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关军：像阿甘一样奔跑，像福克纳一样流浪 | 谷雨推荐

▲大学时代的关军（左一）

编者按

“十六年前，他在中国第一代互联网论坛中口诛笔伐，以一敌众，意外扬名；后来，成长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成为笔力最为深厚的记者之一。”这就是关军。十几年来，这位东北少年依靠父母认为几乎不可能独立生存的身体在北京立足，并在46岁的时候放弃了工作、选择不要孩子、和爱人在生活方式上保持独立——这一切都是为了写作。本文转载自地平线NONFICTION，讲述的是作家关军的成长史，追溯了他的童年，他的职业生涯，以及他对写作的看法。

中国阿甘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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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桃

美国作家福克纳说，我天生就是个流浪汉，不会为了急着要钱而工作。46岁的作家关军终于进入这种状态，年后他会去美国的东海岸穷游，之前他去过墨尔本、东京、约翰内斯堡等多个异国城市，他会在一个地方住上半个月，无所事事地坐在街头，偶尔跟陌生人打招呼。

他的同学和媒体圈友人都驰骋职场，生活富足而美满，只有他，辞职待业，如同一个鳏寡老人，我行我素。

对于这种独特的快乐，旁人谈不上羡慕，又无从鄙视。半生已过，他仍停留在十岁孩子的身高，苍白的皮肤上布满细纹，头发如同少年时般柔软，但夹杂着银丝。在极其瘦小的身材下，他的腿脚显得更加纤细，有些头重脚轻。但面对旁人投来的目光，他泰然处置，神态安然。

十六年前，他在中国第一代互联网论坛中口诛笔伐，以一敌众，意外扬名；后来，成长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成为笔力最为深厚的记者之一。再往后，人生难言好坏，年龄让他变得桀骜——他花数年时间写了两部无法出版的著作，似乎要将这个时代文人的困境拉入自家房门，独自品尝。

互联网时代，他的创作日益孤独，但执意往行。

会自己走路了

传说东北太子河是纪念燕太子丹被杀得名，蜿蜒的河流如同美人的裙裾流过辽宁本溪城。关军的童年就在太子河南岸的老城区度过。

父亲是本溪市中心医院的医生。一家四口居住在医院后面的一栋四层苏式小楼里。15平米单间里挤满了双层架子床、兰竹梅画纸镶嵌的木衣柜，14寸黑白电视机、吃饭用的圆桌等各种家什。

▲中心医院背后的老房子内（左一为关军，右一为关军的母亲）

对于自己幼时到底遭受了什么，关军记忆并不清晰。“就是出生时，母子都有危险，就抢救呗！当时生命体征很弱。”被挽救回来的小生命，一直生长迟缓，非常羸弱，会爬比别人晚，会走比别人晚。

在七岁上学的年龄，关军走路仍然不稳，特别是雨雪天，踉踉跄跄，看起来就像要摔倒。虽然小学离家只有300米，但在父母的顾虑下，关军没有被送去。在幼时的孤独时光里，他天天在家翻父亲和哥哥的书，上小学前，他已经能读简单的读物。但是长时间的室内看书让他眼睛高度近视。

后来，这个“后遗症”贯穿在他整个中年生活。光线不好的时候，他看东西会取下眼镜，像一个严重老花眼的老人那样眯缝着眼，仰着脖，眼睛凑到纸面上。在北京的雾霾天，关军几乎不看书，因为他不愿意打开电灯。“那我觉得不好，我觉得自然光看书更舒服。”

关军说自己“10岁之后就没哭过”，并开玩笑“眼泪在之前流尽了”——小时候，大他三岁的哥哥喜欢把弟弟当作恶作剧的对象，比如剃个见不得人的阴阳头，不把弟弟弄哭就不罢休。成人以后，哥哥对自幼体弱的弟弟极尽体贴，但长大的关军已独立得容不下照顾、甚至是亲情中的关照。每次从老家返京，关军故意不告诉哥哥具体时间，免得他又去火车站送站。

