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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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谷建祥：打小调皮捣蛋，一路放飞进了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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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原题
作者：谷建祥
光阴荏苒，自南京大学毕业至今不觉已近40寒暑。平日生性散漫，不记日记、不喜留影，如烟往事似碎片记忆。应同学之约书写往事，虽笔力不逮，勉而为之，先说下乡岁月。
生于城市平常人家，小时与爷爷、奶奶住前后屋，父母日常上班，自己下午放学后常去后屋吃奶奶做的“菜泡饭”，青菜烧豆腐的味道是我对奶奶的永远记忆。
居住的地方是个大院，20多户人家共享一个门牌地址。平日里几乎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对每家孩子敞开，而如今似那样和谐的邻里关系已很难再现了。
大院内最气派的房子原先住着老中医一家，“文革”中被迁出，《霓虹灯下的哨兵》春妮扮演者陶玉玲来此住过一阵；“九一三”事件后，一名东北的解放军师长全家住入，从此，那户的大门几乎一直是关着的。
爷爷是位美髯公，南通各大照相馆的橱窗里常年挂着他慈祥飘逸的照片。奶奶缠脚，干净利落、勤劳善良，总是侍弄她那几盆兰花。爷爷好读野史杂记及明清小说，常常戴上老花镜穿针引线，加固心爱的书籍。老人家身边总是围着一帮老翁，津津有味地听他讲那久远的故事。
我小时候玩得最频繁的游戏是“中国与美国”，唱得最响亮的歌是“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吃得最美味的零食是“金刚趾”与“草鞋底”。即便生活清贫，那年，当真的要离开老屋时，心中难免生出不舍与悲凉，甚至幻想着也许哪一天还能住回来。
为了让自己对老屋存有一丝念想，趁家人不在，将几枚民国铜币藏于室内地砖下。随后的寒暑假，每当回到爷爷奶奶那里，便会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去新住户串门，对着藏有我秘密的地砖瞅上几眼。男主人潇洒爱唱歌，家中有二位含苞待放的女儿，肤白貌美，能歌善舞。男主人教会了我很多歌，其中有一首东北民歌，不知叫啥名，特喜欢，首句是“姐儿呀，在花园中……”大学毕业的晚会上我就唱了此歌，献丑一把。
上世纪90年代初，南通西大街东段老城改造，老屋以及母校人民路小学不复存在，只有操场旁那棵百年银杏依然耸立原地，根深叶茂，不惧风雨，成为三岔口的一道风景。每返家乡，我仰望参天大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绿叶对根的情意》。
上世纪60年代末，我10岁，随全家从南通落户到启东吕复公社，在那儿度过了难忘的8年时光。到农村的第一个晚上通宵难眠，独自在被窝里流泪，既有对城市深深的依恋，更有对乡村莫名的恐慌。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我懵懂地意识到苦日子真的降临了。
随家下放的地方启东县吕复公社离南通市区不到80公里。启东是著名的产棉区，当时在南通地区六县中经济最好，一个壮劳力全年全勤劳作下来，扣除口粮款后大约还能有100元的分红。由于相对富庶，当地有许多投亲靠友的上海知青；有些不能沾亲带故的上海姑娘就直接做了口碑不错、家境殷实的小伙儿的新娘。
生活中首先感到不习惯的是主食，打小主食吃的是大米。启东农田全属沙地，不蓄水，很难种植水稻，主食中极少有大米，主要是“糁子”（玉米粉）及“粯子”（元麦粉）。别看都是如今受宠的杂粮，若一日三餐作主食则另当别论，不信你试试。
