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坚丨深切怀念敬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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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敬爱的父亲

文丨陈坚

父亲陈章太去世已经两个月余了。这期间，父亲的众多学生、同事和老朋友写了很多悼念他的文章，从父亲生前从事的工作和他对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贡献，以及他严谨的专业研究态度直至父亲的为人处世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大家的眼中，父亲是老师、学者、领导、同事或朋友；而我所学的工科与父亲的专业相距甚远，加上父亲在家中很少谈及，故而对父亲从事的工作及其成就知之甚少。父亲在我的心里一直就只是那个生我养我、爱家爱孩子的老爸。

在父亲去世后的这段时间里，几十年来与父亲相处的情景时不时地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和睡梦中，有儿时与父亲在一起的美好回忆，也有父亲最后在病床上带着期盼望着我的眼神，每每回忆起这些，眼泪就不知不觉地从眼眶里涌出，心如刀绞，并最终意识到我那和蔼可亲的老父亲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陈坚与父亲在日本日光

两周前，父亲的学生洪波兄问我是否能以家属的视角写一篇悼念父亲的推文。他的建议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也一直想把那些深藏在脑海里的对父亲的记忆写下来，生怕自己将来上年岁后会慢慢地忘掉这些珍贵的场景。在此，我也要再次感谢洪波兄在父亲生病及住院期间以及去世前后一直对我父母的照顾，并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组织大量的推文纪念缅怀父亲。

一

在我上幼儿园时，因母亲在北京市温泉结核医院上班（当时属于北京远郊区），一周只有周日才休息，所以我上的是全托幼儿园。因为母亲回城的路途较远，回到家时一般已是很晚了，每周六下午一般都是父亲去幼儿园接我。那时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周六傍晚能在幼儿园的门口看到父亲的身影，但就这小小的期盼有时也会落空。因为父亲总是忙于工作，接我的有时是他的同事侯精一叔叔，有时是他的老乡同事、个子不高的张振兴叔叔。如果某个周六父亲回来得太晚，张叔叔接到我后还要把我“暂存”在侯精一叔叔家，可见当时的父亲的工作有多么地忙。不过，父亲虽然平时不一定能按时来幼儿园接我，但他一有空就会抽出时间带母亲和我去郊游，以弥补平时工作忙不能陪伴家人的遗憾，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八达岭长城和潭柘寺。记得每次郊游，父亲多半时间都是让我骑在他肩膀上，上长城时也是把我抱在怀里。在我年幼时，父亲在我的眼中就是座大山，他有着无穷的力量，而且无所不能。在父亲的怀里，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只可惜这样美好的时刻每次都是太短暂了。那时会经常想，如果周一早上不再醒来该多好哇！

小时候和父母在八达岭、潭柘寺

1968年，我上小学时，我们住在北京赵登禹路育教胡同5号（2007年已经全部拆迁，从前的胡同已经变成了现代的高楼大厦），那是一座老式的筒子楼。

与父母在育教胡同5号

与父亲在老式的筒子楼前

上小学与上幼儿园最大的区别是可以天天见到父亲，母亲依旧是同我上幼儿园时一样，每周六晚上才能回家，所以那段时间是我和父亲独处最长的一段时光。我每天放学回家时，父亲大都还没有下班。夏天白天长还好，父亲没回来可以和小伙伴儿在楼下的院子里，边玩边等父亲下班回家，冬天外面天气太冷，只能待在家里，一二年级时我年纪小，一个人待在家里非常害怕，脑海里老是浮现出鬼故事中的恐怖场景。记得有一次家里灯泡突然憋了，我在黑暗中等了两个小时后父亲才下班回来。父亲一进家门，我就放声大哭起来。父亲抱着我，答应我以后要早点下班。从那以后，父亲的确晚回家的次数大大减少了。

父亲不太会做饭，在与父亲独处的那两年，我们基本上吃遍了官园附近的所有小饭馆，记得当时吃得最多的就是炒饼。非常奇怪的是，在幼儿园时天天必吃的白煮蛋和牛奶，在我长大后就完全不再碰了，可炒饼却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食物，也许是因为小时候经常和父亲一起吃的缘故吧。

