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刘苗苗：情感的更新和技巧的锤炼，都是一生一世的事
“技巧的锤炼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感的更新更要一生一世。我的路很宽，却又很窄。未来的作品取决于未来的命运，如果我苍白的活着，也就再也没有鲜活的创造。”
——刘苗苗
在电影《红花绿叶》即将上映之际，我采访到喜欢了很多年的“第五代导演”刘苗苗。1993年，刘苗苗第一次回到家乡，在宁夏西海固隆德县拍出了第一部代表作《杂嘴子》。时隔25年后，如今她再次回到故土，在西海固西吉县完成了最新作品《红花绿叶》。
《红花绿叶》海报
“今天下午的时间都给你们。”这是苗苗导演坐下来和我们聊的第一句话。这句话，这份信任，让我和搭档小树瞬间少了许多紧张和忐忑，多了份意外和幸福。导演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如此地慷慨和毫无保留。
苗苗导演留着干练的寸头，几乎都白了。她的声音细腻柔软，很容易让人沉浸，即便是长时间的对话，也不会觉得累。她说话时候，目光灼灼、语速缓慢、调理清晰，把往事与今朝的点滴向我们娓娓道来。聊到动情处，比如回忆起某一首老歌，她甚至会哼唱几句，随和率性。
访谈中，我们惊讶于苗导的记忆力。时隔多年，回溯往昔，她不仅清楚记得所提到的每一位人物的名字，还能如数家珍般地讲述每一位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如同发生在昨日般清晰地刻在她的脑海。
《红花绿叶》预告片
于是，那一整个下午，我们跟随苗苗导演的讲述，仿佛穿越时空，进入了她的电影世界。
01
时间拨回到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高考招生，很多人的命运都因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张艺谋凭借非凡的摄影天分和才华，超龄6岁被破格选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以旁听生的身份进行学习；出生电影世家，彼时还是北京印刷厂工人的陈凯歌考取北大中文系失意，继而转投北电导演系；出生艺术世家的田壮壮，经过从小的艺术熏陶与军营七年摄影学习，很顺利考入电影学院；本来打算报考表演系的胡玫，转投导演系，意欲拍出更多的好电影，实现理想……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级合照
这一年，年仅16岁的高中生刘苗苗和他们成为了同学，成了北京电影学院78级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生长在信息和交通闭塞的西北边陲小县城，能考上北电，连苗苗自己都觉得神奇。“你想想，当时没有网络，所有简章都得靠人工寄送。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居然能寄到我们县的文教局，我居然真的收到了。”
高中时候，相比于让人头疼的数理化，苗苗更擅长语文和作文。语文考试时候，苗苗经常会给一位姓乔的同学传小纸条。这位乔同学可不简单，在当时可谓“神通”。“我记得她当时很骄傲的，因为她的爸爸是卡车司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卡车司机走南闯北，运输各种各样的物资，还能够接触到大量信息资讯，大家都觉得很厉害。”
正是这位乔同学，给苗苗带来了当年北电招生的第一手消息。“有一天，她忽然指着一张《人民日报》里一个小豆腐块文章，跟我说，‘这个不用考数学哎，只考政治语文。你文科那么好，还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长，你快去考吧！’”
最初，看到招生简章的苗苗是犹豫的。“我其实想考表演系，可觉得自己不漂亮，身高也不够，没有任何优势能考上。那就只能考导演系。”苗苗心里打了退堂鼓。这时候，有一位老师，给了苗苗莫大的鼓励和帮助。
这位名叫邬明朗的老师，是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当时才三十多岁。他会拉小提琴、会唱歌、会写诗，甚至还能指导舞蹈，是一位标准的文青。“我通过邬老师，看了很多在那个年代很难接触到的文学作品，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来的。像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基本上世界文学史上比较经典的著作我在读大学之前都读过了。”
“你一定要去考，你一定能考上的。”邬老师鼓励苗苗的同时，居然还给北电招生办写了一份几千字的推荐信。不知道是否这封推荐信起了作用，不久后，苗苗收到了北电招生老师们的钢笔手写准考证。
