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丨马小冈：从军生涯，我们的青春禁止浪漫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马小冈，男，1948年生人，曾在中直育英小学校（现在的北京育英学校）、北航附中（老三届）、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就读。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经过商。当过杂志社总编辑，音像出版社社长，文化中心秘书长，经济研究员，民企总经理，国企董事长。中南海下海干部第一人（1984.10）。

原题

我们的青春禁止浪漫

——海陆空旅戍天涯，

从军五十周年纪实

作者：马小冈

2020年是我从军戍边五十周年。我原打算和几位战友年初到海南岛去做一番“怀旧之旅”，可是新冠疫情一闹腾，这个计划泡汤了。

两年前，本人写过一篇《一个北京知青的从军之路》（点击可阅读），那篇文章只是记述了本人军旅生涯的一部分。我想借此五十周年之际再做一些补缺，并重新回望一番当年海角天涯的青春岁月。

与同龄人相比，我可能是比较幸运的。本人作为“老三届”插队下乡（67届高二），后来又成为“新三届”考入学堂（1978级）；在同龄人之中，我既当过知青，又当过兵；而在当兵时，我的军旅生涯有些多样性——我是“海、陆、空”都干过的兵，（尽管这些经历并非本人情愿）因此我的青春故事比较多。

一、“铁杆庄稼”的特别功能

当兵之前，我在山西夏县、山东东平几经辗转后，最终在河北省宁河县汉沽农场插队落户。（宁河县今属天津，汉沽农场曾是河北的劳改农场，今属唐山，仍是河北的一块飞地。）

汉沽临近渤海湾，地势低平，方圆四百平方公里的盐碱地把大田扫得几乎没有树木，放眼四望，天地广阔，无垠的近乎苍凉。这里的土质极粘，从地里起土压进砖模，晒干后坚硬无比直接盖房，完全不用烧制。也是因为土粘，这里的村民人人一双高筒雨鞋，否则雨天根本不能出门。

汉沽长得最高的植物是被称作“铁杆庄稼”的芦苇。当地人比试力气，就看谁能从地里把芦苇连根拔起。我那时年轻气盛，曾经试过几次，却从来没有成功过。芦苇的根系扎得极深，而且在地下相互串着，要想拔起谈何容易。但芦苇是当地一宝，收割时队里按人头划片分配，谁家若是偷割了芦苇就如同偷了庄稼一样，是要挨批斗的。村里的老百姓都用芦苇铺房建舍，翻着花样地用芦苇打墙，抬眼望去，各家各户互相“斗景”绝不雷同，煞有一番别样风光。

芦苇除了能够派上这些大用场以外，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功能。初到汉沽时，我看见村里有人手里捏着两根短小芦苇急匆匆走向渠边的背阴地，那样子像是拿着一双筷子奔食堂……我不明白他们要干啥，一打听，原来是“上茅房”。见我仍是一头雾水，言者把手中的芦苇一晃，笑曰：“一刮、一转、再一刮，提起裤子就回家。”我不解地问：“一转？往哪里转？”“屁眼里啊！”言者走出数步又回头补充道：“记住，拉完了刨坑埋住，见过猫拉屎吗？一样。讲究卫生哩！”

愣怔后我方才想起，到公社小卖部我要买手纸，女售货员乜斜着眼卷（骂）了我一句：“那是留给妇女用的。你一老爷们儿买啥手纸啊？不卖！”我虽一脸懵懂，却也诺诺而退。

不过，相比我在山东老家插队时，当地百姓用瓦片刮腚，汉沽人还算是讲究卫生的。总之，广阔天地处处有学问，接受再教育，心态须放谦卑。

二、你敢打解放军？

1969年12月海军到河北招兵，我在当地武装部以“潜水救生兵”体检合格应征入伍。（当时按新兵训练结束后，戴上帽徽、领章才算入伍，因此我算1970年的兵。）

我们这些新兵在宁河县芦台火车站坐进闷罐车，径直朝南飞奔而去。去哪里当兵？不知道。

坐在闷罐车的草垫子上互不相识的二、三十个小伙子大眼瞪小眼地张望着，有人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

“嘿，你说咱这是上哪儿去？”

“你问我？”

“嗯呐，刚才我瞅见你和那个当官的说话呢！”

“我跟他打听在哪儿上茅房呐！”

“怪不得呢！我瞅你那猴儿急的样儿……”

“上哪儿去这是军事机密，他能告诉你？”

“哎呀！别打岔，到底在哪儿上茅房？”

“他说有尿的从门缝往外撒，有屎的憋到兵站下去拉。”

“你大爷的！牲口拉屎还挂个粪兜子呢！我这屎憋不住了咋办？”

“那你就把腚撅到门外去。”

车厢里闹哄哄一路折腾着。

“快看！那是山吧？”

“你瞅那牛，黑的！瞅那大犄角盘在脑瓜顶上，大冬天的还泡澡呢！”

“那是牛吗？我看你是裤裆里拉胡琴，扯蛋！”

“我操你个小妈妈的！我瞅你跟那牛差不多，找抽呐！”

“咋的？你敢打解放军？”

“老子也是解放军！”

刚穿上军装没几天的两个“车把式”顿时在草垫子上扭作一团。

车厢里劝架的，起哄的，拉偏手的，把整个车厢搅翻了天。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这群汉子又憋不住了。

“哎呀！怎么全黑啦？”

“钻洞呐！”

“钻洞？黑灯瞎火的，这洞钻得不舒坦……”

“咋的？”

“咱爷儿们钻洞得点灯，哼哼唧唧时看的真切，嘿嘿……”

“我操！这位老哥有媳妇啦？”

“媳妇？我还没结婚呢！”

“那你……”

“架不住人家愿意呀！”

“我操你个小妹妹的！讲讲！给咱爷儿们讲讲咋个舒坦劲儿……”

刚才还打做一团的汉子们又聚在草垫子上亲如兄弟一般了。

三、倒霉的新兵团“第一名”

我们在南海舰队海口水警区翁田新兵团（地处海南文昌县境）集中训练了三个月，那里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木麻黄树林。（木麻黄也称海南马尾松）新兵住在几座平房里，房里没有床，就地铺上一层稻草，一溜砖头码成一线，那就是“枕头”了。

