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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丨高峰：我是95岁母亲的“全科医生”
高峰，1956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先后做过下乡知青、食堂厨师、印刷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后做儿科医生6年。1989年辞职经商，担任过外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民营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已退休。
原题
医人和被医
写这篇文章的动力源自一位友人，我在朋友圈里讲述了自己的一次就医经过，挺挫折的。友人方君知道我做过医生，遂建议给我：“你不如写一篇《医人和被医》。”我马上觉得获得了一种点醒和鼓励，连题目都替想好了，我再不写下些什么也太辜负朋友了。于是展簿研墨，提笔拟文。
此文的目的绝不是给读者提供“诊疗指南”，因为我早就不是执业医生了，没有这个资格；也不是对行业做评价，因为我没有这个水平。我只是客观地讲述个人的就医体验，和大家分享——这个社会里有这样的一片天地，它和百姓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它现在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形。
我读过五年医学院，当过六年临床医生，从事过十五年医疗设备的销售，做过将近二十年的医院管理。在医疗这个行业里算是老人了，多年的经历抬举我能多角度、深层次地看待这个行业。我最深切的体会是，如果说，我曾经所接受的是传统医学的教育，那么，与眼下的现代医学观则有着较大的差异，传统与现代医疗在诊疗理念、思维方式、评价标准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做医学生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是——解除患者病痛是第一位重要的；辅助检测手段能不用则不用；诊断疾病最先考虑常见病、多发病；用药是能少吃绝不多服，因为是药就有三分毒。
我们学习西医的，那时候诊断疾病靠的是，望（看患者脸色神态）、触（触摸患者的身体肌肤）、叩（敲打身体表面间接了解实质器官）、听（听诊器听心肺腹），手中的设备只有压舌板、听诊器、血压计。不到非必要，不会送患者去拍X片、查血、验尿，过分依赖辅助检测手段的医生，会被同事们讥笑为“没本事”。
而现代的诊疗过程，似乎是尽可能利用先进仪器的技术，先排除重病、大病，然后再谨慎地落地到常见病、多发病；用药呢，辅助用药是必不可少的，理由是1+1或许可以大于2，至少是等于2吧。
传统与现代谁都没有错，因为时代推进了，科学发展了，人类文明文化程度提高了。
02
我是母亲的全科医生
我母亲今年95周岁了，依然健在且生活自理，几十年来，她老人家的医疗保健由我负责，讲讲她的几次大病和险情。
在我母亲88岁那年，她不慎摔倒，造成左前臂骨折，头顶部有一个将近十公分直径的血肿，紧急送去某大医院急救科就诊。接诊医生马上开出一系列检查，其中顶顶要紧的就是头颅CT，她要排除病人是否有外伤后的脑出血。我没有异议，她的考虑是周全的。
等CT出结果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我自然是焦炙不安。此时，我母亲出现了头晕目眩的症状，赶紧测量血压，高压210！吓死我了！我赶紧找到接诊医生要求降压，她告诉我：“若是脑出血，降血压会导致更大的出血，因为血管扩张了。”我认同她的说法，可是我母亲是否有脑出血只是一种可能，眼下的高血压可是千真万确存在着！210的高压随时可以致命！
医生坚持她的原则，我急眼了：“你必须给我母亲先把血压降低，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我是她儿子！”医生看我态度强硬，只好让步，在我签署了一系列责任认定文件后她采取了降压措施，我母亲的情况很快稳定了下来。我高悬的心放下了一点点，CT结果出来，她没有脑出血。
事情还没有完，我母亲的左侧桡骨横断骨折，而且有90%的错位。外科医生告诉我：“需要复位，而且是在不使用麻药的情况下手法复位。”我反问：“复位过程中剧烈的疼痛不会引发高血压吗？”医生回答：“可能，但这就是诊疗原则。”我断然拒绝！“我宁可让我母亲的手从此残废，也不同意再冒一次可能诱发致命高血压的风险！”于是，又是一系列的后果自负签字。
我母亲那节断骨，后来算是勉强长上了，虽然还有很大的不方便，但是我们没有后悔过。
