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刘海鸥：“早请示晚汇报”那时，把日记撕毁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原题

永丰十年之一

作者：刘海鸥

十七 

茶杯里起风波

1968-1978

1967年在外面串连了一年，回到师院附中后得知我们这些代培老师已经正式分配了，几个代培老师把城区学校的名额占了先，留给我一个农村中学的名额，美其名曰“你不是一直要求上山下乡吗？把你分到农村中学，你满意了吧？”我一点也不满意，我向往的是边远的农村，绝不是北京郊区，但是已经没有讲价钱的余地，只好打点背包。

1968年春节一过，我就去海淀区永丰中学报到，永丰中学在颐和园后面再往西北二十多里地永丰公社的永丰屯。从我家先坐111路无轨电车，在动物园换302路汽车，再在颐和园换上车次稀少的301路公交车。车子过了青龙桥后，沿着右边的京密引水渠经过左边的红山口、黑山扈（这里有一座望儿山，相传佘太君在此山头佇望被金兵掳走的四郎回家）向西北而行，过了西北旺，就是所谓的“山后”了。

海淀的学校分为“山前”“山后”，“山前”学校的老师可以调往山后，但“山后”的老师没有特别关系就永远无望迈进“山前”，所以从理论上说永丰中学将是我一辈子的归宿。再往西坐几站，在一个叫做“屯佃大桥”的地方下车。所谓的大桥是一个横跨京密引水渠的单薄的水泥桥。过了桥向北还要在一条公路上往北步行十里地，再往东走一里，就是永丰中学了。

家在“山前”的老师都得住校以便参加早晚的政治学习，星期六下了课才能回家。坐车连换车连等车连走路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下了车，天已黑，在阑珊的灯火中总能看见妈妈在汽车站焦急等待的身影。

那时候没有什么“温室效应”，冬天彻人心肺地冷。上班路上换了三次车人已冻僵。下车后手脚生疼麻木，一步也挪不动。好在过了屯佃大桥有一个马厩，里面有个饲养员的小屋子，有些马车夫和农民坐在里面烤火。冻得实在没办法，我便一头闯进去，问道：“大叔大爷，我能不能烤烤火。”他们不在意地说声：“进来吧。”从炕上给我腾出一个坐位。屋子里混合着马厩的臊味，干草料的香味，烧柴和抽烟的呛味。农民们穿着黑棉袄，缅裆棉裤，双手拢着，坐在炕上扯闲。他们并不理会我或装着对我的存在不感兴趣，继续聊他们的，偶然头也不回地问一句“小学老师？”当我的脚由生疼变为酥麻，又变成热辣辣时，我就继续上路了。

一般的棉裤根本挡不住冬天刺骨寒风，我赶紧无师自通地给自己做一条棉裤，絮了一层又一层棉花。棉裤做好，厚得自己就可以戳立在地上。

如果骑车上班，冬春天是个严重的考验，冬天几乎每星期一都遭遇强烈的西北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冷风在南口的狭窄处加快了速度，尖啸着，强劲地插入永丰地带。如果天气预报四五级北风，那里必有七八级。上班的路正好顶风，自行车根本骑不动，风会把人带车吹倒在地，只能推着车走，弯着腰，头顶着风，踉踉跄跄，几乎走不动。密密集集的砂石扑面而来，如尖锐的钉子把脸打得生疼。不愿回到学校的心情和与北风搏斗的沮丧正相吻合。

晚上躺在床上听着风声，总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凄惶感觉。风声如天雷滚滚，由远而近，掠过树梢、电线杆和电线时发出尖厉的叫声，又由近及远，呜呜咽咽地没入苍穹。这种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啸声如从天而泻的洪水，把人淹没在恐怖之中。

春天一样糟糕，北京以春天的风沙闻名，风力强度不亚于冬天，只不过少了一些寒冷。最糟糕的是泥土翻浆，整条路像个随意丢弃的大棉被，高高低低绵绵软软，根本没法骑车，推都推不动。这还号称一级战备公路呢。

将近十年后，这条战备公路上终于有了公交车，一个小时一趟，晚了一分钟，就晚了一小时。

第一天到校看到我将可能待一辈子的地方，非常失望。学校以一个大庙为基础，大庙叫“香胭庙”，是清朝某代皇上娘娘用自己的脂粉钱所修造并且上香的去处。大庙的前殿划分给小学校，和中学用墙隔绝开来。中学占了后殿及侧殿。殿堂已经年久失修，油漆剥落。大殿的后面有几排教室，也都是灰暗破旧的。