已经荒芜的翁田新兵团团部。摄于2005年

年轻人精力充沛，白天累成狗，晚上则精如猫。天黑以后讲故事是新兵必作的“功课”，诸如“挺胸抬头绷脚面，浑身哆嗦冒虚汗”之类的荤段子时时翻新，大家滚在稻草铺上嬉戏打闹乐此不疲……

白天走队列，半夜跑警报，折腾新兵是训练的“常规”，无可厚非。但我军素有“官兵平等”的传统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约束。记得2010年我赴井冈山，在宁冈红军军官教导队的龙江书院看见当年陈毅书写的一副对联：“白军里将校尉伙食不同，红军中官兵夫薪饷一样。”此联一语道破红白胜败天机。自那时起我军优良传统渐成，无论干部还是老兵，都不能无故训斥和虐待新兵，“新兵蛋子”的称谓也不会张口就来。

1971年在部队内部放映日本电影《啊！海军》，影片中“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老兵虐待新兵，教官鼻尖碰着鼻尖、扯破嗓子呵斥下属的情景，日后在我们部队造成些许负面影响。今天的部队训练倘若存在这种军阀作风，我看始作俑者就是日本电影《啊！海军》。

当年的新兵团操场已长满木麻黄树，只留下一根孤零零的篮球架。摄于2005年

我们河北新兵被编在第四连。四连王连长是1960年的兵，辽宁人，四方脸，胸厚腰粗一脸络腮胡子，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尊号“大王”。我后来到了护卫艇44大队548艇时才知道，王连长是该艇副艇长，“大王”的尊号是他自己要来的，而艇上的官兵在“大王”的前面加了两个字：晕船，合称“晕船大王”乃尔。在舰艇上军事干部晕船是很没面子的事，王副艇长对“晕船大王”这顶“桂冠”很不感冒，他气哼哼地说：“他妈的，你们把前面那两个字给老子去掉！”于是“大王”诞生了。可“大王”与“晕船大王”一褒一贬意思满拧，只要出海有风浪，王副艇长总是瘫如烂泥一般，于是弟兄们私下里仍然管他叫“晕船大王”。

晕船的学名叫晕动症。我认识一个某学府中文系教授博导。此公“逢正必反”，但凡正面人物一概否定，反派人物则一概“平反”，诸如马克思、列宁、鲁迅，在他眼里都不是好人；而希特勒、贝当、汪精卫则概为英雄。文革的“怀疑一切，造反有理”在他心中死灰复燃，我说他是“政治晕动症”患者，永远找不到方向感。可这位仁兄自视甚高，他说上帝赋予他的使命就是用狄更斯的悲悯之灯照亮社会的黑暗角落。我笑曰，同是英国作家，为什么你就不能用莎士比亚悲喜兼备的视角解读丰富多彩的世界呢？如果一个人的心理是个病潇湘，他能给别人带来光明吗？当然，这是题外话，按下不表。

舰艇部队的干部都知道，到新兵团训练新兵是件苦差，不但军纪严明，而且吃不到“海灶”。但是王副艇长很乐意，因为至少三个月不用出海“交公粮”（吐船）。

王连长麾下的四连有三个排，新兵分别来自湖南、河北、河南。我们河北来的水兵分在第一排，王连长指定我任一班班长。也许受益于盐碱地的水土滋养，河北宁河的新兵牛高马大，在整个新兵团分外显眼。我身高1.75米，在班上12个人里排名倒数第三，属于矮个子，为此我不想当班长。但王连长把脸一拉：“老子就是看你个子矮，才让你当班长！”其实王连长身高1.73米，比我还矮一点。但王连长私下里对一排的牛排长说：“那个讲北京话的学生兵文化高，他当班长肯定没错。”后来在新兵团结业会操那天，我喊出的每一道口令和全班操演的所有步伐都整齐规范无可挑剔，最终被评为全团会操第一名，为此王连长得意洋洋。

没想到的是，被评上这个“全团第一名”对本人来讲是件倒霉的事情。我因此被水警区政治部挑选新兵的人注意到了，分配时我被送进了政治部下属的俱乐部当广播员，这与本人上舰艇的理想相差甚远，也因此酿成我的从军之旅分外曲折的后果。

新兵团结业的当晚，因为即将分手各奔东西，宁河新兵抱头相拥哭作一团。自此后，我与这些“河北老乡”五十年来未曾谋面。

四、刚上艇时险些酿成大祸

我本以“潜水兵”体检合格入伍，至少应是水兵身份，因此我对进机关大院当广播员非常抵触。后来领导暂时让我上了护卫艇44大队548艇。有关在舰艇上的经历，我在那篇《一个北京知青的从军之路》里有过描述，这里仅做一些补充追忆。

原海口水警区秀英码头，如今已没有高速护卫艇的身影。摄于2005年

护卫艇44大队4个中队的16艘舰艇全部是高速护卫艇。（也称高速炮艇）别小看这种只有120吨的舰艇，在当时是海口水警区水面舰艇的主力，常年处于二级战备状态。

记得刚上548艇时，一天夜里轮到我站岗。交班的老崔把值更的手枪往我胸口一放，只简短说了一句：“该你站岗了。”然后他就滚进了自己的铺位。我背上手枪迷迷糊糊爬出前舱。

码头上成排的舰艇靠在一起，舷边的碰垫在海浪的推挤下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声响。548艇在最里侧，紧靠码头，前后有两根粗缆拴在码头的缆桩上。我在前、后甲板之间漫无目的地来回溜达，不知道需要做些什么。与艇上的新兵不一样，我是中途从机关大院调到548艇的，没人告诉我站岗注意事项。约一个小时左右，我在踱步中无意间踩了一下缆绳，感觉比刚才绷得紧多了，再探身一看，艇舷与码头的间隙比刚才小了许多，碰垫被挤压的变了形……完全是下意识！我突然醒悟：退潮了！艇身下沉，缆绳绷紧，再不松缆，艇身将会死死贴在码头上甚至倾斜，后果不堪设想！我惊出一身冷汗，跑前跑后拼尽全力终于松开了前后缆绳……