关军9岁时仍不能稳当的走路，但他强烈要求上学，并如愿以偿。小学前三年，在上坡下坡的时候，班上大个的同学就背着他。“我还背过你呢！”同学见面时会这样说。相比之下，那个他们当年背过地无比羸弱的小个子同学，却有着那么不安分的心，过着近乎另类的人生。

到小学高年级时，关军可以自己走路上学了。他对被人照顾有天生的抗拒。他试着走不太陡的坡，试着两级两级地蹦楼梯，试着和别人一起踢球，“上初中以前，膝盖就没有完好的时候”。老师说，体育课关军可以免了，他不想成那个“特例”，一定要跟着上。跑1500米，400米的跑道，倒数第二都可以“扣圈儿”。

“我不想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关军说起那段经历，“我不是自尊心特别强的人......但我还是有点自尊心。”气息间断影响了他话语的连贯。如今，中年关军走在街上越发显得瘦小，他仍然会被别人注视，朋友见面离开时有的会提醒他——“走路小心点”。他会有些生气，“难道我是一个看起来会跌倒的人么？”

▲少年时的关军，右边为哥哥

他不是梅西

青春期的恐惧随之而来——15岁的关军没有再长高。父母四处寻医问诊，甚至带他到了北京和上海，最后无果而终。关军后来逐渐认识到，可能是因为体内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导致地发育迟缓，如同梅西。少年梅西被一种病症困扰，13岁时，他的个头只有9岁孩子那么高，但巴萨（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慧眼识珠，将1米4的梅西招入麾下。通过精心治疗，梅西的个头长到了1米69。

关军永远无法企及梅西的幸运，个头停留在15岁那年，他隐隐约约感到现实的残酷， 也曾莫名的担忧人生，“如果再不长高，将来娶不到媳妇儿该怎么办？”

后来，“找到媳妇后就不担心了。”他低声说，带着羞赧，另有一股笑意，可能是一点小得意。他对自己的声音并不自信，那是一种独有的嗓音——类似于“公鸭嗓”——这是他后来自己分析地，音调有时从肺腑远道而来，气息轻细、微弱，时而有断续哽噎。“原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觉得自己说话难听”，后来研究，发现是发声部位不同，常人用胸腔配合发音，我的声音似乎来自腹腔，所以特别害怕坐软沙发，“要不支着，就说不上来话”。

进入初中，那个跌跌撞撞跟着足球瞎跑的少年，身体竟意外地强健了不少。虽然自如地行走，对于他意义重大，但对于自由的某种偏执的追逐，从此在足球上一发不可收。

1985年，关军刚刚迷上足球不久，中国足球史上最著名的悲剧就发生了——因为在世界杯外围赛输给香港队，爆出天大的冷门，北京发生了严重的球迷骚乱。中国足球的悲剧性命运，从此循环往复，15岁的关军，则渐渐随之显露出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秉性，想做一些“拯救”中国足球的事情。

在高中，他组建了该校第一支民间足球队，名叫“亚历斯”，许多年以后，他很奇怪，那拨学生中最优秀的十多个球员，为什么就听从了这个矮小笨拙的菜鸟的召唤，“我要是上场，球皮都摸不着，当然，也不可能让我踢比赛。”

后来进入辽宁大学，他又拉起大旗，组建了该校的球迷协会。幸运的是，从来没有人质疑：你这身体条件，和足球扯得上关系？

一位小学初中与关军9年同班的同学琢磨，关军总能找到一种办法，规避自己的弱项，做成自己想干的事情。心理咨询师肖慧明曾与关军在《本溪晚报》共事，后来成为最了解关军的朋友之一，她认为，排除身体因素，关军对自己的智商、情商是有“底儿”的，对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足够清楚，这给了他行动的能力。

1995年《阿甘正传》风靡中国，十年后，在中国第一代贴吧、博客中，有一位活跃的知名体育评论员，网民叫“中国阿甘”，那就是关军。他的确觉得，自己身上有阿甘的影子——在乡间小路上，上小学的福瑞斯特（Forrest，“阿甘”的名字）在同龄男孩的追打中不协调地奔跑，笨重的脚撑和机械的动作让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他越跑越快，脚撑在泥土中撕裂、飞溅，福瑞斯特自由了，他如同森林中挣脱猎人牢笼的小鹿，飞奔向新的人生。