“文革”有一段时间，很多单位都不能正常上下班，父亲终于有空闲了，他经常带着我在西城各个有趣的地方转悠，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离家不远的新街口外的豁口。那时候的豁口与现在完全不一样，有很大一片水域，后来父亲只要有空就带我到那里看别人钓鱼、游泳。大概就是因为那时的耳濡目染，后来父亲和我搬回母亲工作所在的北京市温泉结核医院后都痴迷上了钓鱼，我甚至还瞒着家人，在京密运河里偷偷把游泳学会了。

上世纪60年代的豁口

小学一年级时，有一阵子我对蟋蟀特别感兴趣，我在书里读到过，斗蟋蟀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娱乐活动，也经常听其他大男孩说，斗蟋蟀如何有趣。出于对蟋蟀的兴趣，我还对蟋蟀的种类做过比较详细的了解，特别希望能有一只活的蟋蟀可以让我近距离观赏，但那个时候偌大的北京城却几乎听不到蟋蟀的叫声。

油葫芦

蟋蟀

记得一年秋天的周六，我放学回到家，刚从河南出差回来的父亲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他给我带了一件小礼物，随后他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小瓶子，我惊喜地看到瓶子里面爬着一只我梦寐以求的蟋蟀。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但当我把小瓶真正拿到手里仔细端详时，才发现那不是一只我所期待的蟋蟀，而是另外一种体型比普通蟋蟀大很多的昆虫，北京人称之为“油葫芦”。这种油葫芦也可以用来斗，但它的牙在斗的时候张开的程度不大，精彩程度不能与真正的蟋蟀相比，而且父亲带回来的这只“油葫芦”还少了一只腿，是个“残疾”，刚有的兴奋劲儿顿时消了大半。我不免有些失望，只不过当时的课外生活太单调了，能有一只活物可以养也算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精心地照料这只“油葫芦”，直到晚秋来临时看它“寿终正寝”。几年以后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当年父亲出差在河南时一直想给我一个惊喜。当他在路边看到当地的几个男孩抓到了几只“蟋蟀”，就问那些男孩能不能让给他一只，他还告诉那些男孩，在北京有个小弟弟特别想要一只蟋蟀。那些男孩大概是被这位“北京大叔”对儿子的一片爱心感动了，就送给了父亲一只。一路上父亲像宝贝一样小心看护着，生怕碰坏了，尽管最终还是断了一条腿（蟋蟀的大腿长期在狭小的瓶子里很容易折断）。听了母亲的叙述，想到我那时还埋怨他不够专业，给我带回来的是残了一条腿的“假”蟋蟀，却根本没想到他为了给儿子一个惊喜，拉下脸去求路边的男孩儿，再从河南一小地方耗时两天（那时的交通极为不便）才辗转把油葫芦带给我。那是件多不容易的事情啊，可却没得到儿子的一声谢；我心里觉得特别对不住父亲。若干年后我也做了父亲，每每想到童年时的这件事情，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愧疚。

1969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在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小时候，父亲的形象在我的眼里是高大无比的，好像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到他，但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里，意外地发现母亲已经回来了，而关着门的卧室里传来父亲极其悲痛的哭声，我很害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掉泪，母亲把我拉过去，告诉我祖母因意外去世了。我父亲出生在闽南的大山里，祖父很早就背井离乡出国打工，一走几十年就没有再回来，祖母独自一个人把父亲和叔叔养大，可以想象生活对于祖母是多么地艰难。但即便如此，祖母还是供父亲读书，不仅送到县里上高中，还支持父亲上大学深造。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并在北京结婚生子，因为工作忙，一直没顾得上回福建老家看望祖母。父亲没想到还没来得及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祖母就过早地意外身亡，父亲的心里该是多么地悲伤并充满自责和愧疚。

二

小学的生活虽然平淡但也平静，但这种平静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文革”的新政打破了……父亲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家里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不安全感陡然加大，对前途也充满了恐惧。母亲由于习惯性流产，整个怀孕期间基本都是在家卧床静养待产，这样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我和姥姥的头上。那年我8岁，姥姥不识字，还是小脚，出门不方便，那时倒屎倒尿、上街买菜的事都落到了我的身上。筒子楼里没有厕所，厕所在楼北面近百米的地方，夏天还好，北京冬天滴水成冰，每次倒马桶都是一种煎熬。好不容易熬到了母亲分娩，刚刚出生的弟弟却突然得了肺炎，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而此时的父亲还在从河南“五七”干校往北京赶的路上。幸好妈妈和我没有同意人民医院建议把弟弟转到儿童医院救治的建议，否则在北京寒冷的初冬，刚出生的弱小弟弟就有可能在转院的路上夭折。

