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华英字典》：
第一部汉英英汉词典对中华文化的解读
演讲人：董晓波 演讲地点：南京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二○二一年十月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1日 10版）
《华英字典》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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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像 资料图片
作者简介：
董晓波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江苏国际法治动态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语言学、法律翻译、语言战略与规划、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研究。
汉语全方位、规模化走向世界，既有利于中国融入世界、世界走进中国，也有利于增进中外彼此间的了解，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在不同文明间的沟通交往中，字典自古以来就充当着人们认知、学习异域语言文化的重要工具。《华英字典》（又译为《中国语文字典》）的编纂开始于1808年，是中国第一部汉英英汉词典，被以后汉英英汉字典编撰奉为圭臬。《华英字典》出版后，受到欧洲各界尤其是汉学界的普遍赞誉，并很快风靡欧洲大陆，日本翻译家也把它译成日文。《华英字典》还对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和中国近代文学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华英字典》中，已包含许多现代汉语语词。编纂者马礼逊（1782—1834）在编纂字典时坚持学好一种民族语言必须了解与这个民族有关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哲学、 政治、风俗、礼仪等方面内容的宗旨，因此整部《华英字典》富含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内容，堪称一部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本讲座通过对字典里汉字释义的文化考察，重点探讨该字典所呈现出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及其编者的解读，彰显这部中西文化“百科全书”的风貌，从而让我们多一个观察汉语、汉字和中华文化的视角，多一个来自汉语与中华文化译介传播历史经验的借鉴。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于1782年1月5日出生于英国北部的莫珀斯镇，并于1804年接受伦敦教会董事会的委任，奔赴中国进行海外传教。马礼逊前往中国的目标之一就是编纂一部中文字典，《马礼逊回忆录》中对字典的结构、编排及出版等有着较为细致的介绍： 至于《华英字典》，1815年出版了第一卷，书名是《字典》，这是马礼逊根据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英译的，汉英对照。第二卷第一部在1819年出版，书名是《五车韵府》。第二卷第二部在1820年出版，附录中特别列出了中文的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6大类书写方法。第三卷在1822年出版，书名是《英中字典》，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中英对照，例句都有中文译文。整部《华英字典》在1823年出齐，共有六巨册，合计4595页，工程浩大，全由马礼逊一人经过13年的积累和编纂而成。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字典，《华英字典》收录词条四万多，《华英字典》的三卷或者说三个部分其实是相互独立的，编写体例亦各不相同。第一卷根据《艺文备览》将汉字笔画分为214 个字根来编排（CHINESE AND ENGLISH，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形成部首查字的汉英字典，书后附有字母索引，其在整个《华英字典》中所占篇幅最大，约为其总页数的五分之三。该字典的部首查字法是中国传统的辞书编纂法，而字母索引则是马礼逊的独创，体现了学习型字典的特点，大大方便了汉语学习者对该字典的使用。 字典的第二卷《五车韵府》为按汉字音序查字法排列的汉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ARRANGED ALPHABETICALLY），依照汉字音标来用英文字母排列。附录中的各种中文书写体使中英文字的比较又有所深化。这一卷的基本结构也是以已有中国著作为底本，这一底本为清朝一位陈先生的遗稿，在其学生补充、加注后，曾为《康熙字典》的编纂提供过有力的帮助。