“糁子”糊、“粯子”粥口感马马虎虎，玉米饭十分糙口，元麦饭（俗称“粯子饭”）难以下咽。直到许多年后出差西藏才知道，原来元麦与青稞是同一种粮食。元麦也有可口之时，就是每年夏收前做的青麦团子。制作颇费功夫，需经薅穗、脱粒、去芒、去壳、翻炒、辗磨等多道工序后方成美味。或许是缺乏白米白面，或许是面对青黄不接的无奈，当地人养成了“吃青”的习惯。除了吃青麦，还吃青玉米、青蚕豆、青大豆（毛豆）、生茄子、生萝卜、生茭白等。同时爱吃各种野菜，如荠菜、田七、马齿苋、马兰头、蒲公英、秧草、野葱等，野葱有个很好听的名字——薤白。如今，往昔杂粮野菜的乡村饮食，反成了城里人追求的时尚。
吃，不习惯；拉，更不习惯。
我自打记事起，从城里到乡下，如厕都是上公厕，或坐或蹲。启东乡村家家户户都有茅房，位于主屋的东北、西北或西南。茅房、羊圈、猪圈一字排开，东、西、北三面围墙，南面敞开。如厕的不习惯，就因为茅房的构造与位置。
启东为长三角冲积平原，滨江临海，田块与水塘间隔分布，整齐划一，与里下河地区宝应县的垛田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更似上古的“井田”，每块农田仅10亩上下，阡陌纵横。如此，茅房都位于路旁，如厕时又无遮挡，常成外地人笑谈。
更难的是，出恭时不坐“桶”上而坐“杠”上，身体需前倾后翘，稍有不慎就有仰入粪坑之危险。当地人泰然端坐，心无旁骛，习以为常。初来乍到，颇觉尴尬，不过几日，也就驾轻就熟了。
到农村不久，父亲便去公社的“一打三反”工作组上班了，后来长期在离家不远的海复镇工作。
当地差不多每个大队都设有小学，而我所在的八大队却没有，每天需步行去西边的九大队上学。那正是每课三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年代。音乐老师时常帮别的教师顶课，这时就由我维持秩序，带领大家一起唱语录歌与样板戏，心中不免美滋滋的，好像出人头地似的。
每天最热闹的时候是放学途中，放学队伍中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先大声喊出一男一女两个同学的名字，然后整个队伍会齐唰唰地不断重复，与现在综艺节目观众起哄大叫“在一起、在一起”的意思差不离。大家乐此不疲，小儿郎的情怀似已开始萌动。偶尔放学时我还会被留下替老师批改作业，那样回家就近傍晚了。深秋初冬时节的傍晚，运气好的话，途中会逮到正在爬行的螃蟹。
读完小学后，初中、高中都是直升的。全公社唯一的中学——吕复中学，在公社机关所在地的大仙桥，需步行40分钟。学校每年招两个班的初中和一个班的高中，每班约60名学生，可见大多数人小学毕业后是上不了初中的，能上高中的人更少。
不知为何，小学同班同学中能上初中的，就我一人被编在初一（1）班，其余的都在初一（2）班，为此，不爽了好长时间。校长姓徐，也是一位南通下放干部，矮胖身材，满面红光，亲切和蔼，不知他从哪儿发掘来一批能人教师——初中老师大多是老三届，高中老师有多名“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其中一位数学老师是从西安某研究所被遣回老家务农的右派（我上大学时这名老师已重返原单位工作）。
徐校长没给我们上过主课，只教过政治与自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以及二十四节气，最先就是从他那儿知道的。返城后，徐校长夫妇竟与我的小姐姐成了同楼同单元的上下层邻居，这算是一种很神奇的缘分吧！
初中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初二。
那天下午课间休息时有大批的军车从学校南面的公路驶过，我没过脑子地趴在教室窗口作伏击状，并大喊了一声不知是阿尔巴尼亚哪部电影中的著名台词：“一班注意了，准备射击！”恰巧被走进教室的班主任目睹，立即被叫到办公室，班主任摔上门后狠狠地批评道，怎么能说出向解放军射击的混账话来呢？见我既后悔又后怕，老师说道，此事到此为止，今后说话一定要注意。我鸡啄米般频频点头，深刻检讨并坚决保证一定牢记老师的谆谆教诲。
事后，心中忐忑不安了好几天。期末，全校大会上我没能在校长宣读的“五好学生”的名单中，我早有心理准备。没料到，回家之前，班主任却悄悄地将一份“五好学生”的奖状塞入我手中，一时感动莫名……
莫愁湖留影，少年不知愁滋味
那时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转眼就是高中生了。两班合一班，并非全是本校的学生，当时“开后门”（遇事托人帮忙）的现象已很普遍，我的初中同学中就有靠关系去外公社上高中的，当然自己班上也有相邻公社来的同学。学校不可能提供住宿，外公社的同学自带午饭，食堂会免费加热。他们中有的上学途中需摆渡过河，每日天刚亮就起床，天黑才到家，求学不易，令人唏嘘。我的初、高中同桌都是关系生，初中是数学老师的弟弟，高中是班主任的儿子。中学四年的同班同学大多成了铁哥们。
