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申富英：论《尤利西斯》中的动物形象

摘要：动物形象几乎穿插于爱尔兰现代民族寓言《尤利西斯》中的每一章中。首先, 借助于这些动物, 乔伊斯传达出多重关于“他者”以及“他者的他者”的诸种辛酸。在《尤利西斯》中, 动物既以人类“他者”的形象出现, 又以殖民者“他者”的形象出现, 主要被殖民者用来喻示爱尔兰人的低等性、顺从性和可怖性。其次, 动物意象也被用以喻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相互书写、相互定义的随意性和荒诞性。再次, 动物意象还被用来传达作者理想的动物观, 即人类与其他物种一律平等的思想。最后, 《尤利西斯》的作者也难逃物种主义的幽灵侵扰。

关键词：《尤利西斯》;动物; 他者; 人类中心主义; 殖民主义

在《尤利西斯》(Ulysses) 中, 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有动物1形象闪现, 如作为布鲁姆等人肉食来源的牛羊、爱尔兰人捕杀的鲸鱼、“市民”豢养的狗、布鲁姆在河边喂食的海鸥和布鲁姆甚为同情的默默吃草的马, 等等。由于这些形象散落在对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描写中, 再加上人类中心主义作祟, 它们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被动客体, 或是供人类玩乐的宠物, 或是人类肉食的来源, 或是人类消遣的对象, 或是供人类驱役的牲口。换言之, 作为小说显性文本中人类世界的背景或配角, 《尤利西斯》里的动物形象还未得到批评者的深入关注和研究。2

随着人们对人类中心主义危害认识的加深, 特别是随着文学动物研究的深化, 对文学作品中动物形象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文学动物研究以文学作品中展现出的对动物的劫掠式利用为着眼点, 解构以人类与动物为两极的二元对立思想, 即人类中心主义或曰物种主义思想, 揭示人类/动物、男人/女人、主人/仆人、殖民者/被殖民者、思想/身体、文明/自然等二元对立之间的相互勾连和互为佐证的建构机制, 研究人类语言对动物定义和分类的随意性及其决定动物生死的作用, 批判主流群体将动物性赋予女人、土著人、下层阶级等边缘人或属民, 进而将对他们的迫害甚至杀戮合理化和合法化的策略。这些研究成果也把文学批评者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吸引到经典文学作品上。在批评者眼中, 许多经典文学作品不再只是“人性”表演的舞台, 而且也是动物甚至植物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操演的场域。3

同样, 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巨制的《尤利西斯》中的动物也不应再被看作是沉默的、被动的存在, 而是应被当作在文学文本中具有主动性的存在。虽然《尤利西斯》中的动物形象散见于各个章节,似乎支离破碎, 但如果对它们进行系统化研究便不难发现, 以往作为人类“他者”的动物, 在小说中常常与人类形象相互赋形、交融, 一方面传达出作者关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思索, 表达出作者对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物种主义共同逻辑的批判, 一方面也展现出作者关于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深度思考。

      一、作为殖民者“他者”的动物

文学动物研究学者普拉姆伍德 (Val Plumwood) 认为, 构成西方文化的诸多二元对立, 如主人/仆人、男性/女性、人类/动物、白人/非白人、理性/自然、文化/自然、文明人/野蛮人、思想/肉体、主体/客体等, 都是一种相互勾连的结构(43) 。在这些二元对立中, 总是前者压制后者, 而且动物的概念不仅是通过人类/动物这一二元对立建构起来的, 而且还是通过上述其他诸多二元对立共同建构起来的。1用美国学者金 (Claire Jean Kim) 的话说就是, “动物首先不是作为动物, 而是作为野兽、自然、他者、肉体、客体、异类、奴隶建构起来的” (3) 。正因为如此, 在性别书写、民族书写、阶级书写等文学文本中, 人与动物的关系常常成为作者传达主体与他者关系的重要文学表现手法, 但这种表现手法还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在《后殖民动物》 (“The Postcolonial Animal”) 一文中, 新西兰学者阿姆斯特朗 (Philip Armstrong) 就指出, 以往的后殖民研究多将关注点置于人和社会之上, 对非人的动物却往往视而不见, 因此,动物研究与后殖民研究的结合对于从更深层次上探究不同话语权力的运作和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413-19) 。

