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 刘海鸥：唐山大地震，夫妻俩头破血流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原题

永丰十年之四

作者：刘海鸥

二十三 

光明与黑暗的较量

（1974-1976）

妈妈从干校回来后，每年都要去广州和老同学及十二集团军的老战友聚会。1975年春节我和妈妈一起去广州。我们住在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杨重华的家里，他的女儿小欣整天陪着我，有一天她告我有个朋友聚会，让我也去参加。

到了朋友家，已经有几个人，有些神神秘秘，关好门拉好窗帘，打开录音机，播放一个讲话录音。他们给我介绍讲话者是“李一哲”中的一个人，李一哲是三个人——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合成一个名字。这三个人是广东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在1973年11月7日写了一份两万六千言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批判破坏民主法治的种种行径，反对现行集权政治。一大批像小欣和她的朋友们一样的热血青年追随李一哲，最起码也是赞同他们的观点，这让广东省革委会非常惊慌，组织了写作班子“宣集文（宣传部集体作文）”，并发动全省各单位对李一哲展开针锋相对的大批判。

他们送给了我许多阅读材料，论战双方的都有。李一哲的文章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有理有据，鞭辟入里，痛快淋漓并且文彩非凡。而“宣集文”则秉承“两报一刊”的风格，连篇累牍的空话，帽子，叫骂，水平低下。

我十分佩服李一哲们的勇气，并且承认他们说得非常在理，但是我也很彷徨：我这些年拼命往脑子里灌输的东西和他们的理论正相反。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我把这些材料带回家细读。无论怎么读，都觉得李一哲说得对。就在那几年，我对文化大革命，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XXXXXX都产生了疑问，人们在下面偷偷议论，我很爱听，但行动上还是相当谨慎。

李一哲们1975年被抓，1978年释放，其中一个多次抓放，几十年后到了美国，已经是一个头发全白的人了。

197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又一个多事之秋。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全国上下都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因为上层的争斗，对于周恩来的祭奠非常低调，引发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清明节之前，人们到天安门广场自发地组织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花圈堆成山，花圈上和纪念碑上贴满了人们写的挽联诗歌、散文和小字报。无数人聚集在纪念碑周围念诗，演讲，喊口号，表达对总理的歌颂和怀念之情，痛斥“极左”势力把中国推向危险的边缘。

我们一家都十分激动，天天去广场观看，妈妈抄录了好多首诗歌，装订成册。姐姐海燕写了几首诗贴在纪念碑上，她的诗立刻被人们广泛传抄。“四人帮”倒台后，有人编辑了《天安门革命诗抄》第一页第一首诗就是海燕的。当时海燕和多数人一样不署名，书上的诗作者是“佚名”。我已经怀孕七个月，也大着肚子去看了广场盛况，还照了相留念……

“四五事件”被处置和定性之后，中央又下发文件，要求各单位清查曾去过广场的人员名单，收缴所有诗抄，情节严重者送交公安机关。……对他们的作为，人们的心里像明镜似的，都感觉社会将会发生大的变化。各级领导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卖力地执行“中央指示”，只是一般地问问有没有人去过广场，如果否认，便不再追究。

我校的领导也是这样“阳奉阴违”，在开会时只是提了一句，让去过广场者及有诗抄者向领导汇报，就没有下文了。我和很多人讲过广场的见闻，包括校领导，他不仅没有追究，还在下面和我偷偷讨论有关上面的小道消息。

婚后两年我一直没要孩子，我不想那么快就生小孩，结婚已经束缚了手脚，有了孩子更没了自由，但是老宋非常想要，他是他家老大，似乎总得有后才对得住父母。他虽然不说，但心里很急切。这让我经常有负疚感，我觉得自己有些自私，终于决定生孩子，主要是为了他。

1976年的6月18日，儿子出生，叫大田。生大田的过程真是艰难，预产期到了回家等待，谁知过了近两周，他老人家还是没有动静。一天我正在大幅度地拖地，想让他快点出来，羊水破了，但是没有宫缩。妈妈马上和我去了全市最好的妇产医院。医院说孩子必须尽快生下来，因为过期不生会因胎盘“老化”而导致胎儿夭折，而且羊水破了孩子随时都有可能窒息。

