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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刘克阳：妈妈同事康克清，申请困难补助200元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刘克阳，67届高中生。1968年12月到山西原平县王家庄永兴村插队，1972年病退回北京，在北京一中学工作至退休。
因为爸爸和妈妈关系，我有偶遇名人的机会。这些人大多是文化界的那些人，因为爸爸一辈子没有离开这个圈子。
那是1956年，我跟父母和两个姐姐到了齐白石位于西单跨车胡同的“寄萍堂”。父母是专程来求画的，我那时我七岁，懵然无所知，只当是去串门。
虽然是夏天，白石老人仍着长袍，戴镶玉圆帽。老人的家中均置以老式家具，客厅中直通天花板的雕花木柜上加着一把中式大锁。老人撩开长袍露出腰间一大串钥匙，打开客厅中一个老式雕花木柜，从中拿出三块鸡蛋糕给我们姐仨。
白石老人先为父母作画，画的是一幅两尺多长的牵牛花图。白石老人饱蘸墨汁，落笔就是几片牵牛花叶。瞬间红色牵牛花跃然纸上，黑红相衬，神形毕出。右上首题“刘辽逸汪容之同志留念”几字，左下首写九十四岁老人。
然后白石老人给我们姐妹四个一人画了一幅斗方。老人作画神速，一挥而就，每幅画三两分钟就落笔完成。
给海燕的画是四只小鸡，站成方阵在拉扯一条蚯蚓，上题字“他日相呼，海燕小朋友留念”。爸爸立刻抓紧教育：“懂这句话的意思吗，这是说你们四姐妹现在为一点小事你争我夺，将来长大了还是要彼此呼应，相互关照的。”白石老人问二姐：“小妹妹喜欢什么？”他的口音很重，几乎听不懂，只当是问爱吃什么，二姐答：“虾。”于是得到的画是一对大虾，我的是青蛙，刘元的是鱼。画上都题了我们的名字还加上了“同志或同趣留念”的字样。之后老人再次打开柜子，内列各式印章，老人在画上一一钤印。
当时在座求画的还有李济深的小儿子李沛瑶（李后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96年2月在家中被警卫员打死）。巧得很，父亲1945年在广西梧州李济深筹办并任校长的大陂山中学教书，李沛瑶正好在该校读书，一晃十年，师生二人在“寄萍堂”不期而遇，李沛瑶笑着承认，当时爸爸讲课说普通话，他一句也听不懂。父亲请李沛瑶替我们和白石老人拍了几张照片留念。照片上白石老人居中，正在挥毫泼墨作“牵牛花”，父母站在右侧俯身微笑注视画面，我们姐妹站立左侧，表情有些茫然。
白石老人的润笔费现在看来便宜得惊人，六块钱一平方尺。临走经过门房，白石老人的听差——一个从宫里出来的公公——拦着爸妈，拿出一摞主人赏他的画兜售，爸爸妈妈看中了一幅“鸳鸯戏水图”，二尺半宽，色彩绚丽，白石老人的少有的彩色水墨画。这些画总共花了五十元。
带着六幅墨宝我们心满意足地离开“寄萍堂”，在荣宝斋装裱并配以金丝楠木镜框。自此，这六幅墨宝张之素壁，厅堂生辉。
文革中，已经作古十年的齐白石被江青点名批判为“地主阶级反动文人”。在抄家之前妈妈销毁了我们与白石老人的几张合影，把白石画塞进了院中茅厕，一般红卫兵不会光顾那里。几年后白石画已经开始生霉，没法处理，又舍不得扔，干脆把写着我们姓名的五幅画卖给了荣宝斋，二十元一平方尺，换回120元。唯有《鸳鸯戏水图》，上覆伊文思拍摄的周恩来照片权作掩护，得以保留。此画极为父母所珍爱，视为家中无价之宝。父母去世后，“鸳鸯戏水”也贱价卖掉。
60年代初的一天，有人敲门，我听见跑去开门，一个瘦高的面色憔悴的中年人走进院子。我不熟悉这个陌生人，但是在大街上见过他，我赶紧叫爸爸出来，我知道是找他的人。爸爸迎出来，把他请进书房。
他走后，爸爸叹息说：“这是吕荧，疯疯癫癫的……”我成年之后才知道吕荧的事。这个北京大学毕业的才子，晚爸爸一年进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是翻译兼编辑。
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决定开除胡风中国作协会籍，撤销其中国作协理事等职务。心口如一的吕荧不满这种做法，立即登台发言，提出“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不应等同于政治问题。”当场遭到斥责，被赶下台。面对两主席团的众多风头人物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冯雪峰、张光年等，就是他单枪匹马奋起直言，然而这么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在十几天后被定为“胡风分子”。
