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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刘海鸥：妈妈说医生，这辈子遇上几个好大夫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原题
妈妈说医生
作者：刘海鸥
老年时的妈妈出入医院的次数多了，每次从医院回来不加评论，不作感想，却总要娓娓道起早年上医院的经历。
我有个习惯，只要父母一开口说“古”，我立刻拿日记本一字不漏地记录。前几天翻看我20多年前的日记，看到了这几段妈妈看病的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医生、医院、医疗制度、干群关系都涉及那么一点。让我们可以管窥五十年代之一般。我把日记稍加整理，以妈妈为第一人称来叙述如下：
01
1949年8月，我带着海燕、你和克阳到了北京和你爸爸团聚。10月份我就找到了全国妇联的工作。
刚到北京时的妈妈，旁边是她的叔叔
工作了没几个月，我怀上了老四刘元。我每次怀孕都会肚子痛，时好时坏，那时不知是胆结石，以为是就是胃病，一直没有很在意。怀刘元时，大约是胆结石长大了，经常巨疼，疼起来要死要活，满床打滚。每疼起来，海燕就哭哭咧咧地说：“妈妈你别死，妈妈你别死！”海鸥则盯着我枕边的内画玻璃小瓶，机械地念叨：“我要小瓶，我要小瓶……”更让我疼死。
1950年3月的一天，爸爸抱着海鸥去国际俱乐部看露天电影，我的肚子又疼起来，这次疼得根本无法忍受。爸爸回来立刻把海鸥交给老保姆，把我送到协和医院临时急救。
病床摆在走廊，急救医生给我打了一些镇定剂。很快专科大夫来了，把我安排进入大病房。病房约有16床，有帘子相隔。
我的主治医生叫张乃铮，还有一个姓李，记不清名字了。张大夫很年轻，脸白白的 ，很清秀，人温文尔雅。每天张大夫带了一群外院的医生给他们讲解病情，都是说英文。
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做了各种检测和化验，胃病是排除了。大夫们怀疑是胆囊炎或胆结石，但若是胆囊炎，疼痛的位置不对；若是胆结石，X光没有照出有结石。那时对胆结石的检测和诊断的手段有限，主要依靠X光，但是有些结石X光是照不出来的。
有一天医生给我抽胆汁，从鼻子插入橡胶管，折腾了一天，抽了30多瓶试管，两个大夫一天都没吃饭，还是不能确诊。
三月底的一天，张大夫高兴地来到病房，说昨天查医书，上讲胆结石怕油腻，吃油腻食物就堵塞胆管，疼死。他马上吩咐医院伙房做一份扬州炒饭，要求放足了油，还要有肉。果然我吃完这碗油汪汪的肉丁炒饭，立刻在床上打起滚来。
确定无疑是胆结石了，大夫们马上准备手术。
我坐在轮椅上被推到手术室，躺到手术床上可见天花板上方有一个玻璃圆窗，一圈观摩的医生伏在圆窗上面看。
麻醉师给我打了一针，张大夫说：“你听着，我打一个金属器，你数数，一定要照实数，一直到听不见为止，我们才动刀。”我口数123……听着敲击声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
手术顺利结束，结石取出来了，我的肚子上留了一个20多公分长的切口。在这之前我已经告知阿曾（曾宪植，时任全国妇联副秘书长。妇联的职工都喊她阿曾，孩子们喊她阿曾阿姨），我的手术时间，她派了妇联的勤杂女工孙秀兰来陪床。手术后我吐了一夜，孙秀兰给接呕吐物，擦洗服侍了一夜，天亮才安静下来。（后来“两反”即反“骄娇”二气时，整我，说我是“资产阶级娇气”。）
第二天回到大病房，也不吐了。早上张大夫来查房，拿了一个瓶子摇给我听，瓶子里有两个黄豆大的小石子，摇得哗楞哗楞响，说：“看你身上背着什么？”又说，“你的盲肠已经烂了，我们连盲肠也割掉了。买一送一。”
其实还不止买一送一，我不是还怀着刘元吗？医院连妇科检查也给我顺便做了。林巧稚大夫带着她的徒弟来做检查，林巧稚指导，徒弟动手。当时刘元才两个半月，命还真大，经过这么多折腾，健健康康。但是林大夫说，我的子宫有粘连，可能对胎儿有影响，一定要定期检查，将来生孩子时还回到协和来生。