“阿甘”的战争

小学初中时，关军在文学上的天赋已经显露。我问他好到什么程度，他说其实写得并不好，只是会揣摩老师的心思，知道什么样的作文会拿高分。

但是后来在《南方周末》做编辑的关军曾写了一篇叫《傻波依》的长网文这样描述：“无论作文比赛、数学比赛还是其他乱七八糟的知识竞赛，我都是这所学校的首席代言人。”到高中时，“我在本年级的600多人里，写作文是教科书”。针对这些，后来关军说，这些记录青春的文章纯扯淡性质，半真半假。

上大学以前，关军还怀有一点写作梦，与“拯救中国足球”的梦想同样重要。但是遇到室友李海鹏之后，他发现对方才是文学上的“天才”，人家读过的那么多西方作品，自己连听都没听过。关军不再写诗，决定再也不做作家了。后来，李海鹏在电话中奇怪地说，是啊，大学四年，我从来没有看到关大（关军）写东西！关军并没有因为不能做作家而产生情绪和行动上的反应。“当时想的，不能做作家还能做个二流编辑啥的”，对于自己才能界限，他从不执拗。

辽宁大学的生活让关军如鱼得水，远离了事无巨细叮咛照顾的母亲，再也不会有人对他有不同的待遇。他太清楚，自己虽然个头小，但和所有同龄人一样，他不是侏儒，也不是残疾，只是个头矮小瘦弱而已。的确，大学宿舍的室友并没有给予他特殊的照顾，包括打开水、食堂抢饭、组建社团，他公平地参与了竞争。

每到饭点，那些年轻人像疯了一般冲向食堂，似乎不是去打饭，而是进行一场荷尔蒙的比拼，无人能解释那时为什么食堂没人排队。各个窗口人山人海，打完饭的同学挤出人堆，再加入打菜的大军，后来经过战术总结，宿舍同学开始两人结对，一人负责打饭，一人负责打菜。关军负责打饭，他会溜边儿进入人群，在某一个拥挤的瞬间，穿过胳膊下的缝隙，顺利完成任务。 

▲大学时的关军（左一）

他在宿舍年龄最大（比同龄孩子晚两年上学），个头最小，按照年龄排辈，被称为“关大”。因为在校园组织机构中活跃，他成为校园的一方“名人”，让“关大”的称呼广为流传。然而，毕业季的残酷并未因为这些美好而停止到来。

在毕业离校的前三天，关军和宿舍的同学们搞了一个party，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他人生最昏暗的时刻。大学四年，他也曾对就业有些隐隐地担忧，但他组建社团，在校报、广播台撰稿，他比别人更卖命地积累资本，展示才华，在省内多家大媒体实习。在中青报辽宁记者站实习时，他曾写作一篇深度特稿发表在中青报《冰点周刊》头版头条位置，这都是他的底气。他认为以自己的才华和在写作上的兴趣，完全可以拿到进入沈阳报社或电视台的分配指标。

聚会那天，关军什么也没有得到。报社、电视台挑走了浓眉大眼的，虽然相对女生，男生优先，却没有他，最后一个留在沈阳的机会是在辽宁大学校报当编辑，但被一个更会跟领导搞关系的哥们儿拿走了，他被分配到家乡本溪的一个钢铁国企——他根本就不会去那里，“这是最坏的选择，到那儿能干什么呢？”

那时候，沈阳多好啊，省会城市，经济发达，观念开放，是他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他觉得沈阳好过本溪百倍，就连沈阳话都比本溪话好听。但是，他选择回到《本溪晚报》，当编辑——没有编制。“那是对分配不公的一次反抗，也是为自己保留一点理想的空间。”当时没有编制在关军父母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就如同流民和当官的区别。在这次离别聚会上，同学相互留言，在一个同学的留言本上，关军写了最后一首诗，大意是说，“祝大家前程似锦，而我就算了吧！”