几天后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吕荧被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之后屡遭隔离审查，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导致精神分裂。1969年3月5日在北京清河农场冻饿中逝世，终年55岁。
吕荧先生
现在人人称颂吕荧是仗义执言孤胆英雄，却悲惨地抛弃在人生边缘，不明不白地丧失生命。我见到他两次来到我家，他知道爸爸是一个正直的人，也许是想跟爸爸说说心里话，诉诉苦闷，但是那时候他已经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了。
我最初见到她是60年代初在公交车上，我和妈妈在车上遇见她，妈妈跟她打招呼，简单说了几句话，我记得她说去找女儿，女儿要和同学一家去北戴河，她不放心，也不同意。印象中她又矮又瘦，一个非常普通的南方妇女模样。下车后，妈妈告诉我这是妇联的同事罗晓红。
妈妈和她不是一个部门，工作上没有任何交集，所以当时关系并不密切。直到文革后，她们都从干校回到机关大楼里，这群无事可做的人们每天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织毛衣，虚度时光，后来把老太太们分为若干党小组，妈妈和晓红阿姨分在一个组里，天天见面，两个广东老乡用广东话聊天，非常投缘。
晓红阿姨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一个年轻女子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屈指可数。解放后晓红阿姨一直是蔡畅（全国妇联主席）的秘书，直到文革。
一次晓红阿姨邀请妈妈去她家做客，我陪着妈妈去的。她家住在海淀的一个军队的干休所，进到她家，只见是很大的一个单元，没有装修，整洁无华。阿姨只用一句话介绍她的家“我的屋子里有79块玻璃，打扫起来很麻烦。”我确实吃一惊，可见屋子之大。中午吃饭，饭菜很简单，只有三个菜，我看见对面坐的晓红阿姨吃的是前一天的剩饭，我说：“阿姨，别吃剩饭……”阿姨女儿赶紧说：“不用管她，她每天都是这样，怕浪费了。”晓红阿姨关切地对我说：“不够吃，让女儿到食堂去买馒头。”
饭后，阿姨和妈妈用广东话聊天，我能听懂，阿姨说她还有一个儿子，因为当年干地下工作，无法带孩子，送给她哥哥了，后来哥哥全家到了香港，现在定居美国。儿子从美国回北京看过她，阿姨苦笑着说：“他叫我姑姑。”“算了，长得也不好看。”骨肉分离，近在咫尺，不能相认，阿姨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妈妈和我去探望晓红阿姨（中）
晓红阿姨离休后，每年拿出自己工资的大部分捐给灾区及贫困地区的孩子。阿姨早年参加革命，但是工资并不高，她一直坚持把钱捐给需要帮助的人群，直到她到去世前。她慷慨无私的义举在全国妇联是头一个，感动无数人，同时带动更多人去帮助贫困的人们。
晓红阿姨100岁去世，她的讣告上写的职务只有四个字“蔡畅秘书”。晓红阿姨只是普通人，但是她在我心目是大名人。
爸爸和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初期的同事。爸爸刚到北京时候就与冯伯伯同住在东总布胡同出版总署的宿舍。冯伯伯1950年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刚成立的当时中国最大出版社的社长。他广收人才，十分器重爸爸，在一次与周扬的争辩中宣称“出版社内够格的编辑只有刘辽逸一人。”
冯伯伯被划为“右派”后下放到爸爸的编译室成为一名普通编辑。开会时他总是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就座，爸爸也是一个开会溜边的，他不避嫌疑，大大方方和冯伯伯坐在一起，时有说笑，还对火吸烟。于是编辑部就有了俏皮话——“刘辽逸和冯雪峰打得火热。”