出院时要付账，请示阿曾。那阵新中国还没有劳动保险制度（1951年出台）和公费医疗制度（1952年出台），阿曾说妇联还没有人动过这么大的手术，我们只能给报手术费，不报治疗和住院费，再开恩也只能一人一半。所有费用共80元，妇联出40，我出40。
70年代，我是妇联头一个给组织写遗嘱的，说死后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遗嘱交给老干部局的副局长王新生，让她一定办到。我告她：“如果你办不到，我见到阎王都要告你。”王新生说：“一定一定。”
后来我知道人死都要经医院出入，我就又写了一份遗嘱把尸体贡献给协和。为此我专门去协和询问谁负责此事。挂号处有人告我由医务处的张教授管，并指示地点。张教授的办公室在协和老楼的地下一层。走进他的办公室，见到张教授，原来就是给我割胆囊的张乃铮大夫。他完全变样了，身体发胖，脸也大了一圈，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看来不记得我是谁了，我说：“张大夫，几十年如隔天地，我认得你，你不认得我啦？”他说：“我一天看几十个人，几十年了，怎么能记住所有病人？”我自报家门，并说明来意。张教授十分感动，说：“非常难得。现在医学研究非常需要社会上捐赠遗体，但是绝大多数人思想不通，我们很难得到。将来你故去，只要与医院医务处联系，我们必按你的生前愿望办理。”
他让我填写了一个自愿捐遗体的表格，他还在上面签了一个字，然后客客气气地送我，直到走出楼门。
（作者后话：2004年妈妈在安贞医院去世，我们按照她的遗嘱把她的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
02
1951年元旦那天，我正在街上走，突然“破水”了，我知道这是临盆的征兆，本来作胆囊手术后，医生说过生孩子时到协和医院来，可是来不及了，我急忙叫了一辆三轮，到离我最近的医院——中央人民医院。想不到在这个医院我差点断送性命。
到北京的这几年是抗战以来我的生活最为稳定的一段时间，可能是这个原因，我这个不到一百斤的身体竟生出了一个八斤多的大闺女。那天是新年，能回家的病人都回家了，医院里冷冷清清。深夜从产房回到病房，医生护士们一定是惦记着过新年，把我放到床上就匆匆离去。
因为我的羊水早破，又加上有子宫粘连，在生产时医生没有注意和处理这些问题，我开始大出血。血一点一点顺着床单流到地上，积起一滩。值班医生不知在哪里犯迷糊，护士看见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第二天早上主任医生查房时，我已经面色苍白，气若游丝。主任医生大发雷霆，当即输血抢救，同时她让妇产科所有的医生和护士围在我的病床前。我虽然半昏迷，但是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她说的一席话。
主任医生当着全室病人厉声问道：“谁是值班医生？”有人怯怯承认。主任医生又问：“你们知道躺在你们面前的是谁吗？”有答是某号床，有答是刘太太。莫非是刘太太什么大人物？医生说：“错了，错了！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是一条生命！一个人身体里有多少血，你们应该知道，已经流掉了2000多（毫升），还剩下不到一半。你们是医务人员，是治病救人的，你们却拿人命当儿戏！这是草菅人命！草菅人命！！”后面四个字重重地砸在每个人头上，医护们吓得大气不敢出，病房里寂静无声。
我当时说不出话来，但是知道我有救了。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个医生，她叫王大宛，是人民医院的妇科主任。我一辈子都感谢她。
五十六天产假到期后上班，阿曾得知生产过程，说：“不行，你必须立即去医院清理子宫，解决子宫粘连的问题，以免后患。”
妇联还有几个刚上班生孩子的干部，阿曾特为我们开了一个哺乳班，接着又办了一个托儿所。
刘元从哺乳班到托儿所一待就是七年，全托，她小时候对阿姨比对我亲得多。
妈妈抱着大刘元，旁边是我和克阳