“考大学之前，我的知识积累其实基本上来源于书籍。在那个时代，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电影也不多，人称‘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八个京剧样板戏改拍成的电影，翻来覆去地看，除了这些，再也没有别的电影可看的了。曾有人幽默地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那时的当红影星。曾有过一首概括各国影片风格的顺口溜：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
朝鲜电影哭哭笑笑
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
我喜欢读书，读书拯救了我。我总是特别求知若渴。12岁时，有个伯伯家有一套内部发行的《红楼梦》，当时不能借出来，只能每天去人家家看个两三回合，每天如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毛泽东的这句诗，最能概括读书是一个最便捷的穿越时空的方法。通过读书，我们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和途径与那些有趣的、伟大的、智慧的、痛苦的、欢乐的灵魂交流。 ”
从宁夏固原，转车到甘肃平凉，再到陕西西安，整整两天两夜，苗苗踏上了赶考之路。在平凉住的这一夜，苗苗从糊满旧报纸的墙上撕下一角，郑重地给哥嫂写了一封家信：“哥哥、嫂子：你们好！我乘明天早上的汽车到西安，一切顺利……”
考试需要分析人物，刘苗苗以童年时期最爱读的《红楼梦》为例。多年后，提到同学刘苗苗，北京电影学院前任院长张会军感慨道：“16岁的刘苗苗把《红楼梦》的人物分析得一清二楚。十年运动后，有谁能把《红楼梦》分析得那么透彻，有自己的看法？”
面对比自己大很多，经历、家世、学识更丰富的同学们，刚开始大学生活的苗苗感觉到了深深的自卑。“对于大学生活，我真的完全没准备，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完全傻掉了。”
因为年龄小，苗苗和同学们相处很少能插上话，永远就像个小孩儿在一旁听着。于是听和怀疑自己成了她的最常态。苗苗说自己就是杂嘴子（西北方言，形容说话罗唆）。“我那时候经常哭，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读导演系，究竟是不是适合自己。”
别人已经经历过青春期的阵痛，都抓紧每分每秒刻苦学习的时候，苗苗的青春期才姗姗来迟。苗苗用不一样的“刻苦”，开始了新的人生。她谈恋爱了。这在当时显然是出格、叛逆的。
“因为谈恋爱，大家都认为我不刻苦。其实谈恋爱也是我体验和进入人生的一种方式。我从不认为青春是翠绿或者桃红的，青春是黑暗、纠结的。读过那么多关于青春的小说，感觉郁达夫笔下的青春最真实，那些迷茫、挣扎、忧郁与黑暗，和许多似懂非懂的东西。”
在被周遭认为不“刻苦”的日子里，其实苗苗已经潜移默化被电影吸引，刻下烙印。
导演系的学生，除了学导演方面知识，还需要学习剧作、影片分析、艺术概论，还要上表演课。“因为一个好的导演，要学会控制演员的表演，尤其碰到新手，即便他形象很好，很适合这个人物，但是，技巧太青涩，就得手把手教。如果遇到儿童片，那就更要教了。”
北京电影学院78级导演系陈凯歌(左)、夏钢在表演课里进行话剧排练
四年的专业学习与电影学院师生之间共同奋进的氛围，带给了苗苗巨大的影响。“当时，很多老师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拍过片子了，很多老师年龄与我们相仿。百废待兴之时，老师跟学生都是共同探索、成长的。”
“电影学院是一个很开放的状态。78级一百多个同学，五个系，可以说工农商学兵都有。他们年龄大、经历多，有些人的家族本身就是苦难史或是辉煌史。在大时代背景下，大家都是刻骨铭心过来的，一旦有了表达的机会，都会对过去回溯和反思。我也是这样。我9岁时候失去了父亲，今年57岁，好像一路走过来，随着年龄增长，我越发感觉到父亲存在的意义。我会经常发问，当我面临状况的时候，父亲会说什么，他会怎么做。某种意义上，这个缺失也成就了我的独立。”
02
20岁，刘苗苗从电影学院毕业了，她和同学们一样，初生牛犊不怕虎，摩拳擦掌准备大展宏图。她被分配到潇湘电影制片厂，参与的第一部戏就是给《原野》的导演凌子做助理。
之后在潇湘电影制片厂干了三年助理的工作，刘苗苗很焦虑，“年轻人嘛，都是很骄傲的不想当兵的。那时候也不管自己行不行，总是恨不能马上拍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现在如果让我再年轻一回，我可能不会那么急了，会再多积累点经验。”