1961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一早，爸爸叫上我和姐姐，说：“走，今天和雪峰一家约好到东郊去打草籽。”能够和爸爸到多年没去的郊外玩，可是一件难得的兴事。我们真是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跟爸爸出发了。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但爸爸和冯伯伯这些知识分子享受着国家特殊供应，每月有烟、糖、黄豆等一般老百姓买不到的食品。当时我虽小，但我还懂得他们并不需要到野外去打什么草籽呀，所以想他们也跟我们这些孩子一样，不过是找借口出去玩玩。后来才明白冯伯伯家和我们家一样养了鸡，人的粮食有定量，鸡就没有吃食了，所以去打草籽，为了喂鸡。
出了城，到了朝阳门外的野地里，远远地看见冯伯伯和何阿姨已经站在那里，还有他们的儿子。冯伯伯和何阿姨和我们打招呼，但冯伯伯并不接近我们小孩。我很纳闷，星期天两家人聚会，怎么冯伯伯绷着脸，与我们不即不离的样子，让我心里挺别扭。说是来打草籽回去喂鸡，但他和爸爸并不当真打，比划了一会儿，爸爸和冯伯伯找了棵大树，在树荫里坐下来，两人一边抽烟一边聊起了天。
从我这个孩子的眼光看，他们的关系很融洽，不然怎么会跑到这么老远来闲聊呢。这样和冯伯伯一起去打草籽还有几次，冯伯伯这样的大人物也不免俗，为了家里的鸡，来到几十里外的荒草地里打草籽。
姐姐画我们和冯伯伯一家去打草籽，爸爸和他在树下抽烟闲聊
1970年夏天，我到湖北咸宁干校去看爸妈。咸宁每天四十度的高温把我热得昏头转向，痛苦难捱。我在干校住了一个星期就呆不住了，急着想离开那儿回北京。那时我是多不懂事呀，干校那么多叔叔阿姨都希望我给他们带信回北京，目的是想让我替他们到家里看看亲人，我什么也顾不上一门心思要走。
离开十四连时，爸爸送我到火车站，并交给我一封冯雪峰伯伯写的家信，嘱咐我到北京后把信送到冯伯伯家，信封上写着地址，爸爸又把冯伯伯家的地址重复告诉我，叮咛我不要忘了。那时，冯伯伯“走资派、大右派”的帽子还没摘，那么大年纪还和大家一样挑粪种菜，他不爱说话，特别是不和我这样的孩子们说话。我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他是让爸爸把信交给我的，我知道他看见我到干校了，为了不因为他的“身份”影响到我，尽量不与我交流。
回到北京后，我到北新桥冯伯伯家，见到何阿姨，把信交给她。我说我是刘辽逸的女儿，刚从湖北干校回来，告诉她冯伯伯还好，何阿姨微笑着谢我，她请我到屋里坐。我看了一眼她家低矮阴暗的住房，简直没有坐的地方，我没有进去，就告辞出来了。我记得爸爸曾非常惋惜地跟我说过“老冯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党中央的领导人，老红军……”爸爸说这话的时候冯伯伯已经被打成右派，剥夺了一切职务。
1976年2月初，一个寒冷的晚上，爸爸没有按时回家吃饭，七点多钟回来了，他摘下棉帽，看着我悲愤地说：“我刚去了协和医院，今天是和雪峰的遗体告别，唉……你知道吗，今天只有七个人到医院和他的遗体告别。”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得知冯伯伯是1月31日去世的。
冯伯伯去世在中国黎明前黑暗日子里，他的不白之冤还没有得到昭雪，他的委屈还没来得及诉说，他就离开了这个对他不公平的世界；他的五十多年的出生入死的战友，相濡以沫的朋友，共事多年的同事，视如手足的亲属大都没能和他告别，见最后一面，他们大都无从得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一个善良、坚强、不屈不挠的革命老人就这样悄悄走了。爸爸作为朋友、同事为他送行了。如果不是爸爸的关系，我是不能近距离接触这位红军时期的领袖人物，我心里默念：“冯伯伯，走好。”
在干校让我十分震惊的是亲眼看到了孟超的遭际。孟超才华横溢，他的剧本《李慧娘》曾风靡大江南北，文革前突然被批为“鬼戏”，说是目的在于反党。孟超从此遭罪。我在干校的工地上看见他时，他年近七十岁了，骨瘦如柴，驼背，头发髭着，脸瘦成一小窄条，嘴部凸出。他抱着两块砖，他的臂力不够，还要靠胸来帮助。他抱着两块砖跌跌撞撞地走着，周围一群“共产主义学校”放寒假的孩子追着他叫骂：“老魔鬼！装孙子！偷懒！”