在《尤利西斯》的民族书写中, 人与动物的关系同样是作者传达其关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的思考的重要文学表现手法。在小说的开篇处, 动物就是以殖民主义者的“他者”的面目登场的。在马铁洛塔楼中, 住着贫穷但不得不付房租的爱尔兰青年艺术家斯蒂芬, 还有白吃白住的富家子弟穆里根以及穆里根的朋友、来爱尔兰采风的英国人海恩斯。海恩斯虽然受到穆里根的百般讨好和斯蒂芬的百般忍耐, 但他自己显然对爱尔兰这个“贫穷落后”的民族心怀恐惧, 这种恐惧便以动物为喻体表达在他的梦中。“在黑咕隆咚的郊外”塔楼里, 海恩斯床头上总是挂着猎枪, “整宵都在说着关于一只什么黑豹的梦话”, 且他“满口胡话、哼哼唧唧要射杀一只黑豹” (31) 。殖民主义的实质在于征服和劫掠, 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大肆杀戮和奴役, 与人类对动物的大肆杀戮和奴役毫无二致, 所以殖民活动也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动物王国的自然拓展” (Patterson 26) 。人类在杀戮和奴役动物的同时, 内心充满了对动物神秘性和可怖性的想象和恐惧;同理, 殖民者在杀戮和奴役被殖民者的同时, 内心也充满了对被殖民者神秘性和可怖性的想象和恐惧。在海恩斯这个殖民者眼中, 神秘落后的爱尔兰既是他进行文化掠夺的资源, 也是他极其恐惧的对象;爱尔兰的神秘性在他的意识里就幻化成黑色, 爱尔兰的可怕之处就幻化成了吃人的豹子, 在他的潜意识中随时会跳出来吞噬他这个文化殖民者的自信。通过将爱尔兰民族动物化, 海恩斯也为自己对爱尔兰民族这只黑豹的猎杀找到了理由, 因为在西方传统文化中, 动物生来就是供人杀戮和消费的, 人类往往“通过动物应当被屠杀这一说法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建立秩序” (Kim 3) ;相应地, 殖民者往往通过将土著居民动物化, 使得自己对土著居民的杀戮合理化。

英国殖民者对殖民地爱尔兰的莫名恐惧源于他们对爱尔兰神秘、落后等特质的想象, 这种想象中还夹杂着对爱尔兰人民顺从性和阴柔性的渴望, 这种渴望被殖民者引附到爱尔兰的一个古老称呼——“光滑的母牛” (乔伊斯42) 上。那个贫穷的卖牛奶的老妇人也被赋予了同样的名字, 她的名字也叫“光滑的母牛”, 而那些围着她哞哞叫的母牛则与她融为一体:“这些身上被露水打湿、毛皮像丝绸般的牛, 跟她熟得很, 它们围着她哞哞地叫” (42) 。显然, 这头母牛就是代表爱尔兰的那头母牛, 它温柔、顺从, 吃的是被殖民者践踏过的爱尔兰土地上的草, 挤出的是供殖民者享用的“浓浓的白奶”。在爱尔兰青年艺术家斯蒂芬眼中, 古老的爱尔兰、卖牛奶的老妇人、那头围着老妇人哞哞叫的母牛三者合而为一, 组成了爱尔兰民族低贱化、女性化和动物化的属民 (subaltern) 的复合具象。如同那个卖牛奶的老妇人 (或者爱尔兰民族) 一样, 这头爱尔兰牛也是“伺候着她的征服者和快乐的叛徒” (42) 。因此, 这头代表爱尔兰的母牛既集中体现了殖民者对被殖民地人民顺从殖民统治的想象, 也表达了斯蒂芬对在实际行为上与殖民者欲望达成共谋的爱尔兰民众的愤怒。

爱尔兰性、阴柔性、动物性三位一体的具象, 也与德里达的论断——权威和自主总是被赋予男人而非女人, 总是被赋予女人而非动物 (“Eating Well”114) ——不谋而合。从德里达的论断中不难推导出, 在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中, 女性、动物和其他领域的他者都具有相同的“他者性”, 都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如果某些无罪的个人或人类群体一旦被认为是“动物”, 那么对他们的杀戮就变得名正言顺了 (McDonell 6) 。《尤利西斯》中的爱尔兰一旦被殖民者与黑豹和母牛等同起来, 那么对它的控制和对其人民的杀戮在殖民者心中就似乎有了合理性。

