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3·11”大地震纪录片导演：拍摄是有暴力性的，很多记者没意识到这一点 | 谷雨访谈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i0023m1z0ge&width=500&height=375&auto=0▲纪录片《和唱》片花

“灾难之后，人应该如何活下去？”这是纪录片《和唱》所探讨的话题。它讲的是一个日本东北部宫城县南三陆町的高中合唱团女生，在因2011年“3·11”大地震海啸失去5位亲人和自己的家之后，与父母一起重建生活的故事。

“不是我想拍，而是我应该拍。它的主题不是对受害者展示怜悯，而是要展示人们在绝望中怎么找到希望。”《和唱》的导演榛叶健说。看了它，一位想自杀的女人，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她在海啸中失去了弟弟和母亲，一度不能原谅自己没有救出他们。近日，谷雨专访了榛叶健，探讨了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

“3·11”大地震后的日本

01 10  “3·11”地震两年后灾区海边的日出。在日本东北地区，人们会为早夭的婴儿准备风车，作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玩具。

02 10  海啸发生后的南三陆町政府灾害预防部大楼。

03 10  2016年，在海啸中失去妻子的消防员对着大海祈祷。

04 10  失去妻子的消防员在妻子遇难地祭祀。妻子遇难时，他正在扑灭因大地震引发的大火，此后他一直谴责自己未能救出她。

05 10  如今，人们在海啸遗址前建起了高高的防波堤。消防员很难再找到妻子的遇难处了。2017年3月10日拍摄。

06 10  每当“3·11”地震周年到来时，人们都会在宫城县大川小学门口摆放鲜花。这个学校的74位小学生和10位教师在海啸中丧生。

07 10  相片中是海啸前的宫城县大川小学。

08 10  海啸后的宫城县大川小学。

09 10  大川小学为纪念去世孩子插的风车。

10 10  灾区学生在集体观看《和唱》。

这部纪录片让日本“3·11”大地震灾民重拾希望

作者：陈默  翻译：土屋祐辅

▲《和唱》主人公走在海啸后的废墟中。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一个女人想赶在地震引发的海啸到来前救出母亲。营救路上，她遇到了弟弟。弟弟说：“姐姐，我去救妈妈，你去山上避难。”她同意了。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弟弟和母亲都死于海啸。此后，这个女人一直觉得是自己害死了至亲，她不应该活着。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叫《和唱》（注：“和”是和谐、和平之意）。它探讨的是这样一个话题：“灾难之后，人应该如何活下去？”

《和唱》的主人公是一位高中合唱团女生。她住在日本东北部大地震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宫城县南三陆町，大地震夺走了她5位亲人的生命，摧毁了她距海边只有30米的家。此后，她住过避难所、简易房，继续参加学校的合唱团、读书、高考，日子看似平静，却充满艰辛。但在地震之后的绝望中，她一直在努力寻找希望，和父母一起重建生活。

看完这部纪录片，文章开头那位认为自己不应该活着的女人慢慢原谅了自己，决定继续活下去。

3月18日、19日，《和唱》在北京放映。导演榛叶健也来到了放映现场。以下为谷雨故事对榛叶健的采访。

我不想故意让她说丧失5位亲人的悲伤 

谷雨：“3·11”大地震发生后，你是何时去到南三陆町的？你是如何发现主人公这个女孩的？

榛叶健：我生活在大阪，那里到南三陆町坐车要一天。当时我不是为了拍纪录片去的，而是和志愿者乐队的朋友一起去的避难所。到南三陆町时是2011年5月1日。

遇到主人公纯属偶然。在第二个避难所演出时，我看到了听着歌哭起来的一个少女。唱歌的那个歌手不是很有名，但她为什么流泪呢？我想，她的心里应该有与歌有关的一些事情。避难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她是高中合唱部的。少女被请上台和乐队一起唱歌，他们唱的歌，就叫《故乡》。