1970年在城市里中学基本上恢复了教学秩序，红卫兵已经偃旗息鼓，打人骂人的事情也已经鲜见，为什么在干校倒死灰复燃了。那些孩子都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又不是什么红卫兵。带头闹得最凶的是翻译家萧某的女儿。
突然，孟超绊倒了，抱的两块砖摔在地上，脸正好磕在砖头上。嘴里流出的血和鼻子里流出的清汤或者是鼻子里流出的血和嘴里流出的清汤混在一起，蹭得满脸和砖头上都是，不能动弹。孩子们围着他转着跳着喊着：“老魔鬼，装洋蒜，快起来！”他一直也没能站起来，我和姐姐实在不忍再看，走开了。
爸爸和孟超是朋友，他们在桂林时就相识，常有来往。1949年爸爸刚到北京，就去找孟超。那天的日记写道：“昨天到东四二条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找孟超。孟超比在桂林还显得健旺，虽然头发多半都白了。他太太还留在重庆。”后来两个人又都在同一个出版社供职。
爸爸说孟超是奇才怪才。晚上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摇头慨叹：“唉，这些孩子知道什么，他们了解孟超吗？他们看过《李慧娘》吗？简直是无端的仇恨。”爸爸说得对，文革制造了仇恨，是无端的仇恨，其种子深深地种植在孩子们的心灵。
1952年儿童福利部的同事，左一妈妈，后排右二康克清
06
她是妈妈的同事康克清，中国二号领袖朱总司令的妻子。解放初期妈妈和她在一个办公室，那是全国妇联的前身“儿童福利部”。直到成立全国妇联，妈妈分配在“保卫儿童委员会”，康克清当上了妇联书记处书记。
那是刚解放——1950年百废待兴的年代。康克清在“儿童福利部”是领导，大家尊重她，因为她是朱老总的夫人，农村出身的她跟大伙相处融洽。妈妈她们称她“康大姐”，我们经常能见到她，妈妈让我们叫她“康妈妈”。康妈妈被干部们的孩子喊，实际上她一辈子没有生育过孩子，但是她确实看见同事们的孩子非常喜爱。她知道我妈妈有四个女儿，每次看见母亲身边的我，就拉过去搂在怀里说：“这是我的女儿……”妈妈站在一边只是笑不吭声，我惊恐地害怕她带走我。直到她当上妇联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后，小卧车接送，我才少见到她了。
妈妈在我大了一点的时候，一次讲起康妈妈的事，还是在“儿童福利部”的一次党小组会上，康妈妈忍不住提出“家里困难，申请补助”。她坦言说：“老朱家乡来了好多亲戚，住在我家，长期住着不走，即要供给他们吃喝，还要每月给云南、四川老家寄钱补贴那里的亲属、战友，前妻的儿女和他们的亲属都要一一打点，两个人的工资全部用光，还不够。”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这个“国家副主席，军队总司令”老婆的要求。最后还是经过“研究”，给康妈妈补助了200万元（合现在的200元）。
但事情远非200万元那么简单，随后而来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大大小小的“运动”扑面而来，有“好事者”把康妈妈吃“补助”的事情提到桌面上“高级首长家庭还吃补助，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的……”康妈妈成了众矢之的，交出来吧，200万早已进了乡亲们的腰包了，不交出来，以后运动怎么过关……好在之后康妈妈当选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才“逃过一劫”。
我小学三年级的春节，跟父母参加文联举办迎春晚会，先是演节目，上台表演的都是文化界的名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老舍演节目说笑话。报幕员一报下一个节目是老舍说笑话，台下就响起掌声和笑声，老舍穿了件中山装，快步走上台，跟大家打招呼，问候新年好。他讲的是一个懒媳妇过年包饺子，嫌麻烦，结果给全家只包了一个大饺子，把婆婆气坏了。他的笑话还没说完，全场就被他幽默的段子逗得哈哈大笑。
残酷的文革逼死了老舍，一个让那么多人开怀大笑的人凄凉地以投湖自尽的方式走了。