高中开学的第一天发现班上的女生明显多于男生，而且不经意间个个都已出落成大姑娘了，不似我们男生，尚处在茁壮成长中。尤其是与几位小学同学再次同班，顿生久别重逢的喜悦。
自小学至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虽然每学期都是“五好学生”，但从未担任过班干部，就连一道杠的小组长都没沾过边，这应该与我打小调皮捣蛋的性情有关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率性而为又随遇而安的佛系习性，直至花甲之年仍丝毫未变。退休对我而言不但没有半点失落，反而有一种放飞自我的怡然自得。当然这是后话。
开学伊始，班干部很快集体亮相，没有男同学，清一色的靓女。她们个个情绪饱满，工作有板有眼、有声有色，并富有成效。那时，教学已基本恢复常态，语文、数学还算正规，但物理是“三机一泵”（拖拉机、脱粒机、发电机及水泵），化学更杂一点，经常去校办厂搞什么真菌繁殖，还有关于农药、化肥的一大堆知识。物理、化学知识的欠缺，严重地拖了我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的后腿。
学校还有一座石灰厂，临河而建，每当整船的石灰石运到后，高中班的男生就要去卸货，算是勤工俭学，每次会有一点点微薄的报酬。
高一那年，学校来了一位男代课教师，上海知青，教初中英语。他高大帅气，吹拉弹唱样样都会。在他的鼓动和张罗下，学校很快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成为其中一员，是“三句半”中说最后半句的那位，也会献唱几首革命歌曲。上场往往先来上这四句：
（甲）革命形势无限好，
（乙）大江南北传捷报，
（丙）兴高采烈走上场，
（丁）鼓掌。
春节时，去几个大队巡演，颇受欢迎。
高二的最后一学期，数学老师换了一位刚从扬州师范学院毕业的军嫂老师，教我们最大值、最小值及对数。新人教学当然不似之前的老教师那样深入浅出而又游刃有余。女老师新婚燕尔、知性温婉，待人亲切、声音甜美，大男孩们听课难免心不在焉。后来我第二次高考数学那道对数题只做了一半，悔之晚矣。也是在高二下学期，我与班上另一名女生常被学校推介到公社广播站做义务广播员，一口纯正的启东话早已听不出南通口音。高中毕业后，我俩作为搭档还屡屡被公社喊去播音。
临近毕业了，不知何时形成的风气，同学们开始集体挨家挨户地认门，时间持续了一个星期。有位同学家在汽车站旁开饭店，大家分群分次在那儿聚餐。几位早恋的同学，私下的关系开始显山露水。其中一对，男同学后来入伍，成为一名守卫西沙群岛的团长，转业后是南通某县公安局长，女同学随军后成为地方干部。新世纪初，难得的一次机会去他们居住的县城出差，受到夫妇俩的盛情款待，令同行的同事大发感慨。
1976年夏，高中尚未毕业，生产队已等着我回去做会计。
历史上启东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今上海崇明岛上仍有启东的飞地——启隆镇。受上海辐射，启东社队企业亦即后来的乡镇企业起步较早。那时乡村的许多年轻人已在工厂上班，而且每到夏收夏种及秋收秋种时节，许多身强力壮的小伙儿及大姑娘会成群结队去崇明岛农场打工挣快钱。
我所在的生产队会计职务一直由队长兼任，一时没有年轻人肯分担，就这么拖着。我年未弱冠，不宜外出闹荡，回生产队不久便接手了时称小会计的工作。
生产队规模很小，农户不到二十，农田不足百亩。下地干活的人不超三十个，实行“大寨式工分制”，铁姑娘们与男壮劳力同工同酬一天记10分，中年人8分，老年人7分，假日里学生记6分；只有男人们干的活是挑粪与罱泥，每天记12分，而那样的日子并不多。男壮劳力一年工分在2500分左右，每个分值在1角上下。队长和会计每年有不多的另加分。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中的那句“一年能挣600个工分啊”常常被挂在年轻人的嘴边，皆因感同身受，显然计分方式又不尽相同。
