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 | 逝去的年味（1）【乡下孩子过大年】
时间如逝水，永不重复，永不可逆。
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我们唯独对“年”情有独钟，总觉得它不同寻常。
春晚倒计时，“10、9、8、7……”，最后的“1”到“0”的那一秒钟，若从物理学意义上看，与普通的一秒毫无二致，可它却会让心异乎寻常地悸动。
同样是跨年，不同的人，内心激动的原因未必相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伴随着激动心情的，恐怕更多的是感慨，混合着庆幸、沧桑和期望这三种心理的感慨。庆幸自己又平安度过了一年，也许在这一年里，他的亲友和熟人中有人先离开了；期望自己在新的一年继续安康；无论如何，自己又老一岁，岁月不饶人的沧桑感油然而生，等等。
以我个人的体会，随着岁数加大，年关时的感觉大抵会发生如下变迁：庆幸感一如既往，新奇感不断减弱，而沧桑感则像是河底的石头，随着岁月的水位降低而不断显露出来，无法视而不见。
当然，对于上了岁数的人，“过年”所营造的情境依然会触发潜藏在内心某处的激情，那是在回忆中感受逝去的年味而产生的激情。
出生至今，已经过了五十多个年，可你要问我，什么是“年味”，我脑袋里油然浮现出来的场景全部是小时候在那个养育我成长的家乡过年的情形。
对于生长在城市里的人来说，过年就是年关到了去超市采购年货，除夕那天全家一起弄一桌好饭食，吃完年夜饭全家一起一边嗑瓜子一边看春晚，辞旧迎新的那个钟点去放个炮仗。正月头几天走几户亲友收发红包，一起打个牌。一周以后，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等到元宵节再去赏个灯什么的，那时候一家人多半各奔东西，走不到一起了。
但是，在农村，“年味”则要丰富得多，留给人的感受也深刻得多。
困难年代的农村，缺这少那，家长发愁的是拿什么置办年货。家里孩子多，个个盼望着过年吃点好的、用点好的，客人来了，拿得出像样些的东西招待人家。对于当家的人来说，过年就像是过关。可我们这些小孩子哪知道这些苦衷，只知道过年的好。过年，是孩子们年初盼到年尾的头等大事，是一年中最大的念想、最重要的生活目的、是梦的主题。
孩子们特别期盼着过年，自有其充足的理由。这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
先说吃喝
我出生后的年代，尽管农村再没有遭遇过严重的饥荒，但温饱问题其实并未解决，饥饿还是紧紧相随，饥饿感是我们最熟悉的感觉。很多时候走在路上，坐在教室里，彼此都能听得到对方肚子咕咕叫的声音。
平时，连吃饱都不一定能做到，更别说吃好了。村里，平时很少有人吃得起肉，如果平时经过某家，闻到了肉香，这家八成不是有搞副业的人，就是有吃公家饭的人，或者有人当着村里的干部。绝大多数家庭，一年到头，能够放开肚子吃肉的时候，就只有过年那几天。
开春买来的小猪仔，得养上大半年，年关一到，宰杀了，家里才有肉。那时候的猪，跟着人受苦，清汤寡水几个月，都长不大。我记得，村里哪家毛猪长到一百斤以上，这家的女主人就足以让人啧啧赞叹，羡慕嫉妒了。一头肉猪，即便长到百来斤重，宰了大概只能得到六十来斤净肉，其他都是猪头、猪脚、猪下水（猪血、内脏等），加在一起总有个三四十斤。这六十多斤肉，杀猪的当天就要用掉十来斤来宴请屠夫和村坊邻居，剩下的有一大半用咸盐腌起储存，作为接下去全年的荤腥以及节庆日探亲访友的用度。留着过年的就是几根肋条肉，加上那些杂碎。不过这已经很令人垂涎了。
