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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北京"老莫",梦开始的地方

云淡风轻摘编 新三届 2020-08-25


一直以来,有一个说法颇得北京人认可:除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北京恐怕没有一家餐厅像“老莫”这么宽敞明快了。


于1954年开业的这新中国第一家西餐厅,在很多老北京人的心里,已经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家“高级”的西餐厅。甚至有人把去“老莫”吃西餐视为充满荣耀感的活动,接近于礼仪式的朝拜。



莫斯科餐厅被北京人人性化地称之为“老莫”,伫立在北京展览馆旁近半个世纪。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现在看来正常的生活方式都被扣上“资产阶级”、“黄色”的大帽子受到批判,被严令禁止。然而这禁锢压制不住人们心底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有人宁愿冒着政治风险去“老莫”吃顿馆子……

 

过了西直门桥向西,北京展览馆高高的尖顶绝对醒目,从展览馆西侧的小路右拐就是莫斯科餐厅,北京人大多亲切地管它叫“老莫”。走进这条小路,左手是北京动物园的栅栏和一排高大粗壮的白杨树,外面的喧闹仿佛一下子远了,时间也变得优哉游哉起来。



莫斯科餐厅门前高大的柱子和穹顶,依旧显得那样庄重,走进旋转大门,那种华丽气派的感觉立马儿让人不自觉地有些小心翼翼 


7米多高的房顶上是一大朵一大朵的雪花,4个巨大的铜柱子上雕镂着繁复的花纹,绿色花纹的大理石墙壁直通房顶……宽敞的空间摆满了铺着雪白台布的餐桌,就餐的人也没有喧哗......


穿着红色民族服装的莫斯科姑娘在座位间游走,高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这就是遥远的北方,前苏联“老大哥”所享受的生活。  

莫斯科餐厅原貌

  

和“老莫”联系在一起的名人,多了去了。


他们是北京展览馆开馆仪式上的赫鲁晓夫;是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后来此就餐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是被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宴请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是末代皇帝溥仪;是每次花1.5元至2元到这里就餐的季羡林……

 

据说最早保卫莫斯科餐厅的都是从国务院调来的“内保”人员,“老莫”的服务员们20世纪五十年代就发皮鞋、发蜡和鞋油,女服务员还发香水。


 

1966年,莫斯科餐厅的雅致与宁静被打破。


 “一大群红卫兵闯入莫斯科餐厅,跳上铺着浅黄色布的桌子,跺着脚,大声指责吃饭的顾客。许多客人来不及付账就四散逃去。”“老莫”第一代经理王兆忠一直记得,几个红卫兵还闯进了厨房,向厨师们呵斥:“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做修正主义的饭!”

 

不久,整个北京展览馆被红卫兵占领,各个展厅都铺上毯子,睡满了人。莫斯科餐厅负责给他们供应伙食,西餐厨师们开始学着做蛋炒饭、盖浇饭等中餐。此时北京城里的多家西餐厅都关门了,只有还算“根正苗红”的莫斯科餐厅,凭着“为工农兵服务”的踏实态度依旧在开业。

 


到了1967年,莫斯科餐厅也停业了。一年后才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恢复营业,并开始了一段特殊的中餐经营史:餐厅请来一个中餐师傅,西餐厨师全打下手,菜谱换成了烧茄子、鸡蛋炒西红柿、熘肉片、蛋炒饭。

 

北京市民秦大同还记得这段“中餐西吃”的历史。1968年为躲避抄家、揪斗,父母带着秦大同一个月去了七次动物园,结果赶上莫斯科餐厅重新开张,父母铤而走险,冒着“被人认出揪走”的危险咬牙决定吃一顿。



走进已经改名为“北京展览馆餐厅”的“老莫”大厅。雕镂精致的柱子上糊着红色大标语,玻璃窗前用铁丝吊着一排标语和大字报,周围是嘈杂的人声和语录歌,西侧的墙上悬着块小黑板,“最高指示”下只有五六个菜名。

 