精耕细作是当地的传统，就拿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种植来说，就需经过选种、布种、间苗、钵移、耕畦、摘尖（打头）、采棉、晒棉、拣棉等诸多环节，期间还有许多视棉花实际生长情况要干的农活，如除草、抗旱（浇水）、排涝（挖沟）、施肥、打农药等等。
那时，启东的农民除了雨天，几乎天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在等着，起早贪黑，甚至挑灯夜战。出工日农活定额到人，先干完先回家。由于大多非亲即友，常常是孙子帮奶奶，阿哥帮阿妹……唯一计件制的农活是摘棉花，那是妇女们大显身手的时候。男人们只能甘拜下风，当日的工分远不如妇女挣得多。
我最怕的农活是夏收割麦子，元麦的芒又长又多、又硬又尖，烈日下挥镰，一边汗流浃背，一边芒刺扎体，实在苦不堪言。而麦芒也并非一无是处，有时可成为妇女手中利器。打麦场上面对个别口无遮拦的男人，那些彪悍的女人们便会蜂拥而上，按倒男人后抓起麦芒直塞其裆，撩骚者脸色陡变，立马认怂求饶。这也成为农忙时节繁重劳动间歇时男男女女们的一种“娱乐”活动。
最烦人的农活在秋收季节，一是剥玉米，玉米是头号主食，分到手的是玉米棒，回去需尽快一根根剥下玉米粒，晒透贮存，否则极易产生黄曲霉菌，贻害无穷。剥玉米会先后持续十几天，直剥得手掌发烫、老茧丛生。二是切山芋（红薯）藤，山芋藤是猪过冬的主要饲料，需切碎后压实于大缸中。各家都有几口大半身埋于土中的大缸，相互之间帮忙是常态，往往连续几天切至后半夜，啃上几口煮熟的青玉米就是最好的夜宵了。
最苦最累的活是每年冬季去农田水利工地挖土方，由大队统一安排、统一带队。可能因为我身体猴瘦，未曾被指派。虽然得以免除重体力劳动之苦，但豪气干云的壮士气象也丝毫不得罩在我的身上。
谷建祥（右）骑在马上，却未敢让骏马驰骋起来
套用当下的理念，那时生产队有相当一部分的产出并未计入GDP，一方面诸如作为燃料的柴禾（芦苇、棉秆、玉米秆、豆秸等）都是在田头按人口分给各家各户自己去处理，只有麦秸集中卖给砖瓦厂产生一点点集体收入。另一方面，棉花除人头棉之外，必须全部卖给国家，而粮食是先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后再按定额分配口粮，完成统购任务后口粮达不到标准的，国家会给予返销粮；如分配完口粮后仍有多余的粮食则必须继续卖给国家。
事实上，当完成了应上交的国家统购任务又按定额分配完口粮后仍有多余的粮食的情况下，大家都不会将粮食再卖给国家，而是私下按人头再度一分了之。也许对曾经的“三年自然灾害”记忆犹新吧，分粮时大伙会喋喋不休地唠叨“家中有粮，心里不慌”。如此，当然就不能作为产出记入生产队的收入。这就是所谓的“瞒报私分”，是产棉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不计入产出的远不止粮食这一种，那些边边角角的田块通常不计入田亩基数，其上种植的油菜、花生等当然不会计入产出；还有逢年过节集体宰杀的猪羊、打捞的鱼虾等等。这种极其原始的“按需分配”的孑遗极大地助长了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的习俗，无论哪家，每出生一个孩子，不但可以均摊部分众人的劳动成果，而且能无偿得到一份自留地，男孩成家时还可申请一块宅基地（女方招婿亦可）。尤其是土地，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对农民具有天然的诱惑力。
作为一名明白人，我时常想，社员们有时可以为一个工分吵得不可开交，而又坦然面对大量明显不公的不按劳取酬的“私分”现象，是精明还是大度？是淳朴还是木讷？
日常生活中还残存着许多“以物易物”的买卖，1斤菜籽换3两油、1斤大豆换10块豆腐、1坛咸菜换1坛咸鱼，诸如此类，司空见惯。当然，正常的商品交换仍是主流。
高中毕业后开始吸烟喝酒，吸得最多的是0.29元/包的飞马牌香烟，烟瘾不大，五六天一包。飞马牌烟的价格自然而然便成为我头脑中的物价参照品，记得带鱼、马鲛鱼（鲅鱼）大致也是0.27－0.29元/斤，猪肉0.75元/斤；玉米国家收购价约为8－9分/斤，集市价一般是国家统购价的三倍，一斤玉米与一包飞马牌香烟大致相当。
一年中家家户户都会去北面4公里处的县境第二大镇吕四镇将余粮余油卖给渔民。我每年也会去若干次，以卖玉米为主，每次东方刚吐鱼肚白便用自行车带上60斤左右玉米和几斤菜籽油赶往集市。因属于钢需，成交很快，我做完买卖吃顿早点，嘴一抹，心满意足地返回。
