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陈冠升：偷偷销毁档案，顺利返城当挖煤工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冠升，1950年生，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中，1968年插队康乐县草滩公社牟家窑大队河湾队，1971年抽调到兰州阿干煤矿，1973年到矿子弟学校任教，1981年在兰州师专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回矿子弟学校任副校长，1986年调入兰州电力学校任教至退休。原题招 工
（外两篇）

作者：陈冠升

1971年的后半年，一起插队的许多同学都抽调到了厂矿工作，队上的人越来越少。我们牟家窑的山庄队和山梁队的同学都走完了，河湾队就只剩下我和王午恒两个知青了。   那时，走的人兴高采烈留下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整天到处跑，打听招工的消息，那有心思干农活啊！可是王午恒还是照旧上工干农活，和乡民们谝传，好像招工的事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副铁了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的模样。
我和他不一样，我不甘心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一生，决心要走出去，寻找自己的世界。
机会终于来了，阿干煤矿来招工了！我和景仁俩赶紧去公社报名，来招工的那个人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先让我们回去考虑考虑。
老唐是县上农业局到我们队上蹲点的干部，他知道了招工的消息后极力鼓励我去报名。说你去了后如果工作不合适可以调动嘛！再说那毕竟是兰州市户口啊！我回来后仔细想想，觉得老唐说的也有道理。可以考虑去，去了就是城市户口了，虽然煤矿在七里河区 ，但那毕竟是兰州市啊！去了就要在井下上班；井下就井下吧！毕竟是产业工人！那时没接触过社会不知道生活的艰难和风险。还抱有一点幻想和冒险的思想。也想看看井下是什么样子。再说那时也确实没有好的单位来招工了。
考虑成熟后我又去了公社，给那招工的人说了我决心报名的想法。
不料那人严肃地问我：你的家庭有什么政治问题？我一看瞒不过去了，就只好说父亲被打成“右派”，那人板着脸纠正我说：不是打成“右派”！是划成“右派”！接着又说，我们查了你的档案，有你父亲划为“右派”的材料！你的政审没通过，我们不能招你！
我的头一下大了起来，晕晕乎乎地走出了公社院子。在一个土坡上我又碰到了景仁，他和我一样也是政审没通过。
我俩抽着闷烟，谁都不说话。
那时的公社还没有院墙，到处都是敞开的，临近中午了，我看到公社干部陪着那招工的人往后院走去，大概是去吃午饭吧！
我灵机一动，和他简单一商量，把我的主意告诉了他，景仁把烟头一甩：走！我俩悄悄地溜进了公社的档案室，迅速地找到了我俩的档案，抽出了里面的东西，塞进了口袋，转身离开了。
那时，公社的人很少，办公室的门都是不上锁的，加上正是吃午饭的时候。
我俩得手之后，走到一个土坎下边，拿出了那要命的外调材料，那是我们家所在的居委会写给学校的外调函，上面只有几句话。景仁偷出来的材料和我的一样。他掏出火柴将两份材料烧掉，我俩又刨了好些土将灰烬埋起来。仿佛将魔鬼又重新装进了瓶子，扔进了茫茫大海！我俩像卸下了千斤重担！都长长舒了一口气！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档案里就是一张小学升初中的表格和那张外调函，别的啥都没有，可是在那个年月这张外调函就够我受的了。
过了没多久，阿干煤矿又来招工，我和景仁都顺利通过了审查，而且还分在了一个掘进队。一起被招工的还有三十多位同学。到矿上工作以后，我还见过那招工的人，好像是采煤队的一个工人。我厌恶这个人，从未理过他。
