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寺之法门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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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易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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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创建之功非释迦牟尼莫属,但是,佛教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印度国教,走上国际舞台,成为世界性的宗教,阿育王功不可没。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阿育王,佛教也许只是流传于印度民间的一个宗教团体。这一点,我们从阿育王寺舍利塔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印度佛教发展的最初阶段,还没有佛像的制作,佛的说教只能靠口头传诵。佛徒所到传经才能所至。在宣传的理论上,这种传播属于最低级、最不可靠,也是最吃力不讨好,最终经常会人走茶凉,意义不大。而佛的真身舍利就充当着一种信物和媒介的作用,它不仅形象直观,而且有着神奇的魅力,更利于教义常驻,使宣传的理论幻化为实物,有了具体的承载。从某种角度说,舍利塔的出现是佛教传播的一个里程碑。稍后,这种塔形制变化,由低到高,由小到大,逐渐成为一种佛教特有的建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佛塔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的是一个地理标志物,就如同今天的肯德基、麦当劳一样,看到标志就知道那是什么所在,尤其是作为当年建筑高度普遍较低的时代,佛塔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有“摩天大楼”一样的魅力。
我觉得,作为一套理论,戴什么帽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信众。如果无法取得人信,没有信众,那么,即使再先进的理论都只能束之高阁,甚至默默死去。而要获得人信,拥有信众,就不能不讲究宣传的艺术和策略。显然,阿育王在这方面为佛教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阿育王被誉为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在当今印度共和国国旗上,绿白黄三色中间有一个醒目的蓝色法轮,就是为了纪念阿育王的伟大功勋和他那戏剧般的转变所带给印度的深远影响。他本人的传奇故事,更是作为佛教的经典广为流传。
阿育王是佛教宣扬“立地成佛”的一个成功典范。他的祖父出身微贱,但是,终其一生,不仅赶走入侵的希腊军队,而且统一印度北部地区,建立起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孔雀帝国。阿育王的父亲继位为孔雀帝国的第二代国王。这个时期,有家婆罗门生下一个女儿,一位算命先生给女儿看相之后大吃一惊说:“这个孩子未来的丈夫是个国王,而且将生下两个儿子,老大将是印度的圣王”。女儿长大,父亲就把她送进宫,她的美貌遭到妃后的炉忌,只安排她充当剃须匠的贱业。妃后原以为国王剃须时一向不看左右,美人就此枯萎老去。不料天作之美,一天国王剃须,懵然惊醒,睁眼看到这位倾城倾国的美人,便立她为王妃。不久,王妃生子,国王给儿子取名阿输柯,即阿育,意为无忧。经历宫廷纷争之后,阿育登基为王,开始追随其祖父的事业,向外扩张,要统一整个次大陆。他以暴制暴,用暴力征服那些不向他称臣的国家。与南方格局的王国进行作战,是孔雀帝国规模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一次侵略战争。那场战争杀了十万人,俘虏了十五万人,而因伤病陆续死去的尚未计算在内。尸体横七竖八堆积如山,血肉飞溅到处都是,整个城市就像一座屠宰场。阿育王虽然取得胜利,但是这种场景,让杀人如麻的他也感到极度震惊。当天晚上,阿育王做了一个恶梦,梦到一阵阵惊心动魄的喊杀声、老人的呼唤声、妇女和孩子的哭叫声,还梦到许多血肉模糊的人向他扑来,咒骂他是杀人的恶魔,要报仇雪恨。他大叫一声从梦中醒来,浑身已经是大汗淋漓。他坐在灯下,彻夜难眠,一直记着梦中的恐怖景象。此后多日,他陷入沉思,反思过去的杀戮。正在这时,一位佛教高僧来访,也劝阿育王放下屠刀,多做好事,以赎过去妄杀无辜的罪过。这让苦闷中的阿育王找到了自我救赎之路,开始皈依佛门。他不仅自己笃信佛教,把佛教立为国教,而且提倡用佛法治国,积极推广宣扬佛教,于是,也就有了广为流传的一日之内在世界完成八万四千佛舍利塔、第三次佛教结集等佛教盛事。
值得注意的是,阿育王弘扬佛法,并不直接依靠政治上的征服来扎根并获得繁荣,佛教的理论不是强加给他的民众,而是通过行之有效的策略把佛教中包含的哲学移植到不同文化的土壤中。他主持第三次佛教结集,把佛教经文重新整理,用当时最流行的文字写下来,使佛教拥有正式的经典教义,这实际上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避免各说各话,解决了传播理论标准和内容不一致的问题。结集后,还派遣数百名高僧奔赴国内外各地传教,东至缅甸,西至大夏,南至锡兰,北至中亚各国,这些派出的高僧必然是他信任的大德之人,也有他的亲生子女,充当的是真实传达意旨、忠诚与他和传播的宗教的宣讲团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在全国各地立石柱,凿山岩,在上面不仅刻上佛教经义,而且还刻上许多劝人为善的话,比如“子女必须孝顺父母”、“学生必须尊敬师长”、“说话要诚实”、“要尊重老年人”、“不许杀牲献祭”等等。这些更是把佛教理论向现实生活延伸,把理论的高度与世俗的高度达成一致。
