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 | 李秉铎：重庆两派武斗中，一个大学老师的逃难出走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秉铎，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1980年再次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回炉班）。先后在贵州印江县粮油加工厂、印江县中学、贵阳地质一中工作。1990年调回重庆，先后在蜀都中学、重庆十八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2006年退休。

原题 

第二次出走

作者：李秉铎

01

1967年底，姐姐由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西安附近的一国防科研单位工作。原来每个月父母要往三处寄钱：祖父、姐姐和我。现在就只需寄两处了，负担开始减轻，我家的经济状况也开始走上坡路了。姐姐工作后不久，为减轻父母负担，就给我寄了40元钱作生活费，这几乎相当于她一个月的工资了。恰成都武斗，四川省高教局的工作人员逃难跑了，工资款未拨出，推迟发工资。家里用钱紧张，我手中有父母汇来的20元及姐姐给的40元，够用3个月了，独自富裕，有些不合理。父亲与杜子荣伯伯商量，让我在川大给杜晓荣（杜伯伯的儿子，川大学生）20元，等西师工资发放后，由杜伯伯还给父亲20元。

西师的两派仍未联合起来，各自搞大批判，批判对象主要是原学院领导。一次批斗会中揭发“四清”及“文革”中整人的办法：先确定对象，然后再整材料，只要和上面挂钩，在下面发动群众，没有整不出来的。这也是历次政治运动整人的方法。有一院党委委员对西师的领导班子总结了三句话：“家长统治已经形成；党的民主遭到破坏；随声附和已成风气。”父亲感到简明扼要，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1967年12月14日，姐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全家合影。我在成都未回，未参加

父亲支持“八·三一”派，积极为组织出力做事，其它事不能做就帮助刻写钢板，刻写中央首长讲话及各种宣传资料。由于年老体衰动作慢，有时候一天只能刻两张蜡纸。整天在家刻写钢板，手指胼胝，有些微痛，且很吃力。但父亲内心愉快，因为这是“苦差事”，费力不讨好，但这是最平凡，甚至最“低下”的工作，正可借此锻炼自己，改造思想，做一个平凡普通的劳动者。母亲不能体会父亲的思想心境，总嫌父亲揽事太多，自找苦吃，往往背后咕哝，发怨言，父亲只有婉言解释。

1968年4月14日上午，“反到底”派在街上解放台召开批斗大会，斗争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等人。参加与否，引起父亲思想斗争：参加则冒一番风险，不参加则内心有愧，即要革命，又怕风险，怕挨打，怕死，这算什么革命派呢？正举棋不定时，老教师闵震东来，说他们夫妇都不去，怕打起来跑不动。他说：“只是通知你，去否由你自己决定，既不劝也不阻。”母亲坚持要去，父亲决定不去。父亲又照闵震东的说法，通知老教师何其恺，因为自己不去，不通知常有联系的老教师不好，当然去否由他自己斟酌。

母亲走后，父亲思想斗争很激烈：参加大批判是当前革命的大方向，自己怕有危险而不去，这不是当逃兵吗？坐卧不安，内心自咎。最后走出去参加，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连“反到底”派的职工如曾大娘这样的老太婆都勇敢地去了。父亲感觉到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还是不够坚决，比工农大众还差得很远。

一日父亲梦到逃难，住在一个狭巷中，屋小人多，十分拥挤。有人正在试验原子弹，有如馒头大小，盖子揭开冒白烟，似要爆炸。当时父亲心想如果爆炸，必死人很多，急忙拿起这枚原子弹飞跑，掷诸旷野，惊醒过来是黄梁梦一场。父亲心中颇喜，能做这种梦，说明自己的思想改造还是有成绩的。古人梦见偷摘果蔬，醒后懊恼说：“我心中必不纯洁，不然怎会做梦偷人果蔬呢？”自己所做梦与此相反，使父亲内心颇自慰藉。

在新的形势下，要求消除派性，两派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父亲也积极响应，尝试和参加“春雷”派的干部和教师打交道。一次路遇某科长，父亲主动招呼，问：“你好！”某科长勉强微笑，极不自然。父亲有点后悔与之为礼，但继而一想，自己做得对。因同系党内同志，平时很熟，虽各自的观点不同，主动与之打招呼是对的，即使他不理睬，自己也俯仰无愧。