招上的人还要体检，我们都顺利过关了，可是马金声血压高没通过，同学们都帮他说情，但是县医院的大夫就是不行。没办法我们只好去找北京来的邱大夫，邱大夫笑了说：可能是太紧张了吧！就给了他两片降压药，马金声降压心切，把两片药全吃了又去量，结果血压又低了！没办法又去找邱大夫，邱大夫笑咪咪地嘱咐他，只能吃一片，过几个小时再去量，折腾了好几次总算过关了。邱大夫是北京地坛医院下来的医生，心肠很好，对人和蔼可亲特别对我们知青非常关心照顾。我们走了后不久他也回了北京之后又去了美国，有同学去北京还看望过他。还有沈小初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姐，那时常给我们出主意，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后来沈小初调到了兰医二院工作，不知道现在还好吗？
离开康乐的前一天，我住在了老朋友王应国的家里，睡到半夜我被说话声吵醒了，翻身爬起来发现他家的厨房亮着火光，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他和嫂子在给我烙大饼！灶台上已经烙好的有一二十个！走的时候，我觉得太多了，可是俩口子非要我全都带上。没想到这些大饼真派上了用场。去阿干煤矿的那天一路没饭吃，好多同学都吃的这些大饼充饥。
那时，人们的生活还不太好，王大哥家有四个小孩，负担够重的！这几十个大饼可是他们全家好几天的口粮啊！
王应国是我在马集邮电所认识的朋友，人非常忠厚老实，对我们插队同学都特别好，离开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看他，这多年他也常来看我，如今他也是80多岁的人了。五十年聚会那天从莲花山下来原本要去看他，结果下大雨，竟也没有再见面。
那天我们到了阿干煤矿已经是六点多了，汽车把我们拉到铁冶出渣口的一栋破旧的楼房，领队的告诉我们就先住在这里。许多同学兰州都有家，放下行李就去赶公交车回家了。只剩下我和王平生俩个无家可归的人。那时我的父母在青海，平生的家在平凉。那是个一楼的房子，房间里空荡荡的，角落里摆着几块破旧的木板，屋里没有暖气，没有火炉，没有水。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俩啃着王大哥烙的饼，蜷缩在木板上，身上盖着从康乐带来的散发着浓浓的炕味和霉味的脏被子。窗子上没有玻璃，外面下雪了，纷纷扬扬的雪花飞舞着飘进了屋里，落在了我们的脸颊上丝丝的冰凉。这里是矿区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少有人烟，远远的高处是矿上的出渣口，上面昏黄的灯火在雪片的映射中忽闪忽闪的亮着，像鬼火一样。
三年前的景像又浮现在眼前，那时我们也是在一个下雪的夜晚，冒着刺骨的寒风迎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到生产队的。整整三年后这令人伤感的一幕又重演了！五味杂陈，心里面真不是个滋味！
来到这个地方，虽说被招工了，但是我没有丝毫的兴奋。
平生天性乐观开朗，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他们队上的事。他们队我也常去，许多人我都认识。聊着聊着，我俩口干舌燥，我拿着洋瓷缸子出门去，看看能不能搞点水喝。转了一圈没有找到锅炉房，我只好敲开了一家的院门，一个中年妇女开的门，我赶忙告诉她，我们是新来的工人，想讨口水喝，那妇人赶忙从屋里端出暖水瓶给我倒了满满一杯热水。
后来我在铁冶口的学校当老师，一次开家长会又见到了这位妇女，原来她的女儿在我的班上。她家是回族，好像是平凉人，男人也是矿上的工人。后来家访时我也常去她家， 我一提起讨水喝的事 ，她就想起了我，白白的皮肤上那善善的笑靥给我印象很深！
招工回到兰州是我们这部分知青的人生转折点，正像王平生说的我们从这里开始才真正进入了社会，开始了我们人生的又一段苦难历程。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多少年一晃过去了，多少人和事都是过眼烟云了，可是永远忘不掉在那个非常年代里给我们点滴帮助的朋友们！

煤矿琐忆