主人公的5位亲人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离开避难所时，我非常小心地问她：“愿意带我去你原来的家在的地方吗？”我怕伤害她。意外的是，她回答：“可以啊。”第二天，她带我们去了那个地方。

在那里，她哭着说：“如果下次在我爸爸妈妈身上发生什么灾难，我会不惜生命地救他们。”而我在10分钟之前刚了解到，她的爸爸是继父，和她没有血缘关系。我越来越感到，她和她的家人之间，有一种比血缘更重要、更深厚的东西。那时候，我就想应该能拍一部以她为主角的纪录片。

应该说，不是我想拍，而是我应该拍。它的主题不是对受害者展示怜悯，而是要展示人们在绝望中怎么找到希望。不仅仅因为地震，因为战争、贫困，在这个世界的很多角落都有绝望的人。希望他们能由此迸发生命的活力。

谷雨：要反映这个主题，拍摄对象还可以有很多，比如媒体报道过的寻亲者。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地震中失踪，他们一直在寻找。为什么你选择了拍摄一个普通高中女孩的后地震生活，记录她在地震后参加高考、住在简易房里的故事？

榛叶健：因为我希望拍下她真实的姿态，让同时代的人看到这部电影，就能有切身感受。

电视节目、电影都一样，拍摄者都希望拍摄激烈的题材。激烈的作品当然很重要，观众会因此非常感动，感到受灾群众很可怜，但对于没有受灾的人而言，以这样的非日常人物为题材，非常脱离灾区的现实。观众身处很安全的地方，会感觉是在看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事。

主人公以前也说过，有很多人的经历比自己更艰难。如果观众能通过她感受到灾民的心理状况，我会很欣慰。

谷雨：主人公失去了5位亲人，但纪录片中并没有涉及这部分。为什么？

榛叶健：这个很难回答。见她的时候，我没感到她对失去5位亲人的非常强烈的悲痛。不是她没有感觉，而是她那时非常珍惜还活着的妈妈和爸爸，想和他们一起重建生活。对于失去亲人这件事，爸爸非常伤心，而主人公要挽救爸爸（所以必须表现得很坚强）。

主人公不想刻意说丧失5位亲人的悲伤，所以没有拍到这部分。这只是真实的重现。

拍摄是有暴力性的，很多拍摄者没意识到这一点

谷雨：以《和唱》为例，在拍摄灾难性纪录片时，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榛叶健：这样的拍摄很敏感，尤其是拍超过1.8万人丧生的“3·11”大地震。对于幸存者来说，拍摄可能给他们带来压力，所以拍摄时，我不愿让自己像记者，不愿有“我今天就是来采访你”的态度。我希望自己没有存在感，像是空气，所以我经常不说话，就是一直站在那里拍。越不对拍摄对象施加影响，他们越能表现出真实的样子。这就是《和唱》的一种姿态。

经常有记者会问受害者：“你现在的感受如何？”这样的问题会给后者压力。他们那时的回答，不一定是真实的心里话。纪录片就是要找到他们心灵深处的回答，所以我拍摄，就好像在做心理咨询。但这样的回答，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会说。这段时间因人而异，可能一年，可能五年。

我刚采访主人公时，她表现得很坚强。过了一年，在“3·11”大地震一周年的纪念警报马上就要拉响的那一刻，她哭了起来，这才说出心里话：自己是很软弱的。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我很感谢她。对她而言，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谷雨：拍摄时，你遇到过伦理困境吗？

榛叶健：有很多。我总是觉得，“可以拍下这些吗？”我花很多的时间考虑这件事情。

拍摄是有暴力性的，很多拍摄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很大的问题。拍摄行为并不是伟大的、了不起的，相反，拍摄有可能进入被拍摄者的心里，伤害他们。所以在拍摄时，我总是觉得我应该谦卑。拍摄受害者时，应该非常关心、体贴他们。这很重要。

