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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生去世后，我一直想写点缅怀的文字，却总觉难于措手。因为和先生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只在一些会议场合见过几次面，皆来去匆匆，所谈不多，我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因此对先生的记忆只是一些总体感觉和大致印象，所以迟迟不敢下笔。现在想来，这种感觉与印象同样弥足珍贵，它是经过时光淘洗之后镌刻在心中的印迹，永远无法抹去。1984年我在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留在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工作。由于我对建安七子有深厚兴趣，当时尚没有建安七子文集的出版，就产生整理一本《建安七子集》的想法，于是突发奇想，给傅先生写了一信，谈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傅先生的一封短信。他很赞同这个想法，但又含蓄地说，中华书局已约了其他学者在做这项工作。我收到信，庆幸这个消息来得很及时，使我避免“撞车”。这是我第一次与傅先生的书信联系。现在想来，当时给傅先生写信确实非常冒昧，自己信息闭塞，孤陋寡闻，而且在文献整理方面的知识准备其实也很不足。傅先生那时研究与行政工作都相当忙碌，还专门给一位素昧平生、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回信。随着自己年龄与阅历的增加，每想起此事，愈加感悟傅先生对年轻人的特别爱护之情。1998年10月，我参加了中国唐代文学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说来惭愧，我对唐代文学并没有特别的研究，当时之所以参加会议，主要出于一个不那么学术的“功利目的”，便是借会议之便去贵州探访花溪、苗寨与黄果树瀑布等胜地。那时，手头刚好有一篇题为《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的论文，便提交作为参会论文（后来发表在《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此行最大的收获其实不是踏访了诸多名胜，而是认识了傅先生，第一次亲承他的指教。傅先生对拙文颇为欣赏，大概因为该文是从文体学的角度，去研究唐代判文的，可能还比较新颖吧。我已记不清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我和傅先生在黄果树瀑布前第一次合影留念。那时，傅先生身体偏弱，而精神健旺。2008年12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在傅先生的建议下，我被增补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我没有参加会议）。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唐代文学研究是最为繁荣、成就最高的领域之一，以我极为有限的成果，并没有资格增补为理事。傅先生之意，应是希望我能为唐代文学研究多做一些工作，尤其是唐代文体学方面。《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书影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2000年4月，拙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一书即将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写信向傅先生求序，没想到傅先生欣然应允。我喜出望外，赶紧告诉傅先生，书稿先排印，序可以慢慢写，不必赶，等序写完之后再加上不迟。当时傅先生的腕疾已相当严重，手掌和手指都变形了，颈椎、腰椎似乎也都有问题。但他在一个多月内，便通读完这部数十万字的书稿，并撰写了一篇长序。傅先生在序末特别点明：“2000年6月中旬，北京六里桥寓舍，时当数十年来未有之高温。”我读到这段，眼前不禁浮现傅先生抱着羸弱病体，在京城酷暑中挥汗写序的场景。令我尤为感动的是傅先生在序中说：

“岸边读书记”是彭玉平教授的学术随笔集，“中国文体”微信平台曾于2014年陆续推送。这些随笔见微知著、风趣幽默。既具学术眼光，见解独到，又才思舒展，文气灵动，陆续推送时，即得到同人和读者的关注与好评。现将这一系列文章以目录链接的形式呈现给大家，方便检索和收藏。关注我们的朋友，您也可以进入“中国文体”微信平台“精品文章”栏目进行浏览。该栏目还将陆续整理“中国文体”微信平台之前推送过的文章精品，期待您的继续支持。（一）

“吴承学说文体”是“中国文体”微信平台于2014年推送的一组文章，集中体现了吴承学教授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的心得与经验，文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所谈问题也都颇具学术价值。陆续推送时，即得到同人和读者的关注与好评，现将这一系列文章以目录链接的形式呈现给大家，方便检索和收藏。关注我们的朋友，您也可以进入“中国文体”微信平台“精品文章”栏目进行浏览。该栏目还将陆续整理“中国文体”微信平台之前推送过的文章精品，期待您的继续支持。