又一次父亲与王某某（后为西南大学党委书记）一起参加劳动，王挖坑，父亲点胡豆。王曾是父亲学生，留校后受到重点培养，父亲一直对王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今后能挑起领导教研组工作的重任。由于两人各参加一派，从1967年6月西师大规模武斗后，两派对立情绪极为严重，两人已一年多未讲过话，偶尔相遇，也彼此偏过头去，互不理睬。这一天在共同劳动中两人又开始讲话了。现在想来有点好笑，不可思议，可见派性害人不浅。

02

1967年8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四川大学，到10月份开始搞军训，将散落各地的师生召回学校，逐渐结束无政府状态。我也回到成都，过着有组织的生活和天天枯燥无聊的政治学习，自由散漫了几年，又要“屁股和板凳相结合”了，非常不适应。这时期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走向稳定，但重庆的两派斗争仍然激烈，还看不到两派联合的影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西师“八·三一”不掌握枪杆子，处于劣势，被动挨打，“八·三一”的师生先后七次被迫逃离学校，这在“文革”中的高校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例。

1967年11月19日，一群“八·一五”派中学生冲入政教系“八·三一”学生宿舍，大打出手，打伤数十人，多为头部受伤。20日夜，一群中学生冲入四川外语学院学生宿舍二楼，用匕首刺伤十来人，其中一人中八刀，颈子上一刀，流血甚多。“八·三一”学生纷纷出走，总部决定女同学先撤到壁山县，第二天“八·三一”总部也撤至壁山，学生一走，失去依靠的教师也跟着出走。

父母也欲出走，但冷静分析形势，觉得还没有迹象说明要发生大规模武斗，有点小摩擦就大批出走，这样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另外家中毫无积蓄，不领工资便不能生活，所以感到无处可走，茫茫大地难有容身之地。父母决定不走，待下来，静观变化，再做道理。过了几天，局势缓和，去壁山的学生又全部返校。但学生们处境困难，不少人东西都丢光了，无棉衣穿，没有被盖，夜里两个人盖一床破棉絮，甚至四个人盖一床棉絮。冬天到了，越来越冷，实在不好过，且随时有挨打的危险。所以学生们人在学校，心不安定，纪律涣散成为一致命伤。 

1968年3月20日，“八·三一”负责人在学校会议厅传达解决四川问题的北京学习班情况及中央首长接见参加学习班人员讲话。“八·一五”派一群中学生乘卡车一辆在会场外回旋捣乱。大家不理睬他们，卡车再次来，中学生们跳下车来冲入会场，登主席台在墙壁上刷大标语：“毛主席是舵手，8·15跟着走。”大家极力克制，只是唱歌，仍不理睬他们。一中学生在一个人的脸上涂墨，被涂者逆来顺受走开了之。中学生们挖空心思要挑起武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将浆糊盆掷向人群，仍挑动不起来；又举凳向一女同学头上砸去，群众遂大呼：“不准打人！”中学生们把墨汁瓶掷向人群，又从窗外扔石块，一时秩序大乱，众人夺门而出。父母及四妹均在场，皆被泼了一身墨，满身满脸皆是，真是淋漓尽致。很多年轻人忍无可忍，跃跃欲反击，皆被年长者劝阻，决不能上当。对方想方设法欲挑起武斗，大家只能极力克制，不然，就会“逞一时之快意，遗后患于无穷。”

母亲在会议厅被挤出来，从高坡上跌下来，把脚跌伤，青硬一块，初不介意，只觉得有些微痛。后来忽红肿一片，剧痛，行走困难。去卫生科医治，打青霉素。在卫生科母亲见一女孩跌断胳膊。原来是三个十几岁女孩（均是西师职工子女）在李园一空寝室中玩耍，忽有某中学的三个小流氓持枪闯入，以枪抵女孩要强奸，两女孩跳窗逃出，因跌伤；有一女孩未敢跳窗，遂惨遭毒手。闻之无不扼腕，痛恨不已。母亲还遇到中文系老教师耿振华，也是那天在会议厅混乱时跳窗逃出，伤足，每日拄拐杖去卫生科看病，活像铁拐李。

1968年4月碚渝交通断绝，旬日未见报纸，使人郁闷。4月10日，当时的《新重庆报》登了启事，因缺纸张，从11日起暂时停刊。重庆这么一个大都市，岂能因缺纸张而报纸停刊？真是亘古未有之奇谈。从4月份起，煤供应定量，我家户口上只有三个人，每月仅120斤煤供应，当然不够烧。因而改变生活习惯：晩上下火，次日10点再升火，早餐只吃馒头喝稀饭，在食堂解决，不用升火。这样可省不少煤，可以将就混下去。

