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赵稀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西方到中国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摘要： 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传统的翻译学研究一直侧重于两种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 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研究内容, 并形成了许多以语言分析、符号转换等语言学为基础的标准和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 翻译研究分析的重点从传统的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 转而更加重视利用跨学科的方法对翻译进行更深层的挖掘和探讨, 翻译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向邻近学科扩展和多元化的倾向。

关键词： 翻译研究; 翻译理论; 文化转向; 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赵稀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从事港台华文文学、当代理论和翻译文学研究。

一

在当代西方学界, 翻译研究非常热门, 但此种翻译研究与我们从前所谈的狭义的翻译研究已经不同。我们常说当代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 翻译研究事实上也已经发生了转向。概括地说, 翻译研究已经发生了从“语言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

早在1921年, 本雅明就在《翻译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如果翻译的终极本质是努力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 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诗人的意念是“自发的、原始的”, 而翻译者的意念却是“衍生的、观念的”;他认为原作的精神在译文中永远不可能全部达到, “尽管我们可以从译文中尽可能多地收集那种主题, 并将其翻译过来, 但真正的翻译所关注的那个因素却仍然相当遥远, 不可企及”。他将原作的内容与语言间的关系比喻成水果的肉与皮那样不可分离, 而到了译作, 语言与内容的关系却是隔离的, 这种隔离导致了原作与译作的差别。对于我们在翻译中尊奉的“信”的原则, 本雅明却不以为然, 他说:“‘信’究竟能对意义的表达起什么作用呢?翻译中个别词语的‘信’几乎永远不能完全再生产原词的意思。”

后世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十分赞成本雅明关于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的说法。在德里达的“延异”观中, 语言的意义取决于符号的差异, 这种意义是不断扩散且不确定的。由此, 原作的意义就不是固定的, 翻译不过是对于再现的再现, 更谈不上传达“本原”了。在德里达眼里, 翻译也是一种延异的书写活动, 因而翻译对于原作只能是一种“变形”。他指出:“实际上, 先验所指的主题在一个绝对的、纯粹的、单一意义的翻译能力的视界中变了形。在可能或‘似乎’可能的界限内, 翻译实践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区分。但是如果这一差异不是纯粹的, 那么翻译也不会是纯粹的。这样, 我们就不得不用‘变形’ (transformation) 概念来代替翻译概念:即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 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有规则的变形。”故而, 德里达在他的《书写与差异》的汉文版面世的时候, 曾对译者张宁说:“从某种角度上说, 它会变成另一本书。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 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

从翻译理论的角度说, 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可以说是从70年代中期的翻译研究学派 (Translation Studies) 开始的。他们的出发点不是译文如何达到“等值”, 而是研究译文如何及为何偏离原文。以色列的伊塔马·埃文-佐哈尔 (Itamar Even-Zohar) 在他的“多系统理论” (Polysystem) 中指出, 翻译是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 它的面貌取决于它在整个文化中的位置。例如, 在转折时期, 翻译之“异”会帮助当地文化建立新的准则, 这时的翻译会较为忠实于异文化;而在稳定时期, 当地文化已经较为强大和稳定时, 翻译之“异”便容易消融, 原著往往会得到改动以适应本土文化。图里 (Toury) 探讨了“翻译准则” (Translational norms) 问题。他将“翻译准则”分为“预先规则”和“操作规则”两种, 前者在翻译活动开始前就开始发挥作用, 预先决定了对于翻译对象的选择;后者则是实际影响翻译操作的具体因素。安吉·勒菲弗 (Andre Lefevere) 则具体区分了决定翻译准则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专业人士”, 包括批评家、专家等, 他们主要控制翻译与主流话语的协调及其诗学问题;二是“赞助人”, 包括政党、团体、出版商等, 他们主要控制翻译的意识形态面貌。

我们熟悉的翻译研究是一种语言研究, 主要研究译入语与被译入语的对等关系。作为语言转换的训练, 这种研究是必要的。这种研究的前提是两种不同语言的对等关系, 如果将这种关系绝对化, 则容易出现问题。譬如某一词汇在另一语言中有多种对应词, 翻译的时候选择哪一个则已经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劳伦斯·韦努蒂在《翻译与文化身份的构成》一文中对亚里士多德的翻译, 就是精彩的例证。希腊语中的mellein包含“即将要做”“正要做”和“准备做”几种意思, 但拜沃特等译本全都采用了心理化的概念“意图谋杀”, 这同样体现出“浪漫主义的印记”。当然, 这种“纠正”并非意味着琼斯的答案是“正确”的, 正如评论家指出的, 琼斯的翻译体现了他的存在主义色彩, 他不过是以存在主义译法来纠正拜沃特的浪漫主义翻译。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翻译研究, 就是将翻译作为一个文化阐释和文化塑造的手段加以研究。在前提上, 它打破了原著中心论的传统。也就是说, 翻译的移植并不是天然的对等, 变化是必然的。正如在后现代历史观念的变化, 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 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文化研究视野里的翻译研究由研究“翻译如何对等”到“翻译为什么偏离”。翻译偏离的原因, 自然是历史语境的变化, 由此展开对于思想史的描述。