      二、作为被任意定义的“他者”的动物

哈根 (Graham Huggan) 和蒂芬 (Helen Tiffin) 在《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和环境》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 中指出, 种族主义与物种主义紧密相连, 物种主义是种族主义的基础;人类在物种主义的驱动下歧视和迫害非人类物种, 而欧洲列强以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为思想基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在殖民语境下, 动物性与野蛮性是动物与被殖民种族共有的属性和特点 (18) 。乔伊斯与当下的文学动物批评者不谋而合, 而且更具洞察力。他在《尤利西斯》中不仅揭示了殖民主义者的种族主义和人类的物种主义之间的共同逻辑, 而且还揭示了二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共用一种将“他者”妖魔化的逻辑, 而且殖民主义或民族主义也好, 物种主义也罢, 往往都通过动物形象来妖魔化他者和异族/类。但需要指出的是, 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对动物的定义总会呈现出可笑的随意性和矛盾性, 即使是同一动物, 在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定义中也往往会具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特点。

在《尤利西斯》中,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运用动物形象来自我美化、相互丑化的随意性集中体现在对狗的形象的书写上。具体而言, “狗”不仅被殖民主义的追随者穆里根用来戏称爱尔兰艺术家斯蒂芬, 而且在不同视角的人的认知里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小说的第12章中, 民族主义者“市民”所豢养的狗一会儿是浑身肮脏的癞皮疯狗, 一会儿是高贵的爱尔兰纯种狗, 甚至它的名字也是不固定的:“先前它曾以‘加里欧文’这一外号闻名, 新近在它那范围很广的熟人朋友的圈子内, 又被改名为‘欧文·加里’了” (557) ;当它被丑化书写时, 它身上带有肮脏、贪婪、凶狠、危险、疾病的特质:“眼下这条畜生浑身长满癞疮, 饥肠辘辘,到处嗅来嗅去, 打喷嚏, 又搔它那疮痂” (550) ;“这条饥饿的该死的杂种狗, 几乎连罐头也吞得下去哩” (551) ;“这狗又是咆哮, 又是呜呜号叫。它喉咙干枯, 眼睛挂满了血丝, 从口腔里嘀嘀嗒嗒地淌着狂犬症的涎水” (557) 。如果放在《尤利西斯》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对抗的大背景下解读, 这很显然是在讽刺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性的极力丑化, 因为这条狗毕竟是一条爱尔兰狗。当它被美化书写时, 它身上则带有人性、文明、文化、文学的特质:

凡是关心对下等动物 (它们数目众多) 传播人类文化者, 切不可漏掉这条著名的爱尔兰老赛特种红毛狼狗。……诚然令人惊异的是此狗所显示的“人化”现象。基于多年慈祥的训练和精心安排的食谱, 这次表演的众多成就中, 还包括诗歌朗诵。当今我国最伟大的语音学专家 (任何野马也不得把他从我们当中拖走!) 不遗余力地对它所朗诵的诗加以阐释比较, 查明此诗与古代凯尔特吟游诗人的作品有着显著的 (重点系我们所加) 相似之处。(557)

在《尤利西斯》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对抗的大背景下, 这段话很显然是在讽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爱尔兰性极尽美化的做法, 因为这与该章所讽刺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把爱尔兰美化成孕育了富兰克林、拿破仑、克里奥佩特拉、凯撒、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孔子等伟大人物的国度, 甚至给莎士比亚和孔子分别冠以“帕特里克”和“布莱恩” (540-41) 等爱尔兰姓氏的做法如出一辙。

鉴于这条狗出场的第12章整章所运用的手法是褒贬相间、忽褒忽贬, 其目的是戏仿人类各种偏见 (Gilbert 274) ;又鉴于该章主题是批判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话语 (258) , 我们便不难推断出, 上述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市民”豢养的这条狗的极力丑化和美化, 乃是对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丑化异族和美化本族做法的戏仿和讽喻。

需要指出的是, 对狗的极力褒扬并不是说殖民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将动物放在与人平等的位置上, 而是依旧放在可以由人类随意定义的他者的地位上。在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中, 动物依旧是低等的, 哪怕是在夸张和戏拟层面, 动物的优秀品质依旧依赖于“人化” (humanization) 。对那条狗而言, 它的优秀品质便主要体现为会朗诵诗歌。在人类关于自我与他者的话语中, 在人类与动物为两极的序列中, 动物总是处于较低的一端, 而女人、被殖民者等总是被其压迫者赋予动物性的特点。