启东的姑娘大多会纺纱、织布、刺绣，绣花鞋垫的多少是新娘手巧的标志，更是代表了对新郎的一片真情。启东的儿郎更是了得，农闲时最喜捕鱼摸虾，家家户户除各种农具外，鱼钩、鱼网、鱼枪（叉）、鱼罾、鱼笼、鱼篓……各式渔具一应俱全，个别家庭还驯养有专门捕鱼的鱼鹰（鸬鹚）；而做芦花靴、圈草盖头、搭草窝、扎扫帚、压簾子、绞担绳、推篱笆、编芦蓆、盘草鞋、作藤椅这些手工活儿几乎人人都会，能工巧匠，不乏其人。
启东人之所以有着勤劳智慧、淳朴善良、精耕细作、心灵手巧的天性，是因为他们身上流淌着江南祖先的血液。南通大约在南北朝时候形成沙洲，后来与附近更早形成的小沙洲连成一体。从海安青墩新石器遗址考古发现可知有些沙地历史非常悠久。
启东是最年轻的沙地，近200多年内由沙洲之间的泓道封淤而成。由此，居民全为移民，主体来自隔江相望的崇明岛，另有少量是太平天国时期为躲避战乱一路北迁的浙北、苏南人。他们的潜意识里总是以江南人自居，分明居住在江北，却固守着江南的习俗。自己说吴语，视不说吴语的南通人为“江北人”，称南通其他地方的话为“江北话”。
那时候，年轻人的业余生活并非十分枯燥，每个大队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但凡有一点点文艺气息的都会被网罗进来，能吹拉弹唱的人多为地富子女。（当地人对地富并不严厉，每当雨后天晴，地面快干未干之时，地富们会非常自觉地平整泥泞的大道。除此之外，平时大家相处不会表露出丝毫的歧视，孩子们遇见他们也照常喊爷爷、奶奶。他们的子女更是与同龄人打成一片。不过由于政治挂帅，在上学入伍等方面还是深受影响。）年轻人在宣传队不仅排演节目，更是嬉笑打闹，除在本大队演出，还有公社及全县会演。女一号后来远嫁南京，大学期间我曾去她家做客。
夜晚最期盼的是观看露天电影，大队部每月都会放电影，而年轻人看电影的区域一般在四五个大队之间，来回奔波，观影频率颇高。虽然各大队同时期所放的往往是同一部电影，但大家每次还是三五成群的从四面八方会聚而至，实际上已不是单纯的看电影，更多的是借机交往。久而久之我也喜欢上了这种熙熙攘攘的观影氛围。似成一种情结，后来无论读书时在南大，还是实习时在武汉东湖，乃至工作后在单位，但凡附近晚上放露天电影我必前往，甚至做考古领队时，亦会爽快地答应村民们放电影的要求。
“漁猎”是小伙们夜生活中又一极为重要的内容，或叉或罾或网或卡，办法有的是，决不会空手而归。深秋之夜的“听蟹”往往收获颇丰，将马灯三面蒙上，一面仅留一条透光的缝隙，置于连接沟塘的涵洞口。夜幕下，潺潺流淌的水面上一束灯光摇曳，隐身其侧，潜心静听，螃蟹见亮㗭㗭而来，“守株待兔”是寓言，“守光捉蟹”是真事。
夜晚最刺激的事莫过于夜深人静时一帮男女去大队的集体瓜地偷吃，当地不种西瓜种香瓜，外形似小型哈密瓜，香甜爽口，百吃不厌。还有一种类似甘蔗的农作物叫芦稷，青皮，多汁，味甜；杆如玉米，穗似高粱，较甘蔗细而嫩，吃法与甘蔗毫无二致。几位看瓜老人很识趣，明知有人来吃瓜嚼芦稷，仍然作呼呼大睡状。大家心照不宣，约定俗成，夜来者只吃不带。
民以食为天，吃喝在当时虽没有像开后门那样形成风气，但已显露气象。就底层而言，红白喜事都设流水席；生产队的男儿们总会寻找各种理由，由集体捞鱼宰羊，各家户主们聚在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黄酒）；大队拖拉机手来生产队耕地、屠宰手来生产队杀猪，捕鱼人来生产队大起塘，都会由队长会计作陪胡吃海饮一通；还有每年为期两天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们集中在公社，中午不准回家，便如蝗虫般乱纷纷涌进各家餐厅；每年大队会安排小队会计们两次账目互查，共12个生产队，6人一组，挨队巡查，每次大约为期一周，午餐由各被查生产队提供，会计以年轻姑娘为主，致使我每餐倍受照拂。
乡村吃喝，饭桌上的新鲜蔬菜自不必说，荤菜以猪羊肉为主，极少见牛肉，而现今被视为高大上的江鲜、海鲜则为寻常之物，鱼、虾、蟹、螺，皆不足道，其中我尤好醉泥螺那一口，且至今犹然。底层如此，中层、高层咋样呢？咱也不会想，咱也不去想！
有件事值得一炫，民兵分普通和基干两类。那时启东境域的基干民兵是配枪的，或步枪或冲锋枪，型号五花八门。我高中毕业后遂成基干民兵，拥有一支钢制枪托的冲锋枪，比K47小好多，很适合我的身高，平日里权当一件珍贵的装饰品挂在卧房的墙上。偶尔会实弹打靶，子弹控制不严，有人会私下保留几颗。除训练外，日常生活中严禁带枪。也有胆大的，夜里偷偷对着池塘放上一枪，枪声沉闷，鱼被震浮起，捕而烹之无异味，以“三八”大盖震鱼效果最佳。