第二天一早，我向炮长汇报了昨晚的情景。炮长问：“老崔交班时没向你交待注意事项吗？”“没有。”炮长的脸顿时就阴了。老崔是65年的兵，人较憨本事不大，可资历比炮长老，最重要的是老崔不晕船，这种老兵在艇上都比较牛，艇上的官兵往往都让他们三分。

五、摔杯断筷，他们将义无反顾去趟雷

媒体在报道海军时，都是以舰艇官兵为形象代表。只不过在他们的画面中，海面总是风平浪静，鲜见海上大风大浪，更是少有晕船呕吐的情景，大概是记者不敢受那个罪，他们也就很难记录惊涛骇浪的真实场景。

当然，也有例外。1971年44大队赴西沙巡航，《人民海军》报的一个记者在626艇跟随报道，（548艇属于44大队1中队，626艇属于44大队3中队）结果途中风浪顿起，他利用这个机会拍下了一个镜头。（如下图）

风浪中赴西沙巡航，44大队626艇的官兵在前甲板。人民海军报记者摄于1971年

该照片虽属摆拍，但是海上确有风浪，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官兵们的出海服已满是海水。

我的战友胡东凯（机电军士长）、郭洪光（后炮长，上图左侧站立第一位）就在626艇上。胡东凯告诉我，他们艇随编队在赴西沙巡航前，用白色油漆在甲板上写上了“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大字。舰艇编队到达永兴岛附近时，美军巡逻机在我编队上空盘旋，于是编队立即进入“一等”，枪炮压弹进膛。舱面全体指战员手举毛主席语录齐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口号。胡东凯说，如今想起当年这种情景，即郁闷无奈，却也含一种中国海军不屈的英雄气概。

1972年5月，在越南战场上节节败退的美军恼羞成怒，美军对北越各个海港用多种水雷实行封锁。其中海防港是北越最大的对外海港，美军企图以此切断北越的经济命脉和所有外援。越方被逼无奈，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们尽快清除该区域的水雷。我方领导人表示，为了解除美军的封锁，中国海军将不惜一切代价扫除水雷！于是一场解救海防港的紧急行动立即展开。海口水警区护卫艇44大队接到命令，准备到越南海防港执行扫雷任务，随后 626艇与44大队所属两个中队的8艘护卫艇立即赶赴广西钦州湾，与龙门水警区护卫艇46大队的10艘护卫艇共同集结待命。

其实44、46大队配备的62型高速护卫艇根本不具备扫雷功能。胡东凯告诉我，当时他们在626艇后甲板临时焊装导轨，装满了30枚深水炸弹（每枚165kg），此时吃水线已经压至后舱舷窗。他们把引信定好深度，准备在海防港水域以“4进4”的最高航速航行中，按每5秒钟人工投放一枚深弹，逐个引爆美军布设的多种水雷。但是护卫艇本身的磁性和尾流造成的水压变化都极易引爆水雷，这无异于用自己的身体去趟雷！但他们义无反顾！此前官兵们已在自己的上衣各处写上自己的姓名、血型，并把自己“最后的家信和衣物”装进炮弹箱留在了码头上。在即将开赴越南海防港的前一晚，626艇加餐，全体指战员在甲板上齐声高呼：“深弹炸雷，清扫航道，援越抗美，扬我军威！”胡东凯、郭洪光喝完酒后，当场摔碎杯子，撅断筷子，以示“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然之心！

就在这支“敢死队”准备出发前几小时，编队突然接到命令：任务暂时取消。后来才知道，上级领导觉得用护卫艇扫雷的危险系数太大，便加紧研制了312型扫雷艇。44大队奉命返回了海口秀英港。

胡东凯（右）和马小冈（左）在海口秀英码头。摄于1971年

本人在548艇后甲板。摄于1970年

我在那篇《一个北京知青的从军之路》里曾经提到，1970年我们在狂风横扫的七洲洋海域营救一艘遇难的古巴商船，3艘护卫艇的一百余名水兵在海上拼搏了整整二十个小时，虽九死一生，但最终解救出全部二十三名遇难船员。后来我根据这段真实事件编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冲进七星洋》，当我与几家内地出版社联系出书时，他们说此书内容涉及南海，属于敏感话题；又说根据研判，此书经济效益不高，因此不宜受理；我又把这次救援行动的电影剧本交给了一家影视中心，也遭断然拒绝，原因很简单：不符合商业片票房的价值取向，同时还认为此片海上拼搏场面过于危险恐怖，远超美国大片《菲利普船长》，演员实在受不了那个罪！呜呼！如此答复，令我们这些当年搏命的老兵情何以堪？

六、珠溪河里无淡水

1970年夏，海口水警区奉命修建隐蔽性战备船坞。我们548艇和44大队1中队的其他3艘护卫艇从琼州海峡东部的铺前湾进入珠溪河。珠溪河入海口在东寨港附近，涨潮时海水涌人，退潮时河水流下，因此河水咸淡参半，不能饮用。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珠溪河逆流而上，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红树林里抛了锚。几排木桩打进淤泥，搭上桥板接通河岸，“舰艇工棚”就这样在珠溪河扎下了根。

一声令下，水兵们抡起防火斧毫不留情地在红树林中开始了劈斩。我们的任务是在这里挖出两个能够容下护卫艇的隐蔽性战备船坞。之所以称为“隐蔽”，是要借茂密红树林的掩护，做战时海上突袭之用。或许决策者是受到北方“青纱帐”打游击战的启发，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选择的地点人迹罕至，根本没有陆路，舰艇必备的后勤补给无法保障，这一致命缺陷在我们施工时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我们的工具只有铁锹和箩筐。这完全是人海战术，上百人挤满了两个工地。珠溪河湿热难耐，蚊虫肆虐。不知是谁说的河里的蓝黑色淤泥可以防晒防蚊虫叮咬，而且还治皮肤病，于是人人都把脏兮兮臭烘烘的淤泥抹在脸上和身上，珠溪河工地几乎一夜间变成了非洲土著部落。