马礼逊找到这部著作后，即对之加工、调整、编辑、翻译，由此构成《五车韵府》的主体。此外，马礼逊在编纂《五车韵府》时，还参考了《康熙字典》和罗马天主教士按字母排列编著的《字母字典》（ Alphabetic Dictionary），并进而参阅了《分韵》《佩文韵府》《尔雅》等中国文献，从而使字典在内容和编写方法上都体现出中西文化的对照、比较和沟通。 《华英字典》的第三部为《英汉字典》于1822年在澳门出版。它采用的是英、汉对照体例，内容有单词、词组、成语、格言等，其解释和例句还有汉译。虽然在马礼逊之前已有拉丁语与汉语对照的外汉字典，但编纂英汉字典却属马礼逊首创，因而难度颇大。马礼逊自己在序言中亦坦言：“自从作者为本字典搜集词汇，已经过去十三年岁月。在此期间，不断对其增补，但是中文与英文相对应的字全部搜集起来，这样的著作对一个人来说太广泛了。即使穷尽一生，要使它完美也是不可能的。” 从整体框架来看，《华英字典》似是《康熙字典》的翻版和英文注释，但其编译和注解不仅基于《康熙字典》所引的“四书五经”等经典中的例句，更有对大量其他中国文献的参考和借用。根据马礼逊夫人的回忆，至1809年时，马礼逊为编纂《华英字典》就购买了1229册中文书籍，覆盖了中国的经典作品、天文、地理、律例、历史、宗教、解剖学和中医学等领域。在编译《华英字典》的十三年期间，马礼逊每天都在搜索词汇并对之诠释进行增补调整，其释义详尽、全面，广泛触及了中华文化的诸多层面，已远远超出解释文字本义的范围。 从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出发，我们承认《华英字典》的问世的确代表着那个时代中英外向型字典的顶尖水平，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Mons Remusat)称其是“拥有其他字典无可比拟之优点”的字典，它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中英文之间的语言障碍和隔阂，使得两种文化对彼此的诠释和理解成为可能。 《华英字典》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外向型字典和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将中国语言文化知识更系统、更深入地传给了西方世界”，这对其后的卫三畏、麦都思、裨治文等人编撰的字典均产生重要深刻的影响，可谓“东学西渐”之始发也。纵观《华英字典》博大纷杂的文化释义，我们可粗略梳理为以下几类。 马礼逊在《华英字典》中倾洒了大量笔墨对中国的各派宗教和哲学机理进行了介绍，体现出他对中华民族思想内核的深切关注。《字典》中的第一个字“一”进行阐发时就借助了道家哲学，他先指出“天是一，地是一，道是一”，又引用了《道德经》里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例句来说明“道”作为第一位的物质原因而存在的观点，他还指出中国人眼里的“道”是一种极静或一种完全静止状态的状态，它无形可观、无迹可寻，其本质就是一种在天地分开之前就存在的最初的力量或原理。相比道家哲学，作为主流思想而普遍存在于中国各阶级社会心态中且维系着中国人道德、信念、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儒家哲学在《华英字典》中亦得到了详尽的介绍。马礼逊笔下的儒家哲学，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的伦理关系，是“人，仁也，仁生物也”的人本学说，是“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和“伯氏吹埙，仲氏吹篪”的礼乐和合，也是“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的教化理念。中国的传统观念历来有三教合一之说，因此马礼逊还辨析了佛陀、阿弥陀佛、三宝、三教、三门、三法、佛法无边等佛教概念。除此之外，马礼逊还对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信仰和习俗进行了译介。 皇皇中华，泱泱大国，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历时数千载而未见中断的文明古国，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摇曳闪烁着众多法律思想的光辉。《华英字典》指出，中国法律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对应官吏任免、户籍赋税、民间祭祀、军令兵籍、刑罚生杀和公共工程。在字典中，马礼逊对中国古代的刑事法律词语（如“斩罪”“滥刑”）、民事商法概念（如“合同”“婚嫁”）、诉讼审判制度（如“状师”“正法”）等内容进行了通透的译介。除了法律色彩鲜明的专业词汇，马礼逊也选择了一些较为基础的概念进行解释，例如法律本体（如“法律”“章程”）、法律的由来（如“国家之立法，所以惩不善而儆无良”）和法律的手段（如“刑具”）等，《字典》也记载了中国古代从早期“墨、劓、剕、宫、大辟”到后来“笞、杖、徒、流、死”五刑的内容和历史流变，在涉及具体每个字的解释中，又有着对刑罚过程更进一步的描述。另外在“刺”字下，字典还大致解释了西周时期的“三刺”制度，指出这是中国古代所使用的三级别案件研讨程序：“First, of the higher officers of state; second, of the inferior officers; and third, of the people.”