“这并不是自暴自弃，而是内心的沮丧和不甘。”父母跟他说，“你自己在外面瞎混什么”，回来挺好，这也算一个安慰。

时间又过了三年，已经获得《本溪晚报》编制和总编室副主任职务的关军终于离开本溪，他知道，只有重新回到沈阳，才是对离校那年不公的补偿。他进入国内第一批体育类的市场化报纸——沈阳《球报》，仍然没有编制，他的想法是每个月有1500元的工资就好，因为《本溪晚报》的工资是800元，但是在沈阳需要租房。但实际工资是7000多块，拿到这笔巨款时，关军与毕业分配的恩怨化解了，他证实——自己可以在这个社会生存并活得很好。

“我终究不是一个光想着谋生的人”，二十年后关军回忆，“我需要变得更好，到一个更有视野的地方去”。在沈阳《球报》工作两年后，他转战北京，进入办报理念和水平更先进的体坛传媒旗下的《足球周刊》。大家也很惊讶，在那波同学里面，瘦小、表面懦弱的关军竟是第一个走出沈阳的。

如果不是那次骂战，关军仍是《足球周刊》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编辑。2001年，《体坛周报》用150万年薪挖走足球女记者李响，“天价转会费”引起了国内足球男记者的围攻。关军在网络推出了一篇4000字长评论《群殴 嫉妒 神化 思辩——误读李响》，批判以体育名记李承鹏为首的男记者们对一位女记者的妒忌和“群殴”。既无名气，又无主流媒体背景，被称为“足球圈的小哥们”的关军如同一只突然触动的老鼠，冲撞惹怒了一批体育圈已风声水起的名记大猫。

李响后来回忆这件事。“当时’李大眼儿’（李承鹏的网络绰号）还用非常尖酸刻薄的话骂关军，类似于说，再怎么做，他都是一个矮子…网络上，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李响觉得很惊讶，因为当时她跟关军只见过一面，关系不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站出来挺她。当他们事后又一次见面时，李响对关军说，你其实不用站出来给自己惹这么大麻烦。关军憋出一句话，“当时实在是忍不了了！”

但是，正如当时跟他骂战的那些名记所担忧的那样，从那时起，关军的文章开始被大众所知。

关军陷入网络骂战并非独例。2012年4月，关军在微博发言力挺韩寒触怒木子美，最后惹得一身臊气；2013年年初，在“南周事件”刚刚发酵时，在没有预料到之后会参与这一事件写作前，关军曾给新闻管制“代言人”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写了一封网络公开信。

2003年，关军告别从业四年的体育媒体圈，进入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南方周末》，开始正式写作深度特稿。2006年，新闻管制导致南方周末大量选题胎死腹中，也有稿件无法发表，关军在和第一位进入《南方周末》任职的宣传官员张东明大吵一架后，愤然离开。他选择了《体育画报》，做一个他痴迷的体育圈的记者。阿乙是当时《体育画报》的编辑，他在我的采访中自始至终对关军都使用尊称。“虽然关军个头瘦小，但是熟悉他的人从来没有觉得，他和常人不一样，他比常人更正常。”阿乙对关军的尊重仍是来源于关军的独立人格，那时体育报道圈的风气是依附于明星关系，从来不说明星的不好，但关军不喜欢这样。阿乙认为，关军不是一个会屈服的人。

记录“大事件”

2014年4月，北京已经开始渐渐暖和起来，关军将原《南方周末》新闻版块执行总监曹筠武、编辑叶伟民和头版编辑杨继斌叫出来聚餐，这是南周事件中最核心的三位编辑。南周事件不了了之后的一年间，压抑、沉闷笼罩着编辑部，三位编辑陆续离开。在这一年中，他们也曾抗争过，看是否能够在报社有上升的空间，证明此前抗争未能影响职业前途，但得到都是预料之中的失望。在和关军见面时，他们告别了自己喜欢的媒体采编岗位，选择了物质回报更好的互联网行业。