因为时有风浪，铺前港平头平底不抗风的登陆艇不能及时运送淡水和给养，四艘护卫艇一百五十余人的生存逐渐陷入困境。看见阴云在珠溪河上空滚卷而过，人们把脸盆、水桶甚至水杯摆满前、后甲板，满身泥垢的官兵们放下手中的工具，兴奋地张大嘴巴仰望着擦头而过的雨云，希望第一滴雨水直落自己干涸的喉咙。但雨云和水兵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它呼啸着把雨水倾泻在远处的海湾里了。周边的红树林被火龙般的狂风吹得摇摆不定，我们在缺水状态下苦苦煎熬着。

一天晚上，信号兵把灯光射向夜空，我困惑地问他这是干啥？他只简单地说：“要水。”原来他用这种方式呼叫几公里外隔着几道河湾的铺前港。果然，在他持续不断的灯光呼叫下，铺前港方向的天际有灯光闪烁，答复说：“风浪太大，请再坚持几天。”信号兵气的骂娘。

一场大雨终于救了我们。甲板上摆了几天的水桶、脸盆和大大小小的水杯被雨滴打得叮当作响。刚开始时雨水还一星半点，随后逐渐响成一片。甲板、河面四处绽开朵朵水花，紧接着劲风掀带着茫茫大雨披头盖脸倾盆而下。雷声风声雨声轰鸣震耳，滚烫的甲板在瓢泼大雨中冒出团团白烟……

水兵们疯了！大家狂呼着跳跃着，趴在甲板上躺在泥水里四处打滚，有人干脆脱光衣服，挺立在风中任凭暴雨冲刷着身体，转眼间珠溪河里上百个赤条条的男子汉们在声嘶力竭的欢叫声中尽情享受着天浴冲刷……

一天，南海舰队政委段德彰到珠溪河战备船坞工地视察，他慰问和鼓励了工地上的官兵；不久，南海舰队司令员张元培也来到这里视察。张司令不顾我们一身脏兮兮的泥污，分别与每一位指战员握手问候。当时我满身泥垢就站在他旁边，只听见他随口问了一下水警区的陪同人员：“为什么选择这里挖？”我发现那几位干部面面相觑，无人回答。我心想：老将军厉害！一眼就发现了这里的致命问题。

我们在珠溪河干了整整两个月。工程完工后，舰艇拔锚启航，此时的锚链和吃水线下部的船舷已经结满厚厚一层海蛎子。

此后，再也没人提起珠溪河隐蔽性战备船坞的事情，我们似乎白忙活一场，那两个浸透着我们血汗的船坞早已埋没在红树林的泥水中了。如今那里已成为“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并且列入了《世界湿地名录》。今天，当游客们乘坐游艇徜徉在风光旖旎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时，没人知道在红树林深处的珠溪河畔，当年曾有4艘舰艇的一百余名官兵在那里战天斗地的故事。

七、血脉里涌动的激情令我惹是生非

1971年初，我被调回政治部下属的俱乐部继续当广播员。我在548艇吹惯了海风，听惯了碰垫声，如今坐在四平八稳的椅子上，脚底下没有甲板晃动，身边也没有战友的说笑声，孤独平淡的广播工作使我陡然失去了当兵的感觉，我的心头重新被阴云笼罩，似乎患上了“陆地晕动症”。

俱乐部包括电影队、广播室、图书室，并负责组织临时文艺宣传队，隶属于政治部文化科。顾名思义，这里是“文化人”集中的地方，尽管无一科班出身。俱乐部人际关系复杂，“文人相轻”，人情淡漠是这里的特色。广播室只有两个兵，一个是1969年的天津兵王红兵，只比我大一岁，但老成持重，人缘不错，如果在基层连队早就提干了，放在俱乐部，真是可惜；另一个就是本人（1970年的兵）。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轮班播放起床号，然后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通知，最后播放熄灯号，一天工作结束。如此日复一日地简单重复，我不断地问自己：这算是当兵吗？

要命的是，每逢星期六机关大院都要在广场上组织政治集会（时值“文革”期间），在宣讲各类政治报告之后，由广播员领呼一系列的革命口号，诸如“坚决拥护×××”、“彻底打倒×××”、“将×××革命进行到底！”此时广播员成了主角，站在主席台中央，王红兵领呼口号时神情从容，字正腔圆；轮到我时则歇斯底里，慌腔走板。王红兵当然知道我的心思，但他笑而不语。可俱乐部领导不干了，他们认为我存心捣乱，每次都要找我训诫谈话，我却公开表示内心的极度反感，北京的“文革”闹剧我比他们更清楚，如今部队机关还来这一套！有完没完？领导终于板起了面孔：“你这是政治态度问题！”我不理睬他们的警告，屡教不改。

俱乐部的文化干事，张某，湖南人，他有一个毛病：止不住地眨眼，且极好色。那时海军424医院的几个女兵常到广播室来找我聊天，张干事看见女兵激动不已，眼睛眨巴的更加厉害了，于是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信号灯。这事不知怎的就传到他的耳朵里了，他很愤怒。从此我又多了一条罪状：以下犯上，蔑视领导。

我知道这是在自作自受，可血脉里涌动的激情令我不断惹是生非。我调回俱乐部不到一年，惩治我的举动就接踵而来。

八、海军的陆上拉练

1971年，全军兴起“深挖洞，广积粮”的热潮，我被派去挖机关大院的防空洞。人在仅一米宽的巷洞里就像地老鼠一样掏土，要命的是水泥拱卷里居然不放钢筋！当时我们几个兵都觉得悬，但谁也不敢多嘴。一天下午，我刚从地洞里钻出来，不到5分钟就塌方了，与我们换班的5个兵全部被埋。经过连夜抢救，活了4个，牺牲一人。我死里逃生一回。

除了挖洞，海口水警区也必须像陆军一样进行野营拉练，我们打起背包，走进山野。

机关队伍出发前，承蒙领导关照，给我按班长待遇配发了冲锋枪，四个弹夹满装，（枪、弹由一个人混带，在今天绝对禁止）本来还要再配发四个手榴弹，因一时找不到作罢。包括必带的背包、水壶以及广播器材等在内，我这一身行头加起来有三十余斤。