1970年底，我们举家搬到了母亲工作的单位北京温泉结核病医院，位于北京的远郊区。到了乡下，我是如鱼得水，那里有很多好玩儿的东西。

“文革”后期，父亲也因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刚回到北京时，单位办公地点没有落实，工作不正常，有大把的时间在家。父亲在“五七”干校练就了一身的手艺，动手能力极强。在家闲居的那段时间里，他自己动手给家里打了大衣柜、碗柜和沙发，还帮邻居家打家具。那个年代沙发绝对是奢侈品，那时木材奇缺，为了找到合适的木材，父亲是走街串巷，记得沙发的扶手就是他用在村里买的扁担改造的。

那段时间里，父亲还很快把我们以前的垂钓梦想变成了现实。他从合作社买来了搭蚊帐的竹竿，加工做成可伸缩的鱼竿，把竹扫把拆开做成竿梢，渔具做好后就马上付诸行动。夏天为钓鱼父亲和我3点就起床，4点就已经在水边了。在我刚开始学钓鱼时，父亲手把手教我。在新地方钓鱼，他总是冲在前面，先确认安全后才叫我过去。记得我第一次钓到甲鱼，我完全不知所措，怕甲鱼咬我，不敢去摘鱼钩，父亲第一时间冲过来，细心教我如何应对。他在钓鱼过程中还潜移默化地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很多钓鱼人沉不下心来，在一个地方钓不着鱼就很快换地方，患得患失。父亲钓鱼从不这样，一旦他选好了地点极少再换，也不会人云亦云，坚持自己的选择。无论夏天的太阳有多么毒，站在水里有多久，即使蚂蝗在吸着腿上的血也从不退缩。有时在水里一站就是6—7小时，不吃不喝。每年的九月底时，邻居朋友常去淘鱼，就是用水桶一桶一桶地淘干再捞鱼，这是非常重的体力活，父亲总是抢在前面做最重最累的活儿。他的这种独立思考、勇于担当、吃苦耐劳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以至于我成年后尤其是在德国自费求学初期那些非常艰辛的日子，就是靠着小时候从父亲学到的这些坚持下来的！

儿时和父亲钓鱼的地方（北京海淀区马房桥）

1976年7月唐山发生的大地震，在北京也有强烈的震感。地震那天晚上父亲恰巧不在家，大地震把碗柜里的碗勺震得山响,当晚大家都不敢再留在室内了。父亲第二天很快从城里赶回家中，并着手搭建地震棚。他不止给自家搭建，还帮邻居把两家搭建成一个背靠背连体的抗震棚。抗震棚墙壁是干打垒的，劳动强度很大，那时的我虽然已上中学，但一向多病，身体比较弱，只能做一些小工的活儿，主要工作像夯土墙、搭屋顶等，基本都是父亲独立完成的。他对待搭地震棚这样的工作也非常认真，每开始一项工作前都要左看右看，反复思考后才动手干活，最后我家的地震棚盖得从外面看像正式的房子，比其他地震棚要坚固漂亮许多。

温泉以前住过的房前

在温泉（母亲工作的地方）上小学和中学时，我的身体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一直有问题，家里的家务活一直是母亲操劳，父亲是每天很晚才从城里下班回来。当时交通不便，从颐和园只有一路346公交车到温泉，车次间隔也很长，还时常传出有交通事故。父亲亲口给我讲述过他的一次惊险经历：公交车因为会车，滑到沟里，父亲命大，幸好没事，而且没受任何伤。所以那时只要父亲晚上7点没有到家，家里就弥漫着焦虑的气氛。在这种氛围里，我在家里根本坐不住，忍不住地一次次去公交站等他。每当看到最后一位乘客下车还见不到他时，心里充满了失望有时甚至绝望，脑子总是往坏的地方想。当看到父亲下车时，所有失望和绝望又一下子烟消云散。每当父亲看到我来接他时，他都会第一时间抓住我的手，安慰我不要担心。