谷雨：这个时候，最不该问的问题是什么？

榛叶健：灾区居民给我说过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个记者去问灾区的人：“有比你更悲惨的人吗？”这个提问是完全不应该的。

谷雨：所以有的问题你知道回答会很精彩，但你不会问？

榛叶健：我基本上不问灾民。对我来说，问灾区民众，他们的回答就成了我所想要的。最重要的不是让灾民演出自己所希望拍摄的，而是要拍摄他们真正的样子。所以我就默默地拍摄。

谷雨：所以你给自己的定位是纯粹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介入者？

榛叶健：准确地说，我也提问，但非常简短。我自己的发言越少，被采访者的发言越多。当然，这种手段效率非常低，不适用于时间紧迫的采访。纪录片可以花一两年的时间，所以我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让《和唱》看上去像是主人公自己在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可以带来真实感。

有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倾听

谷雨：通过你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大地震之后，因为绝望，很多人有自杀的念头。他们后来是怎么找到生命的意义和希望的？

榛叶健：三陆地区的海啸六十年到八十年发生一次，一次有几百到几千人丧生，但还是有些人选择在那里生活。拍摄的时候我了解到，这是有原因的。三陆地区有非常独特的家庭关系，它可以分为三类：家族、亲人、亲类。家族是至亲，比如父母与子女。亲人就是祖孙各代。而“亲类”这个概念很关键——在三陆地区，人们所说的“亲类”，跟日本其他地方所说的完全不一样。在日本东北地区的村庄中，有很多人的姓是一样的，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会对彼此说：“我和你在一千年以前应该是家人吧。”

这种模糊的亲类关系非常重要。在遇到灾害时，如果一个家庭的父亲去世了，一个家庭的母亲去世了，这两个家庭的其他大人就会在村里一起养孩子。因为这样的社会习俗，即使遇到很大的灾害，人们也可以通过互相帮助活下去。

我采访过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灾民。灾后一两年，很多老年人因为没人照顾，孤独地死去了。为避免这样的情况，有学者建议让几个人在一个房子里共同生活。很多人表扬这个想法非常先进，但在日本东北的三陆地区，这样的习俗早就有了。这里可以说是“共同生活”观念最先进的地方。尽管发生了这样大的地震，人们还能活下去，这就是秘诀。

说到自杀的话题，有一个趋势：地震发生两三年后，自杀的人就会增加。阪神大地震时也是一样。刚发生地震时，受害者都在避难所，可以说是平等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会从避难所离开，回归正常生活。在避难所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留下的都是生活能力比较差的人，比如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在复兴和重建的过程中，他们感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存在，所以选择自杀。

对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做什么？惟一的办法，就是在他们的旁边坐着，倾听他们的心里话。就像做心理咨询，一直倾听。说出苦恼，他们的心情就会好一些。有人倾听，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希望。

谷雨：在这样的时刻，你会拍摄吗？

榛叶健：如果拍摄，倾听就不是倾听了。重要的是挽救他们，阻止他们自杀，让他们继续活着。而且自杀的念头涉及个人隐私，把它作为作品播放，未必合适。

当然，如果他们允许我拍摄的话，我可以拍。这方面的节目很少，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到他们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阪神大地震发生的第三年，我的团队拍摄了一直留在避难所中并试图自杀的人。这个采访很难。有人说我不应该播放这样的阴暗面，但我还是对外播放了，因为不容回避。没人愿意看试图自杀的人，所以这个片子收视率很低，但我还是认为它很重要，我应该拍。

谷雨：在你看来，《和唱》中的主人公在绝望时，是什么让她获得了希望？

榛叶健：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她继父的话。地震后两天，继父来到她的学校，对她说：“回家吧。”主人公想，家已经被海啸摧毁了，哪里还有家？但她过了不久就明白了，家不只是房子，还包括家人。她也明白了，继父是真正把她当自己的孩子。所以我采访她时，她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算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救爸爸妈妈，这就是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歌，尤其是合唱。合唱不能由一个人进行，必须与别人沟通。这是地震发生后，大家互相帮助活下去的象征。所以主人公从大阪过来的志愿者合唱团human note的歌声中找到了共鸣。