迎来了历史转折年代（左1谷建祥）
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全国上下风声鹤唳，全民防震抗震，位于华东最东端的启东亦不例外，许多家庭在临时搭建的抗震棚里过夜。9月，领袖去世；10月，“四人帮”垮台。惊雷后，中国这艘巨轮开始艰难地转向。一年后，大批徘徊挣扎在底层的知识青年终于等来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时刻。
1977年10月，当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第一闪念就是如果能考上大学，就有希望不吃“粯子”“糁子”而吃白米白面了。当时随家下放的孩子，已初中毕业的算知青，在南通地区每年都会召回部分知青返城工作，而仍在上学的孩子们则不拥有知青身份，成了地地道道的农业人口，回城之路已基本封死。多年后，国家出台政策，这批人，也都算插队知青了，工龄从务农之日起，大学期间计算连续工龄，此为后话不提。
此前，农村青年摆脱现状的路少之又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最便捷最好的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就是入伍后提干。虽然知道在部队被提干的机率很小，但是，就冲着能吃上几年白米白面这一点，年轻人还是争先恐后地去当兵。那是一个“走后门”盛行的时代，如我这般既无父辈背景又缺本土关系的外来户，想去上大学或参军实在是异想天开的奢望。
当时当地，虽然要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几无可能，但如果仅仅不想呆在生产队而去别处谋点事干则并不难，即或去社队企业上班、或去小学做代课教师等，都是可以实现的小目标。不过，这些小目标无论从辛苦程度还是实际收入来看，对我都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为已在生产队生活多年，人缘不错，又身为小会计，习惯成自然，还真有那么一丁点鱼儿离不开水的感觉。
此种心境，与其说是随遇而安，不如说是无可奈何。望不到头的蹉跎岁月里，突然面临能够凭一己之力改变命运的高考机遇，那颗沉寂已久的心顿时重新燃起希望之火，随即报名参考。当初考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从农民再变回市民，套用当时的流行句式，“宁做城市路边草，也不做农村田间苗”。
1977年的高考，我第一轮轻松过关，第二轮铩羽而归，仿佛坐了一回过山车，经历了从自信满满到垂头丧气，再到不气馁、重新出发的过程。事后思量，就考生整体而言，那年老三届考生及平时注重不断学习积累的考生不在少数，掌握的系统知识、学习功力及素养皆非我等小学到高中恰在“文革”中度过的考生可比，自己名落孙山，实属正常。
当年的春节去上海松江县城外婆家散了散心，从南通的家人到上海的亲戚无不给我以鞭策与鼓励，说的最多的话是，你从小身体羸弱，文不成，武不就，好不容易机会来了，一定要把握住。还送上种种祝福。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他们不说，自己也会竭尽全力，高考犹如一根救命稻草，能不拼命的去㧓住吗？
回到启东，我自忖物理、化学底子太薄，离夏季全国统一招生尚有半年时间，如果重新系统地自学初高中物理、化学，其效果肯定不如全面自学初高中地理、历史来得更有把握，遂弃理从文。
毕竟是教育之乡，很快南通的亲朋好友便寄来了相关的书本、高考试卷及种种参考资料，满怀着对大学生活的憧憬、承受着多少人的期待，我进入了从未有过的刻苦读书状态。
临考前一个月，公社中学免费回炉往届生，由几名老教师帮助大家集中复习语文和数学。高考的地点在东邻的建设公社中学，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考场中监考老师常停留在我桌前观看，我便感觉到自己应当是这教室里的答题佼佼者。