《治学清历》是傅璇琮先生的自选集，内容主要是作者自著或主编之书的序跋，还有对现当代著名学者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的研述。该书所收文章最早写于1958年，最晚写于2009年，大致记录了傅先生50余年的治学历程，雪泥鸿迹，弥足珍贵。联系傅先生的其它著述，引发我许多思考和感慨。我以为，《治学清历》展示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清历，也是这一代学人的清历。我所说的“一代学人”，特指新中国50年代培养的学者。他们在战乱中度过少年时代，在新中国受到高等教育，走上学术之路时，又遭遇数不清的政治运动，长期处于动荡严酷的生存环境和缺乏独立与自由的学术氛围。直至上世纪80年代，这一代学者始获新生，并为中国学术界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古典文学与文献领域，傅璇琮先生堪称这一代学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51年夏天，傅璇琮高中还未毕业，就考上了清华大学。不久随院校调整，他就读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1955年，23岁的傅璇琮因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牵联而受到审查。1957年又因为参加乐黛云、裴斐为首的文人团体而成为“反党小集团”成员，被打成右派，并从北京大学调动到中华书局。直到文革结束，他才真正迎来学术的春天。1980年傅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唐代诗人丛考》，这在百废待兴、充满期待的学术界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时他已近50岁了，经过二十年的沉潜，他的学术研究真正进入佳境。看了《治学清历》，我想用三句话来总结傅先生和这一代优秀学者的学术贡献：发千古之覆，筑百世之基，开一代之风。“发千古之覆”，是借用了钱锺书先生的话。他在赠傅先生《管锥编》上的题辞有“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一语。这当然含有对后辈勉励之意，但也是确评。钱先生对于傅先生《黄庭坚与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诸书确是颇为欣赏的，他在《谈艺录》中只提到两个现代人的书，一个是吕思勉，另一个就是傅璇琮。傅先生的考据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像文史方面的福尔摩斯，擅长澄清旧说，了断疑案。其《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才子传校笺》等著作总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经过精确的考证，在唐代的作家生平与文献方面，纠正了不少原先流行多年的错误，还原历史面貌，对于唐代诗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奠百世之基”，是指傅先生等一大批学者为后来研究者打下了可靠的文献基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傅先生凭借着他的学术声望和广泛人脉，广聚海内外学人之力，出色地主编了一系列中国古籍的基本文献，出版了一大批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型书籍。比如傅先生等人率领一大批学者，积12年之功，编纂成迄今中国最大的一部断代诗歌总集——《全宋诗》。又如傅先生与顾廷龙先生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工程，所收书的总量远超《四库全书》。正如傅先生说，“《续修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配套，将构筑一座基本古籍的大型书库，中国古代即1912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齐备。”《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能站在学术发展的时代高度，反映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成为了解我国古代特别是18、19世纪近二百年间文化学术发展的基本参考”。现在走进大中型文科图书馆，就能看到这部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用绿、红、蓝、赭四色精装的1800册《续修四库全书》。它是文史学者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而随着电子化与数据库的普及，又将成为文史学者使用率最高的丛书之一。又如傅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由20多名学者合作完成，是唐代作家史料集成与考证力作，为唐代文学研究奠定相当坚实的学术基础。“开一代之风”，是说傅先生等优秀学者在研究理念和研究范式上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学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学术界为了从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大致出现两种努力的方向：一种是从西方引进大量的新理论、新方法、新名词；一种是回归本土的传统治学方法又有所创辟。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傅先生继萧涤非、程千帆先生之后，成为唐代文学研究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他们倡导摒弃浮华、崇尚实学的风气，主张考据与义理并重，文献学与文艺学相融的方法。傅先生多次提出事实是研究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宏观研究“只不过是侈谈”。但他的理想并不是单纯的实证与考据，而是于其中贯穿着历史文化意识。他在继承陈寅恪先生的基础上，运用文史互证、文史沟通的方式，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近二三十年来，这已经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学风。傅先生在治唐代文史方面，精于考据与文献，原本治学的路数较近于岑仲勉，但他一直更为推崇和向往陈寅恪、闻一多。这种现象颇耐人寻味。以我的推想，这也许正反映出他在当代学术背景下对治学理念和方法的独特追求。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固然代表古代学术的高峰，但仅回归这种传统仍不足以代表当代中国的学术理论水平。傅先生认为，考据是陈寅恪学术中“极为次要的部分”，是可以超越的；陈寅恪“难以超越之处，是他的通识，他的远见卓识”。“在唐史的范围内，具体史事的考证，众多材料的掌握，超过陈寅恪不是没有，陈寅恪却在总体上优越于他们，就因为他有涵盖面广得多的理论体系。他的文化史批评，虽然在某些材料考证上还不够精细，甚至或有疏失，但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在近现代历史学和文化学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又说：“我非常钦佩闻一多先生对于唐代诗歌所做的艺术分析，希望在继承乾嘉学派考据传统的同时，能够具有陈寅恪、闻一多先生等的通识，把考证与作家思想、创作道路、作品分析、时代背景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傅先生对陈寅恪的推崇，目的是在治学理念和学术方法上为学界指出向上一路。学者有不同境界与格局，有的是“庭间之回骤”，有的是“万里之逸步”（《文心雕龙·通变》）。傅先生之所以成为领军人物，是因为他具有卓识远见和开阔恢弘的理论气度，他在治学上从不恃己之长，轻人所短，相反，他意识到所长有可能存在所短，故在理论方法上兼容众长，不断地完善与自我超越。他有很强的全局观与学科远见。比如他“一直呼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强调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建构文学史”。他非常强调从文学的整体出发来研究唐代诗歌，提倡用编年体的形式研究和叙述文学史，提供“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从地域和群体的角度来理清唐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他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又如《李德裕年谱》与《李德裕文集校笺》虽然是文献学著作，但实际上是以中唐时代李德裕为核心，围绕“牛李党争”这条主线展开，“让读者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矛盾、政局变动，并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在具体的文献研究中，由个案的精深进入文史博通的境界。傅先生这一代学者年轻时曾生活在恶劣的学术环境中，重压之下，有的人零落，有的人枯萎，也有的人像沙漠中的胡杨树，特别顽强地生长着。这些出类拔萃者，除了特别的天赋与机遇之外，都有一种传承文化学术的使命感，这也是他们坚守的精神支柱。他们对“利禄”往往看得很轻，对学术史上的“名声”却看得很重。傅先生在为拙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所写的序中也说：“人生总是有压力的，就我个人来说，二十几岁时就承受过难以想象的政治重压，现在也还不时有一些莫名其妙或所谓世态炎凉之压，根据我早年的经验，这就需要有一种‘傲世’的气骨。我总是以为，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他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时的社会名声或过眼烟云的房产金钱。”这大概是从司马迁以来中国文人对“名山事业”所认同的一种价值观传统。正因为如此，他的学术著作往往渗透着历史沧桑、人生感悟与人文关怀。读傅先生的《治学清历》，还产生一些感慨。傅先生他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者，我们则是文革后产生的第一代学者。这两代学者都经历过文化的浩劫，都有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与理想主义色彩。傅先生说：“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我们这些学者都有一种兴奋的心情，觉得一场噩梦已成过去，我们已经失去得太多，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追回失去的一切。而我们又相信，只要靠勤奋，我们肯定会重新获得。那时国家的前途与个人的追求看来是那样地吻合，人们真纯地相信，我们应当尽自己的一点微力来奉献给这个重新给大家带来希望的美好的社会。”每读这段话，我都不禁怦然心动。这何尝不是我们这一代学人那时的心声！作为有着直接师承和学缘关系的两代学人，上一代的成果以及他们那种以学术为生命、坚忍不拔的优秀品德，一直是下一代效法的典范。当然，相比之下我们这一代学者受到政治压力与思想束缚毕竟要短暂得多，又得益于改革开放，知识结构、研究方法与眼界都有所不同，研究环境、文献资料等条件更为优越。我们的困扰恐怕不是直接来自政治的重压，而是在名缰利锁的诱惑下如何保持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这让我又想起傅先生的话：“我们这样的读书人或学者，不必有什么需求，更不必有什么做官、致富的奢望。如果有什么需求，那就应该是，自己所作的，要在时间历程上站得住，在学术行程中得到认可。”傅先生积50年的体悟之言，值得做学问的人好好回味，并深深铭记。吴承学按：此文原载《南方周末》2012年1月12日。特以此文寄托哀思，悼念敬爱的傅璇琮先生。