传递真实的作品非常重要

谷雨：在《和唱》中，你是如何在细节处展现从死亡到重生的过程的？

榛叶健：比如片子中的鸟的颜色从黑色变成白色：最初出现的鸟是乌鸦，在中间出现的是鸢，最后出现的是海猫。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地震遗址的献花台前，观音围着的围巾消失了。它是在春天掉落的。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冬天过去了，人们迎来了包含一丝希望的春天，心理负担也卸下来了。

谷雨：这部片子播出后，最让你感动的反馈是什么？

榛叶健：在地震发生后到海啸到来前，有40分钟的间隔。一个女人就利用这段时间赶回家去救母亲。在路上，她遇到了自己的弟弟。弟弟说：“姐姐，我去救妈妈，你去山上避难。”她就去了山上。她的弟弟和母亲后来都死于海啸。

这个女人一直不能原谅自己，觉得是自己杀死了弟弟和母亲，她也没有资格活下去。看了《和唱》这部纪录片，她才慢慢感到自己被允许活下去。

谷雨：你还拍过与“3·11”大地震有关的纪录片吗？

榛叶健：今年9月，我的新纪录片《跟被辐射的牛一起活着》会上映。它是关于福岛核泄漏事故的。主人公是几位农夫，他们养的牛受到了辐射，这让他们陷入困境。片子是别人用了5年时间拍的，我作为制片人，剪辑了这些视频。

谷雨：据你观察，从“3·11”大地震到现在，反映这场灾难的日本纪录片有什么变化？

榛叶健：现在有关“3·11”大地震的纪录片主题非常多。作品的变化很难讲，但观众的变化很明显——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些片子不真实，粗制滥造。所以我认为，用心拍摄记录片是非常重要。

《和唱》来到北京放映，我非常高兴。希望看这部电影的中国观众把信息传递给别人，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记录片。我也相信这是通往和平之路。

谷雨：对你影响深的纪录片导演有哪些？

榛叶健：有一位是横山隆晴。他拿过日本播放大奖，在日本的纪录片领域非常有名。他也拍过很多有关日中关系的作品，主人公包括从中国搬到日本的小学生，也包括为了帮助上海家人在东京工作的中国父亲。

在这里要说一个故事。《和唱》中，有一个高中毕业仪式的环节。一个人拍摄毕业仪式非常难，而且它是无法重拍的。在拍摄前不久，我曾告诉横山先生这件事。毕业仪式那天，他突然从很远的地方到了现场。他说自己是偶然来旅游的，刚好赶上毕业典礼那一天，但却带着摄像机。我知道，他理解我的辛苦，是特意来帮助我拍摄的。我非常感动。

还有一个人我应该提到，那就是我已经去世的父亲。（注：榛叶健的父亲也是纪录片导演）。他没有直接教我拍摄，但是我一直看着他在家默默工作的样子。他对我影响很大，直到现在，他一直活在我的作品和心里。

关于榛叶健

榛叶健，电视节目制片人、纪录片电影导演。1963年出生在东京，1987年进入阪民放局。围绕犯罪、历史、自然、体育等题目，制作了许多题材广泛的纪录片。曾获日本电视技术协会奖、关西写真记者协会奖、坂田纪念报界奖等多数奖项。1995年以后，制作了与阪神大地震相关的15部纪录片。其中的《with……年轻美术女作家的生涯》于2000年在日本国内首次放映，获得“日本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奖”“亚洲电视奖”“纽约盛典优秀奖”“上海电视奖”等奖项。因为反响强烈，2001年，该片在添加新的情节后，作为日本的电视记录片节目首次被制成电影，现在仍然在全日本广泛上映。“3·11”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榛叶健多次自费往返于宫城县的三陆地区，拍摄了《和唱》（UTAGOKORO）系列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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