教师宿舍在校园的西南角，厕所却在大操场的东北角，上趟厕所要“长途跋涉”。厕所三面有墙，无墙的一面向北，大敞，想一想刮西北风蹲坑的感受吧。

学校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压水机，压出来的水颜色发黄，有臭滋泥味。

学校的环境固然艰苦，不过我认了，想想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姐姐，在山西和内蒙古插队的妹妹，以及那些被发配到新疆东北内蒙古的中学同学，我已经算是一个幸运儿了。

如今的永丰中学早已搬离，与清华附中挂靠，成为知名中学。香胭庙已经重修，描梁画栋，列为国家保护文物，成为一个游览地。通往大庙的公交车方便快捷。

但是在后来的一生中，我无数次地梦见永丰，或是梦见房子怪异，要爬梯子，上了半截，梯子突然断了，退路也没有了；或是发大水，整个永丰地区变成一片泽国，尝试着摸索原来的道路回家，却被包围在一片汪洋中；要不就是赶不上或错过了回家的公交车，最糟的事情是好不容易坐上了车，开了一大圈，发现又转回原地。总之梦境高度地概括了我在永丰期间内心深处的潜意识——绝望！

学校已经被“三支两军”的解放军接管，全部编制都按军队的编制称呼，年级叫“连”，班级叫“排”，具体事务领导者称为“连长、排长”等。

师生们还在搞运动，文革中层出不穷的运动对于一般群众来说就是无尽无休的政治学习。老师们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天天读，晚上七点到九点政治学习。如果刮风下雨学生不来上课就整天学；如果“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总是首先通过晚上“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时间发表），就连夜庆祝游行并学习；若有重要中央文件下达就停课办学习班学习；寒暑假老师不要奢望放假，总是有全公社教师学习班，好不容易给一个星期的假，又被叫回去学中央文件或支援农业。

集体政治学习的本身就是浪费生命，多数时间是念报纸，一个人念，其他人个个心怀叵测，老道入定般枯坐。念上个把钟头，时间就打发完了。最怕的是学什么最新最高指示或红头文件，人人都要表态，每人说一通赞美及表决心的话。我本不会当众说话，更不会说套话，所以总是等到最后一个才发言。多数情况下，还没轮到我表态学习就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又忧心被人看成落后分子。

每天老师们要向毛主席“早请示”和“晚汇报”。每天早上全体人员要集中在一起，面对毛主席像，手捧“红宝书”，念几段毛主席语录。通常大家都选择最短的语录念，念多了，固定成为“老三段”：“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两遍，“要斗私批修”三遍。然后挥动“红宝书”，高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是为“早请示”。晚上政治学习后要进行同样一套念语录的程式，为“晚汇报”。

此外，每顿饭前也要“请示”。食堂门口上高悬领袖画像，每个进食堂买饭的老师都要自觉站在门口对伟人像“请示”，也是那几句话。老师们都觉得一个人站在食堂门前又念叨，又挥手，像发神经病一样，很是尴尬，所以通常是三四个老师赶在一起祝祷。

学校由“三结合”的班子领导和管理——支左解放军、贫下中农宣传队和革命群众。老师绝大多数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而且出身都不好，文革前出身特别不好的学生只能上师范专科，但是他们都是非常聪明博学的业务尖子。文革中老师们分为左中右三类。一到学校，我就被大家密切注意会站在哪一边。

我被安排和小李老师住在一个宿舍，小李算是左派阵营的。她和我同年，虽然也是高中毕业，但文化水平不高，又不求进取，老教师们打心眼里瞧不起她。其实她人不错，心地善良，不闹是非，只是入错了行而已。小李区别于人的最显著特点是有两条齐腰长的大辫子，每天早上她都要细心梳理那两条辫子。这在文革时期是绝无仅有的，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拿着剪刀在街上见辫子就剪。小李因为有极好的出身保护，才躲过了这一劫。

小李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又锦上添花，嫁了一个空军飞行员，飞行员在人们心中的排行榜上要比一般陆海军人高级得多，小李更是身价翻倍，是学校里凤毛麟角般的好苗子，理所当然地成了革委会提拔的对象。无奈她没有野心，不爱学习，不爱开会，对政治毫无兴趣，唯一的话题就是丈夫和孩子。