本人在机关大院，一脸的不爽。摄于1971年

水警区的机关拉练队伍共计两百余人，拉出去的第三天大部分人脚上就磨出了血泡，一路上踉踉跄跄不成样子。记得上学时读过一些老红军的回忆录，书中提到行军时累到边走边睡，当时我很疑惑。参加拉练我才体会到，夜行军筋疲力尽时不但可以边走边睡，而且还会做梦。当你看见前面有人摇摇晃晃走偏，一头栽进路边的树丛里，那一定是在“梦游”呢。

一天，拉练队伍在一个村庄落脚。俱乐部的张干事询问村民：哪里有厕所？村民朝一片野竹林一指：那边，天然茅厕。但村民又追加了一句：带上一根竹竿，有用。张干事内急，又一时找不到竹竿，便径直朝野竹林奔去。不多一会儿，竹林里就传出一阵气急败坏的叫骂声，只见张干事提着裤子从竹林里狼狈窜出……原来他早已被几只不请自来的“两头乌”（猪）盯上了，悄无声息地紧跟在他身后去“赴宴”，接下来就是四面夹击你争我夺，恨不得把张干事拱翻在地……有了这次教训，我们拉练再进村，进竹林之前先去寻摸竹竿准备对付“赴宴者”，不再打无准备之仗也。

九、胆小的后勤兵救了大家一命

当队伍走近水警区所属的锦山农场时，拉练指挥部收到天气预报：明天台风将至。于是指挥部决定在农场留宿两天。

当晚我们十几个兵住进农场的粮仓。此时窗户已用木板钉死，电源也已切断，似乎万无一失了。这个粮仓比较高大，但房顶仅是一层铁皮，很单薄。隐患就在这“高大”和“单薄”上。台风向来捉摸不定。当夜，台风提前袭来。诡异的风声完全不是那种悲切凄厉的嘶鸣，而是像千军万马在冲锋陷阵暴烈奔腾！我们在铁皮房中如同闷在鼓里，暴雨猛烈砸在房顶上，震耳欲聋。

最先发现问题的是一个后勤部的兵。那家伙胆子小，絮絮叨叨地拿着一个手电筒在漆黑的粮仓里四处查看。我嫌他多事，便安慰他说：“怕啥！这房子大，抗风……”没想到他突然杀猪般地叫了起来：“不好啦！房顶被掀开啦！”在他的手电筒的光柱下，只见铁皮房顶已被掀起一大片，像个大蚌壳一样正在上下开合着……众人见状，行李都来不及拿，拉开大门夺路而逃。当我们连滚带爬跑进对面的小厨房时，只听见“轰隆”一声，粮仓倒塌了。那个胆小的后勤兵救了大家一命。

后来我想，倘若人的一生有过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才会锤炼出遇事不慌的淡定。

没经过台风的人以为台风与狂风一样，其实不然。狂风是朝一个方向刮，而台风是一个移动迅速的巨型气旋（直径可达数百公里），因此它会从东西南北几个方向来回刮，因此破坏力极大。

古人对“风”有过不少精彩描述。比较著名的是战国时期宋玉的《风赋》，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但那不过是宋玉对楚襄王的应景之作。真正能够把“风”描绘的出神入化的，当属北宋文豪苏轼的《飓风赋》：“……鼓千尺之涛澜，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触。列万马而并骛，会千车而争逐。……予亦为之股栗毛耸，索气侧足。夜拊榻而九徙，昼命龟而三卜。”苏轼之所以能够把台风描绘得如此精准，是因为当年他曾被贬到了海南儋州，一定亲身经历过台风。

十、“两个兜”的青春禁止浪漫

我最终被调到海南岛的西北角，离发配苏东坡的儋州不远——临高县新盈镇的北部湾畔，那里是海军高炮独立七营三连的驻地。

从机关大院调往高炮独立七营的官兵，大凡有两个原因，一是放下去磨练一把，随即调回提拔重用；另一个就是打入另册，从那里走到军旅的终点站。领导没有向我解释调动的理由，为此我如同一个痴情汉一样在心中充满幻想，始终希望自己是属于被磨练的那一类，就如同当初我从548艇被调回机关一样。后来这种单相思日复一日地折磨着我，天天梦想着会发生奇迹。然而直到本人从高炮三连脱下军装都没有等到“惊喜”，我最终挑着一副扁担返回了家乡，原来他们早就把我当垃圾一样扫地出门了。

一个师级部队的政治部处理一个没有任何靠山的“两个兜”（士兵），就像弹掉身上的一只蚂蚁那么简单，只不过这只蚂蚁日后会令他们比较尴尬，这是后话。当然，在所有可以拿到台面上的理由中，与海军424医院的女兵来往密切，这一条理由最“醒目”，男女交往的合法性是由军装的口袋决定的，“两个兜”的青春禁止浪漫。

芳华四溢的时光，俊男靓女的面庞，欢歌笑语的生活，裁剪得体的军装，这样的军旅影片迷倒了无数追星的少男少女，看啊！军人世界居然如此妙曼！可在我们眼中，那些在花前月下喁喁细语的靓丽青年是军人吗？如果是，他们只是军中贵族。这种作品的受众不会是曾经的普通一兵，它是根据票房价值量身定做的时尚故事，可这样编撰的故事在我们眼中一钱不值。

十一、炼狱中的幸福蛋

如果说水兵是海军的嫡亲正宗，高炮兵则是旁支外戚。

与护卫艇44大队一样，高炮独立七营也是一线部队，都是常年处于二级战备状态，但高炮独立七营在水警区最不受待见。那里地处穷乡僻壤，生活条件艰苦乏味。一说起独立七营，机关干部多是言含轻慢贬意。同时因为高炮兵有炼狱般的境遇，整个水警区的官兵对高炮独立七营都有一种谈虎色变的畏惧感，尽管独立七营是一个副团级单位。

已经荒芜的高炮三连阵地。本人在这里三年半，虽日夜守望，却从来没有机会踏足500米开外的那处后水码头。摄于2005年

我所在的高炮三连面对北部湾，守护着后水码头的空域安全。今天的后水码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当年这里是援越的后勤补给点之一。北部湾是美军空袭北越的必经之地，派驻一个独立七营的防空力量保护这样一个小码头，可见它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连的阵地前漫滩都是大大小小的礁盘，五万年前这里是火山熔岩的流经地，整个海滩都是青黑色的玄武岩，而这青黑的海蚀地貌竟一眼望不到尽头，无边无际地与水线几乎联成一体。