而经过一年多时间，关军的采访已进入尾声，后来这成为关军深度纪实作品《打帝国》的最后场景。

时间回到一年前的那个晚上，2013年1月6日的晚上，《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关军给曾经的大学室友、前《南方周末》同事李海鹏打了电话。他即将做一个重要决定，这一天，伴随着《南方周末》官方微博被抢，南都事件已经从某家媒体与政府之间争取新闻采编独立的冲突演化为涉及言论自由更广泛的社会事件。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历史事件，多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告诉他，媒体将不会被允许公开报道，他打算以个人身份来记录事件全程。

这件事伴随着难测的风险，但关军并未纠结，他担心的是自己《南方周末》前员工的身份是否会影响到记录的客观性。但是电话中，李海鹏的答案是，不会——因为国外也曾有过类似的个人记录，客观性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这让他想起了2009年创作的奥运纪实作品《大脚印儿》，那是他第一次创作媒体职务之外的非虚构作品，在那部作品中，他找到作家的感觉，并将那部作品定义为“最初的写作”。关军很清楚，作为专注于非虚构的作家，自己不是十字绣爱好者，耗费心力完成一部作品只是为了将它挂在自家墙上。和其他作家一样，他也渴望作品广泛传播，虚荣心得到满足。“但是，若要让我为了这些而放弃无障碍表达的权利，我确实再难做到”。“在漫长的媒体生涯里，我的职务作品都是经过自我审查和审查之后才得以刊发，也有的直接死掉了。我这个人，对那样的痛苦的耐受力比较低，所以，一旦我不需要靠写东西谋生，自然就非常渴望完全自由的表达。”

“现在想想，我觉得这么多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坚持了自己的东西。”在考虑片刻后，他回答了我一直在追寻的答案。

在采访《打帝国》的末期，关军采访报社高层，第二天就被上级部门从《南方人物周刊》除名，然后是微博账号、豆瓣账号、微信公号被封禁，没有任何官方的解释。他认为，这是对他个人写作的一次无声的惩戒。

但压力来自更深层的的恐惧，那就是你不知道下一步还会面临什么。“要是我一个人就很好办了，但是你有家人，你就不得不考虑他们。”在网络账号被封的那天，关军感到了一丝寒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耗时一年多而无法发表甚至不能传播的作品被放进了电脑文件夹。在时间的空气里，它的窝藏也成为了关军内心淤积的烂泥，沉闷、压抑地化在了血液里。关军也在反思和总结，他说，经过这两次“大事件”的写作，如今他更倾向于在自由表达和充分传播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什么是对的生活

从《南方人物周刊》离开后，关军在观念上发生了一次转变——他不再将写作当成谋生的手段——也就是说，想从“写作”这事儿上获得物质的保障和提升，纯属妄想——这是写作《大脚印儿》和《打帝国》最直接的经验。虽然，他知道自己就是为写作而生的，如同当年他在家乡党报做一个没有编制的记者，他走出本溪回到沈阳，依靠父母认为几乎不可能独立生存的身体来到北京，他选择不要孩子，和爱人在生活方式上保持独立，一切都为写作而准备。

但《打帝国》带来的压抑和烦恼，以及一次100天的农村采访产生的困顿，使得关军有些疲惫。于是，放下那些常人看不懂的内心追逐，让职业更像一份工作，他加入网易组建“人间”非虚构平台，职务第一次从内容创作的“主笔”进阶到从事编辑管理工作的“主编”。但现实中，矛盾仍然无法消解，忙碌的工作没有让他获得内心的安宁，他发现距离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越来越远。在网易人间平台成型之后，他决定离开，工作了10个多月。

此后，关军曾非常短暂地就职于乐视体育，其实并没有想明白要去做什么。“仅仅是以往的惯性，待遇好，又自由，就答应呗。”但短短两个月之后，他再次决定放弃这种有些鸡贼的工作状态。

他开始反思，过去十年，他到底在做什么？

在《体育画报》写作《大脚印儿》后的三年，他频繁地更换媒体，《中国新闻周刊》、《智族GQ》、《南方人物周刊》——光鲜亮丽的主流媒体，但都无法呆得长久，工作时间长则一年多，短则几个月，周围的朋友看不出其中的逻辑。而他自己清楚，他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媒体记者的身份，创作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作品。真实情况是，在职务写作的限制下，他根本无法花费精力写作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距离这些年来精心铺设的道路，他越走越远。

