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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韩工,男,67岁,1968年插队知青,中文大专文化,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电视传媒)原编辑、记者,2012年9月退休。现为南京市诗词学会会员、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陪审员、江苏省电影电视剧评论学会员(原副秘书长)、江苏省楹联研究会监事、中国法学会会员。
原题
1970年:一封写给
公社知青办干部的信
作者:韩工
作者注:《1970年:一封写给公社知青办干部的信》是我当年10月写的(几号因抄件模糊,也记不清了,原件我已寄出),该信中的"新注"都是我于1974年1月30日所加,那是文革虽未结束,已是强弩之末。我对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简单的反思,只能悄悄地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这是1968年12月我们下乡时,五个激进的"红卫兵"合影,我在后排左一,当年16周岁
王立言同志:你好!
我是群力大队第5生产队的插队知识青年,现在9424工地向你写信,你的工作一定很忙吧!
这里,主要向你汇报我们的建房问题。我们5队知青的房料是去年(1969年)10月就领来了,足足放了秋、冬、春、夏四季——一整年。在今年的国庆前夕总算是替我们盖了,可是木料已经残缺不齐,只得七拼八凑。
先得谈下我们小组的情况。刚下来时我们是6人一小组。后一同志(新注:原名李X定,现名李X)调去江宁公社,另外两个同志(新注:即顾X基、王X生)也随父母去苏北农村安家落户。这样,我们只剩下3人(我、朱X门、张X泉)。但是,还是三间房子料,领来后就放在我们临时住的房子里。
可生产队长张某某竟在他的权力之外硬施强权——村子里盖小学校被“借”去几根;生产队盖牛房,又“借”去几根;社员准备结婚打橱子,张队长也笑嘻嘻地跑来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又动手扛去几根,等等。总之,只要需要尽管打开门去搬。有时我们住的房子里没人,也有人来搬料。有次,竟闹个笑话。我们下工回来,看见房门大开。堂屋中间放了几张凳子,上面还有脚印,再抬头看看木料——有人动过,少了!
我们非常着急,认为这是国家财产,放在我们屋子里少了,这是我们的责任,便立即四处查寻。消息传出去,人们都很奇怪,说:“哪有这么大胆的贼,大白天竟敢盗窃木料?”事后,队长告诉我们,被生产队“借”去了,我们象(像)心头落了一块大石头。
人家说:泼出去的水舀不回来,说出去的话收不回口。而我们被“借”出去的木料也再没有人“偷偷”地还来。我们向生产队问原因,生产队解释说:“嘻嘻,你们别着急嘛,这还不是为了集体,为了我们大家吗?明白啦!”
后来,事情反映到大队革委会和公社(当时是陈X和王X生同志负责上山下乡工作),王X生同志和大队负责同志下来了解,生产队不得已从牛房上拆下6根椽拄,其它上了房,只好“借”在上面。
事情很简单,而我感到风浪却来了。
我是(19)69年1月4日(注:于1968年12月28日在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钓鱼台派出所排队注销城市户口,迁入江苏省镇江专区所辖江宁县)来禄口公社插队落户的。在学校(南京市第二十中学)里,我们满怀革命热情向校领导递交了一封封决心书,校领导最后终于满足了我们决心书上的愿望,立志务农,向贫下中农学习一辈子,不安排我升学进高中(新注:这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和狂热举动,也是现在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子女无法理解的)。当时,我是个16足岁(今年18足岁)的青年。
我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爸爸在南京市公检法(新注:“文革”期间,造反派“砸烂旧公检法”机关,统一由奉命“支左”的解放军“军管”)工作,母亲是个老工人。我生在甜水里,长在红旗下,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穷人翻了身,我们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而旧社会,我爸爸、妈妈从小七八岁就流浪街头,外出做苦工……他们每当谈起这些,都告诉我们:“要永远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翻身不忘本啊!”
每当这时,我不禁含着热泪,暗暗下定决心,永远干革命,做个红色接班人(新注:当年,此类“豪言壮语”,确实是我们这代人的理想。那时,持续不断的“忆苦思甜”确常令我“含着热泪”,但“每当这时”,不免有点夸张)。所以,这次我决心不去升学,打起背包下农村时,父母还大力支持,没遇到任何阻碍。
临走时,爸爸送给我一套红彤彤的《毛泽东选集》,教我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个毛主席的红卫兵。
到农村后,(我)信心足劲头高。但遇到困难和一些自己从未处理的事情时,往往就动摇了。留恋城市,想逃避困难。经过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劳动和生活,在贫下中农的耐心教育下,我们逐步掌握了一些基本农活。更主要是向贫下中农学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不怕脏、不怕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环球赤遍而奋斗(新注:这是当年司空见惯的“套话”)。
在贫下中农的耐心教育下,我们不断的茁壮成长。我们积极投入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贫下中农吸收我参加大队革命大批判小分队,向阶级敌人(新注:在“阶级斗争”岁月里,这是非常熟悉的“时髦”语言)发起了猛烈进攻。在这场“一打三反”运动中,经过广大贫下中农揭发批判,揪出我生产队原会计、贪污分子张某某(新注:我插队的小伏择村,村民基本都姓张,本文均用“某某”代替)。在他任职期间,一直腐蚀拉拢生产队长张某某,至(致)使生产队挥霍浪费800多元,其本人贪污900多元。平时的“老好人”,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大蛀虫”。
通过革命大批判,我檫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也批判了自己怕苦、怕累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坚定了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新注:我的“决心”是有的,但并不总是那么“坚定”)。去年,由于发生大水灾,我离开了战斗岗位较长时期。回来时,看到贫下中农战胜了洪水,抢种下稻子,又夺得了丰收,我心里很惭愧!象(像)我这样的农民,不但对国家做不出贡献,自己甚至还会饿死。
去年,我(4分5厘工一天)11个月只出勤了156天,造成年终超支20多元,国家补助我免掉了(新注:“4分5厘工”一天的劳动报酬,与同生产队的女小学生放假时劳动所得一样,但此类“自我解剖”仍是由衷、真诚的)。我常常以此为教训,不断斗私批修。今年,我可以足够有余,还必须继续革命,乘胜前进!