住院后，医生给我用了各种引产方法：吃药，喝蓖麻油，电针刺激，均无效，子宫就是没有收缩，只好采取危险的一招——使用催产素。从早上开始，催产素通过点滴进入身体，我立刻有了强烈的宫缩，把我痛得死去活来，这种强迫性的宫缩轻重节奏掌握不好就会导致子宫破裂，所以主任医生黄九妹亲自坐在我身边，手按在我的腹部，检查宫缩的程度。终于，大田在晚上八点钟降临人间，七斤八两重。

黄九妹大夫给我的印象很好，四十岁左右，上海人，医术高，敬业，严厉中带着亲切。两年以后，中国23年来第一次上调工资，但名额有限，由群众评议，领导拍板。黄大夫没被评上，宣布工资上调的那天她照样上班，为一个个产妇接生婴儿一直忙到晚上。下班后，她安安静静地脱下白大褂，穿好衣服，然后推开窗子，从六楼跳了下去，一个有前途的医生就此断送。

7月下旬，我在妈妈家坐月子。很多烦心事都聚集在一起：七月底的天气特别反常，闷热潮湿，阴沉沉的，压在头上让人喘不过气来。我的奶水不多，流得又不畅，大田吃几口，吃不到什么，就大哭大闹。想到五十六天的假期很快就会过完，那时肯定要停喂母乳，不如早些停了算了。我吃了回奶药。

自从地震局成功地预报了东北海城地震后，从头年十二月起就在各个单位传达京津唐地区将有大地震，让大家做好准备。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抢购大米面粉和各种生活用品，以备地震之需。妈妈也买了很多饼干，灌了几瓶水放在桌下床底。我认为这是十分荒唐的事，地震是无法准确预测的，这样没边没沿地做准备，要等到哪年哪月？时间长了，北京的老百姓听“狼来了”的呼声听多了，也都松弛下来。就在这时，“狼”真的来了。

7月28日的凌晨，十二点多钟，大田又醒了，没了母乳，他无依无靠的，哼哼哧哧地哭。我喂了他几口水骗骗他，他抽抽噎噎地又睡去了。我把他胸前的米袋摆好（一条宽布带，两头缝上米口袋，布带盖在孩子身上，米袋在身子两旁，以防止新生儿睡觉时手脚乱动），把小床栏杆拉起，掖好蚊帐。此时，房顶上的老鼠像炸了窝，排着队，蹬蹬蹬从东跑到西，又蹬蹬蹬从西跑到东。耗子的闹声，加上儿子偶尔的抽泣，还有屋子里昏黄的灯光，让我心里感到一种悲凉，那一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

三点多钟，我被老宋急促的叫声吵醒了：“海鸥，地震！海鸥，地震！”他那天恰巧来看我和孩子，被妈妈喊醒。几十年神经衰弱的妈妈第一个觉察到地震，疯狂大叫，唤醒了全家。我睡得那么死，如果老宋没来看我，我还不知在那个爪洼国里。

我的床在猛烈地上下震动，黑暗中有一种可怕的轰鸣声。这与1966年我感受到的邢台大地震不同，那次是左右摇摆的感觉。这次地震来势凶猛！我一跃而起，冲到小床前，抱起了儿子，连同米袋，连同蚊帐，和老宋一起冲出屋门。

妈妈和刘元已经站在外面。我家住在西跨院的耳房里，耳房正对着西屋的山墙，我们半睡半醒，半醒半懵，站在山墙底下哆嗦着，还没有回过味来。地下继续发出沉闷的轰鸣，地面先是弹跳着，然后又像风浪中的甲板歪斜着，我们随着大地摇晃。

突然，头上在掉土，越掉越急，夹杂着小碎砖块。转眼碎石烂沙如下雨般落下，不知谁喊了一声“山墙要塌！快跑！”妈妈和刘元冲出小跨院与正院相隔的栅门。我和老宋头顶头颈交颈胳臂环绕着，把怀里的婴儿严严遮住，像个连体人一样挪向栅门，山墙上开始掉大块砖头，砸在我们的头上脚上。栅门被掉下来的石头绊住，拉不开了！情急中，宋抬脚猛力一踹，门开了一条斜缝，就在我们俩奋力挤出栅门的半秒间，轰隆一声，山墙轰然倒塌，砸坏了栅门，碎砖盖满了跨院，飞进了我们的屋里。