尼南贾纳 (Tejaswini Niranjana) 自翻译的角度揭示了英国塑造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主体文化身份的过程。他指出:“自欧洲启蒙运动时起, 翻译就一直被用来支撑着种种主体化的阐述, 对被殖民民族来说, 尤其如此。”这本书对于早期英国人对于印度文化翻译过程进行了分析, 这里面包括作为翻译材料的选择, “任何显示了印度人堕落的东西, 都被视为是正当合理的证据”, 还有通过译本“前言”等进行主旨阐释等等。正是这些翻译成功地在英语世界构建出了“懒懒散散, 逆来顺受”“整个民族无法品味自由的果实, 却祈盼被专制所统治, 且深深地沉溺在古老宗教的神话里”的印度人形象。这些形象不仅活在西方世界中, 而且又通过英语教育居然在印度本地也成了“真理”。如果说, 尼南贾纳主要讨论殖民话语的建构角度, 那么道格拉斯·鲁宾逊的论著《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则拈出了“后殖民翻译”的术语, 从殖民统治与殖民反抗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论述。

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的《翻译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1993) 主要讨论的是反抗殖民主义翻译的问题。她认为, 第三世界文化必须译成英语以后才能被阅读, 而且是通行维多利亚英语, 这本身就是强权的原则, 阉割了第三世界文化的个性。故斯皮瓦克在翻译中, 力戒她在学校学到的标准英语, 这不是屈服于维多利亚英语, 而是屈服于她从小天天听到和咏唱的歌, 以地方性抗争殖民普遍性。

在所谓的历史语境中, 最核心的动力显然是权力, 权力促使翻译成为知识和文化塑造的手段。谈到权力, 就必然要涉及强势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专制主义、男性主义等权力与反抗的领域相联系, 如此就成了翻译的政治。

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翻译出版了9部外国译论著作, 其中7部是语言学理论著作, 对于尤金·奈达尤为重视。而兴起于70年代、在西方势头强劲的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 直到1995年后才有较为系统的介绍。

1995年, 香港学者张南峰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论文《走出死胡同, 建立翻译学》。文中论及20世纪70年代詹姆斯·霍姆斯 (James S, Holms) 关于翻译学、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的分类, 并简略介绍了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与此同时, 作者大力抨击了中国目下的唯原著独尊的思想, 指出:“偏离原文是翻译的必然现象, 分别只在于有的距离大, 有的距离小, 有的是自觉的偏离, 有的是不自觉或者不那么自觉的偏离而已。因此, 改译和忠实的翻译, 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 而只是同一个连续体上的两端。”这篇文章本应给中国翻译界一个提醒, 但却立即受到了批评。例如, 劳陇在《中国翻译》1996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大批判式的题为《丢掉幻想, 联系实践———揭破“翻译学”的迷梦》的文章, 批判张南峰“建立翻译学”的主张, 很不屑一顾地认为:“那个宏大的‘翻译学’至今仍杳无踪影……而翻译实践中的基本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 甚至最为根本的‘什么是翻译’的问题也搞不清楚。”

香港学者王宏志在《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 并且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了晚清及现代翻译史, 对于严复、梁启超、鲁迅等人的翻译理论做了深入的探讨。并非偶然的是, 作为先驱的张南峰和王宏志均来自香港, 这显然与香港得风气之先及受中国译学传统制约较弱有关。他们的著作对于国内的翻译批评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国内学者对于翻译学的研究首先要提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1995年, 他发表了论文《建立中国译学研究的文艺学派》, 对翻译学提出了崭新的研究思路。据谢天振回忆, 1991年的加拿大之行对他具有重要意义。在阿尔伯特大学 (Alberta) 图书馆, 他第一次读到了詹姆斯·霍姆斯的《文学翻译和翻译研究文集》、安吉·勒菲弗 (Andre Lefevere) 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翻译》、伊塔马·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及图里的论文集《翻译理论探索》等, “而在此之前, 这些学者的名字———更遑论他们的著作, 我在国内时闻所未闻。在此之前, 我只知道尤金·奈达, 只知道彼得·纽马克, 只知道卡特福德, 只知道……这时我意识到, 在西方译学界不仅仅只有语言学派, 而还有一批所谓的‘操纵’学派、‘翻译研究’学派, 其实也就是文化学派。”令谢天振激动的是, 这些新的翻译研究成果与他此前的思路颇多契合之处。如此, 他更加坚定了对于自己研究思路的信心, 也更加确认了国内翻译界的落后状况。