她的丈夫每次飞行任务完毕回到北京，不管多晚回来，都要叫她回家陪伴，有时打电话召唤，有时亲自坐着120吉普车来接。丈夫有几天假期，她一定请几天假和丈夫共享夫妻之乐。那一阵老师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到九点钟，早上六点半天天读，不允许请假回家，唯独这个空军飞行员的妻子畅行无阻，老师们议论纷纷，对她享有的回家特权十分不满。小李根本不在乎别人有什么怨言，照样像一个贤惠的妻子对丈夫尽责。

生了小孩以后，小孩更是她的头等大事。革委会也看出她是麻线穿豆腐提不起来，就随她去了。后来她自己感到教中学实在力不从心，离家又远，要求调到山前，教小学就行。飞行员的老婆总是好办，军队一发话，地方马上办理。小李在众人的艳羡之下，顺顺当当到了“山前”。

1968年5月，毛泽东批示了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报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展开。永丰也展开了抓阶级敌人的斗争。四十几个教职员工的小单位，到哪去找敌人？

敌人想找就有。一天下午革委会召集全体老师开会，革委会张副主任到台前，义正词严地宣布：“把反革命坏分子隋某某揪出来。”

隋某某，音乐老师，英俊小生一个，二十五六岁，深沉文雅，带个金丝眼镜，样子相当不俗，一看就是搞艺术的。因为出身不好，艺术学院毕业后贬到这个小地方来，教农村学生唱歌。

一个女老师走上台，涕泪交流地说：“我要控诉隋某某破坏军婚的罪行！”女老师的丈夫是军人，在外地服役。她说，她和隋在北京都没有家，周末常常在一起聊天，隋处处对她表示关心并常常向她诉说内心的孤独，“骗取”了她的同情，于是他们就发生了“罪恶”的关系。

女老师是主动“坦白揭发”的，没事。隋老师被搞得很惨，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劳改，不允许教课。说实在的，老师们私下都替隋老师不服。隋老师文革初期是造反派，很难说对他的处理没有派性报复的因素，永丰的“清队”就这么简单，茶杯里起风波。

一次我经过隋老师的宿舍门口，里面传出来华丽丽的手风琴曲，是阿尔巴尼亚歌曲《美丽的地拉那》。我对外国歌曲最没抵抗力，禁不住歌声即将飞出胸膛的诱惑，推门进去，随着手风琴放声高唱：“在十一月美丽的日子里，地拉那充满欢笑，烈士们献出生命，为你自由繁荣……”那阵除了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外国歌都不能唱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好朋友，唱这个歌不会犯错误。以后我一听到隋老师的手风琴声，就不由自主地跑到他的宿舍放歌，不顾眼前是个“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

不知什么时候老隋结婚了，无声无息的，和附近村庄一个农村妇女。据说和妻子的关系并不好。他一下课就回家，去面对挣工分，分口粮，种自留地的问题，再也听不到他的手风琴声了。

前些年回国和永丰老师聚会，问起老隋，说早就去世了。什么病，没人说得清。算一算，才是中年，活得窝窝囊囊，死得无声无息。

与我同时分配到永丰的有一个男老师小李，也是因为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曾在十一学校代培。他大高个，一米八五以上，长胳膊长腿。我和他很说得来，我们从城市来，刚刚经历了文革的各种盛大场面。这个小单位的文革似乎不过是本单位之内的派性斗争，让我们觉得很可笑。

到永丰第一年的暑期，小李去青岛老家（放假的第一天又把老师们召回学习中央文件，幸好小李已经坐火车离京），回来时带来一个大酒瓶装满了液体，不告诉我是什么东西，一定要我尝一尝。我对着瓶口喝了一口，又苦又腥，原来是海水，小李高兴得拍手大笑。我对他突然有了一点点心动的感觉了，心想没准可以和他交个朋友。

哪知不久发生了让我震惊的事情。一天来了几个人，其中还有解放军，与我校军宣队革委会谈话之后，召开全体大会。会上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某某揪出来。小李被拉到台前，低着头。来人是十一学校的军代表和革委会成员。他们宣布了小李的罪状——文革初期，带领学校的“联动组织”打砸抢，并有一系列“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的言论（十一学校是革干革军子弟云集的学校，能从父母处得到很多内部消息，所以敢说敢干）。会后他被那几个人揪回十一学校批斗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李某某事件”让我感到万分惊悚。他在我的眼睛里就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大孩子，总是天真地笑着，不爱谈政治，好打篮球下围棋，和大家都处得很好，我怎样都难以把他和现行反革命联系起来。况且他被批判的那些反江青言论，我在不同的场合也说过。还有，到学校后我不习惯这里一潭死水，常和别人讲起外面的形势，我自己的观点，以及文革中参加武斗的经历。现在我完全迷失了认知，回想前一年的作为，竟搞不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尤其串连时，到处支援造反派，参加当地武斗，千万别把我也当成反革命啊。