生死竟在瞬间。

半秒钟的时间赢得了三条性命。首先想到的是大田，他有没有受伤？他在老宋的怀里纹丝不动，我感到不好，喊了几声，没有一点反应。天黑，看不清。我们跑进西屋邻居家在灯下仔细观看，儿子的头脸像个土葫芦，襁褓也全部盖满灰尘，额角一丝细细的血流正在往下淌。我的心已停止了跳动，老宋简直要哭出来。他小心地吹去儿子脸上的灰土，在我们的狂喊中，儿子动了动，巴巴嘴，又睡了，样子很恬静。除了额上小小的擦伤，他没有事！

西屋的小四见到我们，惊恐地喊起来：“二姐，血！血！”我这才感到，头顶上正在汩汩向外淌血。血流过我灰尘蒙面的脸，流到胸前，染红了整个胸襟，又往下染红了裤子。宋也一样血流满脸。

那阵小四不学好，流里流气，偷东西，见了我早已经不再打招呼叫姐姐。可是这会儿，他急忙给我找了一块手绢，男人的有点脏的手绢，帮我捂在正在流血的头顶，关切地让我坐下。北屋的三福妈也不示弱，非要拉我们上她家去坐不可，理由是他们家更安全。邻居们平时为了一两分钱水电费常常闹得你死我活，这会儿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心，我真是很感动，但是我们哪家也不能留，我们必须马上去医院治疗。

我们去离家不远的隆福医院，走路时我发现我的脚也受了伤，一瘸一拐，行动困难。天还早，街上没有什么车。路上有很多人躲地震，他们集中在马路的中心，远离路边的建筑物。有人发现了我们，张口结舌地指着，“啊，啊”地说不出话来。我们的样子肯定很可怕——在朦胧黑暗中行走的的血衣，上面架着两颗血葫芦。

到了隆福医院才发现，我们的伤势不算什么。急诊室里已经挤满了伤员，砸胳臂断腿的，血肉模糊的，哭天喊地的，不省人事的。一位母亲背着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孩子，飞奔而进，大声哭喊着：“大夫大夫，救救我的儿子！”孩子趴在她的肩上脑袋耷拉着，可是医院的值班大夫根本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这般情景，我说：“回去吧，轮不到咱们。”

回到家一会儿，不知谁把“红医站”（那时每个胡同都有一个红医站为本胡同的居民治头疼脑热，还管打针发药）的老太太找来了，她给我们头上抹了一点紫药水，盖上一块纱布，拿绷带裹巴裹巴。

余震频繁，人们不敢在屋里呆，都站在院子里。院子太小，躲过这边的房子，就靠上了那边的墙壁。站在哪都不合适。我们决定天一亮就回自己体院的家，那里到处是大操场，避震容易一些。当我们头缠绷带，穿着血衣，抱着孩子坐着嘣嘣车（三轮摩托出租车）回到体院家属宿舍时，在外面避震的人们都震惊了，赶紧把我们拥到医务室重新消毒包扎打针。我们的头被纱布结结实实地缠起来，就像电影里的伤兵。

天开始下雨，体院理论系的人都转移到教学实验楼躲避。这个教学楼是五十年代末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筑的，和苏联的一切东西一样，虽然粗笨，但是结实。我们受到特别照顾，三个人分到一间教研室。

雨越来越大，多天来堆积的厚厚云层全部化为雨水，终于像决了口一样从天上狂泻下来。雨水密得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有惊天动地的雨声和雨幕包围着你，好像面临洪荒时代，整个宇宙即将天塌地陷。我们感到恐惧，不知道下面老天爷还要干什么。

有消息传来，地震中心在北京东南的唐山，整个城市全变成了一片废墟。更可怕的是下午医务室杨大夫的丈夫和妹妹大哭着从唐山回到体院，带来了杨大夫在地震中遇难的消息。地震的前一天，体院有一辆车去唐山拉货，杨大夫夫妻和杨再春老师的家在唐山，就搭这辆顺风车回家看看，结果杨大夫被落下来的房梁夺去了生命。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不久以前她还给我做过产前检查！

他们说，唐山几乎没有留下一间完整的房子了，地震后一片死寂，仿佛人全死光了。杨大夫一家人只剩了他们俩，他们所知道的人几乎都死了。杨再春老师死里逃生，但是没有回来，就像当时所有幸存者一样，义不容辞地留在那里抢救受难者。几天后杨再春回来时，眼睛血红，神情可怕。他天天和死人打交道，看尽了人间惨状，似乎神经都出了毛病。