1968年5月20日，毛主席接见四川学习班在京学习人员，“八·一五”派半夜上街游行庆祝，“反到底”派于21日上午上街游行庆祝。一群“八·一五”派的中学生出来捣乱，用车子冲击游行队伍，又在制高点事先囤积砖头石块，袭击游行队伍，因而发生冲突，西师“八·三一”及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受伤学生很多。冲突中这群中学生的宣传车被“反到底”派砸烂。中学生们被激怒，蓄意报复，寻衅闹事，来四川外语学院捣毁学生宿舍。一“八·二六”女生逃出宿舍，跌倒，鼻孔流血，无路可走，跑进我家，后有三名中学生追来，持刺刀、扁担，把鼻子流血的女生揪走，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父亲心中抑郁终日：这是什么世道？究竟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青天白日之下，可以随便打人抓人，无人能过问。究竟症结在何处？父亲感到大惑不解。  

紧接着5月22日晚上10点10分，四川外语学院广播站突然响起，大骂“八·二六”放火烧房子 ，要挑起武斗，呼吁全区“八·一五”派前来救火。父亲赶快熄灯上床，外面吵闹不堪。父亲浮想联翩，怕这是对方设的圈套，这边纵火，调虎离山，让驻李园的解放军过来，那边空虚，趁虚攻打李园；呼吁全区“八·一五”派来救火，可能是信号，把武斗队伍放进来，像去年“6.5至6.8”事件那样把西师包围，瓮中捉鳖……但无论什么情况，只能“卧以待毙”，绝不能出去，跑出去必会遇到危险。但广播突然停止，播音员一句话没有说完，就戛然而止，悄悄地安静下来，不知何故（事后才知道，是解放军来了）。

第二天父亲外出，见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派男生宿舍的房顶被烧了三分之一强，突出一个光架架。解放军设了很多岗哨保护现场，参观的人很多，都是远远的看。上午父母一起到会议厅参加学习，见“八·二六”的学生正在会议厅吃饭，原来昨晚他们被堵在三楼，遭围攻，房子被烧，下不来，以后解放军派三连人去把他们救出来，安全无恙。后来“八·二六”的学生只有搬到李园，和西师“八·三一”的学生住在一起。吃饭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由“八·三一”的工人职工家属们自动煮饭供应。这令父亲很受感动，越是穷人，越是慷慨，越是仗义疏财，越肯急人之急。

谣言纷纭，说军工井冈山要派武装人员来北碚帮助“八·三一”夺权。很多人估计将有一场大战，又纷纷出走。我家客人川流不息，从早晨至晚上9点钟没有断人，都是来商议出走之事。父亲也弄得昏头胀脑，举棋不定。第二天仍然终日人来人往，走的人越来越多，只剩几家人未走了。对于外面流传的各种消息，父亲认为纯属造谣，绝不相信。但走的人多了，父亲也拿不定主意，心如悬磬，如游丝，不知如何是好，顾虑重重。孩子们这样多，又无去处，究竟怎么办呢？内心很纠结。

第三天终日下雨，下这么大的雨，携家带眷出逃，也太艰难了，遂决定不走了。至此，外语系“八·三一”派教师只有我家未动了。学院内已经人迹稀少，有些阴森森的，有邻居劝父母暂且躲一下。夜晚，父母躲出，宿老友杜子荣家。以后几天，局势平静，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武斗。

03

1968年4月底，一支解放军铁道部队正式接管了北碚区支左办公室，原来的支左部队调离了北碚。两派都到支左办公室“拥军”。5月2日上午，由“八·三一”外语系、政教系两个大队去支左办公室拥军，整队打着“八·三一”的旗帜，边走边唱，队伍整齐。解放军宣传队敲锣打鼓欢迎，走时又欢送，军民关系极为融洽，这是以往没有的现象。解放军进驻西师，当数辆运行李卡车开进学校时，学生、教职工连同家属都去帮忙搬运行李。父亲也老当益壮去背行李，但只抢到一卷行李，只背了一趟，聊表心意而已。5月4日解放军与“八·三一”在会议厅进行军民联欢，解放军战士受到“八·三一”师生职工及家属儿童的夹道欢迎，大家热情极高。