过年的那几天，肋条肉搭着猪头肉，猪肠搭着猪血和豆腐，满满的几大烫瓶或砂锅，炖在家里的火塘中间，诱人的香气弥漫在家里的四处，这样的美味几乎顿顿都有得吃。寡淡日子过了差不多一年的人，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可以将身体里张牙舞爪的馋虫喂饱。那段时间，村里的几处公厕，跑进跑出都是拉肚子的孩子，不是由于东西不干净，吃坏了，而是肠胃对这突如其来的饕餮大餐，如此密集的油水，根本反应不过来，一时来不及作出调整。是吃得太好了，才拉得肚子，这或许可以叫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好。但是，这种拉肚子一点也不痛苦，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
正餐比平时美味又丰盛，零食果子也五花八门。
普通人家都会事先炒制不少的葵花籽、南瓜子和山核桃，冻米糖是每家每户早就做好留在过年用的。客人上门了，就把这几样分别放在篾编的浅口圆形果盆里端给大家边聊边吃。拜年的孩子上门后，主人会每样抓上一把分给大家。去家境好一点的，会吃到炒花生。
今天已经没人理会的水果糖，在那时是稀罕物，大概只有过年时，家里有吃公家饭的人回家探亲才会买一点。除夕和正月里，三颗两颗地分给上门拜年的孩子发个利市，大人自己是舍不得吃的。对有糖果的家庭，孩子口口相传，拜年是绝不会错过的。
我记得很清楚，水果糖，最普通的那种是橘子味的，糖纸是橙色的，隐约有些图饰。高级一点的是奶糖，就更稀见了，用塑料纸包装，图案也俏丽许多。最诱人的是花生牛轧糖和大白兔奶糖，白底蓝格子的包装纸，不必见到，想起就让人流口水。
我的一个形影不离、非常要好的小伙伴，他父亲是现役军官，在福建前线服役，那年回家春节探亲，带回来很多好看又好吃的糖果。他给了我一支棒棒糖，扁形、透明塑料纸裹着、橘子味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东西，一直舍不得吃。掰开糖纸，舔一舔就又裹上，藏进口袋，这一支棒棒糖，吃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最简单的水果糖
花生牛轧糖
大白兔奶糖
除夕夜，孩子们匆匆吃完年夜饭，被伙伴一吆喝就结伙挨家挨户拜年说利市话讨压岁钱和糖果。一圈人家跑下来，边收边吃，身上的所有口袋都塞得鼓鼓囊囊的，回到家里卸出来，再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晚上得到的收获是很可观的。
炒果子掏出来了，水果糖则藏在身上舍不得拿出来，也舍不得马上吃掉。正月初的那几天，孩子们都不肯脱下新衣服睡觉，生怕一觉醒来，没得穿了。这水果糖就那么藏在口袋里，体温加火塘的温度，再加碾压，颗颗的表面都融化了，糖汁把糖纸紧紧粘住不说，还溢出在外粘着口袋，黏糊糊的，把口袋缝里的那些杂碎都紧紧粘在糖纸上，看上去黑乎乎的，孩子们对此也毫不在乎，照吃不误。
小时候过年，并没有果汁之类的东西可喝，雪碧可乐芬达更是连名字都没听到过。大人过年喝的自然非酒即茶，小孩子喝什么呢？我记忆中大概只有在过年才有得喝的，当属麦乳精冲调出来的饮料。这东西在当时真是高级货，就一小勺，冲半壶开水，调出来的液体，有着柔滑好看的浅褐色和扑鼻的香气。那种混合着可可、牛奶、麦芽和奶油的香味，沁人心脾。
麦乳精
山民，行事作风朴实彪悍，平时也会允许小孩子喝点烈酒，过年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只喝得起自家的土烧酒，或者买点度数高价格又低廉的零拷白酒，如地瓜烧、金刚刺之类的，很少有人家喝得起瓶装的品牌酒。年成好的时候弄几瓶竹叶青、五加皮、二锅头之类的就很有腔调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小孩子也得端着杯子敬酒，喝得小脸通红。有的孩子把自己喝晕了，错过了挨家挨户拜年收压岁钱和糖果的机会，一觉醒来已是正月初一，后悔得直哭。