余震又来了，每次余震，震级都不小，整个楼都在剧烈摇晃，人们都像惊弓之鸟一样东奔西跑。预报还有更大余震，全体教师和家属都转移到打靶场的带有顶棚的看台上。大田饿了，出来得匆忙，什么吃喝都没有带，我给他灌了一瓶白开水，那刁孩儿尝了一小口，扭头拒绝再喝。教研室的一个老师带了一瓶软包装的果汁，兑了一些在瓶子里，他先用舌尖舔舔，尝出甜味，立刻咬住奶嘴，咣叽咣叽一口气把水喝光。他的挑剔引起一片欢乐的笑声，给恶劣的环境带来一线生命的阳光。

晚上我们被安置在学校里的一个自行车棚里睡觉。男人们冒着危险回家搬被褥碗筷煤气灶。车棚里并排摆上床板，支上蚊帐，便是一个个的“家”了。我不放心爸爸妈妈，要老宋进城把他们接来，并顺便将儿子的生活用品带回来。宋找到爸妈时，他们在大马路边坐在小板凳上，正无计可施。临走时，妈妈把给我坐月子养的几只鸡送给了院里各家，为的是感谢他们在地震时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露天住宿真是困难之极，白天又闷又热，没法休息，吃饭幸亏有食堂。我们的煤气罐主要给孩子热奶。妈妈不知道从哪本书上学来的，一瓶牛奶分装在四个奶瓶中，瓶里再兑上水，放在锅里蒸，一天四顿。儿子出生四十多天了，一出生就是这样吃法。地震后他天天拉稀，屎绿绿的，夜里还老哭。眼看他一天天瘦下去，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把他送回贵阳老家去。作出这个决定，我不禁为儿子松一口气，也为自己大大松了一口气。我怕地震，怕得要命。

我们买票十分顺利，排队时人家主动把我们让到前面。本来无论何时火车票都是十分难买的，可是售票员一看我们头上包扎着绷带，立刻卖给了我们卧铺票。在去火车站的汽车上及在火车上，人们都对我们这两个抱着月孩的伤员表现出同情、关心和照顾。

到了贵阳，我们到了安全岛。

我不必每天夜里惊醒，感受地震余震的恐惧，这里也没有不停的政治运动让你精神上无法喘息，没有各种渠道来的政治小道消息让你无所适从。尽管这里的生活比北京艰苦得多，比如用水，各家没有自来水供水系统，要到街上挑水，一条街只有一个水龙头，一大队等待接水的人。挑满一缸水要半天的工夫。好在那时“抓革命，促生产”可有可无，老宋的兄弟姐妹上班很随意，可去可不去。这些工作他们全包了。我们只需在这里安心地养伤、带孩子。

贵阳的牛奶很难搞到，儿子来贵阳后只好吃糕干粉。糕干粉熬得稠稠的，灌满一大瓶子，那小家伙抱着瓶子咕咚咕咚一会儿就喝得精光。吃喝拉撒都正常了，再也不哭不闹，睡得安安稳稳。我这才意识到，在北京他天天拉稀哭闹是因为饿的。

本来的计划是把大田放在奶奶处，我们自己回北京。一天我们去贵定县老宋的妹妹家住了一天，我已经想儿子想得牵肠挂肚，等我们回去，奶奶说大田哭得要死要活，弄得她无措手足，只能陪着掉泪。离回京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一想起要把大田一人留在这个陌生之地，就要哭。老宋看我这么舍不得大田，就说那我们还把他带回去吧。我一下子就浑身轻松起来。但是又不愿马上回去，家里来信说他们仍然在外面住宿，时有余震，能在外面多待就多待些时候。

留下来唯一的办法是找医生开证明。我头上的伤基本好了，但是脚上的伤被忽略了，等我发现时被砸伤的脚趾缝间已经腐烂发臭，清理干净后伤口愈合，但右脚一个脚趾下面肿起一个大疙瘩，一着地就痛。去贵阳人民医院看看能否以此为由多留些时候。照了透视后，莫医生——据说是贵阳有名的骨科医生——说第四趾的骨头被砸碎，又自己生长起来。碎骨被后来长起来的纤维组织包围，长成疙瘩，会永远影响行走。治疗的办法是将该趾割除。我想也不想就同意了。

当我在手术台上头脑清醒地接受着半身麻醉手术，听见那个姓莫的医生在教他的学生如何动这样的手术，边说大家还哈哈地笑，我万分地后悔了，我怀疑这个手术是多余的，医生纯粹是为了让他的实习生做一些临床练习。反过来再想想如果没有这个手术，又哪能得到在贵阳休养生息的机会呢？