刀叉虽然不是封建残余,却难逃资修干系,餐具只剩下相对革命的勺子了,饭菜分别用铁勺从搪瓷盆盛到深蓝边的西餐盘中,吃饭的人手托盘子往嘴里胡噜着。


无奈归无奈,可人们依然有办法自得其乐。坐在纯俄罗斯风格的大铜柱旁,看着头顶的“雪花”天花板,那一刻,他们一边吃着鸡蛋炒西红柿、蛋炒饭等中餐,一边在心底悄悄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


 

现在大厅的模样和1954年时几乎一样,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差的也就是那些标语、口号。不过,2000年“老莫”曾经变身过一次,旋转木门改成了金属旋转门,雪花图案的天花板屋顶改成了雕刻吊顶,木质高背方桌椅换成了舒适的欧式大沙发…… 


装修后的“老莫”取得了餐饮行业的五星级认证资质,但却没有得到食客们的认可,他们感觉“回不去”了:来“老莫”的那些老顾客,很多就想坐在当年坐过的位置上,吃着当年的菜式,寻找只属于自己的回忆。 



2009年,“老莫”重装,一下子就又回到了1954年开业时原汁原味的风格,在这里又能感受到老莫那种带着距离感的亲切了。

   

现在,餐厅的贵宾厅和圣彼得堡厅增加了一些欧式风格的配饰,以适合现代餐厅的经营需要。 


 如今,年轻人看“老莫”,是《梦开始的地方》《血色浪漫》《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个激荡着无处安放青春的“老莫”。 



如今,莫斯科餐厅周围,几百米之内,众多叫得上名号的中西快餐无声地包抄上来,展现着北京这个城市的节奏,城里的各式西餐厅这样那样的名字你可能都没听说过。

 

而“老莫”,好似凝固在时间里.......   

 


延伸阅读


莫斯科餐厅的往事:

文革中做起中餐



  2013年6月18日上午11点半,依然穿着整套黑色工作套裙的张春燕,有些无所适从地在狭小的办公室慢悠悠地转着圈。作为老莫副经理、主管前厅工作的她,以往这个时候,都会在老莫的高大的殿堂里进进出出,忙着和同事们一块准备午餐。



  与办公室只隔着一条马路的老莫,如今已经被隔板包围,装修敲敲打打的声音不时传出,被拆卸的大块的乳白色墙裙不停被装修工人抬出。


骨子里的彬彬有礼


  一直以来,有一个说法颇得北京人认可:除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北京恐怕没有一家餐厅像老莫这么宽敞明快了。


2004年装修后的老莫


  于1954年开业的这新中国第一家西餐厅,在很多老北京人的心里,已经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家“高级”的西餐厅。甚至有人把去“老莫”吃西餐视为充满荣耀感的活动,接近于礼仪式的朝拜。


  如果在办公室,张春燕和同事们就会不停接到电话问:“老莫什么时候开业啊?”


  “就像关心自己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说着这些,张春燕和同事相视一笑,笑得很轻很淡定。这种笑应该就是食客们颇有微词的老莫式的“有距离感的微笑”。有些挑剔的,还会说她们“不苟言笑”。



  “西餐文化讲究的就是彬彬有礼,我们的服务举手投足间自然和中餐服务有区别,甚至会刻意给客人一种不被打扰的感觉。”张春燕说。她在老莫已经工作20年,从最初的前厅服务员一直做到主管、副经理。


  张春燕认为,这种庄重感是高大庄严的老莫赋予她们的。


  据说,最早保卫莫斯科餐厅的都是从国务院调来的“内保”人员。莫斯科餐厅的男服务员1950年代就发皮鞋、料子裤子、发蜡和鞋油,女服务员还发香水。



  即使在特殊年代,莫斯科餐厅与驻华使馆一道,成为少数被“特殊供应”的单位,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供应量也没有削减分毫。


  1989年,家就住在北京展览馆附近的张春燕刚满20岁,她面临着选择:学做衣服当裁缝还是学做糕点搞餐饮。在老莫当了30年面点师傅的母亲的一番话,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老莫来工作。母亲说:民以食为天,无论多难,人们首先都要吃。