小李在十一学校先是劳改，落实政策以后又留在那里教书。“山后”的老师是不能调到“山前”的，“十一”学校在“山前”，小李倒是因祸得福。多少年后得到小李的消息，他已经是北京排名第一的重点学校的特级教师了。

接受小李的教训，我立刻把到永丰中学后写的日记全部撕毁，那里面记录了我对学校运动和人事的批评。我的串连日记太有价值了，我舍不得销毁，带回家藏起来。可是过了一个星期回到家里，那本日记找不到了。原来妈妈偷偷看了我的日记后，将其焚毁，然后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我大怒，整整一本日记记录了我串连一年中所见所闻所想，是我一生经历中最宝贵的资料，并且是我一生中最有内容和思想的一本日记。

从1965年开始，我的日记都是真心实意“改造思想”的产物，头脑发热，空洞无物，没有自己的思想个性特点，那些东西在以后的几十年我不屑一读，一看见就觉得羞愧恶心，妈妈却把它们留下来了。而串连日记则是我把看到的东西经过自己头脑的思索，写下来的，其中有沿途所见所闻的记录，有对惊心动魄的武斗事件的描述，有对形势的思考疑问和不满，现在全都化为乌有。

妈妈说这是一颗定时炸弹，要是被人发现了，不整死你才怪。我想想也是，只能无奈地接受了。妈妈同时销毁的还有我高中三年的两大本日记、一个杂记本，上面是一些算是练笔的小片段，都不过是有点小资情调而已。随着这些日记的被毁，我的性格中的自由因子彻底地被埋葬了。

由于精神紧张，失去了判断是非和自我判断的能力，我处于极端压抑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反映到身体上就是持续不断的胃疼，以至溃疡便血。“胃舒平”已经不管事了，我只能靠颠茄——一种咖啡色的麻醉剂——压着。周末在家曾有两次深夜疼痛难忍到医院看急诊。即使病成这样，我也不愿请假，一来是我不愿意被人看作是落后分子，那时候请假，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被视为落后。二来“李某某事件”之后，我再也不敢随便请假，否则逃避阶级斗争的帽子又得扣在头上。

有一次政治学习之前，我的胃又疼起来，学习又不能不去，我去找校医看病。校医石大夫独自住在一间宿舍兼卫生室里，屋里又乱又脏，老大夫也穿得邋邋遢遢，衣服脏得油亮。他拿了一根针灸针，用黑黑的手捏着棉花球擦了擦酒精，在我的内关处扎了一针，一股酸麻顺着胳臂一下子走到胃部，立时胃疼就止住了。我惊异老大夫的针灸术高明，见人就盛赞他。

没几天又是一个批判会，这回批的是石大夫。学校的清理阶级队伍把“现行”都抓完了，就“打落水狗”，即整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老大夫就是一条“落水狗”，他原来是国民党中校军医，虽然早已做了历史结论，现在又被军代表当宝贝一样翻出来了。

批判发言的“任务”交给了我，我竟觉得非常光荣，这是革委会第一次对我表示信任，要知道上台发言的人一向都是出身“优良”的革命左派。

我认真地写了发言稿，意思说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共产党的革命军队作战，被我军打伤，石某某却医治好他们的伤口以便让他们重返战场杀害更多的解放军，狼子之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云云。

时间长了才知道，在永丰中学石大夫是最没有民愤的一个人，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一个老人孤零零地生活，很让人同情。没有人愿意批判这样一个老人，也可能因为他管着医药，别人不敢对他太狠了，就让我这么一个新来乍到的人去做这个得罪人的事，也或者是因为领导看我到处赞扬老大夫的针灸技术，让我发言是给我敲一记警钟。总之，我的人性在靠拢革命队伍的路程上逐渐丧失。至今回想起来，我仍觉得非常对不住石大夫。

“恐惧”是老师们普遍的心理状态。松老师，四十多岁，十分洁身自好，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衣服穿得板板正正，裤子一定要有一道裤线。他是一个人缘很好，又谨小慎微的人，缺点最多不过是有点虚荣心，好吹嘘。好多年前他和别人聊天，有人说自己当过三青团小队长，松老师吹牛道，那有什么，我还当过中队长呢。不想这句话被人汇报，松老师百口莫辩，从此就背上了“三青团中队长”的黑锅。在“清理阶级队伍”的中央文件中，三青团中队长及以上的级别是清理对象。在交待会上松老师痛哭流涕，说他根本没当过中队长，连小队长都没当过，都是虚荣心害死了他。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无足轻重的老好人，暗暗地捂着嘴笑。革委会并没拿他怎么样，档案上也没记这回事。