贵阳的病房脏乱得可怕。每个病人的家属恨不得把全家都搬来。七大姑八大姨都在病房里转来转去，谈笑哭闹话家常，比菜市场还热闹。家属们甚至搬来了煤炉子，炒菜煮饭如同在自己家里（医院没有饭吃）。护士除了发药打针露一面，根本看不见。老宋和他的妹妹轮流来看着我，主要是送饭和伺候上厕所。十几天后我的绷带拆掉了，少了一个趾头的右脚丑陋不堪。后面的半辈子，一直在下意识地遮掩我的脚不要暴露在别人面前。

唐山大地震对外报道7.9级，但内部盛传是9.1级。按官方公布的数字死亡人数24万人，民间的数字大大超过此数。中国拒绝了所有国际援手，“自力更生”地抗震救灾，不知道耽误了多少宝贵的生命。

更加荒谬的是，震前国家地震局已经接到大震的预报，却慑于政治风险，没人敢向中央汇报，这件事多年后才被揭发。而我知道最真切的一个例子就在我身边：我们中学有一个刚从海淀第三师范分配来的年轻物理老师，他是地震预测爱好者，并且是海淀区地震预报小组的成员。他天天观测自己制作的地震预报仪器，在地震前两天，准确地测出在两天之内北京东南二百公里将发生特大地震，学校不敢耽误，立即把预测上报区政府，但没人重视这个业余地震预报爱好者的警报。地震发生后，海淀区政府这才梦醒如初，把他捧为英雄，开大会表彰庆功颁发奖状。

早干嘛去了？！

我呢，从那以后健康就开始走下坡路，持续性地头疼，1990年查出脑子里有个三厘米大的脑瘤，西医们在看病时总是要问我脑袋是否受过创伤，中医们更是言之凿凿地断定，这瘤子就是地震那一击造成的。事情还没有完，按照中医人体的辩证法来说，开颅的大手术影响了我机体的平衡，从那以后，病痛不断，大小手术十多次。不过我还是幸运的，想想唐山大地震的遇难者，我的算什么呀。不值一提。

1976年的9月9日，我正在贵阳的街上走路，忽然听见到满街响起哀乐——毛泽东去世了。看看街上，人们没有什么动静，该干什么还在干什么。有几个女售货员坐在柜台前，把头埋在胳臂里，看上去很悲痛，但是她们没有哭，似乎觉得在同事面前不做出沉痛的表情很说不过去。

几天以后天安门开公祭大会。全国上下在那一个时间都同时祭奠。我身穿素色臂带黑箍，还给大田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戴了一个小黑箍。当收音机里播送全国军民默哀三分钟时，我认真地低头站着。现在想起来我自己也不理解当时为什么那么虔诚，我心中的毛泽东还是在神坛上，认为他只不过在晚年时被身边的佞臣架空，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做的，并非毛的本意。

我没有哀伤的感觉，只是心情沉重，觉得毛一死，国家一定会乱，当时关于“四人帮”的非议已经四下流传，人心不满。这些人究竟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呢。

人们对文化革命已经厌烦透顶。为了挽救文革的颓势，收音机和电视里天天大放“文化大革命好”的歌。那歌词已经完全和小孩打架强词夺理一样了：“（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呕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噢就呕是好！……（喊）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呕——是好！”唱起来只需声嘶力竭地喊，就行了。就是这样地招魂，文革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毛泽东寿终正寝后随毛而去。

不久接到克阳的信，带来了惊人的好消息，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北京人载歌载舞地游行庆祝。她特别提到，十几年没见的螃蟹也上市了，人们将三公一母螃蟹提回家把酒言欢，有人特作画“看你横行到几时”。

文化革命终于在全国人民的狂欢中结束了。

1977年大学开始向文革中荒废了十年学业的年轻人打开大门。1978年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因此受益，在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离开了工作十年的永丰中学。

至此为止，我的长篇自传连环画《画说我的一生》（历经四年，644幅画，27万字）除了一些踩了线的篇章不能面世外，多数都已在微信公号新三届推送。感谢新三届公众号的勇气和魄力，让我这部无处安放的自传在一定范围内与读者见面。并感谢众多读者热心留言鼓励。本书现在已经由美国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下面的照片是我自己设计并书写的封面。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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