高炮三连前面的青黑色玄武岩海滩和北部湾

站在三连的阵地上放眼望去，整个海岸线被一丛丛望不到尽头的仙人掌镶嵌着，如同一道绿色防线。这里的仙人掌表现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暗红色的砂土地上，成丛成片的仙人掌开满嫩黄的花朵和结出青色的仙人果。对于三连的官兵来说，天天在烈日下暴晒和在乏味的训练中度日，惟有这些仙人掌的花果能给荒凉无垠的北部湾缀出几分野趣和妖娆。久而久之，三连的官兵们除了能够看见仙人掌和自己养的猪、羊以外，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活物，但凡听见天边似有飞鸟的鸣叫声，三连人都会有一种梦回家乡的感觉。

高炮三连阵地前的仙人掌

三连没有砖木结构的营房。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全都住在用角钢做骨架的茅草房里。三连的营地属于当然的军事禁区，这里除了一条红土小路和几根电话线与外界相通，没有外人来三连走动，更没有任何文艺宣传队或慰问组织来这里露面，这里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官兵们就像钟摆一样日复一日地熬日子，天天面对的北部湾就像一张灰色的纸，毫无色彩。

因为要与飞机争夺时间，高炮兵的动作以“秒”计，平日的活动范围不能超出阵地100米，他们蹲茅坑时也要支棱着耳朵小心警报声，因此他们拉屎都不塌实。只要听见警报响，营区里的人如同野马炸群，疯了似地扑向战位，紧接着阵地上就会传出一片令人惊恐的嚎叫声。

三连的新兵刚分到各班时，几乎半个月都回不过神来。每天黎明一声哨响，新兵们只听见一阵床板响动，待掀开蚊帐一看，茅草房里除了新兵以外，早已空无一人；再一定神，听见房外班长一声口令：“验枪！”接着就是一阵“哗啦啦”的拉枪栓的声音；又一定神，阵地上检查火炮的嚎叫声响成一片……终日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气氛下生活和训练，三连的官兵几乎都有点神经质。

三连的阵地没有任何树木遮挡。太阳把火毒的光芒毫无保留地倾泻在这片海岸上，阵地上能够留下影子的只有人和炮管。除了电话兵可以躲在半地下的指挥所里以外，上到连长下到士兵天天站在火燎般的阵地上坚守着，就像闷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打熬。那时没有短袖军装，每天训练必须着装整齐，身穿长袖衬衣和长袖军装。海南气候炎热潮湿，官兵们每时每刻都浸泡在汗水里。与舰艇水兵不一样，三连极缺淡水，连里只有一口半枯老井勉强支撑食用，至于洗澡冲凉，只有靠老天帮忙，因此三连的官兵各个都有皮肤病。

也许是大肠终日处于缺水的状态，三连的官兵多有便秘的毛病。听说424医院的女兵把来例假叫做“倒霉”，三连的官兵却觉得能够把屎拉下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此我们把拉屎叫“下幸福蛋”或者简称去“幸福”一下。这“幸福”是指“幸福蛋”下出来时那种痛快的感受，而“下蛋”时则要瞪眼攥拳运足气力，脸憋得如同紫茄子一般。有时为了酝酿一下“幸福感”，“下蛋”者还要拉开嗓门来一段胡乱编排的“吼蛋歌”，随着一声怒吼，“幸福蛋”夺路而出，“下蛋”者顿觉周身幸福舒畅。待低头一看，新鲜出炉的一窝“血蛋”热烘烘地卧在自己的腚眼下。

十二、不怕死的汉子也有快乐时光

一天，我们侦察班的一个山东新兵站岗，（当时我已是侦察班班长）他突然摇响了警报器！我正在茅厕里憋“幸福”，听见“一等”，便不管不顾提着裤子狼狈不堪地跑上阵地；此时全连人马也已疯狂扑上战位，我气喘吁吁地问：“什么情况？”那个山东新兵神情紧张地用手一指：“那边！北部湾方向有飞机飞掠的声音！”我抄起望远镜朝北部湾望去，空荡荡啥也没有，我丢勒个去！神经病啊？脸色铁青的何连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是没说话。

三连地处北部湾最前沿，三连有突发情况，全营响应。这一下子我们侦察班在全连、全营“出了大风头”，我火冒三丈！可看见那个低头哭泣的新兵，我是该骂他神经过敏呢？还是该夸他革命警惕性高？班务会上我虎着脸最终啥话也没说，指挥排长见我不说话，也就一声不吭了。（在三连，排长的权威性不如班长。）

那时美军的B52在北部湾上空折向北越实施地毯式轰炸，我们在望远镜、指挥镜里经常看见它在空际间拉烟的痕迹，可完全听不见声音。那个山东新兵大概听我讲解高炮侦察兵训练要领时，别的没记住，单单把美军曾经在北越搞过机降偷袭的案例牢记在心了。可那是直升机机降，想偷袭海南岛？在越南已经焦头烂额的美军既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胆气。

可我从来不对新兵称“新兵蛋子”，更不允许打骂新兵。我对班里的老兵说，你们是熬成婆了，（只有超期服役以后才能称为老兵）但别总惦着“给新媳妇立家规”，你叫人家“新兵蛋子”，人家就会叫你“老兵油子”，你乐意吗？想在新兵面前立威，就拿出真本事来。

不过，下“幸福蛋”的高炮兵也有快乐时光。与护卫艇大队的水兵相比，高炮兵总是特别盼望台风吹袭，每当台风夹裹着暴雨来临时，三连的官兵们都像过节一样快乐无比，毕竟台风期间不必训练，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茅草房里睡大觉。

有一次，连里在海边进行手榴弹实弹训练，我们一些投掷完的老兵就先回营区了。抓住这个空隙，大家在小操场上踢足球。没想到踢得正欢，忽听“啪”的一声，茅草房的门被击穿了一个小洞。我疑惑地走过去拉开门一看，地上居然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弹片！我们营区离海边的投弹场足有200米之遥，远远超出手榴弹的理论杀伤半径（20米），可它就硬是飞过来了！而且其力道仍然能够击穿门板！如果是击在人身上……大家大眼瞪小眼地对视了一番，我说：“反正也没地方躲，管他呢！接着踢！”于是一群不怕死的汉子大呼小叫地又重新开战。此时海边手榴弹的爆炸声此伏彼起，不停地有弹片在远处划过，那种声音就像蝗虫飞舞，很特别。

