济，尽管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与美国社会的发展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可以从美国社会对“消费主义”概念的认知中窥见一二。
消费主义的概念在美国社会有两种认知途径[2]。第一种理解是保护消费者权益。1960年代中期开始，消费主义被用以形容美国的“消费者运动”（the consumer movement），这一运动倡导在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交易中保护消费者权益，包括在消费者法律权益、产品和价格信息的透明化、欺诈商业行为公示、产品安全等方面加强保护。该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来自非营利组织和个人，他们希望通过政府或与政府合作来推动政策层面的改革，实现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即实现“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由于这项运动具有改革主义者（reformist）色彩，消费主义的概念也被鼓吹自由竞争的人批评为“反竞争”“官僚主义”或“家长式作风”（paternalistic），在“麦肯锡时代”甚至被批评有共产主义倾向。
对消费主义的第二种理解是过度物质主义（excessive materialism）。这种视角一般用于批判现代生活方式，认为消费主义价值观背离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包括恪守职业道德、自我节制和注重公共参与等传统价值观。结果是消费主义侵蚀了家庭生活（family time）、邻里凝聚力（neighborhood cohesion）和公众团结（public solidarities）。
综上所述，消费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体现追求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逻辑，是一种以刺激消费欲望甚至为消费品附加社会价值为手段，创造消费需求，从而实现更大规模财富创造和积累的经济手段。尽管这种经济手段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加剧了美国消费文化与传统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