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曹景行：手抄《光荣与梦想》

曹景行新三届 2019-06-25

作者简介

曹景行，祖籍浙江，1947年生于上海。1966年上海市西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十年。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到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1989年移居香港，在中文《亚洲周刊》、传讯电视、凤凰卫视等任职。2005年起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担任高级访问学者。

原题

手抄《光荣与梦想》

作者：曹景行

曹景行和妻子蔡金莲1978年入学复旦大学时的照片

最近整理上海家中旧物，翻出一包复旦读书时的笔记，本来就灰灰的纸张早已变黄，很容易就产生怀旧感。最让我感慨甚至要佩服自己的，是那几本手抄书的笔记本——那时候怎么会有如此决心和毅力，一个字一个字地将整本书认真抄下来，一本抄完又接着一本。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光荣与梦想》第一册。

美国记者和作家威廉·曼彻斯特写作这本书时，一定想不到会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知识界产生如此之大而长久的影响。2004年《光荣与梦想》中文完整版在中国发行，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王缉思教授（语言学家王力之子）为书写序时就有“时隔25年，恍如隔世”之叹；时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江晓原教授则说：“27年前我读到一部奇书，它曾经如此打动我，以至于当时我经常在屋子里大声朗读书中的段落——这就是《光荣与梦想》。”

两位教授都与我差不多年纪，也是差不多的时候才有机会进大学读书。可以说，《光荣与梦想》影响了我们一代人，连书名这五个字后来也成为不同场合的常用语。我大学读历史重点放到了美国当代史，毕业论文以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为题，离开大学后又转向美国经济研究，都与这本书的刺激有很大关系。只是，我最早买到的是它的第二册，打开读了第一页就放不下；后来又出了第三和第四册，都是买到就看，但就是没有第一册。

好在复旦大学老师有这本书，班级辅导员傅老师好不容易帮我借到一本。我拿到书就决定尽快把整本书都抄下来。书上的字很小，但一边抄一边看一边思考，印象就特别深刻，等于把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前后的那段历史细细地过了一遍，比正式上课还有效。后来《光荣与梦想》再版，我买下第一册时更多的是当作一种纪念。接着我又抄读了英国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上尉的《二战史》，上下两册，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过去从苏联著作中得来的二战史观。

曹景行所在的复旦历史系1978级毕业照

实际上，我抄书的本事是从初中开始练就的。那时候书少，好多从图书馆里借来，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就喜欢在本子上摘录几段；倒不是像现在有些孩子为了写文章时引经据典，就是怕以后再想查看找不到。渐渐的，抄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也越来越严肃。我还抄过毛选，大概抄到第三卷。下乡那几年继续抄东西，抄了再转寄别人，跟今天微信里面转来转去差不多。

对我们祖辈来说，抄书本来就是读书人经常做的事情，无非因为印刷术不发达，书少且贵。我受初中老师点拨开始抄书，除了可以对看过的东西留下记录、加深印象，还可以收心和练字。我从小就不喜欢认真写字，经常因字迹潦草被老师批评。抄书确有效果，后来的字就不那么难看了。更加长期受用的，是写字速度加快了，读大学时用不了几天就能抄一本书。

读大学后除了抄书，还要抄做卡片……

（摘自《从手抄书谈起》《文汇报》2017年12月21日）

附：

《光荣与梦想》简介

《光荣与梦想》是美国的一部社会纪实作品，作者勾画了从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水门事件的四十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

20世纪70年代初，《光荣与梦想》初版，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美国各大报章赞誉纷纷。1979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该书的简体中文版，在中国广大读者群，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也极大地影响了一大批国内记者的写作手法。这些影响至今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004年，海南出版社再版《光荣与梦想》一书，首版分上、下两卷，2006年出第二版，改版为精装1卷本，不带盒，字稍小一些，与第一版内容相同。

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1922—2004），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主要作品除《光荣与梦想》外，他还写出20世纪多位伟大人物之激动人心的传记，包括丘吉尔、麦克阿瑟、肯尼迪和洛克菲勒家族。他共写有18部著作，包括两部小说，但近年来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当属他为邱吉尔所作的宏篇巨传《最后的雄狮》（The Last Lion）。

伴随我们的那些电影

作者：曹景行

二十多年前，在几位译制片界前辈的鼓动下，我曾试着翻译过一两部电视剧，初次尝试就是改编自狄更斯小说的《尼科拉斯·尼科尔贝》。但对译制的事情刚有了一些感觉，摸到了一点门道，我就去了香港，转做新闻工作了，此后连译制片都很少有机会看了。直到今天，苏秀老师见到我姐姐曹雷，还常提起我“临阵脱逃”的事。