病毒肆虐那年，我母亲已经92周岁了，她又经历过一次凶险。她住在福利院里，与外界是完全隔离的。一天，我接到护士的电话，被告知，母亲突然血压升高到180，已经服药，目前正在院内的医院观察。
我飞速赶到医院，门卫不准许我进去，他在岗位上截留病毒，因为防疫大于天。我自然是焦虑万分，最后的妥协是，护士把我母亲用轮椅推到医院门口，让我看一眼，我和母亲隔栅互望，算是给了彼此一丝安慰。
问题发生在随后，母亲每天都会不定时的血压蹿升，每次都是靠口服速效降压药缓解，如此反复了大概将近一周，可医生就是不给服用长效降压药。在我反复询问下，母亲告诉我：“主治医生怀疑她的高血压不是特发性的，一定要找到它的原因所在。”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怒不可遏！“特发性高血压在老年人算是常见病了，放着最大的可能视而不见，偏偏要去寻找犄角旮旯的其它病因，这是什么逻辑？再者说您已经92岁了，查出来原发病又有什么意义？能治吗？您转告主任，就说是监护人说的，必须马上更换主治医生，必须马上服用长效降压药。否则我就闯进门去，我才不管它防这防那，人命比天大！”
后来，医院按照我说的改正了，我母亲一直服药，至今安好。
我曾在心里一万次的骂过那个初诊大夫是庸医，后来想想也释然了，她是大夫，对病症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她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她没做错。
03
一个病分两次做手术
我有一位近亲，患心肌梗死，在一家大医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事后，他告诉了我手术过程，冠状动脉有两处阻塞，医生分两次手术给他各放了一个支架。我听闻后惊愕不已，“同一个病做两次手术，这是个什么玩法？”亲戚解释给我：“医生说，一次完成手术，会注射进去较大剂量的造影剂，患者可能产生过敏。”
哦！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这可是给我扫盲了。这个解释让我彻底迷茫，感觉它已经不是一个医学问题了。医院的院长，是否该是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甚或政治家？我想，不需要吧……
后来，我一个朋友的母亲也患了心肌梗死，住在一家三级综合医院里。心脏科主任担心这个患者病情严重，术中会有复杂情况发生，加上知道是我的关系，遂格外谨慎重视。他邀请了国内数一数二的大腕儿前来主台，那位腕儿我也熟悉，因为我曾经就是某国生产心脏支架厂家的驻华代表，那年月，卖同类产品的在中国至少有十几家，我家的东西有世界冠军之美誉。但是谁都心知肚明，在产品的选择上，医生是讲平衡的，并不明显的厚此薄彼。我曾问过那位大腕儿：“你在什么情况下选用世界冠军？”“依患者情况吧，皇亲国戚、病变严重、亲朋好友。”他回答。我敬佩他的直率，皇亲国戚——说明他心有敬畏，病变严重——说明他不昧良心，亲朋好友——说明他哥们儿仗义。我信得过他。
那一天，我们在手术室前会师，紧紧握手，我直言相告：“信得过你们，一切拜托！”
造影检查发现，多发病变，至少需要安放5个支架，而且患者血管条件极差，手术难度巨大。主任们出来和家属商量，怎么办？家属们面面相觑，他们不懂医学，拿不出主张来。
心内科治疗冠状动脉阻塞，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如果需要置入支架超过3个，最好就改为外科搭桥手术，因为……家属们哪里懂这些，于是我作为“首席顾问”建议他们：“还是放支架吧，不然还要开胸，老太太都80望外了，动静太大怕是扛不住啊。”所有在场的亲属都一齐点头，通过了我的提案。
手术继续，难题在后边。患者的血管情况实在是太差了，导引钢丝根本就过不去，术者再三尝试就是不成功。一般而言，这样的努力持续时间不宜过长，因为风险极大。本院的主治医生打算放弃了，但那位大腕儿笑着说：“还是再试试吧，外面还有一个行家呐！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吧！”
手术进行了两个多钟头，放了5个支架，虽历经千险，到底完满收官。一个年轻大夫出来交代了手术过程，让家属放心，并且嬉笑着对我说：“看不出，您这个行家面子蛮大的。”那个大腕儿却再不露面，让我感激的话至今都没有说出。我知道他在这个患者的治疗上是承担了巨大风险的，他必须拿出千倍的小心，万倍的爱心方能坚持到最后。
人们总是要求医生要对患者付出无限的努力。可我们在不觉间忽略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医生也是人，心力也有限，也有喜怒哀乐的情绪，也有精疲力竭的时刻。就像我们每个人一生都会经历无数次考试，有失水准答卷、正常完成、超水平发挥的不同表现。医生每诊疗一位患者，都如同是一次考试，他怎么可能每次都超水平发挥？如果他在工作岗位上持续炽烈得像一团燃烧的火，那他恐怕挺不到退休。
