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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宁，羌族，甘肃陇南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民族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西藏夏尔巴人、僜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研究”（项目号：2018VJX06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深度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项目号：19ZDA172）；西藏文化传承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西藏民族大学）项目“西藏生态移民与精准扶贫关系的实证研究”（项目号：XT－WT2018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振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摘要】通过对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竹简《葬律》的解读，并结合西汉时期列侯墓葬实例及文献记载，发现西汉早期确实存在一套律文所见的丧葬制度，且列侯葬制在西汉中晚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关键词】西汉；《葬律》；列侯；葬制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早期（文帝末年～景帝）墓内出土了一批简牍，共有竹简2137余枚，内容分质日、日书、书籍、算术与法律等几大类。法律简中有一种为《葬律》，系首次发现。发掘简报公布了部分法律简的照片，其中有五枚简文前后相连，是《葬律》中有关彻侯（列侯）级别的丧葬条文。彭浩对《葬律》做了考释，高崇文亦撰文讨论相关祭奠之礼。为便于论述，本文抄录彭浩对《葬律》简的释文如下：葬律彻侯衣衾毋过盈棺，衣衾敛束。㡃（荒）所用次也。其杀：小敛用一特牛，棺、开各一大牢，祖一特牛，遣一大牢。棺中之广毋过三尺二寸，深三尺一寸，袤丈一尺，厚七寸。椁二，其一厚尺一八寸；臧椁一，厚五寸，得用炭。㕡（壑）、斗、羡深渊上六丈，坟大方十三丈，高三丈。荣（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重园（？）垣之，高丈。祠（？）舍盖，盖地方六丈。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不（罘）思（罳）。关于西汉列侯墓葬的考古发现，《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基本认定的共有15座，其中西汉早期墓12座，西汉中期墓1座，西汉晚期墓2座。近十余年，除了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家族墓地和莲花罗汉山汉墓外，在西汉都城长安以南、以东还发掘了多座西汉列侯墓，如西安市南郊凤栖原8号墓、25号墓和北里王1号墓、2号墓，西安市东郊石家街汉墓和栗家村1号墓、2号墓等。此外，在景帝阳陵东部的陪葬墓区内也发现有列侯墓。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对简文所见西汉早期列侯墓葬制度加以探讨，并略述西汉中晚期列侯墓葬制度的一些变化。一、西汉早期列侯墓葬制度从《葬律》有关列侯的条文可以推知，西汉早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内容较为详备的墓葬等级制度，这套制度总体上按照由内向外的顺序记录：如地下部分由衣衾到棺（包括馆饰）、椁（重椁）、积炭，再到墓坑；地上部分由坟丘到墓园（包括门、阙、罘罳）和祠舍。（一）地下部分1.棺椁棺椁方面主要是规定了棺的大小、厚度与椁的厚度，还有用炭问题，对于棺的材质、颜色、花纹、重数以及椁的材质、大小等没有涉及。按西汉一尺约当今23.1厘米对《葬律》所载各种尺寸进行换算，列侯之棺长约2.541米，宽约0.739米，高约0.716米，棺板厚约0.162米（棺中之广毋过三尺二寸，深三尺一寸，袤丈一尺，厚七寸）；二重椁之内椁厚0.231米，外椁厚0.185米（椁二，其一厚尺，一八寸——作者句读）；外藏椁厚0.116米（臧椁一，厚五寸）；椁外积炭（得用炭）。在已知西汉早期列侯墓中，除用一棺一椁外，还有用多重棺椁，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3号墓等。在多重棺椁墓中，椁多为二重，可分为内椁和外椁；棺则有二重（马王堆2号墓）、三重（马王堆3号墓）和四重（马王堆1号墓）之别，因此，律文所言之棺，当指直接盛放墓主尸体的内棺。一棺一椁墓中的椁，应视同二重椁墓的内椁。另有所谓“臧椁”，从律文的行文次序和文意推测，可能是指墓葬的外藏椁。西汉列侯墓中棺椁保存完好者甚少，大多仅存残迹或部分板材。关于棺（内棺），马王堆1号墓四重棺的内棺长2.02米，宽0.69米，高0.63米，棺板厚0.095～0.13米；马王堆2号墓二重棺的内棺长2.65米，宽0.7米；马王堆3号墓三重棺的内棺长2.14米，宽0.72米，高0.67米；陕西咸阳杨家湾5号墓的棺长3.1米，宽1.65米，壁厚0.18～0.2米，盖厚0.08米。马王堆三座墓内棺之长、宽、高和厚度，基本都在律文规定的尺寸范围内，只有2号墓内棺的长度（2.65米）大于律文尺寸（2.541米），但考虑到律文尺寸应指棺内净空间的尺寸，所以，若减去棺板的厚度，其内棺之长也符合律文规定的尺寸。总之，从马王堆汉墓保存较好的棺木实例看，西汉早期列侯墓所用之棺当是受到了一定的约束，至于内棺以外的其他棺木，有的也在律文尺寸范围内，有的则明显比律文尺寸大出不少，尤其是棺的宽度和高度；咸阳杨家湾5号墓的木棺尺寸远大于律文，可能与此墓墓主身份特殊有关。关于椁，咸阳杨家湾5号墓椁壁厚0.16～0.18米，顶厚0.07～0.1米，底厚0.25米；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椁底厚0.22米，2号墓椁底厚0.23米；马王堆1号墓外椁壁厚0.26～0.27米，内椁厚度不详；马王堆2号墓外椁侧壁厚0.26米，底厚0.20～0.21米，内椁底厚0.20米；马王堆3号墓外椁壁厚0.195米，底厚0.19米，顶厚0.195米，内椁顶厚0.195米；湖南沅陵虎溪山1号墓主椁室第一、二层底板厚0.22米。可以看出，不管是内椁（单椁之椁）还是外椁，也不管是椁壁还是椁顶、椁底，其厚度除杨家湾5号墓椁底和马王堆1号墓、2号墓外椁外，大多都在律文尺寸范围内或接近律文尺寸。关于椁外积炭，在咸阳杨家湾4号墓、5号墓，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西安栗家村1号墓，阜阳双古堆1号墓、2号墓，长沙马王堆1～3号墓，沅陵虎溪山1号墓内均有发现，可以说是西汉早期列侯墓的一种普遍做法，与律文正相符合。至于外藏椁，在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的墓道和沅陵虎溪山1号墓的墓道与墓室内设置有1个或多个放置器物的椁箱，在江苏徐州簸箕山3号墓的墓外设置有一个陪葬坑，在咸阳杨家湾4号墓的墓道内和墓外设置有多个耳室或陪葬坑，这些都应属于外藏椁。总之，西汉早期列侯墓多设有一个或多个外藏椁，但惜墓葬资料公布不详，无法了解其厚度。咸阳杨家湾4号墓设置了十多个外藏椁，应与墓主的特殊身份有关，或者得自皇帝的恩赐。2.墓坑西汉大型竖穴土坑墓一般是由斜坡墓道和墓坑组成，墓坑深度的算法应有两种。其一在西汉早期，墓葬延续先秦旧制，墓道一般只通至椁室的某一高度，墓坑深度即指墓坑口至椁室上盖间的距离，也即墓坑与墓道的深度相同，因此彭浩认为“㕡（壑）、斗、羡深渊上六丈”中的“㕡（壑）”指的是墓坑（“斗”和“羡”与墓道有关），其深度依律文约当今13.86米。其二若墓道直通墓坑底部，则墓坑的深度即是坑口至坑底的距离。咸阳杨家湾4号墓的墓坑口至坑底深24.5米，至墓室口深约20米；杨家湾5号墓的墓坑深17.25米，坑口至墓室口深14米。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的墓坑深约18.55米。西安栗家村1号墓的墓坑深约19米，坑口至墓道底深约18.6米；栗家村2号墓的墓坑深约13.6米，坑口至墓道底深约13.2米。