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也希望自己能考上大学。由于贪玩，我学习上欠账太多，尤其是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是太好，尤其是作文一直找不到正确的写作方法，父亲就耐心地为我辅导，教我如何写好作文，并多次亲自给我批改作文。在他的帮助下，我逐渐在作文上找到感觉并取得了突破，我写的一篇说明“为什么冰刀可以在冰上飞速滑行而在同样光滑的玻璃上却不行”的作文在全班被老师作为范文，后来在高考中语文也没有拖总分的后腿。

我考上大学后，父亲的工作也逐渐进入了正轨。父亲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担任了领导工作，大学期间我有时会去父亲那里打乒乓球，每次他都要求我等到单位的同事都离开后才开始打球，生怕影响其他人工作。

三

大学毕业后，我对工作不是十分满意，决定去德国留学深造。父亲和母亲也积极支持我，拿出他们几乎所有积蓄资助我。我从小到大从未远离过父母，我的出国对他们影响很大。后来回国母亲才告诉我，父亲在我出国后非常不适应，由于我是乘坐火车去的欧洲，刚到德国赶上暑假忙于打工养活自己，加上当时国际信件往来耗时较长，我走后父母一个多月一直得不到我的消息，非常着急，父亲常常夜里爬起来含着眼泪给我写信，但又不知道寄往何处。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像撕裂一样，父爱伟大！

1993年，父亲在日本一桥大学任教时，我们在德国的学习生活状况还十分艰难，父母为解思子之情，便资助我和妻子到日本团聚。

日本日光

东京一桥大学父母的住所前

和父亲在日本垂钓

晚年的父亲脾气非常好，至今我不记得他发过什么脾气。在我的眼中，他在与母亲相处的几十年里，始终是处于“被动”的状态。父亲的性子比较慢，母亲却是个急性子的人，加上手脚非常麻利，往往她让父亲干的事情，父亲还没开始做，母亲就等不及自己做完了，所以家里的活儿大多是母亲一人在做，母亲有时免不了对父亲有些怨言，我们回家时母亲会跟我们“倒倒苦水”，每当这时，父亲就会笑呵呵地说：“是，是，是我不好”。我有时会开玩笑地对父母说：“爸的许多毛病都是妈惯出来的。”父亲会笑着应道：“对啊，是她惯坏了我。”母亲退休前是医务人员，对父亲的饮食一直控制得比较严格。1997年在外出开会的途中，父亲突发中风，幸好有母亲跟随及时就医治疗，才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从那以后，母亲除了做饭控制油盐的用量以外，还限制父亲吃油腻、盐多的食物。父亲是个喜欢美食的人，每次我们带孩子回家时，母亲会做几个荤菜给我们，父亲会趁着母亲没看见的时候“偷偷”地先吃上一两块肉。

我的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每次我们带孩子们回家看望父母，母亲会提前半天就开始张罗一大桌子饭菜，而父亲每次总是乐呵呵地煮上一大锅香喷喷的白米饭，他总说他煮的米饭最好吃，并且想方设法地为孙子准备各种零食，还时不常地偷偷塞给他们零花钱。吃饭时父亲会乐此不疲地为孩子们夹菜，嘴里还念叨着：“这是洋洋（老大）、（飞飞）最喜欢的，多吃点。”吃完午饭，父亲会亲手削几个苹果或梨给孩子们，冬天父亲还会溜出家门给孩子们买回一包热乎乎的糖炒栗子。每年春节及孩子们的生日，父亲母亲会为他们每人包一个红包，儿子们上学后还会在红包上面写上祝福及鼓励的话语，并教育他们要为人正直，要孝敬父母。

因我和弟弟都不在北京工作（我晚上和周末在北京），父亲母亲为不给我们增加负担，不但家务事不让我们承担，就是他们自己生了“小病”也从不告诉我们。无论二老他们哪位生病了，大都是老两口相扶着或坐公交车或打的自己去医院看病拿药，事后提起来，总让我们做子女的内心十分愧疚。其实2018年前，我们住的离父母家只隔着一条街，即便是这么近，父母也几乎从不让我们为他们做任何事，反而是父亲经常帮着接孩子下学。2015年母亲心脏病发作时，父亲依旧没有打电话给我们，又是父亲陪着母亲自己去了阜外医院，大概是因为母亲的状况不好，父亲十分担忧，才在医院给我们打了电话。我们当即赶到医院，大夫诊断后立即留母亲在医院观察，晚上父亲一定要留在医院陪母亲，我和妻子自然是不答应，夜间陪护怎么也轮不到80多岁的老父亲。我们好说歹说才把父亲劝回去，可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自己就又跑到医院，一陪就是一整天。从那次以后，我们才意识到父亲和母亲都真的是老了，需要子女的关爱。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也尽可能地多关心父母，但我们发现无论为他们做多小的事，都会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都要反复说“谢谢”，虽然我们多次跟他们说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而且都是举手之劳。事后他们总会以各种形式来回馈于我们，每年我妻子和孩子们过生日时，他们会在给我们的生日红包上写满感激的话语，每次都让我们十分感动又十分愧疚，因为我们只是做了一个为人子女都会做的事情。