那位患者现在还健健康康的活着。
04
我得了骨关节病
这就是近两年的事，我的双侧膝关节疼痛难忍，稍有劳累就会发作，严重时每天的步行数不能超过一千，止痛药常备常服。
正值疫情防控严格，去医院看病是个大难题，我一直强挨着，终于不行了，去医院吧。大医院，大主任，大专家。他告诉我，这是骨性关节炎，现在的治疗方法是关节内注射药物，口服中药，外加足浴，约计两个疗程可以缓解，再不行，就得考虑人工关节置换了。
我坚持治疗了七周，预约挂号，提前核酸，排队看病，关节打针，口服中药……关节腔内注射虽然痛苦，到底是几分钟的事儿，我可以哑忍。难以忍受的是口服中药，至少两种，每天三次，每次各六粒胶囊，吃得我恶心呕吐不止。我研究了那些中药的成份，多是一些活血化淤的功效，我只好试着要求大夫不要再给我开了，他充分考虑了我的意见后，更换了新品种，是狗骨头粉。这回效果更明显，我干脆把吃药和吐药挤进了一个时段。
不得已，我只好把那些中药统统送进垃圾桶，每次看病大概花六七百块钱，其中中药占四百块以上，白白浪费掉，真是可惜。我深明浪费等同于犯罪的道理，可是遏制犯罪得从源头上抓起啊！我在数次恳求主治医生停药无果后，只好对他直言相告：我也做过医生，明白起辅助作用的药物并非必须……
后来，我换了同一家医院的另一位专家看病，他告诉我：你这个病现阶段不需要任何治疗，改变运动习惯，多游泳骑自行车，少登高徒步，只要你不作，或许就能这样维持一辈子。
我频频点头，内心感动不已，好医生到处都有。
05
大病排除法
2021年初冬的某日，晚饭后，我突然上腹部疼痛，是那种绞痛。我知道自己有胃溃疡，推测可能是什么不当的饮食刺激引起了胃痉挛。先是硬扛着，大概坚持了有一个小时，过不去，痛得我死去活来，只好去一家三甲医院看急诊。
那时正是防疫形势严峻的时刻，接诊台里既有护士还有保安，护士先是给我测量体温，正常。免去发热门诊的折腾，随后就是填写各种“病毒有关”的表格，此时我痛得直在诊台上撞头，央求她先给我处理一下，怎么说都没有用，处置前必须经过“筛查”。站在一旁的女儿嘴里安慰着我，眼泪可是噗噗的往下落。把守着“防疫大门”的护士这种场面见多了，冷静得近乎漠然，只要能挡住病毒入侵，病人的这丁点儿痛苦算得了什么？小生命要服从大格局，必须的！
经历了至少15分钟的新冠排查，我终于见到了医生，此时我已经疼得直不起身了，是女儿用轮椅把我推进诊室的。医生冷静地给我开出了一摞的检查单，X光、超声、验血、查尿……我告诉她，我自己就是医生，这就是胃痉挛，您先给我止痛，出了事情我自己负责。她迟疑了一下，接受了我的请求，真不错！先给我注射了止痛药，然后才让我去做各科室轮转，检查要一小时后出结果。这时候，我已经是好人一个了，恰好那天还有一个商务会议，于是我在医院的一个角落里打开手机上线开会，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检查结果出炉，一切正常。最有意思的是那位女医生让我拿着所有检查报告先去外科会诊，排除了胆管梗阻，尿道结石，肾结石等等，再回到她面前。她略有保守地做出了最后诊断，“可能是胃痉挛。”我真是哭笑不得，“妈呀，我都活蹦乱跳个把钟头了，您这鉴别诊断才刚完成！最后还落回到了我自己判断的胃痉挛上。”
我明白了，这就是她们现在的诊断思路，先把最危险、最严重的病排除掉，然后踏踏实实地确诊为——功能性的。这路数，严谨、全面、免责，还没少收钱。注射止痛药记得是两块多钱，其它各种检查却花了好几百块。
但是，我还是在心里一个劲儿地念那位女医生的好儿，因为要是她认死了按流程来，那天晚上，估计我得疼死。
一场疾病，对于患者是碾尘生命的一座山，是冲垮家庭的一道洪；但是对于医者而言，仅仅只是他职业中的一粒沙、一点水。你感性，他理智，你狂乱，他冷静，这样的不对等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我们常常会指责医生不担责任，换位想想，患者和家属可以破釜沉舟地去和“风险”赌一把，但是医者不敢去做同样的事，因为一旦赌错了，他得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06
有知识才有健康
我遇到过一个“病人”，以频繁心绞痛发作为临床表现。她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半老年妇女，是山西一个县级市的高干家属。她有病，是当地的大事，于是在一位大夫（身份相当于“皇家御医”）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看病。陪同医生是我的朋友，我责无旁贷地负责做内应，安排一切就医会诊。我陪同他们去了阜外、301，看了最好的心脏科医生，做了数不尽的检查，都没事。不同的医生告诉她同样的话：“从目前看，你没有心肌梗死的问题，但是不能掉以轻心，还需要动态观察。”这位女士忽略了“没有心肌梗死”的关键，记住了“不能掉以轻心”的套话，整日里把一万个担心写在脸上。