过年那几天，大人也会允许孩子口袋里带点卷烟，一来是当做放炮仗时点火用，二来也让孩子在见到村里长辈和外来客人时，随时敬支烟。好牌子的香烟要凭票，逢年过节那点票证买到的好烟，必须得用到刀口上。全国各地的杂牌烟，也有不少。我记得，除了家家都有的土烟以外，每家在春节时都会备上两种买来的卷烟，一种高档的，一种普通的。
我们老家那一带，最普通的卷烟牌子，比较早期是经济、上游和五一牌，我懂事的时候用得最多的就是雄狮、勇士、大红鹰和新安江。
档次略高一点的是西湖、杭州、利群、红双喜等。
村里也有极少数人家准备了凤凰、牡丹、飞马、大前门这些高档名烟的，那真是土豪了。
我隐约记得，普通的卷烟都是随意放在火塘边的桌子、茶几上的，任何人来，都可以拿出来招待，可是档次最高的那些名烟只有贵客来了，才从关着门的柜子里拿出来。有时候，一屋子的人，常客贵客都有，就让主人很为难了，名烟人人都递，一盒很快就没了，有些肉痛，说实在的招待不起，普通烟又会怠慢那些特殊的访客。妥善应付这种局面，主人也得有阿庆嫂的功夫才行。
次说穿着
再穷的家庭，过年也会给孩子办一身新衣服。那时候，成衣业哪有现在这么发达，都是年前分红款到手以后，父母去供销社置办年货，扯上几块棉布，邀请裁缝到家里现裁现做的。男孩子的新衣服就是咔叽布的灰色或藏青色中山装，裤子也是同色同款。也有的给孩子做了灰色或黄绿色的小军装。
条件好的家庭会给孩子买双胶皮解放鞋和袜子。普通家庭就是母亲亲手做的棉布鞋，不同于平时穿的布鞋，过年的新鞋，母亲会加厚鞋底，鞋面也会选择细密结实一些的布料。
不到除夕那天，新衣服是绝不会从箱底拿出来给孩子穿的，就怕疯玩的孩子还没等到吃年夜饭，就把它弄脏了。新做的布鞋，都要提前一个晚上楦松。免得硬穿进去，这脚受罪。
除夕那天，一身的新装，加上年前理了发，平时鼻涕流得老长、脸蛋被寒风刮得皴裂、黑不溜秋邋里邋遢的山里孩子，看上去焕然一新，个个神气活现地在村里转来转去。新衣服也就这么一身，没得换的，一穿差不多就是一个正月。家长千叮铃万嘱咐，让自家孩子爱惜，别让水火污物上身，可没啥效果。孩子疯玩起来，哪还想得起大人的指令。两只袖子还被孩子当做最方便的餐巾纸或手帕来用，油乎乎的嘴，留着涕泗的鼻子和眼睛，一律用它来一抹了之，就像清漆一般在上面涂了一层又一层，没几天就变得黑乎乎亮闪闪硬邦邦的，若脱下来放地上，这前襟和两只袖管硬得都能把整件衣服给撑起来。会持家的母亲，一定会给自己的孩子准备围兜和袖套，免得油污损伤新衣。
大约在我十岁那年，刚参加工作的大姐回家过年，给我买了一身卫生衣和一双胶皮解放鞋。这是我第一次在过年的时候穿上买来的衣服和鞋子。厚厚的单面绒卫生衣贴身穿着暖身又暖心，新鞋子很合脚，不像新布鞋那么夹脚趾。以前过年，跟着别的孩子走雪地，最羡慕的是人家脚上的胶鞋底留在雪地里的印子，觉得那鞋印美极了。自己脚上的布鞋，不仅踩在雪地里的印子平平板板，毫无看头，而且没走几步，雪水就渗进脚底，冻得要死。得到大姐给我的解放鞋，如获至宝，穿上脚，走出去会有意识地朝着雪厚的地方猛踩，留下清晰而美丽的鞋印，那些脚印，承载了我扬眉吐气的心情。那个年过得真是很美好。
再说玩乐
孩子们过年，玩得最开心的项目自然是放鞭炮。
过年了，父亲们总会给家里准备一两挂百响鞭炮和几捆十响的炮仗。
祭祖、吃年饭、新年开大门、接春这些仪式上，都是要放炮竹的。安全起见，大人会自己去放那些炮仗，小孩子则负责放鞭炮。鞭炮的一头系在一根长木棍或者细竹竿上，手里拿住杆子的另一头，点燃了就撑出去。夜里，闪烁的炮火伴随着清脆而连续的鞭炮声，这是孩子一年中最大的享受，似乎比吃肉穿新衣还要过瘾。
不做仪式的时候，没得放鞭炮，可小孩子心痒，就想方设法去自己找刺激。
我小的时候，还没有见过那种甩手炮。都是趁着大人不注意，从鞭炮上薅下一些小炮，从家里顺了火柴和几支卷烟，躲到大人管不着的地方扎堆了燃放，往天上、水里、瓦砾中乱扔。看谁扔得精准，看谁的炮响。
家长如果允许，孩子也会放那些大炮仗，胆肥的拿在手上，胆小的竖在地上。拿在手上燃放是有风险的，最怕意外。有经验的人，左手三指夹住炮仗，不能太用力，要虚一些，点燃的炮仗有很大的后坐力，如果不注意，从手里蹦出去也会吓一跳。但孩子们对这样的事情是乐此不疲。