在关于动物的话语中, 人类通过强化动物的动物性或它们身上所带有的低劣、凶残、恶疾与危险特征来证明人类对动物的杀戮和控制的合理性;通过对某些动物身上的人化特点来证明保留那些动物的理由, 同时也间接宣扬人类之于动物的无可争议的优越性、权威性和控制权;在关于性别、种族等的话语中, 人类通过强化被压迫者的动物性来证明自己对被压迫者压迫和驯化的合理性。在人类的话语中, 如果《尤利西斯》第12章中那条狗被定义为肮脏、贪婪、凶残、危险和带有恶疾的, 那么它就理所当然地该被杀戮和清除;如果人类认为它有人性化特点, 那么它的存在才有理由。在这种话语中, 人类的语言对于某些动物而言就成了生杀予夺的武器。相应地, 当动物被用作喻体来喻示种族/民族事务时, 动物更多地被用来喻示被殖民者和被征服者, 因为在人类与动物的二元对立中, 动物处于劣等的一元。而且, 在《尤利西斯》中, 动物既可以是被殖民者的自喻, 也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比喻, 但很少是殖民者的自喻或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比喻;即便是用动物来喻指殖民者, 也往往取用该动物身上的权威性、控制性和威力等特质。这种在殖民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中出现的不同动物形象反映了人类运用动物形象的玄机:关于一个物种的迷思 (mythos) 可以将对一些动物品种的暴力合理化, 给动物分类的语言也可以抹杀某些动物个体的专有特点, “这样的语言为人类社会对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建构提供了类比” (McDonell 9) 。

      三、传达作者理想的动物

作为“近代西方第一个把道德关怀运用到动物身上的伦理学家”, 英国哲人边沁 (Jeremy Bentham) 指出, “只有尊重所有生命的伦理学才是完整的, 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转引自郑佰青、张中载135) 。在《尤利西斯》中, 通过对主人公布鲁姆的动物观的书写, 作者不仅传达了他理想中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而且还把这种理想关系中的关键因素, 即布鲁姆身上的不对抗、包容、平和等特质, 视为消解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法宝。

在《尤利西斯》中, 作者理想中的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即人与动物之间互换视角、互相理解、交流情感等思想, 是借助布鲁姆与猫的关系来传达的。在第3章一开篇, 布鲁姆与猫的平等对视、对话以及换位思考都是他尊重动物、将动物放在与人类不分高低贵贱的位置上的体现。在布鲁姆心里, 猫与人一样聪明, 有七情六欲, 有交流能力, 人与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他双手扶膝, 朝它弯下身去。

“小猫咪要喝牛奶喽, ”他说。

“喵!”猫儿叫了一声。

大家都说猫笨。其实, 它们对我们的话理解得比我们对它们更清楚。凡是它想要理解的, 它全能理解。……我倒是很想知道我在它眼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高得像座塔吗?不, 它能从我身上跳过去。

“它害怕小鸡哩, ”他调侃地说, “害怕咯咯叫的小鸡。我从来没见过像小猫咪这么笨的小猫。” (118)

在布鲁姆与猫的关系中,至少有三点难能可贵。第一是布鲁姆与猫的平等对视, 他能主动弯下身去并与它交流, 对话。第二是布鲁姆并未落入一般物种主义的藩篱, 把猫视为智力方面低人一等的生物, 而是拒绝想当然, 认为猫与人类一样聪明, 甚至可能比人聪明, 至少其理解力或许远超人类。第三是布鲁姆能够用猫的视角来审视自己, 想象、猜测一下动物眼中的人:在猫的眼中, 人或许不是像人自以为是地想象出的如高塔般高大, 而很可能是猫这样小体型的动物都能够从其头上轻松跃过的一般动物。这三点与后世的文学动物研究者所倡导的反物种主义理想, 即人与动物之间应当互换视角、互相理解、交流情感等思想, 不谋而合。1

如前所述, 人类关于人与动物二元对立关系的建构是关于性别、种族、阶级等话语建构的类比。在《尤利西斯》中, 布鲁姆反物种主义的理想与行为不仅在人与动物的关系这一主题上有意义, 而且也是作者解构殖民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的武器。在对待民族问题上, 布鲁姆不是将民族的定义放在肤色、起源等的差异上, 而是放在广为接纳和忽视差异的基础上。他对民族的定义是“同一批人住在同一个地方”, 并且“另外也指住在不同地方的人” (580) 。