长沙马王堆1号墓的墓坑深16米，墓道底与墓坑底相距3.5米，高于椁顶0.7米，由此推知坑口至墓道底深约12.5米，至椁顶深约13.2米；马王堆2号墓从发掘报告附图测得墓坑深约15.8米，因墓道底高于墓坑底2.02米，则坑口至墓道底深约13.78米；马王堆3号墓的墓坑深10.3米，墓道底高于墓坑底3.1米，高于椁顶盖板0.4米，则坑口至墓道底深约7.2米，至椁顶深约7.6米。沅陵虎溪山1号墓的墓坑深约12.97米。杨家湾5号墓、栗家村2号墓与马王堆1号墓、2号墓的墓道均未通至墓坑底，其墓坑口至椁顶或墓道底的距离在12.5米至14米；沅陵虎溪山1号墓的墓道直通墓坑底，其墓坑深约12.97米，这五座西汉早期列侯墓的墓坑深度与律文是大体一致的。马王堆3号墓的墓道未通至墓坑底，坑口至椁顶或墓道底的深度远低于律文尺寸，可能与墓主身份不及列侯有关；杨家湾4号墓、栗家村1号墓（墓道未通至墓坑底）和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墓道通至墓坑底）也属于西汉早期墓，但三墓的墓坑深度为18.55～20米，显然超过了律文的约束范围，考虑到这三座墓均位于都城长安附近，其墓坑较深，可能存在一些特定的原因。（二）地上部分1.坟丘依律文“坟大方十三丈，高三丈”，列侯墓的坟丘应为方锥体，亦即所谓“覆斗形”，其底部边长约30.03米，高约6.93米。从墓葬实例看，咸阳杨家湾4号墓坟丘应为覆斗形，残长20米，宽15米，高4米；杨家湾5号墓覆斗形坟丘的底面积有400余平方米，若视为方形，则边长约为20米。长沙马王堆1号墓坟丘残高4米；马王堆2号墓坟丘底径31米，高5米，依发掘报告的描述似为圆形（椭圆形）；马王堆3号墓坟丘残高3.2米。这些西汉早期列侯墓的坟丘形状多为方形，也有圆形或椭圆形，方形者底部边长都在30米以内，圆形者直径亦在30米左右，坟丘高度均在6.93米以内。唯阜阳双古堆两座汉墓的“原封土”高出地面约20米，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60～70米，但此“原封土”尺寸并非实测，应为追述，在发掘前其高度仅剩4米余。总之，西汉早期列侯墓的坟丘，不管是底部边长还是高度，都与律文不相矛盾。2.墓园与祠舍依律文“荣（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重园（？）垣之，高丈……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不（罘）思（罳）”，列侯墓园应有两重垣墙（重园），外墙（中垣）东西长103.95米，南北宽97.02米（周长应为401.94米），高2.31米，墙上辟门，门外立阙，墙四角建有不（罘）思（罳）。律文还涉及祭祀类建筑，“祠（？）舍盖，盖地方六丈”，可解读为祠舍（祠堂）为方形，以顶部（约当建筑遗址散水中部）为准，边长约13.86米。现阶段还没有可供对比研究的西汉早期列侯墓园与祠舍资料，西汉中期列侯墓园与祠舍情况详见后文。综上所述，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法律简《葬律》的时代较为明确，是有关西汉早期丧葬礼制的重要文献。通过与考古发现的西汉早期墓葬实例进行比对，就列侯级别墓葬而言，不管是地上（坟丘）还是地下（墓坑、棺椁）设施，其实际规模（大小、高低、深浅、厚薄）与律文规定大多不相矛盾，说明西汉早期确实存在一套律文所见的丧葬制度，为我们研究西汉墓葬等级制度提供了难得的标尺。同时，我们也可看到一些墓葬的某个方面超出了律文的规定，其原因可能与墓主身份特殊有关，或是得自朝廷的恩赐，这也许是任何礼制都无法绝对避免的现象，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汉书·高帝纪下》曰：“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汉书·礼乐志》曰：“以（叔孙）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刘向因是说上：‘……初，叔孙通将制定礼仪，见非于齐鲁之士，然卒为汉儒宗，业垂后嗣，斯成法也。’”“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这些记载说明汉初叔孙通曾经制定了一套礼仪制度，其中应有丧葬之仪。《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曰：“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通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乃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到了文帝时，贾谊又定礼仪，《汉书·礼乐志》曰：“至文帝时，贾谊……乃草具其仪，天子说焉。”《汉书·贾谊传》曰：“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汉简葬律，或与叔孙通所定、贾谊所更定的仪法有关。西汉列侯墓葬的诸构成要素，如地下的墓坑、棺椁和地上的墓园、坟丘、祠堂等，在文献史籍中也有所记载。二、西汉中晚期列侯墓葬制度的变化任何制度都存在一个发生、变化和消亡的过程，西汉丧葬制度也不例外。上述《葬律》应是西汉早期制定的礼仪制度中的一部分，到了西汉中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丧葬制度也会有所损益。这里以列侯墓为例，略陈一二。（一）地上部分1.坟丘西汉早期竹简《葬律》记载列侯坟“高三丈”，但《周礼·春官·冢人》郑注曰：“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郑注所引“汉律”或即西汉中期以后的葬律。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属西汉中期，其坟丘虽然仍为覆斗形，但高约7米，西安石家街汉墓坟丘残高也有7.5米，均已略超西汉早期“高三丈”的律文尺寸，或可反映出丧葬制度从西汉早期到中晚期的继承与变化。2.墓园考古发现保存比较完整的西汉中期列侯墓园有两处，一处是西安凤栖原8号（富平侯张安世）墓园，用壕沟围成，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约195米，南北宽约159米；另一处是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园，用垣墙围合，略呈梯形，周长868米。二墓园均只有一周垣墙或壕沟，规模都远超西汉早期《葬律》的规定，似可说明西汉中期已使用新的葬律。3.祠舍墓葬实例同上。张安世墓东有一方形建筑，边长19米，即为祠舍；刘贺夫妇墓南分布有一组建筑，F1、F2东西并列，F1呈方形，边长约10米，应为祠舍（发掘简报指为寝），F2呈长方形，东西约14米，南北约10米，或为寝（发掘简报指为祠堂），在这两个建筑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座附属建筑（F13、F14）。张安世墓祠舍的规模远大于西汉早期《葬律》的规定，刘贺夫妇墓南除祠舍外，或另有寝及其他附属建筑，这些情况均可说明西汉中期葬制的变化，而方形祠舍的建筑形制又可视为西汉早期葬制的延续。（二）地下部分1.棺椁刘贺墓使用两重棺，其中内棺长2.71米，宽0.87米，比马王堆2号墓的内棺略大，与西汉早期《葬律》基本符合。关于外藏椁，刘贺墓是在墓外设有一个陪葬坑，张安世墓、西安石家街汉墓是在墓道内和墓外设有多个耳室或陪葬坑，这两种情况均见于西汉早期列侯墓。另外，西汉中期列侯墓已出现砖椁和砖室。砖椁如河北邢台南郊汉墓、张安世墓和西安石家街汉墓，后二墓在砖椁与木椁之间还有积炭。砖室如西安凤栖原25号（张安世夫人）墓，西汉晚期的西安北里王1号墓、2号墓也是砖室墓。由于源自先秦时期的竖穴木椁墓传统遭到破坏，棺椁制度必然随之改变。2.墓坑刘贺墓深约8米，其墓坑较浅或与当地的地下水位较高有关。西安北里王1号墓残深9.5米，推测原深约14米，与西汉早期《葬律》基本符合。张安世墓深约15米，略大于《葬律》的规定。总之，西汉中期以后，如墓坑深度、棺木尺寸（或有积炭）及外藏椁等属于墓葬地下部分的内涵，与西汉早期《葬律》的律文仍保持着一定的连贯性；同时，由于砖椁和砖室的使用，棺椁制度必然会发生变化。就墓葬地上部分的诸要素而言，如坟丘增高、墓园变大及祭祀类建筑增多等，虽然作为例证的刘贺墓和张安世墓具有某些特殊性，也可大致反映出列侯墓地上设施规模扩大这一变化趋势。汉简《葬律》对西汉列侯墓葬诸要素做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这提醒我们在考古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发掘及测量的精细度。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华夏考古》2022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主