寒假在家的那几天，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个时间和同伴一起轮流放炮玩。恶作剧的还会把点燃的小炮往人群里扔，吓得大家尖声高叫，博得一乐。要是在平时，这样的行为一定会被家长胖揍一顿，而过年期间，大人们对孩子都非常宽容，只要不是太过分，大家也听之任之了。
集体化时代的春节，反对铺张浪费（其实穷的要死，根本没啥可浪费的^_^），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过年期间，不仅要移风易俗，还要进行革命教育。正月里，大队组织一些寓教于乐的文娱活动，放个电影，演个戏什么的。帝王将相牛鬼蛇神这些东西都当做四旧给打到了，能够演的电影翻来覆去就是几个样板京剧，村里也组织文艺骨干排演一些舞台戏，内容和表演都按照着样板戏的套路。演员都是大家熟悉的社员，身材胖脖子短嗓子粗一点的社员演胡权魁，瘦高个的社员演刁德一，长相好身材苗条嗓子亮的女社员就演阿庆嫂，长相老成一点的妇女演沙奶奶，英俊的青年演郭建光，这一出《沙家浜》的主角就有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这些也是如法炮制，再复杂一点的，就演不了了。
大年初二，吃完晚饭就开演，开场锣鼓一响，小孩子在家里就坐不住了，还有半个钟点才开演，就早早地搬凳子坐在台前的位置，眼巴巴地盯着舞台上的大帷幕。正式开演了，化妆技术不专业，演员个个浓妆艳抹，很难辨认真人是谁。台上在慷慨激昂地念唱作打，台下在交头接耳地猜着谁是谁。土音很重的念白、业余的演技，都会引来台下社员的哄笑。演完了，大家评头论足，扯着嗓子大声争论谁演得最像。结果是台上的戏演完了，台下争论的社员还要僵持很久才散去。小孩子看戏比大人要专注，对那些面谱化的人物和夸张的情节很是入迷。这也算是过年的一大享受。
那时候寒假作业少，室外天寒地冻，小孩子们白天就着厚厚的雪，堆雪人打雪仗，放鞭炮玩。
对于儿童，过年的意义，往高里说，意味着自主、自由、富足和尊严。往俗里说，就是开心，是真的开心。说得哲学一点，对于孩子来说，过年意味着解放。
只是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相比今天要短缺得多的年代，年味反而更浓郁，过年带给人的快乐反而更大，印象也更深刻。这看似反常，其实意味着一个有趣的常识。母亲在世的时候，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少吃多滋味”，这话当时听来是对物资匮乏的无奈和自我安慰，现在想来还有另外的深意，那就是，人们只有对稀缺的东西才会珍惜和用心去体会。试想，在那样的年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就只有在过年的短短几天，老天爷才收起了它严酷的面目，向世界绽放出了它迷人的美好。这怎么能不让人珍惜，不令人神往呢？！
年一过，世界又恢复常态，饥饿感卷土重来，新衣服脱下洗净叠好后放回箱底，压岁钱上交父母，学习和劳动的任务接踵而至。此时的心境大概只能用“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这句话来形容了。
寒假后，开学第一周，尽管菜竹筒里装着的是辣豆酱炒猪肉丁，这种佳肴，平时是绝对吃不上的。然而对每一个孩子来说，内心的感觉真真正正属于断崖式的下降，身在教室，心还停留在正月的繁华、温情与快乐之中。大家无不憧憬着下一次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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