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库 | 曹钦白：知青，中国农民的额外税赋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曹钦白，龙年生人，忝附老三届骥尾。下过乡，当过兵。复员后进入税务局工作。1985年~2019年，在陕西《税收与社会》《陕西国税》《陕西税务》杂志社供职。有专著《我的观点》《享受税收》《税收未被解读的密码》《税：给你制衡权利的权力》和《忆军旅，能不忆玉树》等。

原题

知青税

作者：曹钦白

题记

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由于缺乏相应权利造成的

税是国家/政府根据法律，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工具及取得的收入。借用税的这一特征，可以解释经济和社会中的许多现象。

从1956年到1980年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知青上山下乡，特别是从1968年始到1980年止的大规模的强制上山下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转移经济困难，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收的一种税收，为便于理解，这里暂且名为“知青税”。

一、由此及彼：问题的提出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至今，持续涌现出一批回忆、反思和研究的文章。在关注、浏览相关文献时，我发现一种趋势，就是文章和研究的主题，出现了由知青个人自身遭际转向关注农村贫困原因的变化。以笔者1996年在《西安晚报》“今日老三届”征文中发表的《难忘父老乡亲》为例：

……农村为什么这样贫困，当时很少往深里想。以后读了几本书，才知道，除过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学习苏联，用牺牲农民利益的方法发展工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巨大。严格的计划价格使农民别无选择，只能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产品。正是他们的牺牲，才使得中国工业化在一二十年内就初具规模。

2019年，笔者母校——陕西师大二附中“老三届”同学编辑了一本回忆录《我们上山下乡的日子》，也有文章涉及到了上述问题。

其一：邓小平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滿意，国家不滿意，知青及家长不滿意，农民也不滿意。”

我们队原先一共70口人，种了600多亩薄地，靠天吃饭，广种薄收，每亩收一二百斤麦子,交完公购粮，社员尚能吃饱肚子,一下子增加13口人，8男5女等于从农民嘴里夺食，贫下中农咋能高兴。

我们下乡三年没给队里增加任何好处，还挣了一河滩工分,工分多了每个工的价值就极低，一个劳动日只有两毛多钱，农村一大家七八个劳力年底才分百十块钱。

其二：知青下乡承担了队上的不少农活，一年后我们知青工分就占到了全队的1/4。但粮食产量不会同比例大幅上涨。所以，总产量变化不大，工分总量猛增，造成一个劳动日分值大幅下降。1968年底一个劳动日0.73元，1969年底0.58元，1970年底0.37元。……我们赤手空拳下到队里，只带了500元安家费，工分就占了队上的1/4，人数占队上的1/7。虽说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但要拿走近1/6的口粮，农民咋能满意？

二、由表及里：知青下乡的原因何在

一是意识形态原因。毛泽东1968年12月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人民日报》把这一决策说成是“实现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其主旨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一致的。

二是就业原因。文革造成全国动乱，导致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到1968年，全国中学“停课闹革命”三年后，既无法升学也无法就业，积压了几百万无学可上，无事可干的中学生；同时，连续三届的小学生不能升学，又导致底下的适龄儿童不能入学。全国城乡壅塞了数以千万计 “嗷嗷待哺”的小学生和适龄儿童。只能先把所有在校的中学生往农村一扔。说穿了还是经济原因。

三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955年，农村掀起了合作化运动的高潮，这一年，毛泽东连续写了两篇批示，一篇说：“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另一篇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

其中第一个原因，可从两方面辨析。一是“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质就是把不断进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凌驾于一切工作之上，已被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二是“再教育”本身就是荒谬的，按照党的理论，工人阶级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农民，按照列宁的说法：“小生产者每天都自发地、必然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毛泽东也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却去接受农民阶级的再教育，岂不自相矛盾？！

第二个原因，如 1981 年 “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所说：其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 50 年代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其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 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第三个原因，在1955年的语境下看，比较接近本意。当时政府正在大力推进刚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放弃这一权利，实行合作化。但遇到了阻力，毛泽东希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可以打破保守农民和干部的阻力，加速合作化的进程。当然，农村任何时候，都需要有知识的青年，但其前提，一是经过中专以上的农业科技教育；二是自愿而不是强迫。然而，前者会使这些青年成为国家财政负担的干部；后者在当时农村的制度设计下，不可能吸引到自愿来的青年。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了“内卷化”概念：即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人口与农业产量的矛盾很大，知青的到来，只会加剧农业的内卷化。

三、辩证地看“地大物博”