彭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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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文徵明曾有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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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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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番禺葉衍蘭《題羅兩峰鬼趣圖》詩云：

彭玉平城市是很多人實現夢想的地方，當然也是更多人失去夢想的地方。就是實現了夢想，也往往是以犧牲很多東西為代價的。譬如隔絕閉塞的環境讓人心也蒙昧著。看阮籍的《東平賦》怎麼說：

吴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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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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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讀甌北詩，其詩豔如雪；再讀甌北詩，其詩鑄如鐵；久讀甌北詩，大叫乃奇絕。不待鍾嶸評，先遣匡鼎說。胸中千萬卷，始得一兩篇。腳跟千萬里，始得一兩言。目中千萬世，始得一兩年。

吴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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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文/彭玉平歐陽炯《浣溪沙》詞云：“相見休言有淚珠。酒闌重得敘歡娛，鳳屏鴛枕宿金鋪。

吴承学

文/彭玉平“讀書擊劍都無謂，問名姓，差能記。”這是清代宋翔鳳《青玉案》的起筆，有點稼軒的影子。

文/彭玉平蘇軾說：“吾于詩人，無甚所好，獨好淵明之詩。”這話我信。據辛棄疾自己說，曾有“讀淵明詩不能去手”的時候，想來也是“好”的。又說：“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這話限定在“老來”，有一定可信度，但也只是“一定”而已。我一直佩服著辛棄疾，但不是佩服他能學陶淵明，而是佩服他為人為詞有股莽莽蒼蒼的英雄之氣，這是其他詞人沒有的或者少有的。而他的學淵明，反而俗套了。淵明本來就不是任何人可以學的——雖然學淵明也許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了。看看辛棄疾怎麼學淵明：“東籬多種菊，待學淵明。”“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傾白酒，繞東籬，只于陶令有心期。”“停雲老子，有酒盈樽，琴書端可銷憂。”淵明種菊，他便種菊；淵明栽柳，他便栽柳；淵明傾酒，他便傾酒；淵明活在詩酒琴書中，他便將詩酒琴書放在生活中。為了學得更逼真，辛棄疾將他的帶湖山莊裏亭臺樓閣的命名都用陶淵明的詩歌中的字詞。這學得是有點“像”，但因此相信辛棄疾說的“陶縣令，是吾師”，就輕率了。說現象可以隨便一點，下判斷便要慎重了。這就好像談戀愛可以感性一點，論婚嫁便要理性了。

文/吴承学

的話，讀著讓人同情的。但細細想來，憔悴或許是人生的常態呢。

文/吴承学对于古人作品一定要从具体语境出发才能比较准确的理解。所谓语境，包括许多内容。知人论世是理解语境的必要前提。而在具体的文本之中，除了上下文语境之外，文体的语境也相当重要。所谓文体的语境，就是作品所采用的文体，往往有特殊的写作方式。理解文体语境，也有助于理解古代作品的语意。这里试以陆机《文赋》“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二句的语意理解为例。陆机《文赋》开篇谈到作者在创作之前的准备时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认为作文之由，总归两途：一感于物，一本于学。下文说：