【作者简介】程美宝，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教授。【内容提要】上海自开埠以来，吸引了大批来自广东的商人，他们在沪上陆续建立起各种同乡、同业和其他文娱组织，赞助举办各种粤剧、粤乐和粤曲活动。1920—1930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一方面吸纳了其他剧种和音乐文类的特色而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其本来不一定十分明显的地域标签，也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中得到强化。当时粤乐的创作和实践活动，更是在一个探索何谓“国乐”的大语境中进行的。此外，在上海兴起的时代曲，也为粤曲注入了新的调子，至30—40年代，新兴的国语时代曲被大量地引进粤曲之中；而粤曲的粤方言特色，也在这个时候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从20—30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的发展可见，近代中国“地方文化”的特性，往往是在一个跨地域的情景中塑造和凸显的。【关键词】粤剧；粤乐；粤曲；粤商；上海

【作者简介】李路，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李沛新，广西广播电视台，教授、博导，法学博士。【基金项目】广西师范大学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研究生创新项目（ZX20200220）。【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学前儿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面向学前儿童多元一体生活世界的教育文化选择，是促进学前儿童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公平使命。学前儿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逻辑在于：认知维度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官体验与思维形塑，情感维度上爱国情感的道德垂范、理智满足与审美教育，行动维度上民族团结实践意志的导引。【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前儿童；教育文化；教育公平；实践逻辑一、问题的提出