从1967年春季军队开始“支左”以来，军民关系紧张，虽然有时勉强去“拥军”，也是貌合神离，像这次这样鱼水和谐，还是第一次。父亲高呼口号时不禁热泪盈眶，经过这一年多的斗争历程，深深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5月7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两周年，《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下达一周年纪念。“八·一五”派在人民会堂前，“反到底”派在解放台分别举行庆祝会，会后分别游行。听说江对岸的“反到底”派某组织过江时曾被撕烂旗帜，但没有发生大的摩擦。解放军在街上设了很多岗哨，使两派未发生大的冲突，北碚的形势日益好转。按照重庆警司主持的两派协议，7日下午6时截止，枪支一律上交，这已不知是第几次协议了，但夜晚仍闻枪声，足以说明枪支并未交完。

5月26日，四川省革筹送逃到成都的“反到底”派返渝，“八·三一”占三个车厢，我也混在其中，回到重庆。

5月30日，北碚区支左办公室召集两派成立庆祝省、市革委会成立筹备小组，组长是解放军周副政委，副组长两派各一名，组员两派各若干名，其中有“春雷”一名。“反到底”仍坚持老观点，认为“春雷”是一保守组织演变来的，不愿和“春雷”坐在一起，故要单独举行庆祝活动。解放军表示，若“反到底”派单独举行庆祝，他们将不支持。后来经多方努力，支左办公室作了让步：“八·一五”派在解放台，“反到底”派在西师操场，驻军和已实现大联合单位在人民会堂分头庆祝，游行时间也先后错开，这样又回避了一次矛盾。

6月2日，重庆市革委会成立。“八·三一”派负责人先作了工作，将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划入“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矛盾是与叛徒、特务、顽固走资派的矛盾，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这样两派终于一起参加庆祝，这是第一次，两派各站一边，中间由解放军隔开。

6月11日，在西师大操场由解放军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八·三一”与“春雷”坐在一起开会。双方各有一千余人参加，“八·三一”队伍整齐，秩序井然，出人意料之外。首先由解放军两位首长讲话，然后解放军宣传队演出，节目很多，结果很圆满。大家都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后情况会逐渐好起来。

6月12日，“反到底”派的武斗专业队伍“猛虎团”突然从重庆城里杀回北碚，占领了街上的新华书店大楼，旋被“八.一五”派包围，被打死6人，陈尸街头，活捉10余人，都被痛打。这一错误行动，使“反到底”派陷入被动地位。眼看两派逐渐走上大联合之路，坐到一起了，群众皆喜形于色，那知又“风云突变”，使人忧心如焚，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枉自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住李园的“八·三一”学生紧急撤退到附近的红光公社。13日中午有一伙持枪的人来捉“八·三一”的一位教师，该教师早已逃走，没有捉到，便对其母横加辱骂，并在院子里鸣枪示威。又去抓另一教师，也未抓到，把家属打了一顿。

暮色苍茫时，有一姓王的教师被抓走，并抄家，王家两个小女孩鬼哭神号：“我的妈妈呀！我的爸爸呀！”声音极为悲惨，闻者为之断肠，这一情景酷似电影上所演解放前白色恐怖下抓人镜头。父亲一时浮想联翩，仰天长叹，低吟苏东坡诗句：“不知今夕是何年？”为之愤愤不已。母亲这时正在一教师家中聊天，王某被抓后，即宣布戒严，母亲只有夜宿别人家，未归家。当时气氛还是挺紧张的，就像一部惊险的电影，若已知结局，自然不紧张；若你身在其中，且不知结局如何？自然心就随时是悬起的，神经也是绷紧的。

形势紧迫，父母决定出走暂避。6月14日我和父母由围墙缺口出校，因汽车不通，只有乘船。我去江边排队，轮子很长，没有买到票，只有悻悻而归。15日我和父母、外语系教师刘炽亮夫妇、闵震东、化学系教师黄志桂一家一起去江边，闵震东买到了票，另外几家只买到一张船票，决定让我先走，可能因为我是川大“八·二六”的，是“八·一五”的对头，目标大。黄志桂将只有几岁的小女儿托我先带进城，一路上抱一小孩也可以作一下掩护。哈哈！有点像解放前做地下工作。刘炽亮夫妇因不能去重庆，买船票溯流而上去合川了。16日母亲托一教师家保姆帮忙排轮子，这位老太太特地夜宿在街上，早上5点钟去抢到一号的轮子，盛情可感。父母终于上了船，船上西师的人很多，“八·三一”和“春雷”的教师都有。这是父母的第二次逃难。