文/彭玉平說了洛陽少年，不能不接著說長安少年。與洛陽少年柔弱得讓人同情不同，長安少年帶著一股俠氣。《樂府廣題》曰：“漢長安少年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探得赤丸殺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簡直是專業殺手的形象，而且受人之財為人報仇，有點黑道的意思。至於殺的是該殺的是錯殺的，這裏無法給出答案了。但不用說，這種少年中肯定有惡少了。吳均《古意》詩云：“西都盛冠蓋，九逵塵霧過。中有惡少年，伎能專自得。”什麼叫“惡少”呢？按照《荀子》的解釋：“無廉恥而耆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哈，原來胃口奇佳、海吃海喝也是惡少的部分內涵啊。但長安惡少在關鍵時候很就轉變成先鋒少年了。王胄《白馬篇》云：“白馬黃金鞍，蹀躞柳城前。問此何鄉客，長安惡少年。結髮從戎事，馳名振朔邊。良弓控繁弱，利劍揮龍泉。”看來俠氣只是引導的問題。想起了最新的長安“惡少”藥家鑫了，但人家是受財報仇，藥某卻是沒有理由的濫殺。人家是騎著黃金馬，他卻開著雪佛蘭。真辜負了長安少年俠氣的美譽了。不要以為殺手少年便是面目猙獰，何遜《長安少年行》分明說：“長安美少年，羽騎暮連翩。”看來長安少年的美是力量的美，有著淩厲的銳氣和逼人的英氣。長安少年總與馬有關，可能夢中都想要一匹大宛汗血寶馬的。長安少年是馬上少年，至於他們騎著馬幹什麼去了，這是後話了。但類似“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一類的事情一定沒有少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感谢您阅读我们的文章，点击标题下方“中国文体”字样，关注我们的公共账号。或查找公众号“中国文体”及搜号码“sysuwtx”，也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请直接给我留言。如果您有精彩的文章，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与学界同仁交流，请您发送至邮箱sysuxb@163.com，我们会择期推送给广大朋友。

文/吴承学提要：王夫之认为在《采薇》诗中，“杨柳依依”是“乐景”，“雨雪霏霏”是“哀景”，提出了一种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修辞方式，但所举之例不甚切当。因为在《采薇》诗中，“杨柳”和“雨雪”其实只作为季节推移的意象，言征戍者春往而冬归，如此而已。清代大学者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对《小雅·采薇》有一段评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对于《采薇》诗的这种理解并非是他偶然兴到之言，而是他一贯的见解。在他的另一部研究《诗经》的专著《诗广传》卷三中，他又阐述说：往伐，悲也；来归，愉也。往而咏杨柳之依依，来而叹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悲愉而已矣。这些话历来脍炙人口，而“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语甚至可以说是论述艺术辩证法者所必引的经典名言。然而王夫之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见其哀乐。”此说甚高明，它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意境创造中的一种特殊方法。如在诗文中，以诗人之情和客观之景的矛盾，来反衬诗人感情，从而构成强烈的“有我之境”。比如南朝诗人江淹的《别赋》：“春草绿波，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悼亡词《浣溪沙》：“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这可以说是诗词中的“以乐景写哀”；而《红楼梦》里第九十七回写“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这个时辰，”“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这是小说家有意识的“以乐景写哀”了。然而王夫之举《采薇》为例却不妥。《采薇》是一首描写战士戍役艰苦之诗。全首分八章，每章八句。“昔我往矣”四句属末章开端。其实全诗沉浸于不可解脱的伤感之中，而结尾“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正是全诗的基调，整首诗根本找不到王夫之说的“哀景”所表现的“乐”：

文/彭玉平“山川”其實就是風景的代稱，這風景似乎是給一切人的，但又似乎只是給少數人的。黃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擇賢愚而與之，然吾特疑端為我輩設。”黃山谷說的“我輩”就是詩人這個群體了，而所謂“不擇賢愚”其實就是客觀地呈現給一切人的。黃山谷這一句話，硬是把詩人從所有人中獨立出來。有點霸道，但稍微琢磨，霸道得有理的。比黃山谷更霸道的是王國維，他在引述山谷這句話後，接著說：“誠哉是言！抑豈獨清景而已，一切境界，無不為詩人設。世無詩人，即無此種境界。”我說霸道的有理，是因為山川景物之美確實需要一雙純淨而詩性的眼睛，才能得其精神。題目中的“別眼”就是這個意思了。想起《紅樓夢》第77回寫晴雯之死的那個春天，大觀園裏好好的一株海棠居然枯死了半邊，寶玉覺得這是不祥之兆，對襲人說：“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這“得了知己”便只有期待著慧眼才能夠的。但詩人也有等級的不同，因為“別眼”也有胸襟的差異。謂予不信，請看下列三詩（句）：