作者：陈冠升离开了插队的康乐来到了阿干煤矿当上了工人，我才发现煤矿工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井下工作时时处处充满了艰苦和危险。我们每天都和流血负伤作伴，与死亡牺牲为伍。我们在宽两米多高两米多的井巷里作业，井下潮湿寒冷，许多地方都是没过脚踝的脏水，我们头顶柳条矿帽，矿帽上別着矿灯，蓄电池插在腰间的皮带上，穿着工作服，里面是插队时穿的旧棉衣，脖子上裹着一条白色的毛巾，脚上穿一双高腰雨靴，和其他矿工一样挖煤，打岩石巷道。我被分在掘进队，干着岩石巷道的掘进工作，每天下井干活是先打炮眼，一般要打一米八左右的深度，凿岩机冲力很大，要用手死死压住，稍不留意就会冲到顶板上去，机器一开动，震耳欲聋的声响仿佛把人都要震死！旁边的人说话根本听不清，互相之间只能用手势比划着交流，每个工作面一般有两到三台凿岩机在打钻，孔洞中喷射出泥浆，无情地贱在我们的脸上身上，烟雾，水雾，粉尘笼罩在两平米的工作面上，什么都看不清楚，只有头灯微弱的光线照在炮眼的位置上。 炮眼要打四十多个，得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打好。炮眼打好后，我们凿岩工个个都是满脸的泥浆和粉尘，工作服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只有浑身的泥浆，互相之间只能靠声音来辨认。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呛人的烟和浓浓的岩石的粉末，眼睛无法睁开。炮眼打好后，我们几个互相搀扶摸索着退到后面的安全洞里，这时放炮员背着一大包TNT炸药去装填，装好之后他们也撤回安全洞，找地方躲藏起来。哨子一响大家都把头埋在两腿之间，双手紧紧捂住耳朵，用毛巾紧紧地捂住嘴和鼻子，放炮员按下了放炮机的开关！这时，震天动地的炮声响起震耳欲聋！强大的震动使每个坐着的人都弹了起来！紧接着鼓风机打开了，地面上的新鲜空气从风筒中吹进来，浓浓的炮烟从掌子面里滚滚涌出！所有的人都淹没在浓烟里，我们不敢睁眼！不敢呼吸！不敢抬头！不能说话！不能动弹！大家都紧紧地挤在一起，默默地等待浓烟散去！风筒拼命地向掌子面鼓风，几分钟后，浓烟渐渐散去了，我们才能长长舒一口气！低头一看捂嘴的毛巾上是厚厚的一层岩石的白灰！嗓子眼里火辣辣的，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白色的颜色！那时矿上条件差，缺少防尘除尘的措施，许多老工人都得上了矽肺病，岁数不太大就离世了。我们在井下时间较短，所幸都没有患上矽肺！紧接着就是装砂，炸下来的岩石碎块用装岩机或扒岩机装到矿车上，我们用镐头把震碎的岩石撬出来再装。大块的石头要好几个人一起才能搬到车上，最后零碎的砂石用铁锨铲到矿车上。砂石出完后，就是就是用木头搭支架：先在矿洞两边挖两个坑把圆木埋进去，然后将开好槽的木头架到上面。挖坑非常困难，要用风镐将岩石打碎，之后将碎石掏出来，再将木料埋进去，支棚子大都是老师傅们干的话，我们这些小工一般都是挖坑，背木料。井下本来就狭小，背着两米多的木料只能低低地弓着腰，眼睛只能看见脚下一两米的地方，腰不能直，腿也打着弯，头更不能抬，就这样一步步往掌子面挪！实在累的不行了，就停下来稍稍歇息一下，但是背木料的姿势丝毫不能变，稍不留意木料掉下来，没有人帮忙是无法再扛上去的。扛木料还轻松一点，要是扛水泥支柱就更苦了，水泥支柱比木料重得多，少说也有一百五六十斤重，背在背上迈步都非常困难，我们的脊背常常被磨红磨破。工间可以休息二十分钟左右，那是送水员背着开水来了的时候。大家都从怀里掏出干粮，那是从食堂买的馍馍，有时也有大饼。一个搪瓷都掉光了的喝水缸子，稍微涮涮就大家轮流着喝，一口水一口干粮，吃完了就接着干。掘进任务要必须完成，不然下个班没法干活。有时，活干完的早，有时师傅们会讲点荤段子，惹得大伙儿哈哈一笑。简单淳朴的工人们在繁重的劳动中也不忘找寻着快乐。这是重体力劳动，因此吃粮都是最高标准：54斤！拿的是井下四级工的工资：60块8毛8分！这在当时是很高的粮食标准和工资标准了，很多人一听我们的工资和粮食标准都很羡慕！可是我们在井下干的那种暗无天日危险又苦累的工作又有谁能想象的到呢？在井下工作，因为寒冷都穿得很多，一干活出汗，衣服就被汗水湿透了，最要命的是上班时穿衣服，下班时又脏又湿的工作服脱下来卷起存放到柜子里，闷了一天，等下个班来穿时，衣服还是湿的！夏天还好点，可是在冬天，冰冷的衣服要穿在身上是要下极大的决心的！那种痛苦和无奈至今难以忘却！下班时个个都是一脸的灰土和黑黑的煤屑。只有两个眼睛在咕噜咕噜地转动。互相之间也只能靠眼睛来辨认！除了苦累还经常有工友受伤死亡！许多共患难的工友说没就没了，受伤和死亡都是家常便饭，那时上面给阿干煤矿的死亡指标是百万吨不能超过两名，可是每年都超额完成，我记得好像有一年工伤死亡就有十二个。