  糕点房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很忙,张春燕会经常被调到前厅当服务员。



  张春燕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餐厅的门是旋转木门,宴会厅高大的屋顶是蓝白的雪花图案,四根顶天立地的大铜柱上满是可爱的小动物雕像,厅前方高挂列维坦的油画《深渊旁》,厅里还有个喷水池,木质的地板,木质的桌椅……在高达8米的穹顶下,在千余平方米的宴会厅里,老莫的服务员彬彬有礼地为食客们服务,自带一种不倨傲的矜持。


  “这是老莫的传统,也是老莫骨子里的东西。”张春燕不想多为老莫的服务辩解。2001年,她带领母亲来老莫吃饭,享受的服务也是这样的,她所管理的服务员也没对她母亲表现出超出其他人的热情。


  此前张春燕的母亲从来没在老莫吃过饭。“其实,老莫的定价一直是中档,并不贵。”张春燕说。



  在某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的59岁的贾先生当年算得上是高干子弟,7岁的时候,他就跟随姐姐到老莫吃饭。“文革”中后期,参加了工作的他又和一帮年纪相当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弟、高干子弟厮混老莫。他也认为,1980年代之前,在老莫吃饭,其实并不贵。“文革”后期,在老莫吃一顿,最多也就花个一两块钱。到了1970年代末的时候,花十几二十块,好几个人就可以吃得很好。


  “在这里,每个客人都是平等的。”贾先生感慨,即便在“文革”那样荒唐的年代,一些从穿着打扮看起来就是被批被整对象的人,在这里吃饭,老莫依然给其一个安静的、被尊重的服务氛围。贾先生回忆,那个时候,就经常碰到有清华北大的老教授们默默地坐着32路公车,专程来到老莫,逃避喧嚣,寻找内心的宁静。



从温暖醇厚到富丽堂皇


  张春燕之所以2001年带母亲来老莫开洋荤,是因为老莫刚刚经历了一次为期差不多五个月的装修。张春燕想让母亲看看装修后的老莫的富丽堂皇。


  这次装修,把旋转木门改成了金属旋转门,把雪花图案的天花板屋顶改成了雕刻吊顶,把木质高背方桌椅换成了舒适的欧式大沙发,还在大厅加了很多围栏间隔各就餐区……老莫增添了欧美式的闲适。


  装修后的老莫凭着出色的硬件和独一无二的软件还取得了餐饮行业的五星级认证资质,并在2002年通过了ISO9000管理认证,2005年HACCP9000食品卫生管理认证。



  但这些,张春燕他们发现,食客们似乎并不在乎。


  来老莫的多是回头客,他们对张春燕说,在这里吃饭,就是来怀旧的,很多时候甚至都想就坐在当年坐过的位置上,吃着和当年同样的菜式,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回忆,但看到已经面目全非的桌椅和大厅布局,总感觉回不去了,很懊恼。


  就是在“文革”的那段特殊岁月,老食客们也还记得,虽然宴会厅中央那四个雕满各种可爱小动物的大铜柱有时候会被大红布包裹,墙壁和窗户上也会被张贴各种标语、口号,但基本上老莫内部设施没有什么变化:雪花屋顶,木地板,高大的穹顶,列维坦的油画、喷泉、方形木桌椅……除了餐具有了变化。



  “文革”后期,银质餐具常常被人顺走,流失严重,到了1980年代初期,餐厅只好改用普通餐具。银质餐具只有在接待贵宾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使用。现在,当年的银质餐具也只有五六套了,已经被餐厅当成文物般封存起来。2000年的那次装修,老莫从欧洲购置了一批新的比较高档的合银餐具,能同时保证20位贵宾的用餐。


  其他,在2000年之前,餐厅内部摆设和装饰基本没什么变化。食客们每每来到都会追昔抚今,感慨万千。



  2000年的装修是和北京展览馆整体一起停业进行的装修,耗费巨资,很多装饰品比如吊灯等还是专程到俄罗斯去采购的,但张春燕他们却收到不少怨言,甚至有人专门申诉,要他们还给他老莫原来那种黄黄的自然光线下温暖醇厚的感觉,而不要现在在灯光下制造的这种富丽堂皇的明亮。

 


原载《中国周刊》2013年09月04日

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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