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曹钦白：我在西王庄插队的日子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曹钦白，龙年生人，忝附老三届骥尾。下过乡，当过兵。复员后进入税务局收税一年有余，以后从事文书、秘书工作。1985年~2019年，在陕西《税收与社会》《陕西国税》《陕西税务》杂志社供职。有专著《我的观点》《享受税收》《税收未被解读的密码》《税：给你制衡权利的权力》和《忆军旅，能不忆玉树》等。

原题

我在西王庄一队插队的日子

作者：曹钦白

我1952年出生，1965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翌年5月，“文革”开始，我们刚上完初一，学校和社会就相继开始乱了。暑假过后，重新开学却没有课上。以后的两年时间就在参与学校的文革和在学校掌权的造反派组织的安排下，到农村学农、到工厂学工。其间学校开过几天课，但教者和学者都惶惶然心不在焉，日子就浑浑噩噩到了1968年，上山下乡开始了。

我们初一是12月份走的，起先还抱着幻想，我们才16岁，应该不会让我们走的。但最后还是别无选择地都走了，而且下去的地方比高年级去的地方还要远、交通还要差——关中西北部与甘肃交界的长武县。

在长武我待了两年，学会了做饭、洗衣、农活。但总不甘心在这里呆一辈子。1970年底招兵，就想方设法当了兵。算是跳出了农门。

虽然跳出了农门，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农村和村里的乡亲。正式工作以后，我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的缘由，分别写了一些关于长武的回忆文章。今天借二附中学长编辑学校上山下乡回忆录的机会，将其中几篇整理出来。文章各有侧重，但宗旨无非是记录和反思，管中窥豹，也算是从个人视角出发记录那年那月的“微史记”吧。

难忘父老乡亲

下乡那年，我16岁。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对农村的基本认识都是从电影诸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朝阳沟》《李双双》以及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山里的孩子心爱山》等中得来的。农村像一幅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山水画卷，而贫下中农呢，则一个个都像李双双、栓宝一样充满了热情、活力和冲天的干劲。所以，毛主席一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时，我就十分踊跃地报了名。

最初的诗情画意很快地被严酷的现实所磨蚀。我震惊地发现，现实的农村和报刊、电影中所表现的相差太远了。我所在的生产队还算是条件比较好的，“光架子车就有4辆”，生产队长不无骄傲地向我们介绍。农民起早摸黑，战天斗地，终年辛劳，一个劳动日的价值却只有七八分钱，够买一根半冰棍。家中人口稍多点的，年终决算时还要倒找钱。

我们队在山里有一块飞地，每年夏收都派人去那里收麦。那几天生产队提供粮食，可以敞开肚皮吃。记得一天中午，有个老汉连吃了十几碗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长面条后，躺在树荫下，揉着肚皮自言自语：“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比长面条更好吃的东西了。”唉，可怜老汉活了五六十年，竟然不知道还有比长面条更好吃的东西。而就是他们，年复一年地养活着我们。

两年后，我当兵离开了农村。真实的原因不言而喻，农村太穷，太苦了。但就是这浮萍似的两年，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后的岁月虽然也坎坎坷坷，但想想农村，想想那些被土地拴住，终日辛劳却难以温饱的父老乡亲，我就非常知足。

农村为什么这样贫困，当时很少往深里想。以后读了几本书，才知道，除过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学习苏联，用牺牲农民利益的方法发展工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巨大。严格的计划价格使农民别无选择，只能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产品。正是他们的牺牲，才使得中国工业在一二十年内初具规模。难怪邓小平曾感慨地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十几年后，我在税务局的一个期刊当了记者，我们的读者遍及城乡。不知怎么，我的脚总牵着我往农村跑。我为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村心头宽慰，但我更为许多仍然贫困的农村而痛心。我的笔写了不少农民，为他们欣喜，为他们呼吁，但我觉得不满足，老想着为他们多做点什么。