谢天振指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最本质的进展是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 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语码, 探讨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 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 等等, 这是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1]他还指出, 今天几乎世界上所有国际大师级的文化理论家, 从德里达、福科, 到埃科、斯皮瓦克等等, 都在大谈特谈翻译, 翻译不仅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 而且也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众所瞩目的地步。可惜的是, 国内翻译界对于翻译研究的这种进展似乎浑然不知, 仍在孜孜于讨论似是而非的“直译”“意译”问题, 这的确让人深思。

张南峰高度评价了谢天振的文章, 他认为, 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中国传统译学的路子前进的, 所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把作品翻译好。在张南峰看来, “唯一的例外似乎是谢天振本人所倡导的‘文艺学派’的翻译研究;它强调描述, 反对规范, 与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中国来说是‘开创性’性的, 但似乎至今未成为主流”。张南峰第一次将谢天振的翻译研究命名为“文艺学派”的翻译研究, 并且将其与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相提并论。此外, 他还认为这一学派“未成为主流”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翻译界的落后和顽固。

三

正是在1995年, 中国翻译界围绕《红与黑》的重译, 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在学界看来是卓有成效的, 然而在笔者看来, 它所体现的恰恰是中国翻译研究的落后状况。

新时期以来, 《红与黑》出现了大量译本, 围绕这些译本, 评论界开始出现不同的评论, 最后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讨论和争议。它涉及《读书》《文汇读书周报》《中国翻译》《文艺报》等多家报刊, 参与者包括赵瑞蕻、郭宏安、许渊冲、罗新璋、方平、许钧、施康强等众多翻译家和学者, 并因为《文汇读书周报》就《红与黑》汉译征询读者意见而引起了国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 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蔚为大观的“事件”。

这场论争的焦点是所谓“等值”与“再创造”之争, 其结果是“直译派”获得大胜, “意译派”则落败而归。在笔者看来, 毫无疑问, 所有的《红与黑》的中文译本都是在以中文句式翻译原文, 遵从外文原句的结构翻译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事。所有的翻译都是在以中文调谐原文, 成功的翻译都是将中文写得较顺而又不背离原意者。就此而言, 所谓直译/意译、等值/再创造、文字翻译/文学翻译之类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 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早在1982年, 赵瑞蕻在批评罗玉君译本的时候就曾指出:“至于我们历来所说, 也曾长期争论着的‘直译’和‘意译’的问题, 我不想在这里多讨论了。因为依我看来, 真正优秀的翻译是不存在这个矛盾的。”在赵瑞蕻看来, 错译无法以“意译”之名掩盖, 而正确的翻译也没必要弄得佶屈艰涩。当事人许渊冲则提出, “等值”与“再创造”并不矛盾, “因为两种语言、文化不同, 不大可能有百分之百直译的文学作品, 也不大可能有百分之百意译的文学作品, 百分之百的意译与其说是翻译, 不如说是创作;因此, 文学翻译的问题, 主要是直译或意译到什么程度, 才是最好的翻译作品”。而许钧后来在《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一书中, 也明确谈到这一问题。他在比较了《红与黑》结尾的五段译文后指出:“对比原文, 这五种译文没有一种是‘逐字逐名的直译, 甚至硬译’, 也没有一种百分之百的‘意译’。”而且从翻译实践看, 并不存在“等值”与“再创造”的区分。如果从《红与黑》的开头和结尾来说, 似乎许渊冲是“再创造”的代表, 而郝运、郭宏安等是“等值”的代表。但如果考察译文全文的话, 应该说基本上每个译本都是“等值”与“再创造”的混合, 根本无法区分所谓“等值”与“再创造”, 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译法是“等值”的, 也无法确定哪一种译法是“再创造”的。每种译文都是原文的中文表达, 唯表达的好坏而已。被称为“等值”派代表的郝运, 译法在句式上其实变化最大, 而依据许钧对法语原文的比较, 郝运的译法却最为贴近原文。