以我的医学常识，我断定她是更年期综合征，只好坦诚相告：“您这不是病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有“心理问题”的高干家属回去了，带着十二分的忧虑。
后来，我去那里旅游，她一定要请我吃饭，红光满面壮实得像头牛，再也没提心肌梗死的事，我也没好意思涉及有关更年期的话题。
同样是在那个县级市，朋友的街坊有一个女孩，长得很美，也爱美，为了保持身材，整日里节制饮食，最严重时每天只吃一根香蕉，将近一米七的身高竟然体重只有四十公斤，年方十八，本来正常的月经都闭了。爸爸妈妈都是医务工作者，在县防疫站工作，竟然没当回事。
我跟他们算是熟悉，直言相告：“你女儿这是病，而且是精神疾病，好在可以治，赶快来北京，我给你联系医院找大夫。”说自己如花似玉的宝贝女儿有精神病，哪个当父母的肯信？！
好在我的朋友，那位“皇室御医”坚定地相信我，最终还是把她带来北京。我安排她去北京安定医院看病，诊断为神经性厌食，当天就被收住院。三个月后，基本痊愈回家。
后来，我又看见过好多次那对父母，告诉我的全是好消息：女儿工作了，长胖了，更漂亮了，结婚了，生孩子了……
作为父母，无论给予过儿女怎样万千的宠爱，如果忽略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就是最大的不应该。
老年人最大的疾病风险就是心脑血管病！我母亲牢记这个警示，还有过一次成功自救。
在她摔伤卧床养病期间，一天我哥哥用勺喂她汤水，我母亲感觉口周发麻，而且汤水顺着口角下淌，她及时意识到哪里不对。
我哥哥有听力障碍，妨碍了母子之间的有效交流，我母亲情急生智让他拿来纸笔，写下了：“打电话，叫老四。”老四是我的小名。
迅速送医，果然是脑梗！经及时治疗，我母亲痊愈了。
我常常和她老人家玩笑：“您能长寿，因为有知识、还智慧。”
07
分级诊疗有道理
我患有胃肠疾病，为监察病情发展，我每隔两年就会做一次全消化道镜检，因为是在全麻状态下进行，以前这类检查只有大医院才能做，但是需要长时间的预约等待，最长的时候，得约在一个月以后。
去年，听闻我家附近的一个二级医院也开展了此类检查，我很是高兴。去预约，果然方便，几天以后就可以去做。
做检查那天，我如约进到镜检室，麻醉医生常规提问，我如实作答。当问到“是否有心脏疾病时”，我回答：“我的冠状动脉有心肌桥，偶然会有心前区疼痛，服药即可缓解。”他当时的反应是大惊失色，“有冠心病怎么能做全麻？”于是他坚决的要给我“退单”。
我当然不干了，做这样的检查，准备工作很麻烦，禁食，禁水，清理肠道，“我都折腾一宿了，您说不做就不做了？！”于是我开始和他掰扯，依据是心肌桥不是全麻的禁忌症。俩人越说越拧，最后僵死了。我脑子一转，把怒颜换成了笑脸：“我自己就是医生，也了解自己的病情，而且这是我第N次做同类检查了，我不会拿自己的命闹着玩儿！”医生有所松动，他也认同没有人敢拿自己的命闹着玩儿，于是我被要求签下了责任自负的生死文书。
检查顺利完成。临别前，我仔细环视了这个检查室，豁然理解了那位麻醉师最初的谨慎和决绝。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真的发生了麻醉意外，绝对是对医院和医生的巨大挑战！
我深切的体会是：头疼脑热的就该去小医院就诊，不要去挤兑大医院的医疗资源；大病重病则要选择大医院。小医院行与不行，不是您定，也不是我说了算，那是政府定的，是有评价标准的，不然谁有胆量给公立医院评出一二三级来？
08
防微杜渐，禁于未然
医疗服务似乎有商品化的趋势，我个人不认为它是可取的。因为是商品就会有利益，为趋利就会使手段，使手段就会有腐败……
写在最后的话：
在日常生活里，医患之间的知识恐怕是最不对等的，而且永远不会对等。一个医生要付出至少十年的心力方能修成正果，所以他有资格给患者做指导，生死健康的指导。医生的知识厚度不一样，价值理念不一样，为患者提出来的诊疗建议或许也不一样，患者应该记住这样的话——兼听则明。
普通人，应该像学习生活常识那样学习一些医学知识，哪怕只学会一点点，也能终生受益。外行人学习医学知识，是为了保健自己，是为了临危不乱，但千万别拿你的一知半解去和医生抬杠，因为你肚子里的那点儿学问不堪一击。
进了医院就无条件地听医生的话，不要拒绝做任何检查，多花几个钱保命并不吃亏。医院里绝大多数医护都是圣洁的白衣天使，即使有极个别人品行不端，他们也是只图财不害命。
医疗服务或许正在渐变为一种商品，我们谁也阻挠不了，且把它视为正常，我们的心里就平和了。
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是每个公民的权利；确保医疗服务领域是一片净土，是国家的责任。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