【作者简介】谭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人类学博士后。【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集市与武陵走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21CMZ013）。【摘要】民族走廊上的乡村集市既是物资交换和人群流动之地，也是多民族文化互动及地方性知识形成的特定场域，彰显出作为通道的民族走廊连接不同民族和文化板块的功能特性。位于武陵民族走廊上的众多乡村集市作为历史上中原出入西南地区的驿站，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构建了互嵌式经济文化网络。其中的民俗谱系是各民族成员基于生产生活需求对物资的功能性转化、文化的选择性采借和社会结构的能动性发展，呈现出流动性与稳定性、多元性与共融性、民族性与地域性、中心性与边缘性、象征性与功能性并存等多元特征。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民俗谱系不仅是各民族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记录，也是社区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载体。【关键词】民族走廊；乡村集市；民俗谱系；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简介】谢崇安，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基金项目】本文是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0XMZ014)阶段成果之一。【摘要】本文对西汉南越国墓出土的三则存疑的铭刻文字作了新的论证。作者认为:“家啬夫”是主管王侯国内部家事和各种经济事务的家官，它相当于县级政府的“县啬夫”职官；南越王墓出土的“泰子”印章，可说明墓主生前曾被立为太子；“秦后”铭文可证明墓主身份就是南越国苍梧王的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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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时代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民族志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开放。它在文体和风格上更开放，对话体受到青睐，修辞具有了正当的地位。它被人类学之外的更多学科所借重，其中，教育民族志、科学技术民族志(拉比诺