记得有一位姓杨的工友是从北京一个歌舞团下放来的，岁数比我们都大，人很好，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因为有共同的经历我们常在一起聊天，他人很勤奋，常常从市里步行二十公里来矿上班。他是在运转队上班，主要工作就是在大巷里装煤车。结果一次在装车时，煤仓里突然涌出大量的煤和水！强大的水流掺着煤把他冲倒！他再没能爬起来......短短的几年里，我们同学里就有不少人受过伤：刘建安被铁屑击穿眼球失去了视力！王平生的大拇指被道叉挤压，差一点失去一个手指。杜亚琛被矿车挤压造成腿部挫伤，黄三弥的手部伤好多年都没有痊愈。俞金城也多次被石块砸伤。孙炎在采煤队，是真正的挖煤工，几次冒顶都被埋在煤堆里，侥幸的是他天生命大，几次都幸运地脱离险境毫发无损。那时在煤矿受伤，死亡都是家常便饭，在井口常常可以见到矿救护队员急速地进出，工友和家属们焦急地等待亲人出现的场面。最危险的是我了，差一点就送了命。那是1972年11月27号的早班，头一天晚上，同学们在一起纪念插队四周年，晚上大家喝酒，聊天闹到很晚，睡觉时都半夜了，而早班是四点起床，也没睡几个小时。因此精神也不好。上班后。我和几个师傅一块推矿车，矿车上装了满满的一车水泥滚砖，估计有五吨重！我在最右边推，在冲坡的时候车子突然掉道了！车尾一下子偏向我这边，将我的头挤在了矿车和水泥支柱之间！刹时我感到头部一阵裂痛！接着就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时，已被送到了医院。那时，只感到头部生痛，脑子里一片空白。隐隐地我感到来了许多人，事后才知道，是我们的师傅魏希忠和金城背着我出了矿井，好几个同学看到我当时的样子都留了泪！晚上又是他们轮流守夜看护我照顾我。多么珍贵的同学友谊啊！至今我想起来都感到心底里有一股暖流在涌动！我当时的样子：头部肿起一大块发青发紫，像一个烂了的紫茄子！有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至今都保存着，那形象确实不好看。当时的情景是很怕人，大夫的意见是最好送到城里的大医院，如果是头部骨折那非常危险的，矿上的条件毕竟是有限的。可巧的是，那天九条岭煤矿发生了事故，矿上的救护车去支援了，那时，单位车都很少，找个车是十分困难的事。没办法我只有听天由命了！大夫断言，如果第二天早上人不昏迷就问题不大，如果发生昏迷就得赶快往城里送。否则有生命危险！我命大第二天早上居然清醒了。喝了一点水，情况开始好转。那天晚上，好几个同学整夜都没合眼，整整守了我一夜！之后，我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死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幸运的我活了下来！但是这次事故也给我留下了无法治疗的后遗症，我经常头痛，头昏，记忆力严重减退，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头痛，吃药打针都不管用。有时我也想，比起那些死在井下的人来，我是幸运的，我起码保住了宝贵的生命。许多人的生命葬送在了井下！至今又有谁还能记得他们呢？我是幸福的人！休养了一个阶段，队长张文博找我谈话，告诉我要调动我的工作，有两个去向由我选择：一是留在队上当统计员，二是去学校当老师。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老师！没想到当年发誓不当老师！而如今生活又把人推到了这条路上！真是有点哭笑不得。紧接着矿上组织部进行了选拔考试，参加的人都是矿上的老三届的学生，有三十多人，考两门功课，数学和语文，数学我不在行，草草答完了交了卷。答语文时，我非常地投入，作文写了很多，一直到人都走完了我还在写，空空的会议室里只有我，我有点心慌，这时，监考的老师，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老师微笑着说：不要急慢慢写。这样我才静下心来写完了作文。事后我才知道他是矿中的李馨老师。以前他是民族学院的讲师，下放到煤矿学校的。几天后，结果出来，我的语文竟然考了第一名！就这样我被录取了。到组织部报到时，部长告诉我去中学任教，我吓坏了，忙告诉她，我只有初中的学历，教不了中学！