首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基本国情。但凡事怕就怕认真，一认真，就会发现“地大物博”是实，但被“人口众多”的分母一除，平均到个人，就既不大也不博了。

1.土地资源。特点是“一多三少”,即:绝对数量多,人均占有少,高质量的耕地少,可开发后备资源少。

2.矿业资源。相对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

3.能源供需。从1993年起,我国石油由净出口国转化为净进口国。煤炭储量以人均占有量计算,只有460吨,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4.水资源。人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其次，从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列来看，早在二战以后，美国农业就实现了机械化，全国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口从事农业，却养活了全美三亿多人口，并且三分之二的粮食还向世界市场出口，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迨至今日，美国农业人口降至300万，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反观我国同时期，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更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饿死数千万人口的灾难。

第三，再从“胡焕庸线”看，也有助于读者头脑清醒。这条线也叫人口密度线，从黑龙江省瑷珲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游牧民族的天下。因而表现出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

以“胡焕庸线”来平均我国的资源，在世界上的排位进一步下降。以土地资源为例，将从人均12亩，降到5.2亩。

由此可见，我国真正多的资源是人。具体到农村，这种“资源”更是多到“富裕”的程度，以致在文革中期就开始了计划生育，1982年更成为基本国策。如此，农村、农民、农业会欢迎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一直没有间断过的总数高达2000万以上到农村落户的人口吗？！

在农业劳动生产力没有得到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多增加一个人，就意味着摊薄他们本就不多的粮食和生活资料的分配。就好像一个股份公司，被任意安插进一些人吃“干股”一样。

农村经济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集体经济，理论上它应该有权力对这种严重削弱集体产权的行为说不。

但是，为什么，读者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赞同声音呢？！

四、还是制度：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有拒绝的权利吗？

回答上述问题，只能从当时农村的制度开题。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主要有两种制度：一是从1951年开始推动到1956年基本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制度；二是从1958年到198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

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集体经济；不同点，前者是单纯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后者是综合的政社合一的组织。

为什么党和国家要把我国几千年的私有经济制度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这要从共产党人的初衷和建国初“一边倒”地向苏联学习两个方面说起。

其一，《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之后的路径和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其二，在建党和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给于了极大的帮助，所以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向苏联全面学习就是必然的。在农业方面，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就是现成的模型。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二是政治上便于实现对农村的直接领导和经济上的计划生产；三是要比一家一户的私有制农户更便于征收税收和收购农业产品。

所以，新中国甫一建立，党中央就迅速推动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并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表，一再压缩，只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就完成了合作化；进而又马不停蹄地在1958年建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

两种制度，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农民虽然在理论上是集体经济的主人，但无论从个体与集体间的产权关系看，还是从集体与国家的关系看，农民的产权都被异化为集体经济组织对个人选择的支配权，归集体所有的仅是占有权和使用权。个人一旦离开经济组织，不仅无法生存，还会被社会视为盲流收容遣返。集体经济的产权代理人实际上成为被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公社书记和社长。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实质是对土地占有权的再分配。这种现象不可能发生在合作化之前，也难以发生在“联产承包制”之后，只能发生在土地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和实际控制之时，农民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他们参与分配本单位的土地收益。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很快就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普遍现象，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以及其他财产被无偿上调。其后的“大跃进”更将这种现象推到了极端。农民个体的经济权利被稀释到不能对自己的利益产生任何影响。

再从农民的政治权力来看。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农民这个人口最多的社会阶层，除过文革期间，一直没有自己的组织。在农民代表权的计算上，每四个人才相当于城镇一个人的代表资格，明显违反宪法的平等精神。

1958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为标志，国家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这种二元户籍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竖起了一座高墙，从社会权利方面明确限制了农民的迁徙权、择业权等基本权利，是对公民身份的一种不公平的等级界定，同样违反宪法精神。在户籍制度下，城乡居民有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身份在地位上截然不同，配置的社会资源也完全不一样；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获得较好的资源，享有教育、补贴、劳保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医疗、教育和失业保障等各方面的优厚权利和待遇，而农村户籍的农民无法获得这些好的资源。这就直接或间接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将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固定化、扩大化。

五、“知青税”及种种负担

如此，笔者就可以给“知青税”这一姑且命名的概念定义了。就是国家/政府通过指令的形式向农村集体所有制组织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他们或是一次性的，或是持续的，在人数上也可能多也可能少，但都等于以给集体经济组织参股的形式参与劳动产品的分配，因此造成个体股权占比和生活资料收益在一定时期内被稀释和摊薄。这种非自愿的指令相当于向该组织征收税收。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税收制度，显著特点是城乡税制分别设立，与其时的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相一致。而同时期，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税制是城乡统一的，即对农业与工商业一样采取流转税、所得税、土地税或财产税相结合的复合税制；对农产品、农业收益、农用地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政策。