共同关注民族学与人类学进步的新田野，共同讲出民族学与人类学的中国新故事，共同发出民族学与人类学响亮的新声音！共同圆好民族学与人类学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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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对西藏的了解，也许在专业领域不如专门家，但是涉及面广。相对文学家来说，我多了一个自然科学的背景，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我又多了一些文化上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做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比较自信。

罗：所以您提出民俗志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书写，地方民俗志的编写应以“标志性文化提领”，这很有新意，而且率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尝试这种民俗志的编写。请您谈谈这种新型民俗志的写作特点和在门头沟的实践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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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族际政治和谐治理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都是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但是纵观中外历史，可以看到族际政治和谐治理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手机媒介作为一种新的载体，对高校思政课堂的形式完善可以更好的使得课堂教学适应大学生“朝气蓬勃、好学上进、视野宽广、开放自信”的新特点。

Lasswell，后文简称拉斯韦尔）194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到的“5W”模式来进行识别，具体是指谁（who）对应了自媒体信息的发布者对信息的控制分析研究；说了什么（Says

、有益的信息，也有反动、迷信、黄色、违背马克思主义理念的信息内容。大学生对这种不良信息的辨别能力较弱，导致很多不利于和谐的信息内容的传播，无形中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

岁开始进入清真寺接受经堂教育，整个小学教育期间每天晚间坚持到清真寺学习阿文及宗教相关知识。另外，清真寺有幼儿班、小学班、初中班、男女老年班，基本每天晚间开设相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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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球范围内看，各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共政策（主要表现为民族政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种典型的民族政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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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后现代主义观点的论者并非是只破不立的“破坏主义者”，在对词物分离术加以批判之后，其中一些也设计出若干具有建设性的民族志计划。这些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为三个人物所代表，他们是克利福德（James

这个地球上，真的存在一个有父亲称谓，但是人们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的爷爷的社会吗？！“ada”不在社会血亲性禁忌之列，这也是当个体的“ada”无人知道时，任何人都不以为意的根本原因。

满族人如果没有儿子且丧失劳动力的人家也招养老女婿。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多在十二、三岁时就招来一名十八、九岁的男子，到家里干活，等女子长到十八、九岁时即可成亲。养老女婿对女方家财产享有继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