三连四周杂草丛生，毒蛇、蝎子时常出没，但三连的官兵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我曾经在菜地里除草时不小心踩在一条近一米长的“竹叶青”上，被眼尖的副班长一锄头压住了蛇头；我也曾被毒蝎子咬过手指，虽疼得大汗淋漓，呵呵，也没死。

十三、炮弹朝着“轰五”直飞而去

某次，高炮独立七营拉到海南文昌东部进行年度实弹打靶，独立七营和南航高炮八团等近百门各类高炮呈带状分布在海岸线上。

我看见靶场附近田头河的渔民几乎各个牛高马大，如同河北的汉沽村民一样，可这里不是盐碱地，是不是因为他们以海鲜为生有关？我站在海边眺望着，远处隐约可见七洲列岛的南士岛，那片海域的北部正是我三年前搏命的七洲洋，我的内心涌动着怀念与惆怅，间或夹杂着一丝苍凉。我曾写过一首诗：

曾向往过海涛的喧嚣，

曾喜爱过甲板上的阳光。

爱天天向她敬礼——

军旗在桅杆上高高飘扬。

同喝一壶水，

同住一个舱。

结识了多少朴素的战友，

身经了多少惊涛骇浪。

我心中仍在回往：

琼州浪花的磷光，海南湾的夜航，

珠溪河里无淡水，七洲洋的恶浪。

这一切一切啊，多么令人难忘！

（当年在七洲洋抢救古巴商船的情景参见《一个北京知青的从军之路》。）

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548艇的战友们不会想到当年前主炮的5炮手如今会站在这里遥望着七洲洋……

那天靶场指挥部告之，“轰五”（国产战术轰炸机）将根据风向、云层等诸多因素随机飞临靶场上空，并不确定固定航线，这实际上是要考验各防空部队的处置能力。

“轰五”拖带的靶绳有1000m，末端是一个长10m，直径1m的白色筒状靶袋。靶袋在地面上看着很大，可是在空中几乎就是一根细小的火柴棍，要想击中，难度很大。何况“轰五”拖带着靶袋飞临每个阵地上空时，射击的最佳时机只有15秒钟，炮手们要在这15秒之内把弹舱里的10发炮弹全部打出，否则将会扣分。

独立七营配备的“双管三七炮”没有雷达系统，发现目标全凭目力。我们三连在整个靶场的最南侧，如果“轰五”从北部进入（右行），我们将跟在别人后面开火射击，这样的压力会小很多，尤其是我们侦察班的人这样祈祷着……可我不敢怠慢，万一“轰五”从南部进入，三连将第一个开火射击，如果没有及时捕住目标，那我这个侦察班长就是一个饭桶！

那天云层较厚，更增加了发现目标的难度。除了两个测距手以外，我把班里的6部望远镜做了分工，每人负责搜索不同方向的空域。好在苍天有眼！我在望远镜中发现远端云隙间有“轰五”机身一闪！仅仅0.1秒！左行！“轰五”将从南部进入！我立即报出：“发现目标，大型机一架，左行临近！”“进入战位！”何连长一声令下，三连阵地一片嚎叫声。此时整个靶场的目光全部集中到我们三连阵地上。

“目标直行临近！”“3000！”肩扛测距机的侦察班副班长已开始报数，开端完美无缺。何连长很兴奋。

“2500！”“2000！”“1500！”“开火！”三连阵地火光闪烁炮声轰鸣。我趴在指挥镜上仔细观察着（曳光弹）弹迹……突然，我发现一串炮弹朝着“轰五”的尾部直飞而去！我惊得大叫：“打偏了！打偏了！危险！”何连长一个饿虎扑食窜上他身边的一门炮座，死死抓住了方向机！原来他已经发现问题：那门炮的二炮手（方向手）因为视线被炮火遮挡，加上炮座不断后震，他只好盲目地摇动方向机，根本就没看瞄准具！如果再不停手，我们三连可就创造“奇迹”了！我的天！那架“轰五”上面有3位机组成员呐！

怒不可遏的何连长当场就免除了那位二炮手的职务。

十四、老兵的戏谑与疯狂

当兵服役是以付出青春为代价的。我22岁当兵，28岁才被批准复员，我把荷尔蒙最旺盛的青春期献给了天涯戍边。

1998年的《兵役法》将陆、海、空军义务兵服役期限一律改为2年，并取消了超期服役。在我们这些曾经的老兵看来，新兵帽子还没戴热就到头了。我们当兵时，海军服役期是3~4年（普通海军3年，水兵4年）。但战士们几乎全部超期服役，少则5年，多则8年。那时新兵的津贴6元/月，每年增加2元/月，士兵没有考军校和转士官的途径，“两个兜”除了提干，没有其他出路。

我后来想，缩短服役期有道理。谨从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心理学来看，人的欲望、尊严、理想、情感是客观存在。因为长期在枯燥、艰苦环境下生活，某些超期服役的老兵会把积压已久的军纪束缚找茬发泄出来，高炮三连每年退伍老兵离队前夕，连队干部的神经都高度紧张。

某年，三连即将退伍的一群老兵显得格外躁动，他们动辄打骂新兵，或辱骂干部，并相互寻衅，还跑到菜地里肆意捣毁各班辛辛苦苦种植的蔬菜，大家冷眼看着他们，却敢怒不敢言。

偏偏此时后勤部的机关大佬既不体恤基层干部的苦衷，也不了解老兵的心理状态。他们在发放这批退伍老兵最后一次衣物时，居然把一批压仓底的1950年代的陆军老式军装甩给了这批老兵。结果他们的自作聪明惹来了麻烦。

三连的老兵们拿到这批老旧黄色军装时，骂声一片，三连的干部们此时躲在一边不吭声。到了在海口集中时，这些老兵竟然集体穿上这身陆军老式军装，然后走街串巷，招摇过市，此“黄军进城”的奇葩情景令路人看得目瞪口呆。老兵油子们以这种自残式的戏谑狠狠嘲弄了一把打发他们的机关大佬。