虽然布鲁姆对民族的定义未必严谨科学, 但其中包含的容纳差异、兼收并蓄的精神着实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 他对大同世界的想象在充满民族对抗的爱尔兰具有革命性意义。在这个理想世界里, 不同宗教和平共处, “犹太教徒, 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都联合起来”;每个人享受的福利都相同, “每一个大自然之子都将领到三英亩土地和一头母牛”;在全世界普及博爱, “推行世界语以促进普天之下的博爱”;推行“自由货币, 豁免房地租, 自由恋爱以及自由世俗国家中的一所自由世俗教会” (803) 。在这样一个建立在容纳多元、消解对抗的社会中, 根植于二元对立思维的民族主义也不再盛行, “再也不要酒吧食客和以治水肿病为幌子来行骗的家伙们的那种爱国主义了” (803) 。

不难看出, 支撑布鲁姆理想世界的思想基础是把所有人都看作是平等的“大自然之子”。既然人类都是“大自然之子”, 那么他们在本质上与动物就是平等的。布鲁姆的这种众生平等、容纳差异的思想也是他的精神之子斯蒂芬在寻找精神之父的过程中一直孜孜以求的。斯蒂芬在第1章一出场就以寻找父亲的雅弗 (47) 的身份出现。他之所以需要一位精神父亲, 正是因为他身上缺乏他的精神之父布鲁姆身上所具有的广为容纳的特质。他愤世嫉俗, 拒绝与当时盛行的天主教、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等势力苟合, 在文化事业中坚持“非此即彼”的逻辑。在寓言的层面, 他把他艺术创新所要依赖的文化比作“弄钱”:“问题是弄到钱, 从谁身上弄?从送牛奶的老太婆或是从他那里。我看他们两个, 碰上谁算谁” (45) 。“碰上谁算谁”的意思是斯蒂芬的文化选择只能像抛硬币那样, 靠运气得到其中一面/一方的利益;而他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注定在这种文化追求中两头落空。“我看不出什么指望”, 斯蒂芬说, “老太婆也罢, 那家伙也罢” (45) 。布鲁姆身上广为容纳的特质恰好弥补了他这种文化态度的不足, “布鲁姆受其深厚的折中主义哲学、逻辑、修辞和玄学的启发和陶冶, 依赖其丰富的记忆, 或许能够成为斯蒂芬·迪达勒斯、即他精神之子的创造者” (Gilbert 103) 。

可以说, 布鲁姆对待动物和民族问题的态度中广为容纳的特质是乔伊斯最为推崇的精神。小说最后以Yes作结, 反映了作者借女主人公莫莉之口, 对广为接纳精神的最终肯定。正如作者本人所言, “我已经找到我能够找到的最为平和的词来结束小说。我找到了‘Yes’。这个词含有默认、放弃自我、放松以及一切对抗的终结” (qtd.in Ellmann 721) 。

     四、难逃人类物种主义藩篱的动物

众所周知, 自古至今, 认为动物从属于人类一直是人类认知的主流, 大多数人对动物抱有一种理所当然的“物种主义” (speciesism)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食物, 而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食物, 所有的动物肯定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 (转引自郑佰青、张中载135) 。虽然《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布鲁姆具有建立在广为接纳、包容、反对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反物种主义倾向, 但在骨子里他还是难逃人类物种主义的藩篱。

在《尤利西斯》中, 虽然作为人类“他者”形象出现的动物在某些场合可以获得人类在表达层面的认同, 例如斯蒂芬把自己对自由的渴望转化为对自由奔跑的赛马的仰慕, 但动物总的来说仍是人类的“他者”, 是低人一等的物种。在布鲁姆眼中, 那些被阉割过的马只不过是一群忘乎所以的傻瓜。在看到这些马时, 布鲁姆一改他对猫的平等态度, 对马表现出一种蔑视和冷酷:

当他从带股子燕麦清香的马尿气味中走过时, 那些马用公羊般的圆鼓鼓的眼睛望着他。这才是他们的理想天地。可怜的傻瓜们!它们一无所知, 对什么也漠不关心, 只管把长鼻头扎进秣囊里。嘴里塞得那么满, 连叫都叫不出来了。好歹能填饱肚子, 也不缺睡的地方。而且被阉割过, 一片黑色杜仲胶在腰腿之间软软地耷拉下, 摆动着。就那样, 它们可能是还蛮幸福的哩。(150)