记得一次民进市委组织的春游，爸爸邀我一起去，好像是去潭柘寺。我走进面包车厢，抬头找座位，看见一位老人坐在最后排，我一看便知是冰心老人，旁边坐着她的女儿。我和爸爸坐在她俩前面的座位。爸爸跟老人打个招呼。老人和女儿低声谈话，说话的声音只有她们母女俩互相能听见，车内仍旧很安静。冰心先生上车后坐在最后一排，空出前面的座位让后来的人方便入座。显然她们母女是早就到了，不迟到，低声交谈，坐在最后面，为了方便他人。她的文明举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冰心先生在《我的老师》一文中写“我这一辈子，从国内的私塾起，到国外的大学研究所，教过我的男、女、中、西教师总有上百，但是最使我尊敬爱戴的就是管叶羽先师。”管叶羽先生曾任贝满女中兼培元小学校长长达二十六年，这两所学校也是我们姐妹四个曾经多年上学的学校。管先生的女儿是我在全国妇联托儿所五年的所长管美荣，我的文章中提到过管所长。
全家人和李光曦夫妻（右二三）合影
还有一次也是民进组织的春游，那次我们全家都随团去了，人们陆续上了大巴车，我看见李光曦夫妻也上来了，歌唱家乐呵呵地主动跟大伙儿打招呼，当然也问候我的父亲。到了公园，我们和他们夫妻又遇见了，李光曦停下来跟我们寒暄，我提出跟他们俩照相，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一起照了两张相。歌唱家没有架子，礼貌得体，与现今的所谓“明星”大相径庭。
文革还没结束，我从山西插队回到北京，赋闲在家，到爸爸出版社遇见茅盾先生的儿媳妇陈小曼，小曼是爸爸外文部的同事，小曼热情地嘘寒问暖，邀请我有时间到她家去。我知道“她家”是指她的小家与茅盾先生同住的地方。茅盾先生只有一个独子，所以小曼一家一直与他在一起居住。
一天无事，我到了我家附近东四头条文化部的后院。文革前是几位部长、副部长在那里居住，现在只有茅盾先生的一座独栋的小楼还有生活气息。我敲开门，是保姆开的门，茅盾先生也站在门口，经过文革他已显苍老了，身穿简单的家居服。见到我这个陌生人，老先生亲切地跟我打招呼，一看就是位可亲的普通老人。他身边站着两岁的小孙女，我听小曼说爷爷最喜欢这个孙女，晚年与她做伴。他看着我，我赶紧自报家门，说出父亲的名字，他表示知道，请我进屋，这时小曼也迎出来。
随后小曼带我在楼里转，上了二楼，玻璃书柜围着三面墙，书柜前摆着沙发。不言而喻是爷爷的客厅兼书房。小曼又带我到楼外边的一间大房子，打开门，原来是一间藏书屋，足有七八十平米大。里面一排一排大书架，存放着成千上万的书籍，一看便知是各个出版社赠送的图书，我很想借几本书，又一想借老先生的书不太好吧，就放弃了。
前面我提到1955年茅盾先生当时是中国作协主席，文化部长，职高位重的他迫于政治风向，他屈从多数人对胡风的批判及对吕荧的指责。文革后巴金《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都表达了内心深处的从来不敢触及的东西。
我尊重茅盾先生，是因由他的出色的作品长篇《子夜》短篇《林家铺子》，三十多岁的他写出那么出彩的人物事件，他的作品经久不衰。在他晚年时我在他家见到的是一位家居老人，而不是以前报纸、广播、电视中远处的距我千里之外的他。
九十年代我陪爸爸去人大会堂领取鲁迅文学奖，有家属陪同领奖人的就我一个，我的目的是想见识一下文学界翘楚。
坐在我身边的是李希凡，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五十多年前二十多岁的他和蓝翎共同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的唯心论，被毛泽东赞扬为“事情是小人物做起来的”，在全国引发了文化界一场对唯心论的大批判运动，很多人倒了霉，冯雪峰的厄运就是从那时开始。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记得我家订的报刊上都是长篇累牍地批判讨伐。“小人物”就此让世人瞩目，变成了“大人物”。“大人物”也是不好当的，李希凡这一生毁誉参半。
我拿出笔记本，请希凡先生签字，他很流利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字很工整漂亮。他再不是当年的小人物了，戴有各种头衔，但是坐在我旁边的他已经是位儒雅的老人了，默默无声地坐在那里。在大会堂领取鲁迅文学奖，是他这么多年来坚持文学艺术研究所获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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