04

1968年6月17日父母住进大坪中学，是一位姓胡的老师让出的一间房，环境很好，吃饭可以在学校食堂解决。这所学校两派教师没有强烈的对立情绪，两派还能和平相处，学生中只有“八·一五”派住校，也不搞武斗，真是“文革”中之“世外桃源”。父母住此，生活方便，又有安全感，十分满意，唯一抱歉的是影响了让出住房的胡老师一家的正常生活。

一天半夜，下起倾盆大雨，大约12点半时，附近居民敲盆声甚急，人声鼎沸。第二天才听说是出了一个偷盗团伙叫“财扒集团”，十分猖狂，昨夜即是居民敲盆“捉财扒”。

父亲在大坪看见几个小孩赤脚割草，悠然自得十分欢乐，引起无限羡慕。父亲联想自己一个知识分子，一身都是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家累是个包袱，知识是个包袱，社会地位也是个包袱，现在还被逼得有家不能归。

到7月份，大坪地区的气氛也紧张起来，听说重庆医学院“反到底”派、航锋、242红总等组织皆撤退。从杨家坪逃难来的人很多，背着行李，牵着小孩，络绎不绝；但往杨家坪方向去的人则寥寥无几。父亲在大坪街头看见“反到底”派的“军工建设兵团”队伍进城开会，约2000人，队伍整齐威武，父亲佇立街头观望，感慨万千。

我到重庆医学院、大渡口等地拜访了几位老同学，回到大坪，五弟也来到大坪中学，我们和父亲同住一间房。由于形势趋于紧张，大坪中学“八·一五”派学生也发了枪，中学生喜欢玩枪，结果“走火”打死了一个学生，木工房连夜赶做棺材。晩上10点过父亲与我和五弟在木工房外自来水龙头下洗脸，学生背枪警戒，虽然知道我们是“反到底”派的人，但也了解我们是来逃难的，非武斗人员，所以对我们未理睬，我们也若无其事，彼此心照不宣而已。一天半夜，突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只听外面高音喇叭的吼叫声，什么“大庆公社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你们要向石油大楼靠拢，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

正在这时，只听天花板“轰”的一声巨响，然后听到父亲喊叫：“老三、老五快来！”我和五弟忙下床一看，原来天花板被震垮了一大块，将父亲床上蚊帐压垮，并将父亲埋了起来。我们刨开石灰块、泥块，将父亲救出，幸好有蚊帐缓冲了一下，父亲虽受了惊吓，但尚未受伤。第二天才知道是石油学校的石油兵团和一个叫大庆公社的组织火併，两者均属“八·一五”派。据说先是大庆公社的人打死一个石油战士，石油兵团向大庆公社问罪，要求交出凶手，大庆不理，激怒石油，遂有昨夜一场恶战。听说大庆死4人，石油死1人，两个组织接连打了两夜，彻夜枪炮声不绝。

我于7月6日晚乘火车回成都，走时仍炮火连天，从化龙桥方向断断续续传来枪炮声，约数百次响声。同时南岸方向红了半边天，像是有失火之处。

05

大坪至两路口的公交车经常不通，城里的公交车也很稀少，父母进城走访外语系的同事们，只有徒步前往，走到两路口用时40分钟，一路上行人皆神色仓惶。来到春森路10号，这里是“八·三一”设的一个指挥部，满坑满谷都是西师的教职工，皆是去打听发放工资的消息。

老教师闵震东身上只有10元钱，不慎丢失，现全家只有1角钱，可谓一贫如洗了。父亲借给他5元钱，另一教师也借出5元钱，解了闵震东的燃眉之急。大家要求在城里发工资（许多人都是暂住城里，等着发工资后就可以远走高飞，离开重庆），但北碚区“支左”办公室坚决不同意，坚持要回本单位才能发工资。

“八·三一”总部号召有余钱的教师把暂时不用的钱拿出来，由总部统一安排，解决困难职工的生活。两派的代表正在谈判，先各自“斗私批修”三天，然后谈判，谈判中“八·一五”派提出以解散“猛虎团”为先决条件，“反到底”派不同意，这样未达成任何协议，中间休会，谈判就此流产。但西师校内比较平静，形势有所缓和。