文/吴承学中国古代的杂文学形态是相当丰富、相当精彩的，有的尚未为今人所了解，比如以本草和药方的形式来写作文章。本草是对于药物的性质作用的阐释，而药方本是医生治病救人的处方，它是针对病症，制定出单味或若干药物配合组成的方剂。本草、药方本来与文学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的。不过，古人却信手拈来，以本草和药方的形式写出富有情趣的文章来。唐代的张说写过《钱本草》一文，“本草”，就是中药。古代记载中药的书，多称“本草”，如《神农本草经》等，这种书多记载药的产地、形态、栽培及采集方法、药的性味与功用。张说把金钱比喻为一味药，文章说：关于金钱，晋朝的鲁褒就写过著名的《钱神论》，文中以赋体的形式尽力地描写了金钱的巨大作用：“大矣哉，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文章以愤世疾俗的眼光，刻画出在金钱社会里种种人情世态。张说的《钱本草》并不再落此窠臼，他以“本草”的方式写出金钱的种种利弊，文章虽只有近两百字，但形式上很有特点。他以“本草”的方式来写文章，在形式上确有创造性，但这种形式上的创新，与其表现对象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把金钱比喻为既可造福于人，也可以致人于死地的“药”，他的文章对于金钱正反作用的分析，显得非常有理性。唐人喜欢用本草的形式写出各种官职的特点。比如贾言忠曾撰《监察本草》云：“服之心忧，多惊悸，生白发。时义云：裹行及试员外者，为合口椒，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毒微歇。殿中为萝卜，亦曰生姜，虽辛辣而不为患。侍御史为脆梨，渐入佳味。迁员外甘子，可久服。或谓合口椒小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触之则发，亦无常性。唯拜员外郎，号为摘去毒。欢怅相半，喜迁之，惜其权也。”（《御史台记》《太平广记》卷二五五引）在唐代以“本草”形式写文章规模最大的恐怕是侯味虚（《国史补》卷下作“侯朱虚”。），他曾任户部郎，写过《百官本草》，全书已不可见了，但可以推测他是以“本草”的形式来阐明百官职能的。现在我们可以从其它著作中了解《百官本草》，如唐人张鷟《朝野佥载》中就记录了《百官本草》（《太平广记》卷二五五引，或云出《御史台记》。）中关于“御史”的“本草”：“大热，有毒。主除邪佞，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尤攻贪浊，无大小皆搏之。畿尉薄为之相，畏还使，恶爆直，忌按权豪。出于雍洛州诸县，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干硬者为良，服之长精神，减姿媚，久服之令人冷峭。”《唐书-百官志》说：“御史台LL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其责任是除邪扶正，清除腐败，平反冤案，所以必须是铁面无私，不畏权豪，此则本草便是根据御史的行政功能及处事特点而撰写的。到了宋代慧日禅师摹拟《钱本草》而写成《禅本草》一文，把禅作为一剂拯救人生的良药：“禅，味甘，性凉，安心脏，祛邪气，辟壅滞，通血脉，清神益智，驻颜色，除热恼，如缚发解，其功若神，令人长寿。”又认为“禅”还有“讲”“戒”“定”诸味。如“戒”味一则：佛教的“戒”，本是“禁制”之意，佛教有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戒律。慧日禅师的《禅门本草》（袁中道后来又作《〈禅门本草〉补》）与《钱本草》一样，都是摹拟记载中药药性的“本草”形式而写的，形式上显得相当别致，而文中的意义又是双关的。如“戒”有那么多清规戒律，要实行当然是“味辛，微苦”，但久而收益，则“回甘”了。清人张潮也用这种形式写了一篇叫《书本草》的文章(载檀几丛书余集)，文中把中国古代各种书籍比喻为各种药物。这些书籍是“四书”“五经”“诸史”“诸子”“诸集”“小说传奇”六类。我们以其中的“四书”“诸史”和“小说传奇”为例加以说明：张潮的《书本草》以形象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在古人的心眼中，古代各类书籍在传统的价值体系和知识结构中不同的地位和作用。除了本草这种形式之外，古人还别出心裁地以药方的形式撰写人生修养小品。药方式的文章与本草式文章形式上有一定联系，但又有所不同：本草式文章是以某一药性及功用为喻来撰写的，所以内容比较集中也比较单一，在艺术上往往铺陈敷写，近似于咏物小赋的写法；而药方式文章则是以多种药物的配合使用来比喻的，所以具有综合性，在艺术上也有较大的表现空间和弹性。药方式的文章其起源可能是晋人的轶闻。《晋书》卷七十五讲范宁曾患眼疾，向张湛求药方，张湛向他传授了“世世相传”的治眼“古方”：“用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观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气

文/彭玉平“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這是盛唐詩人鄭穀的詩，我看中的是“江南客”三個字。但我還是覺得漏了一個“詞”字，若是“江南詞客”多好！說“江南詞客”的目的不是為了解析某個“馬甲”，而是要說“江南”與“詞”與“客”的關係。一直覺得若沒有了江南，則詞簡直就無所依附了。白居易憶江南，最憶是杭州，其次是蘇州（吳宮），挑這兩個江南佳麗地、溫柔富貴鄉來“憶”，便是木頭也會有感覺的，何況風流倜儻的白居易！宋人李覯《遣興》說：“境入東南處處情，不因詞客不傳名。屈平豈要江山助，卻是江山遇屈平。”可見江山與詞與客要碰到一起才能起到作用，所以是江山之助，是詞體的魅力，是客人之靈性？一時竟然難以區分。蘇州的衣冠文物、人才藝文向來是聲聞於外；杭州的湖山秀麗、富庶斯文也自來令人神往。白居易說：“杭土麗而康，蘇民富而庶。”雖然是分說蘇杭，但其實可以互文的。宋代有點名氣的詞人，沒到過蘇杭的，好像只有晏殊、黃庭堅等寥寥幾位。祖籍蘇杭的不算，如籍貫蘇州的范仲淹、范成大等，籍貫杭州的錢惟演、周邦彥等，或遊學或仕宦或客寓蘇杭的詞人，你隨便說吧，一般都不會錯的。錄幾句詞在這裏。賀鑄：“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寫的蘇州。柳永：“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寫的杭州。可以一直引用到大家崩潰的。“能不憶江南？”以前總是忽略了這一句，總以為語言平易，意思淺白，沒什麼深刻的內涵或悠長的神韻。但現在我忽然讀懂了，這是多好的一句啊！好到你想什麼，就能讀出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感谢您阅读我们的文章，点击标题下方“中国文体”字样，关注我们的公共账号。或查找公众号“中国文体”及搜号码“sysuwtx”，也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请直接给我留言。如果您有精彩的文章，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与学界同仁交流，请您发送至邮箱sysuxb@163.com，我们会择期推送给广大朋友。