（作者后话：1，当年妈妈讲完这个故事，我就在网上搜索到了王大宛，她已是石家庄妇产医院的领导。但是现在网上已经没有她的信息了。2，阿曾文革遭到批斗坐牢劳改，罪名是“大黑伞”。黑伞之下网罗了七十二个“小鬼”，妈妈是妇联的元老之一，得到过阿曾的多方关照，自然也在小鬼之列。1974经毛周批示阿曾得“解放”。黑伞不再，小鬼之说也就不再，但妈妈的问题迟迟不得解决。她去找阿曾帮忙，但阿曾也无计可施，只给了几个字——“相信党。”）
03
1952年冬天，一天晚上9点多钟，我从妇联开完会坐三轮车回家，在一个路口转弯时与一辆飞驰而来的自行车相碰，三轮车翻倒。当时没觉得怎样，车夫把我拉回家，扶着我下车，大门已经上了门杠，我去敲门，手抬不起来，我这才意识到胳臂断了。车夫吓坏了，帮我敲开大门就匆匆离去，连车费都没要。回到家爸爸赶紧去胡同口打公共电话报知妇联，阿曾立刻派来了人和汽车把我送到协和医院。到了协和我才感到疼痛。
先照了X光，骨科的值班大夫叫吴学言（音），看着片子说：“你的骨折很严重，右臂肱骨下端粉碎性骨折，碎成两三块，和桡骨分离。不过没关系，今天你幸亏碰到我值班，别人不一定能作，我会负责到底的。”当晚我就上了手术台，吴大夫用两根大钢钉把碎骨和上下臂连到一起。刀口贯穿上下臂，有二十公分长。
那阵我正在翻译马卡连柯的《学龄前儿童教育》。右臂断了，都是用左手写稿子。
五十多年来，下农村上干校，挥锄种地搬砖盖房，我的右臂一直没事，我很惊异吴大夫的技术那么好。
跌断手臂时的妈妈
上年纪后，我的膝盖经常疼痛。“四人帮”倒台后，有一天我去协和医院看骨科，等了很久才轮到我，里面叫道：“刘辽逸太太。”奇怪，什么年代了，还有人这样称呼我。我进去说：“我叫汪容之。”定睛一看，我认识：“是你呀，吴大夫。”他抬头一看：“是你。怎么你还在？”
他敲敲我的腿，说，没事儿，骨性关节炎不可治。他一边写病历本一边问我：“这些年你在哪儿？”我说：“在全国妇联。”他记性很好，说：“你初来时就是在全国妇联。”我问他这些年做了什么，他说：“说来话长了，就在给你治疗后不久，我就下去了。”
他说1952年1月协和医院军管，军代表接收协和，依靠一批可靠分子，点名抽调了200人参加巡回西北各地医疗队，吴大夫也“光荣”选入。他们准备了大棉被、棉大衣、大头鞋、布袜子下去了，临走不允许与亲人告别，怕打击或打消积极性。吴大夫以为今生不会再回到北京了。
他去了西北好几个地方，因为语言不通，都做不长，而且水土不服，每到一处都大病一场。后来他被派到新疆乌鲁木齐附近，在那儿又生病住院了。病房里有一个病人是开国大将军，医院的人听说大将军在医院，都跑来看。有的说将军就住在这样的地方？有的说这还算好的，还让他趴地吃过狗屎呢。吴大夫在昏昏沉沉中说：“今生有幸，与将军住一个病房。”将军听见，高兴地过来和他握手说：“真想不到在这里还能得到你的尊重，我以为今生今世会永远遭人唾骂。”吴大夫说：“将军，您是好人，好人终有好报。”
过了一阵将军不见了，吴大夫不知他生死下落，问别人将军在什么地方。别人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这是立场问题。他说，将军是天下最好的人。因为这话他被人殴打，打得不能走路。吴大夫还有一个严重罪名是里通外国。吴大夫说他没有任何海外关系，我想他很可能是留学归来的，我没有问，不想再触痛他的伤疤了。然后吴大夫被发配到到伊犁劳动改造，体力活干了好多年，没有工资，连糖都吃不上。
突然有一天上面通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文化大革命胜利了，中央打倒了“四人帮”，你们可以回城市了。还发了他们一些工资。
吴大夫立即坐火车回京，车上五天四夜，他说，感觉去时路上时间那么漫长，回来时那么短。
吴大夫又回到协和，干回本行。他说，业务停了多年，但不觉得生疏。
吴大夫说：“和你说了这么点时间，却好像经历了两个世纪。” 其实这次“看病”时间可不短，我猜想他这几十年的苦水在这里没有地方倾吐。
我和吴大夫算是有些机缘巧合，1952年他刚给我接了骨就下去了，1977年刚刚回来又给我看病。我感觉他除了技术精湛，好像和这个世界有些脱节。
（作者后话：那位将军已经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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