1995年，我第三次到商洛山中采访，无意中遇到一个姑娘。她跃上了高考分数线，却因无钱支付高昂的学费而心酸流泪。我的心一阵阵紧缩，我脱口而出，别难过，我们帮你想想办法，我把她的情况告诉杂志社的同志，他们很快捐了5800元，帮助这位叫兰小芳的姑娘如愿以偿上了西北农业大学。

我把这件事写出来，并不是为了炫耀，我只是想说，中国农民的贫穷，并不仅仅是因了自然条件的严酷，很大程度上是因了他们的无私，才以自己的超额付出，支撑起我们今天的日渐繁荣。面对他们，我们应该时时意识到有责任帮他们一把。这不是施舍，这是回报。

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今天看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但它却从客观上有助于城乡之间的了解，有助于一代青年人认识中国的国情，就此而言，直到今天，仍有着一定意义。

 我的悔

《光明日报》搞过一个题为“悔”的征文，我没看过多少，但仅就看过的几篇来说，给我的印象都极深，就像看着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家，撩开衣襟，拿一把雪亮的刀，割去身上的痈疽一样。

静夜思，我这几十年的人生有无追悔的事吗？有！很多，例如……唉，不提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的这段名句恰像是对我说的。

但有一件事，常常缠绕着我，特别是当我自以为做了好事时，它就不期然地跳了出来，提醒我，你曾怎样地伤害过一个妇人的心，今天你所做的只是聊做补偿而已。

史无前例的岁月，我在一个偏僻的山乡插队。那年月，人们普遍缺粮，春荒时节更甚。生产队给牲口种的苜蓿，常常被人割了去，拌些面蒸了吃。队里派了许多人护青，总不见效。队长就把我们派去，因为学生娃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不会徇情。

担此重任，我有一种被重用的兴奋。日里偷偷埋伏起来，当提着担笼偷苜蓿的邻村娃娃刚刚得手时，就如天兵般出现，穷追不舍，将缴获的担笼作为战利品撂在窑洞里炫耀。

第一天，就有社员向我求情。说没收的一只担笼是寡妇的。这寡妇守寡多年，拉扯着娃娃过活很不容易，一只担笼要四五块钱呢，寡妇没钱买，最好还给她吧。不听则罢，一听我更生气：贫下中农更要活得有志气，再穷也不能偷生产队的苜蓿呀。转天，那寡妇亲自来找我，她说了些啥我忘记了，但我清晰地记得，她的衣服穿得很齐整，是当地人出门访亲、赶集才穿的衣服。这使我有一种莫名的满足。但我还是狠心拒绝了。离开时，我看到她的眼神很是凄凉。

那眼神从此就印在我身上，扰得我心神不安。我曾多少次反躬自问，我该不该还她？依照“斗私批修”的理论，我不还应该是对的；但当我愈益年长，接触社会愈深时，我才为时已晚地悟到，我不还她是错的。因为人的温饱、人的尊严大于一切理论。生吞活剥，不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许是那个年代我们这些人的共同缺憾，也是许多悲剧发生的原因。

唉，那个年代我太年轻。尽管年轻可以为我的冷漠解脱，但我仍然为自己的行为愧疚、悔恨。不管那位妇人是否健在，我都要深深地向她道歉：请您原谅我的无知！

夹心面

刚懂事的女儿，吃东西越来越挑剔了。

面包，要吃夹心的；糖，也要吃夹心的；但糖衣药丸却再不吃。“苦……”她品出了味道。

我给她讲了一个夹心面条的故事。

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偏远的山村插队。最初，在一家吃派饭。

主人很热情，主人又好为难。瓮里只有高粱面，白面珍稀得如同今日的黑米。这没难倒主妇。她把粗糙的高粱面用开水烫了，揉成一个红色的面团。然后和些白面，擀成两块圆形，将高粱面团夹在中间，压实，擀开，约半分薄厚；切条，煞是好看，层次分明，红得耀眼，白得润泽。煮熟后，调上一些野菜，舀上尖尖的一碗给我。