7月1日父母一起回西师去领工资。早晨5点半起床往化龙桥方向走，没有公交车，只有靠两条腿走路。天气阴霾，时雨时歇，母亲怨声载道，一路嘀咕。走到土湾，在一屋檐下避雨，有一青年人问父亲：“你是西师的？”父亲摇头表示否认，青年人说：“我是美术系学生，是八·三一的。”父亲才开腔和他讲话。他告诉说沙坪坝到北碚的汽车已停开，父亲半信半疑，但既已至此，只能前行，不能打退堂鼓。8点到达沙坪坝，遥见鹄立候车人群，一字长蛇阵，心甚欢喜。9点半车才来，到北碚车站已12点了，四妹到车站迎接，顺利返家，第二天领到了工资。本想领了工资就回大坪去，不想连晚大雨倾盆，彻夜不停，江水暴涨船停航，未能成行。与刘炽亮夫妇终日闷坐家中，幸有杜子荣伯伯一天两度来聊天，略破沉寂，正是“最难风雨故人来”！

回到大坪后，父亲将我送上火车回成都后，于7月9日结束了逃难生活，回到了西师。                  

06

父亲有时到潘仁斋伯伯家闲聊，还给潘伯伯的一位在科研单位工作的侄女补习英语。潘伯伯是西师副教务长，“文革”一开始就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还被红卫兵抄了家，所以潘伯伯常生闷气。一次父亲去潘家，潘伯伯吃醉了酒，又生闷气，父亲劝他戒酒或小饮不要吃醉。他说：“你是革命派，比我强。”父亲说：“你已醉，改日再谈吧。”

父亲回忆1933年在北平读高中，春季吐血，就医中央医院，住院七个月，到秋末才出院。夏天祖父给父亲买了一把纸扇，扇面双钩了方孝孺的诗《扇子铭》：“流金烁石，天地为炉，尔于是时兮，伊周大儒。北风其凉，雨雪载途，尔于是时兮，夷齐饿夫。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吾与尔有是哉！”“文革”初期，父亲被贴大字报，“靠边站”，这首诗对父亲很有启发。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靠边站”也是有益处的，不但可以检查自己的错误，分析靠边站的根源以及来龙去脉，认识一些“同志”们的原形，当然自己也现原形；同时还可以利用余闲时间，多读一些书报，增长知识，提高政治觉悟，促进世界观的改造，又有什么不好。父亲觉得不能总是耿耿于怀，郁郁寡欢，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07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毛泽东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的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毛泽东严厉地训斥：在武斗问题上，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国民党，就要消灭。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中央报刊接连发表文章，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知识分子必须恭恭敬敬、老老实实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批评的矛头指向红卫兵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红卫兵组织已经成为新的战略部署的障碍，红卫兵这个运动中被呼唤出来“大闹天宫”的“孙大圣”，不久就将被压在五行山下。

8月30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西师，上午l0点两派组织的人均在大校门外的马路两旁列队等候，鹄立雨中，竟达3个小时，至下午1点工宣队才整队而来。两派群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晚上在新饭厅开欢迎会，也是两派共同参加，两派代表都讲了话，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9月4日工宣队进入各系科，各系科两派联合举行欢迎会，然后在校园内游行一圈，此年余未有之盛况。下午各系分成三个部分：66级毕业生、“八·三一”、“春雷”，各部分分别座谈，每部分都有工宣队成员参加。接着各系两派联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坐在一起学习、讨论。10月初，外语系实现大联合，成立大联委，组长由工宣队人员担任，委员两派各两人。

11月1日，有十三中及附中的“反到底”派学生数十人闯进西师，与“春雷”的人发生冲突，武打起来，掏出匕首手枪，险些没有开枪，即遭工人宣传队和解放军包围，校门关闭，不准出入。当场抓了一些人，乱子立即平息下来。这件事工宣队和解放军处理既正确又及时，因此风浪立即平息，博得群众一致好评。大家说，如能像今天这样雷厉风行地制止武斗，也不致酿成一年多来的武斗和混乱场面。虽然工宣队在以后的工作中仍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但在制止武斗，稳定局势上确实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9月6日，新疆、西藏革委会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到12月份，北碚区各单位都已实现两派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只剩西师成了老大难的“钉子户”。在解放军和工宣队反复做工作后，“八·三一”终于放弃以往成见和极左观念，承认“春雷”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样两派联合有了基础。12月底西师革委会获上级批准，并于1969年1月3日正式成立。这样北碚区四百余单位全部成立了革委会，实现了全区一片红。

李秉铎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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