这使人对中国的司法体系，尤其是早期司法制度的民主和审慎的特性有了初步的印象和了解，这些都为西方人士了解中华法系和中国法律、法治思想提供了鲜活文本材料。 马礼逊在《中国大观》里指出：“一个人如果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宗教习惯以及当地的风俗和观点不甚了解，相应地，他很难理解那个国家的语言。同时在应用那个国家的文字和语法时，就会出现错误。”因此，在编撰以西方读者为受众群体的汉语词典时，马礼逊坚持积极译介源语文化中的文史经典、地理人文和民风习俗，从而成功引领西方读者从单纯的语言学习质变为对中华文明的文化探究。《华英字典》“官”字的释义，从篇幅上看就占据了整整30个版面。字典先是从中国传统的“天官赐福”说起，介绍了官职、官府、官宦人家，介绍了文官和武官、京官和外官、大官和小官等为官的职责操守。然后便不厌其烦地梳理了自上古伏羲、共工氏、神农、黄帝、少昊始的冠名，到虞夏商周设四辅及三公，从秦及汉初至平帝，孔光由太傅迁太师，到汉东京又废，献帝初董卓任太师及卓诛又废，再到汉末的废丞相，以三公综理众务，三省合班奏事，细述了三公、三师、三少和三孤的官衔演变，以及三省六部制的最终演进、确立。洋洋洒洒数万字的释义内容包罗了中国官僚体制的设置构架和演变发展，文化含量远远超出了其摹本《康熙字典》。从制度层面看，最能选拔人才、也最令人引以为傲的还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不仅是古人改变身份、地位和等级的有效法宝，也是古代国家录用人才最为有效的途径。《华英字典》对这一制度的介绍可谓不遗余力。如在第176页“儿”字部“元”字下，字典罗列了会元、进士、解元、举人、状元等称谓及其含义。在第746页“子”字部“学”字下，甚至有长达80个版面的相关铺叙。 马礼逊在《华英字典》中对中国人的帽子进行解释时，点明了背后的文化成分，如加冠礼以及顶戴与阶级官衔的关系；在介绍中国人的姓名时，从诸多大姓的来源、关于姓氏的书籍、中国出现姓的时间谈到法律禁止同姓结婚、每个人拥有名字的数目以及名字与人的个性的关系等。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西方读者真正读懂中国、走进每一个汉字的文化范畴成为可能。 在《华英字典》中，除了被尊奉在庙堂之上的经史子集，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也跃入了马礼逊的眼帘。无论《易经》《诗经》《书经》《孝经》，还是《礼记》《论语》《孟子》《荀子》，抑或是《左传》《史记》《汉书》《吕氏春秋》，都会在汉字释义中深浅不同地出现。有论者统计，《红楼梦》（字典译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里的“词汇及长句”在《华英字典》第三部《英汉字典》里出现最多。“在所引的215句文本中，有130句都出自红楼人物的对话，这些对话多为纯熟、地道的官话口语，感情充沛、句式丰富。”学者研究，在马礼逊其他相关的著述中，至少有三次提及《三国演义》。除此以外，《华英字典》在第128页“人”字部“倚”字下，也出现了“曹操依（倚）仗军（兵）威，决不肯和”；第479页“土”字部“在”字下，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第223页“刂”字部“刎”字下，有“（貂蝉）妾宁死不辱，遂掣壁间宝剑欲自刎”等，都是源于《三国演义》的释句。第18页“一”字部“不”字下，还解释了出自《水浒传》的成语“不三不四”，《西游记》的“（你）不看僧（金）面看佛面”也引用，但未点明出处。另外，《大明英烈传》《玉娇梨》《明珠》《好逑传》《英云梦传》《五虎平南》《快心编传奇》等小说都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引用。 整部《华英字典》也译介了中国浩瀚多姿的天文地理，乃至博大精深的医药养生等知识。如在第56 页“亠”字部“京”字下，字典在释义中介绍了“京都”“京师”，指出“天子所居曰京师”，“京，大也；师，众也”。北京是“目前中国的首都，通常被写作Peking”，而南京“是原先的首都”。在同一页的“亭”字下，字典还介绍了花园的亭子、八角凉亭，介绍了亭台楼阁的建筑和造型特点。在第512页“土”字部“堂”字下，字典图文并茂、极其详尽地描摹了中国古代帝王所建造的最神圣的建筑物“明堂”的建筑格局及功能效用，并且梳理了传说中“明堂”称谓的历史变革。此外，马礼逊还不忘突出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介绍了作为社会联系纽带的“明伦堂”、读书求知的“学堂”、主持正义的“大堂”“左堂”“右堂”以及“官府坐堂”，自然还宣扬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一大民情就是“谦逊”，语言上的谦逊便体现在“谦辞”“敬辞”的大量使用上。《字典》第17页“一”字部“下”字下，他指出“在下”是自谦的说法——“在下之下对上之称”，并说明“陛下”“阁下”“足下”的区别。与谦称自己相对的，是对对方的敬称，比如“内人”是称自己的妻子，而“尊夫人”则是对对方妻子的尊称。再拿风俗来说，“一乡有一乡之俗，一国有一国之俗……所以入国而必问俗也”，通过谦辞和敬辞能窥得中国世风世俗的冰山一角。