我的高考总分是386，超出自己的预想。考前想着平均达到65分，能上大学就行，哪怕考上南通师专也是好的。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一旦考上大学，个人身份立马就不一样，不但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国家还包分配，诱惑力一点也不亚于“鲤鱼跳龙门”。
五门功课中花力气最大的数学、语文考分都不算高，数学64、语文78，其他三门仅仅看看书反而考分都过了80，历史分最高84。语文能考到近80分更是出乎意料，与作文题型关系很大。从小到大写作文一直处于慢热状态，在课堂上都写不好，回家写就还可以，说好听点叫慢工出细活，实际上就是愚笨拖拉。1977年高考不中肯定与作文的虎头蛇尾有关。
1978年再考时，拿到语文试卷的那一刻，看到最后的文章缩写，虽从未遇到过此种题型，内心反而一下踏实了许多，心想可以不必费时费力地谋篇布局，挖空心思遣词造句了。最后缩写，我原则上保留主谓宾，其余的按字数要求能删则删，估计扣分不多。现在回想，能有幸跨入南大校门滥竽充数地与才华横溢的时代骄子们同窗四载，实在要感谢当年语文试卷那别出心裁的出题人。
填志愿时，第一志愿就是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之所以这样填是考虑到自己既无外语基础（中学所学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更无古文功底，决无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文史学者，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干点力所能及的实事。
果不其然，毕业后我先干田野考古（领队）16年，挖土；后做期刊编辑（常务副主编）10年，为他人作嫁衣裳；再呆秘书处（主任）12年，上传下达；忙忙碌碌，学术上始终未能登堂入室。
38年耕耘，是对本职工作的交待，更是对南京博物院这片土地的敬畏，这里是明朝锦衣卫的故所，据说他们的种种手段对今天仍具启示。
站在了南京大学校门口（左1谷建祥）
接到南大录取通知书后，与几位中榜的老师及同学互相道贺，大家感慨良多，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感激之情呼之欲出。一时说，若无拨乱反正的掌舵人，我们的命运将不会改变；一时又说，一个在动乱岁月中建校没几年的公社中学能考出多名大学生实属不易，徐校长厥功至伟。又大言不惭地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们自己。
相谈甚欢之下，内心亦有小小的遗憾，因为被录取者中，除我一人为文科生外，其余皆为理科生，当时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说，则显得学文科就低了一等似的。若非南大这块金字招牌，面子上还真有点扛不住。
临上大学的那些日子里，免不了又与发小们几番杯觥交错，几回醉人醉语。离开的那天，清晨，直至长途汽车站，才与几位好友依依惜别，汽笛长鸣，回首再望，正如第一天来流泪，挥手告别时，也流泪了。
许多年后，当听到李春波那首《小芳》：“谢谢你……伴我度过那个年代”，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真情流露，不同的是，他是对着小芳说，而我是想对着父老乡亲与兄弟姐妹们去诉说。
在南大历史系被熏染四年，我进一步明白了道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稍一迷途，便会迅速地走向沉沦甚至消亡，这是历史的嘲讽，更是历史的铁律！时代的瞬间停顿或倒退，也许就是一代人或几代人的苦难。我们从时代的弃儿到幸运儿，甚或弄潮儿，见证了极左时代的结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浪潮，愿历史不再轮回，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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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