对我这样年龄的一代中国人来说，译制片既是我们窥看外部另一种世界的狭小窗户，又是人生成长中十分稀缺的文化养料。小时候上电影院还是件奢侈的事情。记不清最早看的外国电影是哪一部，也许是苏联神话故事片《三海旅行》。至今印象很深的还有《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也是苏联人拍的上下集彩色片，成为我了解18世纪欧洲历史的起点。

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国进口的外国电影大多数是苏联片子：从《乡村女教师》《夏伯阳》到《伟大的公民》《非常事件》再到《两姐妹》《静静的顿河》，这些苏联“大片”伴随着我们从小学升上初中。甚至到了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已经生变，上海人民广场附近体育宫下面的中苏友谊馆还继续轮番放映苏联旧片，记得票价只要一毛钱，像我这样的中学生还能够承受。

那时还可以看到为数甚少的西方国家电影，一年就一两部而已，如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的英国故事片《王子复仇记》《理查三世》，法国的《红与黑》《郁金香芳芳》等等，对我们有着另一种吸引力。在我的心目中，孙道临老师配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至今仍然是难以超越的经典声音。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那几年里，苏联变成“修正主义”，《雁南飞》《第四十一》等电影都被当作批判对象，一般老百姓就看不到了。西方电影更是绝迹，只有当报刊、学校声讨“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时，还有人会提到《红与黑》中的于连，把他当作反面典型来批判。

那些年中，某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什么国家的电影，可以作为中国同那些国家关系好坏的风向标。比如50年代中印关系不错，《流浪者》就曾在中国风靡一时。四十年后我告诉一位比我年轻的印度朋友，中国老百姓如何喜欢《流浪者》里的歌曲，还哼了一段给他听，他却是一脸的茫然。到了60年代两国交恶以至开仗，我们就看不到印度电影了，好像连《流浪者》《两亩地》这样的旧片也不能放了。等到《大篷车》开进中国，其间相隔差不多二十年。

当年看过的东欧电影中，联邦德国的《神童》和捷克的《好兵帅克》至今仍有颇深的印象（我还记得《神童》是邱岳峰配的男主角，赵慎之配女主角，祝希娟也在其中配了个角色）。60年代初，虹口海宁路上的胜利电影院一直放映外国旧片。有个星期天下午，我在那里连着看了两场《神童》，就为了再听一遍影片里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的合唱。那时，新的东欧片也越来越少，因为那个地区的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全都跟着苏联反对中国，当初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荡然无存。最后，等到我们能看到的外国电影只剩下阿尔巴尼亚片子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

“文革”十年当中，译制片的处境也很特别。有好几年，就那么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加上江青弄出来的样板戏电影，居然占据了全中国的银幕。直到罗马尼亚也同苏联闹翻，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多瑙河之波》。再等到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片子上映，那已是“文革”之后的事情了。

即使以当时的标准，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也拍得不怎么样，同这个国家的香烟味道差不多（当时中国唯一的进口烟），但许多人还是看了一遍又一遍，连剧中的对白都可以倒背如流。也只有亲身经历过那种饥渴的人，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无数次去看《列宁在1918》；而其中有些人，只是为了看这部苏联旧片中十几秒长的芭蕾舞《天鹅湖》片断。

终于，我们又有机会看到另一个国家的电影了，那要感谢邻国朝鲜给我们送来《卖花姑娘》。一部外国电影在中国引发如此狂热，既是空前，也应该是绝后。那已是“文革”的最后两年，中国老百姓对《卖花姑娘》的狂热，背后也许就隐藏着一种强烈的渴求，一种力图挣脱文化桎梏的冲动。

所以，译制片在中国的命运，也是映照出国运兴衰的一面小小的镜子。“文革”结束，思想解放带来了译制片的繁荣。那时候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机会到永嘉路译制厂看电影，有的是刚刚完工尚未正式公演的新片，有的是“文革”期间译制的“内部电影”。那种情形，只有用“饥不择食”来形容。

每次坐在译制厂放映间的木制折叠椅上，通往世界的窗户就打开了。我在大学里学世界历史，出了大学又研究世界经济，常常觉得从电影里面学到的东西比书本上更多、更切实。后来我在香港凤凰卫视干起了新闻评论工作，每有媒体记者问我如何把握住世事之变化，我就会劝他们多看各国的电影。虽然今天我看的外国电影几乎都不是译制片了，但没有一部能比当年的译制片更有价值，因为人生的启蒙只能有一次。

本文选自苏秀主编《峰华毕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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