第二年轮到我们退伍，我们乘坐送兵的军列在湖南某兵站短暂停留时，两拨互不相识的老兵油子因为抢饭大打出手，他们在离开部队后上演了一出最后的疯狂。

当然，大多数老兵是基层连队的压舱石，否则他们不会被要求超期服役。1974年1月中旬，西沙局势吃紧。三连姚指导员告诉我们几位老兵，南海舰队所属部队随时可能战备升级，要求我们老兵届时稳住阵脚。果然没隔几天，1月19日西沙海战爆发，高炮独立七营的三个连队全部进入一级战备，全体指战员24小时坚守在各自的战位上不能下来，有些新兵困乏难耐很不适应，想找各种理由小憩，均被各班的老兵连唬带骂软硬兼施死死按在战位上。

护卫艇44大队在西沙海战第二阶段，输送、掩护海南军区侦察队收复了被南越军队侵占的甘泉、珊瑚和金银三岛，我很羡慕我的老战友们能有这次参战机会。 

十五、双喜临门

从机关调到三连的一年后（1973年），我当了指挥排的侦察班班长，却不是党员，这在三连的九个班长中，我是独一份，说明三连何连长、姚指导员看得起咱，也说明本人“尚需努力”。从我内心来说，当不当班长无所谓，但是对党员身份我很在意，那是我的奋斗目标。但如何努力？得想办法。

三连有一个湖南兵，没什么技术特长，但他有一手艺：会理发，随叫随到。他就是凭借这一手，居然荣立三等功而且入了党，看来“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

本人的能耐在除了读毛著以外，还看“西洋书”，这一特长在三连无人能及。我看的可不是什么文学作品，而是马恩列斯著作，诸如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等，这些书都是我让父母从北京寄来的。每当熄灯哨一吹，其他人就寝后，我便点起小油灯坐在茅草房里静心看书写笔记。本来不按时作息是违规的事情，但我阅读马列著作，当官的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

本人挑灯夜读马列著作的事情不可避免地被指导员知晓，于是在我不知情时，一场运作在连部和营部之间悄然进行。

一天，连部文书把我的读书笔记“借”走了，随后营部和连里的几个人共同写了一篇报道，描述本人如何孜孜以求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没隔多久，这篇报道刊登在《人民海军》报上。又没隔多久（1973年5月）我入了党，连长何祥勋、炮四班班长宰根顺作了我的入党介绍人。那时没有预备期，《入党申请书》一经批准即是正式党员。

可惜，我那几本十几万字的读书笔记自从被他们“借”走后，就再也没有还给我。

我记得在读书笔记开篇之处写道：“当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时，他可能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开辟一个新时代；但是当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引用但丁的这句话时，他一定会认为自己正在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

除此之外，我在读书笔记里还摘抄了自己作的《风帆》：

钻研是我精神的乐园，

信仰是我理智的雕刀。

斗争是我生活的哲理，

不屈是我征伐的战袍。

……不私奔蟾宫的月皎，

不求渡银河的鹊桥，

不沉醉桃园的泉水，

不迷恋伊甸园的逍遥。

脚下就是这泥泞的红土，

身边就是这丛生的藜蒿；

举目就是这礁盘台地，

抬头就是这滚卷的风啸。

……曾缠绵于书生的情感，

曾沉陷于空虚的苦恼；

曾梦幻于幼稚的理想，

曾自聊于疏才的孤傲。

天涯的征途绝非平坦——

几经周折，几度轻抛。

但破灭的幻想中孕育出理智，

伤感的剖析中陶冶着情操。

航道的曲折更增添了色彩，

张满风帆吧！

继续闯这条从未探过的航道。

当然，读书笔记里大量记载的是我的读书心得和疑问。可我对这些理论读懂了吗？其实不求甚解。

喜事不仅一桩。1973年9月本人作为海口水警区唯一的战士代表，赴广州白云山军区招待所参加了广州军区党代会。这一切都来的太突然，以至于我不知所措。作为一名被机关大院淘汰的不安分守己的“两个兜”，怎么会突然享此殊荣？事后我才知道，1973年广州军区即将召开党代会，（时值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会议要求有基层连队的战士代表参加。在海口水警区的范围内，高炮三连无疑是最前沿最艰苦的连队，本人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入选。

三十余年后，水警区机关大院的一位战友在广州遇见了当年的水警区政治部主任，我的这位战友特别向他提起本人，政治部主任说：“我记得他，他好像挺能写的。”呵呵，一个政治部主任能够记得当年一个不受待见的兵，无论如何我得感谢他。只是不知道当年报送本人的材料摆在他面前时，他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说来惭愧。当年为了入党，本人卖弄夜读马列著作的小伎俩是在唬人。我不知道马克思和爱森纳赫派的论战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更不明白那些在西方国体中生成的批判性学说对中国现实的可操作性体现在哪里？

知识既不是用来炫耀的，也不是用来做装潢的，学以致用才是正道。

中国古人云：“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至矣。《荀子·儒效》”，此说与同时代的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说的“人类所需要的知识有三：理论、实用、鉴别”大义相同。

本人在高炮三连和北部湾的最后一段时光。摄于1975年3月

2005年，在我退伍三十年之后，我重返三连曾经的阵地。北部湾的海滩依旧青黑，但三连的营区早已深深埋在野菠萝和荒草丛中了。面对曾经拼尽青春守护的战位，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们的军旅与“抗美援越”紧密相关，可一想起北部湾西边那个过去的“盟友”，却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这一代人下过乡，扛过枪，我们的生命充满苦难，也拥有阳光。我不去奢望今天的年轻人能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传承，他们也会有人生的幸福和磨难。我谨希望人们能够记住，当年有那么一代年轻人用异样的苦乐年华置换了自己本可以享有的浪漫青春。

谨以此文纪念从军戍边五十周年。感谢那些与我并肩携手走过那个年代的战友们，我们共同把青春年华熔铸在海角天涯；也感谢那些曾经把我推进磨难激流的人们，没有他们的“成全”，也就没有我多彩的人生。

2020年7月20日

马小冈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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