明白中国的风俗习惯，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字典在很多汉字释例中，都不失时机地介绍了中国丰富多样的社会民情、风俗习惯乃至律令规矩。例如，在第303页“十”字部“卑”字下，介绍了“右重左卑”“天尊地卑”的传统认知标准；第337页“又”字根下，引唐代柳宗元的诗句“入郡腰常（恒）折，逢人手尽叉”，描述古人见面的行礼方式；作为外国人的马礼逊尤其没忘强调“将酒劝人并非恶意”（第337页）的酒桌文化。此外，中国各类警句妙语、俗话俚语，甚至对于街巷骂架、脏话滥语在《华英字典》里也有着生动的反映和引述。除了介绍常规字典里大多会摘录的如“朝三暮四”“三五成群”“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命世之才”“牡丹虽好，终须绿叶扶持”等长短不一的成语和典故外，马礼逊自开篇就罗列了诸如“好语似珠穿”“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总之，君子身可小可大，丈夫志能屈能伸”“好事不出门，恶事传（行）千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自古道，父债子还”“冤有头，债有主”等警句俗语。骂人的脏话滥调也得到了马礼逊的关注，如第188页“八”字下，他还专门介绍了“王八蛋”等词语的语义和用法。 马礼逊在字典编纂中融入了两个值得借鉴的理念：中外文化比较和中华文化传播；通过对中华文化的介绍来吸引更多的人学习汉语。这样的编纂理念不仅在当时是超前的、先进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华英字典》中所呈现出的汉字、汉语和中华文化融为一体的编纂模式和编纂理念，特别是对中华文化的广泛而颇具匠心的融入，不仅在当时是一种创新，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汉字、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大门，即使在当今的辞书编纂中仍然堪称一种范式，特别是跟海内外一些学习型字典“就文字说文字”“就语言说语言”的做法相比，就更不难看出《华英字典》的独特价值。 19世纪的许多学者特别是“社会进化论者”，把进化等同于进步，排列人类的种群与文化类型，并且把白种欧洲人排在最顶端，把他们征服的殖民地排在最低端。“语言优劣论”这一错误的思想在19世纪极为盛行，但马礼逊毫不犹豫地批评道: “将来有一天当有更多的人了解和熟悉汉语时，汉语的优点和缺点也会受到公正的评价。至今为止欧洲的汉语崇拜者和轻视者都忽视了汉字，结果他们没有给予汉字一个正确的评价。”在字典序言中，马礼逊从汉字起源、仓颉造字、汉字结绳记事说、六书等说起，介绍汉字的性质；马礼逊抓住汉字的本质属性，突出汉字的表意性质，并建议西方学习者学习汉字时，应遵循汉字规律，能够透过每一个汉字，了解它的由来，便于后期的记忆学习。马礼逊《华英字典》第二部《五车韵府》第二卷还为读者梳理汉字五体演变，包括小篆、 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此外，马礼逊赞扬了汉字对中华民族统一的贡献，他认为是汉字让中国统一，而欧洲的拉丁文字使得欧洲分成几个国家。他如是写道: “拉丁文字因时代发音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它的拼音，与之相比，汉字显得固定不变。也许汉字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的统一是有贡献的。如果中华帝国的所有方言都用拉丁字母来表示的话，书写语言之间就会像欧洲的一些国家一样出现差异。表现思维的书写语言区别于口语，这不正是语言不受时代变化影响的一大优点吗？” 从内容上看，《华英字典》富含对中国各派宗教哲学、神话传说、风俗礼仪、历史名人、音乐戏剧及天文学的介绍，以及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评价，堪称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作为世界上出版的首部双语字典，《华英字典》的编纂规模和独创性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华英字典》全面记录了中国近代以来中英两种语言初次大规模接触后产生的外来词语，这些词语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为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了解中国政治、文化、历史、教育、宗教、风俗习惯等提供了便利；《华英字典》中包含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包括中国经典诗文、白话小说、格言、谚语、俗语等，对其译介，马礼逊费尽心思。如对儒家经典术语的翻译，采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及直译、意译、音译、仿译等多种翻译手段，更好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文化成功地传递到西方国家。