“说一个可笑的话，这十年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本来可以写更多的东西。”他低头，似乎想做点掩饰这种愚蠢的小动作。2016年7月，在本溪太子河北岸社区的茶馆里，关军和心理咨询师朋友肖慧明见面。肖慧明一直关注着他——那个曾在《本溪晚报》共事的小个头编辑，十八年过去，他已成为一名作家，青年时的瓜子脸变得瘦削，苍白的皮肤上浮出皱纹，但身材仍停留在十岁孩子的身高......应对大街上投来的目光，他神态安然，话语平静。

他交流了内心的焦虑——“知道什么是对的生活，但是还没达到”。11月初冬，我和关军一起拜访肖慧明，这次他自己作了回答，“现在已经完全突破这一点了，写不写我都无所谓了，也不会考虑别人怎么看，接受不接受。”

不上班，关军也能生存，这是最近才想明白的。我问他现在每个月开销多少钱？两三千，他很坦诚。足够了，他说自己对物质没有太大追求，人大食堂一份饭菜才10块钱，每个月除去吃饭、交通，他还能和家人外出吃饭，偶尔看看话剧。他的生活几近简朴，从不胡乱花销，回老家有时会选择普通列车，独自出游会选择廉价航空和青年旅馆。他还对理财小有研究，已在北京攒下两套住房，其中的一套还能收租。

从9月开始，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写作硕士班当一名“全职学生”，虽然有人提醒他，“你都可以去当别人老师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一场仪式，他要借此达到让内心回归。

▲回到校园的关军（左一）

在肖慧明的木质飘窗上，花茶已经喝了一半。这位心理咨询师往每个茶盅里加了些茶水。“就像一朵花，就自己开着，闻不闻是你的事儿，这是一种更加进退自如的状态。”

“做到这一点，有为、无为其实没什么差别，当你再入世时，你的能量更大”，她突然抬起头，面对关军：“关军，到五六十岁，你还能再辉煌一把。”关军脸上还是习惯性的笑意，他下意识地微微晃动下巴，不做回答。

我问关军，“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理想状态？”“像阿乙这样，有一些社会和市场认可的作品，有不错的版税，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于是，我打电话给作家阿乙，他说，现在无业啊，过着闲散人员的生活，如果说收入，就是刚刚够活，差不多一个月一万块钱，没钱付房贷了，赶紧写两篇稿子挣点稿费。阿乙说，有没有工作，有没有钱，没关系，我就是享受这种状态。

在12月的一个周末，我还预约了关军的同学李海鹏，发现他忙得要命，电话预约的采访时间被推迟了好几次。这是一种与关军截然不同的生活。我问李海鹏,什么是他最想要的状态。“到一个像马尔代夫那样的地方，游游泳，晒晒太阳，吃吃海鲜，那儿（呆久了）太贵了，然后可以去泰国......”说起这些,李海鹏似乎已经感受那种惬意，电话那边发出了稍显轻松的笑声。

“就像关军那样，你也可以做到啊！”

“我不可以…我还要给我的小孩好的教育，我需要给将来的生活储备一些积蓄…不光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我哪儿有时间啊？”

真实的生活能够让人体会到生命的进程，46岁，关军瘦小的身体更像一堆骨头、皮肤和少量脂肪的组合，看不出饱和度。身体的小毛病开始出现，“一会儿觉得眼睛花了，腰也不舒服了，背也不舒服，你会意识到面临衰老加剧的过程。” 在北京的家中，他每天为自己做早餐，早上是面条；上午他会在网上跟外教上英语课，然后记单词；中午还是面条，但是会换换花样，拌面变成汤面，里面会加几样菜。下午看书。在这一天中，还夹杂着一次喂狗和遛狗。

这是一只灰白长毛的雪纳瑞，长长的眉毛和胡须下垂，关军称之为“长者”。每当“长者”摇着尾巴过来讨好关军时，都会遭到冷遇。关军透露了对狗的潜台词，“我不喜欢陪伴，你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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