文/彭玉平詞以喁喁私語者最為本色，一有示人勝人之意，則必掩其質素，而出以機心者。故詞上焉者乃自叩問自解悶，自釋其心，而流露於不自知耳；其次雖自敘其意，或微見妝飾使力耳；又次則存示人、求名、出奇之想，如此則為詞之一厄也。近閱龔氏《己亥雜詩》，其十八云：“詞家從不覓知音，累汝千回帶淚吟。惹得而翁懷抱惡，小橋獨立慘歸心。”蓋以其女阿辛日日誦習正中詞，而自稱能識其微旨，龔氏感而賦此。“詞家從不覓知音”，乃填詞者正途耳，此所謂自家煩悶，不足為外人道也。然龔氏何以“懷抱惡”？以余忖之，或以詞家之心，雖幽居若素，然偶為他人悟出，亦自驚喜異常也。晚清譚獻論詞有“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之說，此既以“詞家從不覓知音”為根底，亦為讀者別開一天地耳。吾人讀詞，亦自明其心而已，若存“知音”之念，不亦妄乎！——————————————感谢您阅读我们的文章，点击标题下方“中国文体”字样，关注我们的公共账号。或查找公众号“中国文体”及搜号码“sysuwtx”，也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请直接给我留言。如果您有精彩的文章，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与学界同仁交流，请您发送至邮箱sysuxb@163.com，我们会择期推送给广大朋友。

文/彭玉平吾國文學素重地域，亦所謂江山之助者也。此觀靜安《屈子文學之精神》與劉師培氏《南北文學不同論》，可一窺究竟。地域之外，亦重少年。若合地域與少年而論，長安少年與洛陽少年乃最可注意者。

文/吴承学有些很遥远的事，突然想起来，却恍如昨日。35年前，我们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考进大学的学生，对一切都感到很新奇，也很兴奋。开学后所有新生被编进不同的连队进行军训，单调与艰苦的军训生活，也有比较轻松的时刻。在各个连队集中开会之际，都有个飙歌的程序。飙歌有如喝酒，是需要“劝”的。各个连队都有人负责“拉歌”，在他的指挥下，全连队扯大嗓门，齐声向对手发出友好的挑战和热情的邀请：

文/彭玉平吾人常言：比喻乃蹩腳之下技，此亦略似靜安所謂“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詞客讀書有日，亦嘗以為至理。近閱葉燮《原詩》，其論晚唐詩云：“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豔晚香之韻，可不為美乎！”秋乃一歲之將盡，生機漸去，江上之芙蓉與東籬之叢菊於西風之中瑟然而放，自別有一種幽豔。蓋春花爛漫之時，紛紜揮霍而形難為狀，一時竟莫辨高下矣。而此秋花孤零，逢秋氣肅殺之際，則平添一種淒豔之美。