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法制不健全，实行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因此在政府收入方面存在多种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明与暗两种形式。

明的，是国家立法机构批准的法定税种。暗的，虽无法律明文，但可能是国家/政府机构批准的政策、法规，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号召，但却具有强大的威力，使个人不能、不敢表达真实的意见，不得不执行。

1980年前，国家在农村征收的法定税收：

1.农业税。俗称“公粮”。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最高不得超过常年产量的25%。在征收农业税时，允许地方附征一些税额，由地方使用，即地方附加， 规定一般不得超过纳税人应纳税额的15%。在种植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比较集中而获利又超过种植粮食作物较多的地区，可高于15%，但最高不得超过30%。

农业税的平均税率是比较高的。纵向看，“自夏商周实行贡助彻以来，其基本税率‘其实皆什一也’，奠定了后世的‘中正’税率。横向看，同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不但早已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对农民和农业一直给于很多补贴。

2.工商税。工商税是指对一切从事工商、外贸进口和服务行业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就其产品销售收入或业务收入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工商税虽然征收对象是工商企业，与农民和农业似乎无关；但这个税属于流转税，凡流转税都会将其税负转嫁给最终消费者的。所以农民个人和家庭，只要购买工业商品和接受服务，实际上都会承担商品和服务内含的流转税。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也都内含着转嫁的工商税税款。

3. 集市交易税。是指对在集市上出售应税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属流转税类。

4.牲畜交易税。

5.屠宰税。对猪、菜牛、菜羊等几种牲畜在发生屠宰行为时，向屠宰单位和个人征收。

6. 契税。规定对土地、房屋的买卖、典当、赠与和交换征收契税。对公有制单位承受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免征契税。

以下，是暗税。

1.与本队生产无关的劳动。很多知青都有这样的经历，被派出到水库工地劳动或在战备公路修路等，自带干粮，统一做饭。劳动结束后，由生产队计算出工时间和计算公分。这种劳动，属于对集体经济组织劳动力的没有回报的剥夺。

2.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蒋洪主编的《财政学》明确说：“从收入分配方面看，规定的农产品价格低于长期均衡价格，其实质等于向农业生产者课征重税，减少了农民的收入。”1953——1985年的33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获取的差额利润数倍于农业税。

3.义务劳动。是国民不计定额、不要报酬，自觉自愿地为社会劳动。如“文革”时期，有些地方要求过年只休息一天，就开始工作和劳动。实际响应号召的人，并非出于自愿。

4.各种摊派。据薄一波1952年12月18日关于乡（村）镇摊派名目繁多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摊派名目共计6大类，336种。“文革期间，由于政治动乱，生产上的瞎指挥，社会风气的败坏，农民的杂项负担花样越来越多，负担也越来越重。从预算外资金来看，1952年为13.62亿元，1958年为55.99亿元，1966年为81.13亿元，1976年则猛增至275.32亿元。”

5.通货膨胀税。政府通过发行超额货币而筹集的收入。它会降低降低货币的购买力。

6.烟酒、食盐专卖。就是国家对消费量大或利润丰厚的产品，如烟、酒、糖、茶、盐等特定产品实行垄断经营。目的是获取垄断利润，增加财政收入。

意大利财政学者阿米卡尔•普维尼亚创造了一个名词“财政幻觉”， 揭露政府在法定的税收以外，避过立法机构的监督，凭借行政权力以超发货币、兴办国有企业、制定计划价格等方式汲取国民收入，它使负担人不易感知“税痛”，将其视作正常的政府管理行为而不去质疑,并因此对政府支出作出超出实际的好评。这正是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存在差异原因所在。政治经济学界接过这一概念，将其具体化为“隐性税收”制度

六、不平衡的公共服务

在知青的回忆文章中，很多人都写到交“公粮”也就是交农业税的情景。这些文章：一是没有写“交农业税”的，固然“公粮”是个习惯叫法，但“税”的叫法不仅更正式，而且能使人想到其性质、其用途等等，但“公粮”则不会。二是写交公粮走多少路，多么苦等。三是写交公粮多么难，被挑剔等。但从未有人问过为什么要交公粮。

作为一个知识青年，竟对税收这一构建国家大厦基础和支柱的概念毫无认识。因此，就不会知道由税收引发的关于国家/政府起源、架构和维持的政治概念，由税收引发的政府/官员与老百姓谁养活谁的利益关系，由税收引发的关于国家/官员与国民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关系，等等。