那面挺滑溜，学着山里人的吃法，不嚼，吸溜吸溜咽下，如同白面一般味道。若要斯文，细嚼慢咽，就觉得有些沾牙、滞口。夹心面的高粱面与白面之比是4:6，所以不能多吃，白面消耗太大。但我常常能吃到，因为人家总把我当作客人。只是，我端起碗时，常觉得难以下咽，尽管我饿得像狼一样。

那是一种充溢着的亲情，永远难以忘记。

十多年前，山里有人来，我问高粱面可还吃，他惊愕：“种点高粱都酿酒了，谁还吃那劳什子。”

我为夹心面叹息，我为女儿叹息。

没有吃过夹心面，如何能品出生活的酸甜苦辣。 

在离开西王庄四十多年后重返故地，老队长经人提醒才想起来，这就是当年的知青

椒叶锅盔

椒叶锅盔我只吃过一次，其时还是当知青的年代，但至今想起仍齿颊有余香。而今我大大小小的宴席叨光不少，不知怎么总留不下多少印象。

16岁时，我还没有达到法定的成人年龄，就稀里糊涂成了“再教育”的对象，从城市来到了乡村，其实是就业，但心里却没有这种意识。年龄小，不懂事，玩心还是很重；久了，劳动之余，也没头脑地跟着村里一帮年轻人瞎闹，以戏弄人物为乐。栓柱是我们嘲笑的对象。

栓柱是个可怜人，30岁出头，家穷，在毗邻的麟游山区生活了不知有多少年才回到村里。山里的水不好，他不幸得了柳拐病，手脚关节突出，每天早晨先得把各个关节揉舒展了才能干活，就这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因了这，一直说不下媳妇。

栓柱极爱干净，颧骨突出的脸洗得发亮，黑布衣服总是清清爽爽。

我们学他走路的样子，笑他有股“娘娘”味。

栓柱不睬我们，惹得急了，回头瞪一眼，这时我们方才觉得无趣。

那时，我们不会过日子，分点粮，烙饼、吃捞面，不长时间就瓮干面净；断了粮，或回家或云游吃“大户”。

一天，我们又断粮了。我独个躺在窑里睡觉。也许是我肚子的“咕咕”声太响了，反正，从来不上门的栓柱拉我去他家吃饭。

我一脸尴尬，半推半就地去了。栓柱家徒四壁，却张罗着给我烙锅盔。他到院里摘回一把花椒嫩叶，剁碎，揉进面里。又扯一把麦秸，将锅烘热，接着放入饼。灶膛里的火若明若暗，近乎于熄灭的草木灰。一会儿翻转一次，二三十分钟就熟了。锅盔皮白略有火色，寸许厚，切成三角形，翠绿的花椒叶末点缀其中，很是生动，热气里散发出缕缕花椒清香。

栓柱抱歉说，没有菜，只能这样凑合了。他直让我别客气，自己却不吃，“吧嗒”着旱烟，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眼角漾出一股笑纹。

那晚，不知是肚子撑的，还是什么原因，我总睡不着。早晨，我扛上锄头就去干活，我觉得，该换一种活法了。

以后，我当了兵，与栓柱失去了联系，可我总忘不了他，忘不了他的椒叶锅盔。对那一段下乡经历，我当时有过腹诽，时过境迁后始终整体持否定态度，但就尊重人、尤其是弱者来说，我是该接受再教育的。

自己小小年纪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本身就是社会的弱者，可是还不自知，以为比乡下人、比不幸的柳拐病患高一等。岂不知，在栓柱的眼里，我们才是弱者，连起码的传统道德都不知道。他通过椒叶锅盔表达了他的仁心和关怀。

这一点，我是在很久以后才悟出来的。就此而言，我的确应该接受“再教育”，不是一次，而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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