四

虽然我和弟弟的工作都比较忙，但我们还是想方设法抽出时间能和父亲母亲在一起。

1999年元旦和春节，我把父母邀请到厦门全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并和二老一起走访了父亲的祖籍福建永春老家以及他上过的中学和大学。

厦门，父亲和他的两个孙子在一起

厦门鼓浪屿

父亲上过的中学

永春祖籍老宅

厦门家门前院子里

厦门集美学村

2010年，我们出资请父母日本故地重游，让他们在有生之年多看看这个世界。

千叶，我弟弟小永家门前

在东京和我弟弟、侄子

2015年8月，我们带父母在北京古北水镇小住，二老非常开心。

在古北水镇

2018年我弟全家陪父母坐世界上最大的邮轮去日本旅游，还特意给他们老两口预定带大阳台的海景房间。从发回照片可以看到，父亲十分享受。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么放松这么长时间地看过大海。母亲告诉我们，父亲每天在阳台上的躺椅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非常高兴。能看到习惯于劳累的父母能这么开心，我们做儿女的也感觉到十分欣慰。

在邮轮上

最近两年，父亲健康状态急剧恶化，背越来越驼，走路开始打晃。每次我们回家看他，走的时候他都执拗着要亲自下楼送我们，直至我们的车离开他的视线。从汽车后视镜中看到老父亲站在寒冷的天气中目送我们，眼泪不知不觉地就润湿了眼眶。我想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想尽可能地多看我们一眼。今年在他最后的几个月里，我尽可能多陪父亲，用轮椅推他晒太阳，搀扶着他练习走路，现在想起来幸好当时做了这些，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在朝内南小街附近

8月20日，本来和父亲约好第二天带他去北海和景山，但这最后约定却因父亲当晚的病情恶化，非常遗憾地没能兑现。现在想起来，当时要是早回去一天该多好呀。

在父亲最后一段的时间里，我每次带他去医院换尿管都不忍心直视，我会转过头去或躲到诊室外，我不想看到父亲痛苦的样子。每次插导尿管时，父亲经常忍不住疼痛会叫出来，但事后他从不在我们面前抱怨，他怕我们担心，给我们增加心理负担。在救护车工作人员抬着担架送他去医院的路上，他紧紧抓住我的手，生怕一松开就再也抓不到似的，那情景就如同我小时候抓住他的手一样，那时候父亲是孩子的天，现在父亲老了，孩子就是他的天。

在最后住院的日子里，每一次母亲和保姆给他换弄脏的内衣和尿垫时，从他表情可以读出，他是那么地不情愿去麻烦别人，但现实他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只能默默接受，内心的煎熬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10月14日我出差在外，保姆在医院给我打视频电话，在视频里我看到父亲那期待和绝望的眼神，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将要离开我们了，我毫不犹豫买第二天最早的一班机票赶回北京，并和弟弟一起赶去医院。此时父亲已经完全没有了反应，大口地喘着气，心跳在150以上，最高达到190。正常人运动时这样的心跳也坚持不了1个小时，可父亲却生生坚持了近两天，他的生命力是那样地顽强！父亲在家里有过无数次的跌倒，但他在母亲的帮助下奇迹般的又站起来。有多少老人跌倒一次就永远再也站不起来了。他是多么渴望能挺过这一关，就像他在家里跌倒又站起来一样，活下来，同他的亲人在一起。

10月17日凌晨，父亲走了。愿父亲在天堂不再有疼痛和痛苦！您的嘱咐我们会牢记在心中，好好做人，不辜负您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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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坚，陈章太先生的长子。曾任职于德国林德（Linde）和维特根（Wirtgen）集团公司，现任职于PPM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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