从整体上说, 布鲁姆是以人类对待他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马的。首先, 对于人类对马的阉割, 布鲁姆习以为常,并未对人类的残忍有任何不满, 也未真正对这些马因人类的暴行而陷入的悲惨境地产生同情。其次, 他对马充满了负面的想象, 把马看作是在智力和情感两方面都比人低劣的动物, 是一无所知的傻瓜, 只知道吃, 对周围漠不关心, 即便被阉割了, 只要吃饱肚子就幸福无比。虽然作者是在借对马的描写讽喻爱尔兰不知亡国之恨、寻欢作乐的民众, 但仅就布鲁姆对马的想象和情感而言,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笛卡尔的动物观。笛卡尔认为, “动物感觉不到痛苦”, 因为痛苦是作为人类始祖的“亚当之罪”而存在的, 只有人类才会感觉到痛苦 (转引自郑佰青、张中载135) 。换言之, 笛卡尔将感知痛苦的能力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一个标准。

另外, 虽然布鲁姆对动物不乏同情心, 也能从平等的视角来看待动物, 但他也难逃物种主义者、甚至几乎所有人都容易陷入的惯常思维模式, 把动物看作天然的肉食来源。他在利菲河边上喂食海鸥时对天鹅的想法就可反映这一思维惯性。布鲁姆拿食物喂鸟看似对鸟充满同情, 但他对鸟认识的基础与物种主义者一样, 即把人类以外的任何生物都看作人类天然的消费对象, 把人类以外的任何动物都看作肉食的提供者:

他……掰开那酥脆的糕饼,一块块地扔进利菲河。瞧见了吗?起初是两只, 紧接着所有的海鸥都悄悄地从高处朝猎物猛扑过去, 全吃光了。一丁点儿也没剩。他意识到它们的贪婪和诡诈, 就将手上沾的点心渣儿掸下去。它们未曾指望能有这样的口福。吗哪。所有的海鸟——海鸥也罢, 海鹅也罢, 都靠食鱼而生, 连肉都带鱼腥味了。安娜·利菲的白天鹅有时顺流而下, 游到这里, 就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 炫耀一番。人各有所好。也不晓得天鹅的肉是什么滋味儿。(280-81)

在布鲁姆的意识里, 有两种对动物的想象并行不悖。一是对动物性格特点的想象。他想象海鸥贪婪而诡诈, 这与他对猫的想象有共通之处。虽然他能做到反物种主义者所倡导的用动物的视角去理解动物,但他还是不自觉地认为猫“天生还记仇, 并且残忍”, 并且还推理出“老鼠从来不吱吱叫, 好像喜欢猫哩” (118) 。这种想象往往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 也很容易使得另一个问题突显出来, 即谁能为动物代言?尽管布鲁姆认为猫的理解力甚至超过人类, 但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他懂得动物的语言 (如果它们有语言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对动物意图的任何解释和对它们心理、性格的任何猜测都难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痕迹。布鲁姆的困境也是当下文学动物研究者时刻面临的难题, 即动物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吗?如果不能,谁可以为动物代言?二是对动物作为人类肉食来源的想象。在布鲁姆的意识里, 海鸥、海鹅似乎也可以是人类肉食的来源, 否则他不会无缘无故地思考它们肉的味道;就连在西方文化中颇有诗意的天鹅也是人类的可餐之物, 这不能不说布鲁姆潜意识中还是有把动物看作天然的肉食来源的物种主义思维。

布鲁姆对动物的两点想象似乎与他的反物种主义思想相互矛盾, 但如果我们考虑到物种主义在西方文化中深厚的哲学根基, 1我们就能够理解到, 布鲁姆不自觉中流露出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只是他难能可贵的反物种主义思想框架内的白玉微瑕。他身上的自相矛盾恰恰说明了反物种主义思想在现实中的困境, 也印证了作者在传达反物种主义思想时的困境, 即“任何涉及动物的作者都必须放弃掌控权, 包括对自7世纪以来形成的作者身份起界定作用的自主权和权威性” (McDonell 11) 。这种作者与权威、自主权的断裂也消弭了反物种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清晰界限。