这且扯远了话题。
上面说到6根椽柱拿了下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也随之而来。什么“你和生产队作对,没好下场”“要好好地劳动改造”“拔掉你这颗钉子”“你们违抗领导”等等。有次因晚上没参加生产队会议,竟说我们“反党”“想夺权”,等等,脑袋差点叫轰炸了(当时,还开会“斗争”我们)。(新注:至今,我也不明白,难道“知识青年”就是这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另外,在处理木料的问题上,小张同志(和我一组的)却认为(新注:张与我系校友,下乡前彼此不相识。此处指“知青新房”)不只是他一人住,不必多事。以后,生产队要用料,专找他讲一声就行了。由于我们和小张意见不统一,这对我们小组之间的团结也有所损坏。后来,因房子一直未盖,问题又摆了下来。
自从大队革委会组织学习了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5月13日)》以后,根据第5条“国家拨发给下乡知识青年的建房材料,不准挪用”的精神,我们认为,在建房问题上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这不仅是盖间房子,花几个工的事,是怎样正确对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怎样做好“再教育”工作的大问题。认真盖一间好房子,也是使下乡知识青年能够安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大事、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围绕着怎样盖好一间房子,也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也许,象(像)我们生产队对于知识青年建房问题,在全公社还没有第二件(新注:那时,我毕竟是个仅有初中文化、才18周岁的插队农村的“知识青年”,看问题不免简单、幼稚和狭隘)。
我殷切希望,王同志能亲自去了解一下,能够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做一次彻底解决。因为临出发(新注:1970年国庆节刚过,我任江宁武装民兵团禄口民兵连的文书,奉命携带训练武器、劳动工具赴南京942工地参加基本建设)时间急促,我没来得及向你如实详细汇报。请你和大队革委会的同志可以找贫下中农或者朱X门同志(新注:与我同小组的知青校友,我们不同班,下乡前不认识)调查核实。
就在这次建房时,我们又把房料问题向大队革委会负责人(张X庆同志)反映后,生产队有人仍然认为,这是“有意和生产队作对”。那就是任随他们去,我们只顾上班。“反正替你们盖间房子就是了。”如果不从,以后“违抗领导”,“无政府主义”的帽子你头上有的是。这次当大队长来生产队了解后,生产队(个别)领导竟诬赖我们“把房料烧掉了”,真是岂有此理(我绝对保证,没有此事,这是造谣)!如果继续动工话,现在房子已快盖好。但我相信,只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仍然可以妥善解决。
这最主要是怎样对待知识青年的问题。只有正确对待,才能做好“再教育”和“接受再教育”工作(新注: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直到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的大返城,本文所说的“再教育”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问题,也没能有效地解决好。实践证明,在“文革”中延续十年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上是失败的)。我相信,生产队领导能够正确认识的,我非常愿意并表示一辈子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新注:关于下乡知青的建房问题,“生产队领导”最终是否“正确认识”?我是打问号的。因为在“和生产队作对,没好下场”的氛围下,自己能否如此“一辈子”接受“再教育”?我实在是言不由衷)。
请原谅!信写得太长了。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此致
敬礼
禄口公社群力大队第5生产队
插队知识青年:韩工
1970年10月*日
于9424工地江宁民兵团禄口连部
作者近影,摄于欧洲奥地利萨尔斯堡
附记:
这封信,是我当时写给公社负责知识青年工作干部(新注:王立言同志与我素不相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尚未见过面)的。以后,公社有人来我生产队了解了一下。不久,我便上调进工厂(新注:江宁县集体所有制企业),房料的问题,便也不了了之。现在,这已经是个历史。在这字里行间,使我记忆着磨灭不了的印象和那艰苦的战斗岁月。真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974年1月30日
2019年5月16日上午,我应1968年插队时的回乡知青好友明富兄之邀,乘地铁转公交来到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去当年在公社"以农代干"的大鹏兄家相会,三位老汉分别已75、72、67周岁(右一红衣者是我),我们随意在一家饭店用餐,以茶代酒,抚今追昔,回忆以武装基干民兵形式去溧水天生桥疏浚工地、9424基建工地施工及宣传情景,度过了一个怀旧、快乐的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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