例如马礼逊对成语的译介，马礼逊往往采取直译加注的办法，如“一面之词”（One face's declaration）、“七手八脚”（seven hands and eight feet）；通过直译的方法，更好地保持原文内容，让西方读者先了解每个汉字的字面意义，之后通过注释解释成语的深层含义，从而更好地传递文化负载词的文化内涵。如“一面之词”解释为denotes what is affirmed on one side of the question not yet fully examined into; “七手八脚”解释为express the confusion caused by too many persons，being engaged about a thing. 此外，《华英字典》中收录了大量经典文献用例，如《论语》《孟子》《左传》《红楼梦》等，对“君子、礼、仁”等传统儒家文化词的译介，马氏往往采用音译加注的办法，如“君子”，音译为Keun-tsze，再对其文化内涵加以解释good man，honorable man，wise man。再如“仁”，音译为Jin，再加注进行补充perfectly virtuous和benevolent，音译儒学术语能够更好地凸显该术语的文化异质性，加注法对音译进一步注释、补充对译词，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对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词，《华英字典》的释义往往更具有综合百科的性质。如“卦”是中国文化特有词，马氏对其释义首先给出了“卦”的词性，动词或名词的用法、占卦的方法、伏羲创造八卦、八个卦象及方位，并用八卦的插图加以阐述，插图的使用使表述更有效、更直观。之后，马氏另起一段介绍宋代周氏对“卦”的阐释理论。第三段提到“卦”的通假义: 卦之言为挂也，挂万象于上也。需要注意的是，马礼逊在释义“卦”的时候，提到了宋周敦颐的阐释，周敦颐是宋明理学大家，马礼逊能够参照周敦颐的书来诠释“卦”，颇有见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对中国文化词百科书式的详尽诠释，使得《华英字典》自出版后，就广受西方读者的欢迎，也将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传播到西方。 同时，这部字典对近代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所保留的西方人对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语言实证，弥补了我国近代汉语研究的缺陷。 最后，《华英字典》还激起了早期中国官员了解西方世界的兴趣。林则徐在1839年南下广州查禁鸦片时，特地向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年－1861年）索要了一本《华英字典》的完整本。 马礼逊是比较系统地将中国文化经典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位西人。马礼逊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其创造的文化遗产远非欧洲哪一个国家能比拟。翻译中国文化经典将有助于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马礼逊在华期间，还从事了编写书籍、创办报刊等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马礼逊在华25年，总共发表了21本英文书，其中14篇与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有关。1812年，马礼逊翻译的《中国文学经典汇集》，包括《三字经》（The Three-Character Classic），《大学》（The Great Science），《三教源流》（Account of FOE）以及《太上老君》（Account of the Sect TAO-SZU）等在伦敦首次出版。 马礼逊来华的19世纪初期，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低谷时期。由于缺乏对中国这一神秘东方古国的接触和了解，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化、形象等的认识实际是狭隘且充满偏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充斥着民族主义或者欧洲情绪”的傲慢之见。马礼逊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努力，虽然具有明确的为殖民势力服务的初衷，但对《华英字典》的译介行为，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华文化的对外输出、增进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正确认识、推动异域文化对我国文化的接受认可并重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综合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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