不久松老师就以高血压为由，休了长期病假，很多人以为他的病假是逃避运动的借口。“四人帮”倒台后，形势有所好转，他才回来上班。谁知没过几天，他在女儿的喜宴上多喝了两杯酒，突发脑溢血而死。看来，松老师的高血压病是真的。

蒋老师是永丰中学的“才子”，教语文，非常受学生欢迎。他和学生的关系也好，宿舍里老是挤着一屋子学生。

“清理阶级队伍”中，蒋老师经常请假。大家都知道他有严重的肝炎，澳抗、转氨酶和GPT的指标都不正常。他定期上医院化验，然后交一张假条，休息一两个礼拜。有一天他又去看病，医院给学校革委会打电话来，说他涂改了化验单，人已经被扣留，叫学校派人去领人。待学校去了人，蒋老师不见了，去家里找也不在，从此就失踪了。直到几个月后才在什么地方被人发现，揪回学校，开了批斗会。

蒋老师交代说，他的肝炎是假，畏惧和厌烦革命运动是真。为了混个假条，每次验血的前一天晚上，他都要喝白酒就松花蛋，第二天早上澳抗转氨酶和GPT指标准高。不料最后一次化验不灵，他就涂改了验血报告单。

逃避革命斗争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革委会调查了许久，找不出破绽，再加上文革已经搞了五六年，大家的劲头也不那么足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几十年后，同事聚会，说起蒋老师装病的事，就是一桩笑料，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胆小而已。他怕登高，离地一尺就头晕。怕耗子，见了那物件就哆嗦。更害怕运动，就想在家躲清静，如果他不是那么抖机灵，什么事也没有。

事发之后蒋老师一如既往地受学生欢迎，文革后蒋老师退休，他教过的各届学生每年五月聚集在一起为他庆祝生日。老师当成这样，这一辈子知足了。

老来是学校里的几个怪人之一，人称“来疯子”，是那种干事不要命的人。他长的样子也挺怪，头发又黑又硬地髭着，小眼睛，厚嘴唇，走路一颠一颠，经常喊一两嗓子歌。他的嗓音很雄厚，共鸣嗡嗡的，正经唱歌的话，应该是很优秀的歌手。

他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一听他说话就知道是那种脑袋瓜非常灵光的人。他的数学课很受学生欢迎，可惜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大概是因为这个，他做事十分积极而且极端，似乎是为了表示他正在和自己的家庭彻底划清界限，以至于有点装疯卖傻。不过他的高昂革命热情只限于表现自身，绝不是为了拍领导的马屁，也不会为向上爬而损别人的牙眼。他的积极性表现得十分怪异，比如，他用所有的空余时间，抄写《毛选》四卷本，抄得工工整整，密密麻麻。那时每个人都有一两套免费发放的《毛选》四卷，看都看不过来，不知他搞什么名堂，真是有点“刮风扫地，下雨泼街”般的多余。

他饭前的“请示汇报”也与众不同，自成一格。他从来不和别人一起背语录，而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仰望主席，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时间肯定比背诵“老三段”要长得多。

不管老来怎么表现，他的地位都升不高，甚至他越积极，越被人取笑。在领导中眼里就更没他了。像他那样的出身无论怎么挣扎，也只能是永远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永远属于“可以教育好的”，而“教育好”前面的限定词“可以”则永远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老来后来和农村的一个贫农姑娘结婚，多少冲洗了一些家庭带给他的“耻辱”。他婚后生活得很幸福，老婆非常喜爱他。他本人其实是很可爱的，热情奔放，又有很多新鲜花样，很多女学生都喜欢他。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张是和我同时分配来的师院毕业生。她个子娇小，宽窄几乎只有我的一半，单眼皮，薄唇小嘴。小嘴吧嗒吧嗒极其能说。比如说起她丈夫名字中的“正”，不说是“正在”的正，“正义”的正，而说“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秒钟说完，把大家都逗笑了。