所以，他们对自己和以后的弟妹不间断地被安置到生产队，是否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就没有思考；对上级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东西就不会反对；对农村学校的简陋就熟视无睹；对需要生产队养活老师就视为理所当然；对给村里送电，生产队自己出劳、出钱，感激涕零；对乡村道路的简陋，从没有想到政府有什么责任；更没有觉得农村人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有社会、医疗保障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等等。

现代政治常识告诉我们，税收是构建国家的基本条件，税收与国家一起产生。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把税收与政制的关系看得很重。他说：“国家的税收就是国家。”因为税收是一切公共权力的源泉，而税收的源泉是财产。保护财产及其权利是国家得以存在的根本目的之一。

有了税收，一些私人不可能从事的社会公共事物，可以委托专门机构——政府和其雇员完成。这些公共事物主要是国防、司法、外交、基础教育、交通、医疗、社会保障等。

税收征收和使用的基本原则，综合中外古今，可以用亚当·斯密 “四项原则”表达，即：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少费用。

按照上述原则对照改革开放前国家对农村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征收和使用，就会发现许多问题。

这种税制结构，对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一是单独对农民群体征税。二是税负重。三是没有起征点设置，成本扣除等政策，会税及贫穷人群。四是某些税种设置的出发点是配合政策，阻碍了市场的形成和农产品的流通。五是摊派屡禁不止。六是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对农民利益的剥夺。

财政收入再分配方面：与二元化的税收制度相适应，农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基本上被设定为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实际上被转嫁给农民负担。在改革开放前，这些负担以农业税附加的形式囊括了，外人并不清楚其中内容，但改革开放以后，实行联产承包制，农业税及其附加由一家一户分别交纳，农村的公共产品费用的收取变为“三提五统”。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相当一部分乡村公共管理费用和公共产品费用，被转嫁给乡村集体/个人承担了，例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乡村道路等等。而在城镇，类似公共服务和产品，都一律是由政府承担的。

同城镇户籍的居民相比，农民不仅承担专门为他们的产品设计的农业各税，以及诸如“知青税”等不合法、不合理的名目繁多的摊派；同时，还要和城镇人口一样负担内含于商品和服务的工商税。更不合理地是，城镇人口可以享受到农村享受不到的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基础水电道路交通、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农村人却要自己为这些买单。

根据国家农业部计划司的统计：1958—1982年间，国家低价统购的粮食占农村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年均为23.7%；棉花为90.39%；食用油为66.56%。国家从农业索取的剩余，最保守的估计高达30万亿元。

据各方面的统计，改革开放之前，农民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3.3。如果算上城镇居民附着在户籍上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福利，这个差距还要更大。

在投资方面，我国农业投资不稳，结构不尽合理。“一五”——“九五”期间，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17%，最低仅为3.4%；农业基建投资占国家基建总投资的比重最高18.8%，最低为5.8%。

付出多，回报少，加上缺乏选择自由，这就是农村和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七、变化的原因：改革不适合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农民获得土地占有权和经营权

文革以后，农村和农民命运发生根本改变的原因不是来自顶层设计，而是中央承认1978年安徽小岗村那18位摁下血手印“分田到户”农民的合理要求。

实行联产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属于自己支配的土地，而且随着土地承包期限的不断延长和法律对集体土地调整权的取缔，农民实际上获得了土地的永久租佃权。同时，利益实现也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按劳分配机制，而是市场机制。”

与此同时，本文第四节所述农民被忽视的被摊薄的被禁止的一些权利正在被恢复。

其一，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选举法。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城乡同比选举”(亦称“平权选举”)，即将之前的一个农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一个城市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修改为相同数量的人口选举相同数量的人大代表。

其二，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此后，提出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针，加大了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2009年以后，初步建立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其三，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退出历史舞台。

其四，取消农业税。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１月１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这是农业发展与世界惯例接轨的标志性事件。

其五，农业补贴。2002年以来，国家相继实施了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陆续推出粮食最低收购价、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近些年国家又出台了农业保险补贴、农产品加工补贴、渔业柴油补贴、畜牧良种补贴等农业政策。

其六，扶贫。1986年，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根据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扶贫标准。

通过以上对共和国建立以来农村制度建构和再分配方式的梳理和反思，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贫穷，是学习前苏联农村治理模式，以限制农民自由等基本权利和筹集资金优先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模式造成的。农民和农村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原文详见2020年7月2日《新三届2》同名文章：曹钦白，知青，中国农民的额外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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