文/吴承学一、关于《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明代有两部与文体学相关的著名文章总集，即吴讷（1372—1457）的《文章辨体》与徐师曾（1517？—1580）的《文体明辨》。这两部总集都是依体分类而选文的，他们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其所选之文，而在于它们在每体之前的文体小序。《文章辨体》的版本，常见的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据吉林省图书馆藏明天顺八年刻本影印，收入集部第291册。另有《续修四库全书》本，内集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外集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天顺八年刻本影印，收在第1602册中。“存目”与“续集”两种虽皆标“天顺八年刻本”，但实不同。两书各有漫漶处，可以互校。续修四库本的可辨度更高些，但也有一些问题，如把原版《文章辨体》卷49之11页误拼成第29卷11页（见第1602册，第651页）。《文体明辨》编成于隆庆四年（1570），徐师曾《文体明辨》自序写于万历元年（1573年），所以此书的印行当在1573年或稍后。据《中国善本书目》，《文体明辨》主要存世版本有：明万历游榕铜活字印本、明万历十九年赵梦麟刻本、明抄本、明崇祯十三年（1640）沈芬沈骐笺刻本等。现在该书最易见本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310—312册），它是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存万历年间“归安少溪茅干健夫校正、闽建阳游榕制活板印行”本影印的。这两部书的小序部分，明清以来颇受重视，多被引用采录。吴讷的《文章辨体》的小序部分还被视为优秀作品，为一些文章总集如明代程敏政《明文衡》所收录，这是很少见的。《文体明辨》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影响。日本元禄七年（1694）就有人把《文体明辨》小序部分专门辑出，名曰《文体明辨粹钞》上下两卷。（见图一）这似乎是最早把此书的小序辑录出来独立成书的，开《文章辨体序说》与《文体明辨序说》体例之先河。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元禄七年（1694）博文堂刊本《文体明辩粹抄跋》谓其小序：“始辨其体，终录其文，使人开卷一读，而知有格式，实后学之指南而艺苑之宝玉也。”。该跋语未标作者名。按前揭宽文元年（1661）本《文体明辩粹抄》二卷，乃目前可考最早《文体明辩粹抄》本，注明是野间静轩抄。元禄七年本盖是宽文元年本之重刊。该跋语称：“不佞抄缀此书而便考览，……乃叙梗概而以书诸卷尾云。”可见是抄者自跋。我们因此推测《文体明辩粹抄》跋语是野间静轩作。野间静轩是野间三竹号，其家世为江户前期幕府医官，本人亦为儒医，善文，富藏书，编撰有《群方类稿》、《古今逸士伝》、《望海录》、《俗语录》等。1962年，于北山、罗根泽先生分别从《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抽录出其中论文体的内容，校点而成《文章辨体序说》与《文体明辨序说》，两书合集出版。该书出版至今已整整50年，影响极大，成为文体学研究最重要、最基础的文献之一。而吴讷《文章辨体》与徐师曾《文体明辨》两本书在当代学界之流传与影响，很大程度得力于《文章辨体序说》与《文体明辨序说》。1982年，我读研究生时，就购了这本书，当时书价0.62元。屈指而数，这本书，我已经读了三十年了。它是引领我走入中国文体学研究的主要入门书籍，也是我案头必备、时时翻检之书，我对于、罗二先生充满敬意与感激。正因为喜欢这本书，读得较多，较认真，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些想法，虽为吹毛求疵，意在锦上添花。献疑数则，不敢自是，希望向前辈与同行请教。二、关于《文体明辨序说》二书的书名中国古代分体编次的文章总集在其目录、序例、卷首或每体之前附有简述该文体渊源流变以及体制的小序或题解，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体学研究形式或者可称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殊文体。事实上，古人对这种形式并没有统一的名称。近几十年来，学术界习惯把文章总集的文体小序称之为“序说”。这种名称是出于《文章辨体序说》与《文体明辨序说》这两部书的。这两书书名，是校点者自拟的。“序说”二字，也是校点者加上的。那么，明清人是如何称呼这种被今人命名为“序说”的批评形式呢？现在根据各种材料，可以肯定，无论是当时的总集编纂者、读者还是目录学家，都称《文章辨体》文体小序为“序题”，而非“序说”。吴讷在《文章辨体·凡例》中谈到该书：“始于古歌谣辞，终于祭文，每体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共为五十卷。仍采先儒成说，足以鄙意，著为序题。录于每类之首，庶几少见制作之意云。”（见图二）吴讷这里明确地说，他在前人基础上，加上补充而“著为序题”。吴讷在《文章辨体》卷十三《柏梁诗》一诗的按语中也提到关于此诗：“说见‘序题’”。即关于《柏梁诗》在“序题”中已有论及。查“七言”一体的序题首句即：“世传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台》体。”这也是吴讷再次确称这部分论文体文字为“序题”的明证。为此书作序者亦称此形式为“序题”。明人彭时《文章辨体序》也称：“‘辨体’云者，每体自为一类，每类各著序题。”其他著作编纂者亦称文体小序为“序题”。明人程敏政《明文衡》卷56“杂著”特收《文章辨体序题》。另外，明代唐顺之《荆川稗编》卷75“文艺”四收录《文章辩体序题》。当时作家对此也称为“序题”。明代叶盛《菉竹堂稿》卷8《书后》:“《文章辨体》……吴思庵先生之所编也。始于古歌謡辞，终于祭文。每体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每类有序题，略叙制作之意。”目录学家也称为“序题”。清人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卷四之三集部：《古文辨体》50卷外集5卷：“明海虞吴讷编辑……名曰《文章辨体》。每体自为一类，每类各著序题，原著作之意而辨析精确。一本于先儒成说，使数千载之文体正变高下，一览可以具见。”以上诸例可证，无论是当时作者还是论者、目录学家，都称《文章辨体》的这种形式为“序题”。本人认为，于北山、罗根泽先生对“序说”的命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对自己整理的书籍是可以自行命名的。但是，如果本着尊古存古之意，尽量保持古书的原始语境，按名从主人的惯例，则文章总集中此类文体小序，似以采用作者之自名即“序题”为好些。三、关于《文章辨体凡例》校点《文体明辨序说》第九页《文章辨体凡例》首则云：文辞以体制为先。古文类集今行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六十卷、姚铉《唐文粹》一百卷、东莱《宋文鉴》一百五十卷，西山前后《文章正宗》四十四卷、苏伯修《元文类》七十卷为备。然《文粹》、《文鉴》、《文类》惟载一代之作；《文选》编次无序，……不足为法。独《文章正宗》义例精密，……然每类之中，众体并出，欲识体而卒难寻考。故今所编，始于古歌谣辞，终于祭文，每类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共为五十卷。仍宋先儒成说，足以鄙意，著为序题，录于每类之首，庶几少见制作之意云。近年出版的《历代文话》第2册第1587页，所校此则亦完全相同。此则凡例中，“每类自为一类”句语意不通，今复校原版（见图二），此句应为“每体自为一类”，为校点者一时笔误所致。“仍宋先儒成说”一句，校点者在“宋”字之下，特加一横线，表示时代，即宋代。语意似乎可以理解，“宋先儒成说”可以理解为上文所提到的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义例精密”，但是，从文气来看，“仍宋先儒成说”一语，缺少一动词，似不成语。而且，徐师曾所说的“先儒成说”见于“序题”，而序题所引用，含历代文体学之史料，内容甚广泛，绝非仅引“宋先儒”之成说，故甚为可疑。