她笑着说，矿中缺语文老师，李馨老师专门要你的，到了矿中你还可以向他学习 ，有问题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嘛！我一听也有点道理，就答应了下来。那天我去矿中报到，教导处人很多，一个老师在讲着话，好像是安排什么事，我不好打断他，就在人堆里静静地听着，不一会儿他讲完了，人群都走了，但是有几个人不走，缠着他说话，那个老师伸手连我一起往外轰，我赶忙告诉他：我是来报到的老师！那时的学生都很大，我那时二十多岁和那些学生差不多大。穿着父亲的棉工作服，上面还有“安全生产”的字样，一脸的娃娃气，难怪那个老师辨认不出来。教导处的这位老师叫王忠东，后来一提起这事就好笑。就这样我离开了矿井，到矿上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在当时是同学里最早脱离井下的。下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深深记忆。难忘的一顿饭

作者：陈冠升

插队时，我们牟家窑是纯汉民队，种植的多半是青稞大豆和土豆，麦子也有但是不多，尽管吃的多是杂面青稞面，但是，我们基本可以吃饱，居那队就不同了，虽然与我们队隔一座山，但那是回民队，他们粮食不够吃。每年最少半年要吃国家返销粮。所谓返销粮就是库存时间比较长的各种陈粮食磨成的面，就连那样的粮食也不能管够，社员常常是喝半麸皮半杂合面的汤汤。知青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在居那插队的景仁和向尔明常到我们牟家窑混饭，走时常常“借”些粮食。一次，我到他们队上玩，快到吃饭的时候了，我看他们啥吃的也没有就要回去，他们死活不让走，非要留下我吃饭，我看盛情难却就留下了。但是没有一粒粮食啊！景仁就带我到山顶的社员家去借，刚借好粮食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俩没带雨具，山上也没处躲，下山的黄土路上,有点雨就油光发亮一片泥泞滑得要命。大雨中我俩只好硬着头皮下山，山势很陡为了不被滑倒，我们双手着地屁股朝下倒着往下溜，景仁用衣服严严实实地包着那筐面，紧紧地抱在怀里，几次滑到在泥水里，以致跌得浑身是稀泥，但是那筐面却好好的，没有撒出一点点来，在泥水中一会儿他溜到了前面，一会儿我又滑到了前面，我们脸上身上全是水，两手都是泥巴，手指甲和掌心被小石子划得生疼。鞋已经看不见了，只感觉脚上有两个很大很大的泥坨坨。到了山下，整个人都是泥巴人了，我俩你看我我看你，都哈哈大笑起来。 
有了粮食可拿什么做饭呢？没有做饭的柴火，我们面面相觑，无奈之下向尔明想了一个好主意，他爬上了屋前的大杨树去捅老鸦窝，老鸦窝很大，枝条都是干的捅下来就能烧火。老杨树很高十分难爬，尔明好不容易爬了上去，正要拆的时候，乌鸦夫妻飞来了，一看有入侵者，迅即展开了攻击！它们咶咶地大叫着，毫不理会我和景仁大声地威胁喊叫，一次又一次地向尔明的头上身上啄去，尔明用一只手护着头另一只手使劲地拆着枝条往下扔！
人鸟大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做饭的柴火够了，乌鸦的窝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尔明的身上伤痕累累，脸上还流着血，也不知是鸟啄的还是树枝划的。当我们喝粥的时候，乌鸦们一遍又一遍地在屋顶盘旋着，凄惨地大声哀叫着，抗议我们的恶行！
麸子面的粥很难吃，就着乌鸦的惨叫声吃粥，那粥就更难吃了！那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难咽的饭！
饭后，我们不敢出门，乌鸦在院子上空盘旋，凄惨的叫声令人胆寒，我们怕遭到乌鸦的袭击，天快黑了，我们几个才用衣服包着头溜出了房门。之后，听景仁说，过了好多日子他们都不敢随便出门，乌鸦一看见他们就会俯冲下来，用尖利的喙和爪子袭击！
唉，可怜的乌鸦，可怜的人！如今，向尔明、景仁工作已多年了，工作单位都不错，经常有高档饭局，吃着美味佳肴，喝着美酒，不知他们是否还记得那顿心酸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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