千年轮转,佛教以舍利塔为标志物,已经发展成为一整套的具象体系,从佛经教义、建筑规制、礼仪程序,到梵音字画,众生信物,由此延伸出来的,几乎涉及到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建筑、雕刻、音乐、美术)、美学、教育、心理学以及伦理道德等社会的各个方面。记得那一年春节晚会,一台千手观音表演,震煞全国民众,美伦美幻,令人叹服。而梵音响起,其旋律和着人心的脉动,总会让人感觉到心理抚慰,和谐自然。这种围绕着佛教衍生出来的艺术,其达到的高度,让许多人望尘莫及。
佛教信徒所表现出来的真诚和热情,也在不断延续着阿育王的执着,向世俗社会展示着佛教的精神力量。佛教界流传着众多不惜生命真诚礼佛的故事。远的不说,仅在眼前的这个寺院就发生过:道光元年,一位法号定基的法师,来到这里,燃臂香供佛,塔中舍利,现为黄白二珠,大如莲子,光耀夺目;还有一位法号昌茂的法师,也是清朝人,他到阿育王寺舍利塔前,燃指供佛;江南著名的宗教领袖“大慧禅师”宗杲,早年受到秦桧的陷害被充军发配到衡阳,晚年在这里住持;那位著名的鉴真和尚第三次东渡,惊涛骇浪再次把他迫回海岸,地方官逮捕日本僧人,把鉴真软禁在阿育王寺,直到第四次东渡,鉴真就在这一带巡回讲学传授戒律;净土宗第十一祖省庵大师,来阿育王寺瞻仰礼拜舍利,先后五次燃香供佛,跪在佛前发四十八大愿,感应佛舍利放光;日本高僧重源来这里学习唐式建筑,归国后成为在日本推广唐式建筑的始祖;高丽国僧人宝云义通到中国求法,学成后在这一带弘扬教观达二十年,死后就葬于附近……这些不惜身躯献佛、精诚礼佛的故事,具有人性的震撼力,与阿育王乃至这些舍利塔传奇般的故事一样,吸引着芸芸众生,使执着者更执着,茫然者有所期获。佛教的发展少不了那一代代不绝不断阐释教义的高僧,也少不了这些以生命敬祭佛教的忠实信徒。
反过来思考。空洞的理论必须有现实的经典人物为支撑,没有鲜活的人物,理论只能是枯燥乏味。这就如同苏联那个著名的“无名”英雄墓,其实质,无名则为众人之名,他是一个具体的人,却又是更广泛意义上人群的一种符号和情感着陆点,有“无名”既是一种传播。毛主席倡导,人死了要开个追悼会,这是一种包含丰富内容的形式,沿用至今深得各层人士所用。现在提倡的海葬之类,把骨灰都撒去,虽说对生死之理解已经超脱,不仅不与活人争地,而且符合了“尘归尘、土归土”的境界,但是人总是需要有所寄托的,即使这一代人知道寄托的位置,许多年之后,伴随着知道的人的消失,寄托之地也会永远地消失。古代人为所在年代的人物立祠建庙以志纪念,才使我们越千年而寻故地。而那些舍利、佛像之类更是经千年而不灭。这里面的道理,不是一两句“唯物”和“唯心”就能对付。
佛教历千年传承,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藏传佛教,还是平民化的慧能禅宗,他们无所不及,不断顺应时代变化而寻求新的适应,适应许多文化的土壤,也改变着许多文化的土壤,交上许多拥有各种理念的朋友,吸引许多坚持和放弃者成为追随者,由出家到在家,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思想上下贯通,形成一种默契。在舍利殿,我就看到许多由居士自费印制的形制各异的的小册子,内容要么是劝人向善的因果事例,要么是佛教的经典教义,无论钱财,随缘自取,这不仅完成了传播佛教即得业报的教义,也使佛教传播形成自觉向无限伸展和放大。
面对佛教传播上的巨大成功,任何一个党派或者理论体系,都应当谦虚地反省自我。早在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转发的一份报告的指示稿上就曾经写下一段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此前,在与班禅大师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也谈到:“我赞成有些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教的各种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徒,我们要作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4页,转引1961年1月23日毛主席同班禅的谈话)时过几十年,今天的社会,宗教的刊物已经不少,宗教宣传的场所也没有更多的限制,充分尊重和给予了宗教发展的空间和平台,但是,对于佛教发展深入的研究,尤其是社会传播意义上的研究,显得还不那么令人心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毕竟,“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于政党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
思量这些,让我对眼前的舍利塔更添几分敬重。在僧人引导下,我们为长明灯添加香油。再环视殿内,四块石雕护法神嵌于壁上,“佛顶光明之塔”之类的匾额悬挂殿内,据说,阿育王寺自创始迄今仍保留有唐、宋、元、明、清历代碑碣,石雕、匾额、楹联等文物。唐、宋、元、明、清历代碑碣石刻达六十余通,匾额楹联更是比比皆是。这些,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去领略其中的奥妙。虽说有些遗憾,来到这舍利殿,站在这里一睹佛家风采,也算不虚此行。
出阿育王寺,想起曾经看到的一份资料说,阿育王寺在选址和建筑设计上,集我国古代堪舆、建筑艺术之大成,寺院后面为鄮山主峰,左为育王山,面对则为玉几山,右是峡谷,直通宝幢。若从宝幢望来,阿育王寺位于山坳之底;若从玉几山西麓望之,则深藏于峰峦之中。加之山秀林茂,群陵起伏,世称为“八吉祥六殊胜地”。回首看去,著名的禅寺在车来车往的马路边,显得有些不和谐。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千年传承过来的禅院,又能展示给我们什么样的大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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