今再核校《文章辨体》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和《续修四库全书》本，则此语应为“仍采先儒成说”（见图二）。“采”字因迹模糊，形近而被误读为“宋”，导致释读困难甚至对原意引起误解。四、关于“制诰三公”《文体明辨序说》第114页“制”：按颜师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书，谓为制度之命也。”蔡邕云：“其文曰制，诰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迁书，文亦如之。其徵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官，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此汉之制也。（第114页）徐师曾所引蔡邕语见《独断》卷上。蔡邕这段话历来多有误解。如郝经《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上上引此文，“蔡邕《独断》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又清代《御定渊鉴类函》卷一百九十七“制诏”条亦如此断句。然至“其文曰制诏”而止，这样断句最明显的错误就是后面“三公”一词被遗落了。《文体明辨序说》则把蔡邕的话断为：“其文曰制，诰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粗粗看起来，“其文曰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种文体就叫制。“诰三公”一句，字面上看也是合理的。但是，这样断句是把“文”理解为文体。而在这个语境里“文”其实不是指文体，而是指其文章开头的内容。《独断》对于典章制度的记载相当重视可操作的实际格式，这是它的特点。我们首先从内证来看，《独断》有类似的句子：“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这里“其文曰”的“文”是指其文章的开头格式，而不是指文体名称。此句我们不能断为“其文曰告”。所以“其文曰：‘制诏三公’”也是一样的，是指制文的开头格式。这一句应该标为：“其文曰‘制诰三公’”。当然，如果不了解当时诏书体例的话，“制诰三公”听起来是有点别扭的。“制诰三公”是何意思？先说“三公”，秦汉时以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合称三公。皇帝的制先通知三公，由三公去具体执行。“制诰三公”的“诰”是动词。其意是本制书下达到三公，由三公办理。这近乎现代的上级发文批示，说明此件下达到某部某人处理。我们再看看汉代皇帝文书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了。《汉书·文帝纪》，文帝即位后大赦天下，其文曰：“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就是“制诰三公”的具体文本。制书当然也不一定由三公同时执行，有些也可以由三公之中的一位来执行。如《汉书·萧何传》景帝二年：“制诏御史……”。《汉书·刑法志》第三：“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可见“制诏三公”是一种当时的公文格式，四字相连，似不宜中断。五、对“斜冗名”的理校《文体明辨序说》第161页“杂名诗”说：按诗有用建除名者，有用星宿名者，有用道里名者，有用州郡县名者，有用斜冗名者，有用姓名者，有用将军名者，有用古人名者，有用宫殿屋名者，有用船车名者，有用药草树名者，有用鸟兽名者，有用卦兆相名者，古集所载，仅见数端。然推而广之，将不止此。徐师曾在“杂名诗”中赫然列出“斜冗名”之诗。从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版本看，都相当一致，确然都是“斜冗名”。日本学者辑录的《文体明辨粹钞》也钞录作“斜冗名”。所以当代学者整理该书此段话皆按原文，如《文体明辨序说》与《历代文话》本皆为“斜冗名”。这种忠实于原文的整理，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似乎还可以做得更好。在文献释读时有些现存版本中出现文理不通之处，需要我们超越有局限的具体文本，在更宽阔的学术背景中加以梳理、研判和论断，甚至需要运用合理的学术想象力。此处“斜冗”明显不成文理，考之中国古代杂名诗，绝无“斜冗名”之诗。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文体学文献来考察，就可以断定：“斜冗名”应为“针穴名”。《野客丛书》卷17“鸟名诗”条说：“不但鸟名也，如兽名、歌曲名、龟兆名、针穴名、将军名、宫殿名、屋名、车名、船名、树名、草名，率皆有作。”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针穴名，右据医家《明堂》所载。”按“针”之繁体为“針”与“斜”相近，而“穴”字古代可书写为此亦为“冗”字的异体。此应为手民刊刻时因形近而误，而各种版本未加考辨，沿袭其误。判断“斜冗名”为“针穴名”，并非仅仅是情理上的推测，还有更重要的内证。《文体明辨》附录卷二“斜冗名”一体所举之诗例如下：金推五百里，日晚唱归来。车转承光殿，步上通天台。钗临曲池影，扇拂玉堂梅。先取中庭入，罢逐步廊回。下阙那早闭，人迎已复开。（《四库存目丛书》312册第534页）此诗为梁萧绎所作，其特点便是把一些针穴名镶进诗中。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56、明代冯惟讷《古诗纪》卷80收录此诗，都题为《针穴名诗》。此可为确证。故此处似可出校记，指出“斜冗名”应为“针穴名”之误。此外，书中还有一些笔误。如《文章辨体序说》第49页“问对”体有“至于班固之《宾戏》、张衡之《应问》”一句话，其中“《应问》”应为“《应间》”，此乃形似而误。______________________感谢您阅读我们的文章，点击标题下方“中国文体”字样，关注我们的公共账号。或查找公众号“中国文体”及搜号码“sysuwtx”，也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如果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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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國文體”微信平台即將連載彭玉平教授《岸邊讀書記》。該系列文章是彭教授日常讀書所得，議論精當嚴謹，文筆揮灑自如，值得大家期待。文/彭玉平劍氣簫心，乃言說定庵者之常語也。然此非後人故作峻語，乃定庵自道也。道光癸未（1823），定庵賦《漫感》詩云：“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簫劍並提，或始於此。何謂簫？亦如簫音婉轉之幽怨也；何謂劍？亦如劍氣慷慨之壯心也。懷劍氣者，必不屈之壯士也；擁簫心者，亦必纏綿之文人也。無劍氣，則簫心無力也；無簫心，則劍氣乏韻也。合簫劍以為懷者，乃真正之士大夫也。若定庵之劍氣，固為世人習知。謝氏章鋌云其“恃才跅弛，狂名甚著，氣倍人前，言語震四壁”，此皆為外泄之劍氣也。其句亦有風雷之聲，若“高吟肺腑走風雷”、

编者按：“中国文体”微信平台即日起将推出“吴承学说文体”专栏，集中刊载吴承学教授多年来研治中国文体学所取得的心得与感悟。所选文章深入浅出地阐释了该领域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颇具学术价值，值得品读。文/吴承学最近遇到一件颇感为难的事。我校英文主页改版，需要各研究机构提供英文名称。我负责一个叫“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机构，当然也要提供英文名称。但是，请教了许多专家，包括中英文教授，都觉得困难，因为没有哪一个英语单词可以和“文体”一词对译。后来，有关部门另请专家翻译，把“中山大学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翻译成：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