如此看来, 这场争论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误会。许渊冲明确地将“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对立起来, 又明确标出“再创作”, 就绝对化了了两者的区别, 容易引起误解。但我们必须注意到, 许渊冲的翻译原则其实是以“信”字为根本原则的。而仔细观察许渊冲与施康强、韩沪麟、赵瑞蕻诸人的争论则会发现, 许渊冲并没有怀疑“信”或“等值”的原则;相反, 他所论证的是他自己的译文较别人更“信”、更“等值”。例如, 许渊冲认为《红与黑》开头一句中的“美丽”包括建筑和山川两个部分, 故而译为“山青水秀, 小巧玲珑”, 因而他认为译文并不像韩沪麟批评的那样“不等值”“不严谨”, 而恰恰相反是“等值”和“严谨”的。同样, 由于他认为市长在内心有将自己比作能遮阴的大树的意思, 因此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译文较“我喜欢树荫”的直译更为准确。由此来看, 许渊冲强调翻译要更多地考虑到译文的上下语境, 予以综合理解。事实上, 许渊冲与施康强等人争论的都是对于“意”的不同理解。由罗新璋翻译的“干一桩比白天还要明显的事”“好象是加了滴水就使花瓶涨溢了”等句子看, 表面的直译其实根本是不可能的, 如此看只能“意译”, 应该追求的是译“意”的准确性。那句较为极端的“魂归离恨天”其实也是这样, 分歧并不在于是否准确地传达“死了”这个意思, 而在两人对于“死了”这一动作的性质的理解不同。施康强认为司汤达避免哀怨, 用词平淡, 而许渊冲以前文证明作者这里其实包含了强烈的感情。

如果说许渊冲的说法易于引起误解, 那么《文汇读书周报》和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的问卷《〈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征询》则最后“定型”了这一误解。问卷设计了一组二元对立:是“等值”还是“再创造”?是“异国情调”还是“归化”?是“精确”还是“精彩”?是“欧化”还是“汉化”?这种二元对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构出来的, 所谓“完全归化”“纯粹汉化”“原文结构比较贴近”等说法根本都是不能成立的。问题的导向是绝对地强化两者之间的截然对立, 很容易误导读者的思路, 即将“等值”理解为准确再现的译文, 而“再创造”是离开原文的发挥, 从而展开了对于后者的批评。这种概括离两者的事实都相差甚远, 尤其是歪曲了许渊冲派的翻译思想和创作实践。

有关“直译”“意译”的问题, 自汉译佛经以来直到21世纪, 一直被人议论, 但始终没什么结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 居然又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争议, 其中折射出的根本问题仍是中国翻译研究的落后。实际上, “直译”与“意译”看起来十分对立, 其实双方在立场上是高度一致的。这种立场就是“信”, 即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 所争论的不过是何种手段、谁更忠实而已。这种被中国翻译论述奉为最高目标的“原著中心主义”, 事实上恰恰是中国翻译研究落后的标志。忠实于原作, 如果作为一种应用翻译技巧的研究, 自然是可以的;如果在翻译理论的层次上将“原著中心”视为前提则早已过时, 在西方当代翻译的文化研究中, 恰恰是翻译之“背离”被视为论述的当然前提, 所需讨论的是“背离”的原因、条件、结果等。

从上述观点出发, 笔者在新世纪以后发表了一系列著述, 从方法论的角度反省了“《红与黑》事件”。因它涉及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 笔者的观点引起了翻译研究界的广泛关注。2011年, 围绕笔者的观点, 中国翻译研究界又出现一次新的讨论。这次讨论的撰文者都是学界顶尖学者, 范围局限于翻译理论。

谢天振指出:“毋庸讳言, 当稀方教授以文学史家冷隽的目光回顾这一事件并把这场大讨论的内容归结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时, 一开始不仅让当年这场大讨论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甚至让我这个这场事件的‘亲历者’都为之一震……然而冷静一想, 却又不能不同意稀方教授的这个‘耸人听闻的结论’。”[2]谢天振教授认为, 直至20世纪上半叶, 中西译界在翻译观念及其研究上确实并无太大差距, 基本上都停留在传统的译学研究范畴之内。但是进入50年代以后, 中西方的翻译研究, 特别是在译学观念方面拉开了比较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西方译学界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 而我们仍然停留在原地。

王东风也认为:“20世纪末由《文汇读书周报》所发起的关于《红与黑》翻译的那场论战, 相比较当时的西方翻译理论来说, 是落后了很多, 以至于个别术语的使用都没有和国际接轨。人家都已经在谈翻译与权力、与后殖民、与女性主义了, 我们还在谈直译与意译的问题。”王东风还提到, 连《红与黑》论争的总导演许钧先生也承认中国翻译研究在观念上落后于西方20年[3]。这表明, 从1995年到2011年, 中国的翻译研究观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作为当年“《红与黑》译本大讨论”的主角许钧, 仍然高度肯定这一场讨论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笔者当年也认为, “如此大规模的群众与翻译家、学者互动, 应该是中国当代翻译史上很值得书写的一章”。不过, 10年以后, 有关《红与黑》再一次发生讨论, 意味显然已经大有不同。我们的翻译研究者已经有了理论自觉, 中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型确乎已经开始。（《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期）

【译论】专题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