作为爱尔兰“民族寓言”的《尤利西斯》的主人公, 布鲁姆对待动物的反物种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并存的特点, 也为他对待民族问题时的矛盾心理做了一个注脚。如前所述, 作为爱尔兰人, 布鲁姆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主张全世界消除民族、宗教隔阂和迫害, 但他也不乏对异族的偏见和无意的丑化。例如, 他深受当时流行游记的影响, 认为中国人喜欢食用腐败食物, “讲究吃储放了五十年的鸭蛋”, 而且一餐要吃三十多道菜 (309) 。但据此就把布鲁姆定义为种族/民族主义者的作法与把他直接定义为物种主义者的作法同样可笑。换言之, 布鲁姆身上的矛盾性恰恰反映了种族/民族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流毒之深, 相应地也证明了人类反种族/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艰巨性和必要性。同样地, 布鲁姆反物种主义大框架内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蛛丝马迹恰恰反映了物种主义的流毒之深, 也反映了消除物种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当然, 不难看出, 在《尤利西斯》中, 尽管对动物的书写也用于喻指人的境况, 但这种书写与传统的动物书写的表现方式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即动物不再是与人类有着清晰界限的动物, 其背后人类与动物的二元对立已被消弭, 作为喻体的动物与喻指的人类往往合二为一, 相互融合, 喻体与喻指的界线完全隐去。例如当斯蒂芬用狐狸来喻指痛失母亲的自己时, 他就幻化成那只狐狸:“她拯救了他, 使他免于被践踏在脚下, 而她自己却没怎么活就走了。一副可怜的灵魂升了天堂:星光闪烁下, 在石楠丛生的荒野上, 一只皮毛上还沾着劫掠者那血红腥臭的狐狸, 有着一双凶残明亮的眼睛, 用爪子刨地,听了听, 刨起土来又听, 刨啊, 刨啊” (69) 。又如, 唯利是图的证券所里的白人与嘎嘎乱叫的鹅群也互为喻体和喻指, 人类与动物各自的动物性都得以突显, 两者的动物性融为一体:“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台阶上, 金色皮肤的人们正伸出戴满宝石的手指, 报着行情。嘎嘎乱叫的鹅群。他们成群结队地围着神殿转, 高声喧噪, 粗声俗气, 戴着不三不四的大礼帽, 脑袋里装满了阴谋诡计” (76) 。

总之, 在爱尔兰现代民族寓言《尤利西斯》中, 作为人类的“他者”的动物, 传达出了关于人类的“他者”以及殖民者的“他者”的多重含义。首先, 在《尤利西斯》中, 动物是以人类的“他者”和殖民者的“他者”形象出现的。由于人类对待动物和殖民者对待被殖民者所使用的是共同的逻辑, 动物意象被殖民者用来喻示爱尔兰人的低劣性、顺从性和可怖性, 也成了被殖民者的自喻。其次, 在《尤利西斯》中, 同一种动物在某些场合被书写为具有截然相反的特质, 这主要是为了揭示人对于动物定义的随意性, 而这种定义对于动物而言会带来生与死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同时, 人对动物随意的定义也与殖民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丑化他族或美化自我的作法相似。借由人对动物的自相矛盾的定义, 作者讽喻了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定义他者和自我方面的荒谬逻辑, 从而喻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相互书写、相互定义的随意性。再次, 在《尤利西斯》中, 动物形象还用来传达作者理想的动物观, 即人类与其他物种一律平等、相互尊重的理想关系。当然, 作者在《尤利西斯》中的主要目的不是书写动物, 而是要借人与动物间的理想关系来突出营造这种关系的关键因素, 即理解、包容、和平相处、终结对抗的特质, 这种特质也是消解殖民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关键因素。最后, 《尤利西斯》也难以摆脱物种主义的幽灵。虽然在表达层面有时人类似乎与动物有认同和平等相处的欲求, 但人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犯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 即便是在一般情况下持反对物种主义思想的布鲁姆也会下意识地把动物看作在智力或情感方面低人一等的物种, 甚至把动物看作人类可以予取予求的肉食来源;即便是呼吁人与人、人与动物平等相处的乔伊斯也在艺术表达层面把动物当作人类的类比, 这也是文学动物批评者眼中的一种物种主义的端倪。人类对待动物的这种矛盾心态恰恰反映了反物种主义的精神困扰以及反物种主义的艰巨性, 同时这种矛盾性也是乔伊斯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时所面临的困境。（源自《外国文学》2019第3期）

作者简介：英美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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