她对学校的一切都看不上看不惯，和我当时的心情一样，我们在学校的地位又是一样的不被信任不被重视，所以两个人特别说得来。整天在一起，简直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不久小张要结婚了，丈夫是她师院同学，家在农村。我心里奇怪，知识分子出身的小张谁都看不上，怎么找了一个农民的孩子？她带我去太舟坞村婆家看新房。正是文革中个人崇拜到了极顶的时候，她收到的礼物是数不清的毛主席的挂像雕像铁盘子，安源的遵义的延安的北戴河的庐山的天安门的，玻璃的塑料的石膏的金属的。光是铁盘子就一大摞。那铁盘子是长方形的，印着毛主席各个时期的照片或画像。小张非常不满意，悄悄对我说：“这么多毛主席像，挂没地挂，搁没地儿搁，用不敢用，扔不能扔，留着干嘛使？总不能满屋子都挂上毛主席像吧。”

我说：“我不送你这些东西，你需要什么说吧。”她想了一下，说：“我还没有镜子。”我们一起去村里供销社买镜子，我准备给她买那种二尺宽一尺半长，上面印着红花绿叶和“花好月圆”字样的婚镜，北京市民结婚必备。小张说：“俗，不要。”她挑了一面直径五六寸的小圆镜子，两毛七分钱。光看这面镜子，我觉得这个婚礼一定是很寒酸的。

我给她出主意，不是大家都送毛主席像吗？你也如法炮制，来一个“革命化”的婚礼，结婚时不发烟不发糖，每人发一本“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合订本，三分钱一本）。她听了很过瘾，似乎见到大家得到“老三篇”时的表情，高兴得拍掌：“对！就这么办！”三天婚假后，小张回来上班，我问她是否给大家发“老三篇”了。她说没敢，还是发的糖，要是真发“老三篇”，人都会得罪光了。

几年以后，小张靠着她那张利嘴，调离永丰中学，成为第一个没有过硬背景而调到“山前”的老师。文革后，她丈夫考上了北师大的研究生，后来去了美国，小张和孩子一家也都迁居美国。我这才知道小张爱的是丈夫的才，有眼光。

孙老师，教体育，彪形大汉一个。他在任何地方一出现，根本不用说话，学生立刻吓得大气不敢出。没见过他大声说话，也没见过他训斥学生，似乎什么办法都不用就制服了学生。仔细想想，这是一个心理问题，学生和中国老百姓一样，崇拜和畏惧权力、权威、强者，孙老师在学校就是力和威的象征，再加上孙老师家就住在永丰屯村里，娶的是永丰屯的一个学生。学生很怕这种“地头蛇”。

其实孙老师的性情与他的身材相反，他平易近人，与大家都处得好，批判会基本不说话，谁也不得罪。只有一点大家对他有异议，就是他总是向互助会申请生活补助。因为互助会是老师们自己的钱（每个教师每月交2元作为互助会基金，帮助生活有困难的人），他们对申请补助的人眼睛瞪得大大的，生怕有人蒙混过关。真穷又年年申请的人，也不能为大家所接受。

孙老师有两个孩子，老大是男孩，脸红扑扑的很健康，老二是女孩，胖乎乎的，机灵得不得了。老孙特别喜爱这个女孩，知道我有照相机，一天专门请我去给他家老二照相。我照了几张，老二的样子又活泼又调皮。可是照片洗出来后发现曝光不够准确，我就没好意思交给孙老师，想等以后有机会再给她重照。

谁知没多久，老二生病发烧，村里的赤脚医生就当感冒简单地处理了一下，没想到第二天孩子竟死了，死时还不到四岁。孙老师的老婆伤心得几乎发疯。

我立即把女孩的照片放大，可又不敢交给他，只锁在抽屉里。

不久，孙老师来找我问：“你还记得给我家老二照相的事吗？”我说：“记得呀，照得不清楚，没好意思给你。”他说：“不清楚也没关系，她就照过这么一次相。”我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照片递给他。照片上是哥哥和妹妹，哥哥一本正经地站着搂着妹妹，妹妹调皮地缩着脖子，笑着，脸颊上有两个甜酒窝。老孙一接过照片就蒙脸哭起来，我不知怎样安慰好，也陪着流泪。

老孙的老婆思念死去的孩子变得神神道道，病弱不堪，风一吹就倒的样子，直到他们又怀上了老三，生了一个儿子，女人才好了一些。

学校里还有个别异常积极的左派，十分招人痛恨，以至多年后同事们的每年聚会没有人邀请他们，甚至连一次也没提过他们的名字，彷佛这些人从未存在过。文革极“左”派的表现大同小异，文学作品已有不少描写，此处就不再浪费笔墨，以上只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普通老师做个小小的记录。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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