迫切想要拍出自己作品的苗苗拿着剧本到处去碰，有时候可能稍稍有点眉目，但最终都无疾而终。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人生重要的贵人，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蒋夷牧。“蒋夷牧和他夫人王岱平，都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是诗人也是作家。当时的福建厂，是一个很简陋清贫的小厂，刚刚拿到了国家指标。我意识到我的机会来了。”苗苗形容自己的处女作《远洋轶事》（1985）的诞生，是靠“骗”才拍成的。“我只能骗一个诗人，我肯定骗不了一个商人。”。
《远洋轶事》 海报
《远洋轶事》是一部描写行业的电影，其实本来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剧本。刘苗苗看到剧本后，做了很大调整，她把船长和船员们的个人生活全部提炼出来，淡化了特别具有新闻感的行业内容，重心落到塑造普通人物形象上。“我始终在想，自己一直想表达和探索的是——人与人之间和爱有关的东西。到现在，我的创作都没丢掉这一点，甚至更坚定。新片《红花绿叶》也是这样的。”
23岁真正独立执导处女作后，刘苗苗才觉得自己仅仅是个合格的电影观众，而成为电影导演的路还很长。“我不是天才，我的处女作《远洋轶事》也不是一部优秀的电影。”
两年后，刘苗苗拿出了更成熟的作品《马蹄声碎》（1987）。这是一部讲述长征中女兵追赶大部队故事的电影。电影依旧聚焦鲜活的人物。苗苗把战争背景推的很后，没有渲染战斗场面，而是记录女兵们在行进过程中的艰险境遇以及塑造她们每个人的形象。
《马蹄声碎》海报
1993年，当《马蹄声碎》在意大利都灵电影节重映的时候，许多外国观众提出了相同的看法，认为这部电影表达的是一场人和人自己的战争，一场没有血的战争。“他们说这部电影洋溢着理想主义光辉，所有的评论家和观众都不提影片在技术、技巧上的失误。他们轻易就原谅了我的幼稚。我高兴之余，又深感不安。不安之余，也更相信情感的力量。真挚情感与精湛技巧的结合，无疑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当你找到情感的同时，也一定会获得与之相适应的形式。”
相比一毕业就一鸣惊人的同学们，直到1993年，刘苗苗才拿出了自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杂嘴子》，这也是她第一次回到故土，回到自我本源。《杂嘴子》荣获第五十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国会议长金牌”奖。在胶片时代，刘苗苗以73万非常低的成本拍出来了《杂嘴子》。当时她的导演酬金只不过900块。
《杂嘴子》海报
《杂嘴子》是一部非典型性的第五代电影。它没有其他第五代电影作品对历史的深沉思考，没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象征意味，也非政治寓言，没有深刻的哲学思辨，而是一部非常特别的现实主义儿童片。影片通过西北农村一个小孩的视角，展现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以及成人社会的亲情、爱情、死亡与失落。
《杂嘴子》剧照
“《杂嘴子》是我30岁时候拍出来的，在剧组我过的生日。那时候我是一个带着四岁孩子的单身妈妈。这部电影是和我的家族、亲人是有关系的。童年丧父后，母亲的身体和精神长期处于极糟的状态。舅舅家的热炕和玉米糊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他们一家对母亲永不磨损的耐心和关爱支撑我长大。后来我的表弟，也就是舅舅的唯一的儿子，23岁时出车祸去世了，他已经怀孕的妻子因此流产，等于我舅舅舅妈一时间便失去了两代人。舅舅舅妈在表弟死后的几天就下地干活了。表弟的坟就在村头的田野里，舅舅舅妈常常从坟边走过，劳作间直起腰就能看见他们唯一的儿子……”
《杂嘴子》剧照
“舅舅一家对于表弟的那种爱和思念，是非常让人心痛的，但也是非常美的。他们对我的生命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杂嘴子》剧本创作期间，苗苗同时还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电视剧。她把孩子托付给舅舅带，拍摄电视剧的空余，苗苗会从西影厂回到位于西安郊区舅舅的家中。“有时候我回到村子，喊‘舅舅舅舅，开门。’于是半条街都知道我回来了，老孙家的苗苗回来啦。乡里乡亲的。我女儿在村街上随便在这家吃个馍，那家喝个粥就饱了。有时候玩累了，就在别人家炕上睡着了，人家就给送回来。在这里，我是心安的。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和情绪下，我和作家杨争光先生合作写出了《杂嘴子》的剧本。”
03
2016年，一部改编自宁夏知名作家石舒清小说《清水里的刀子》的同名电影在海外获奖了。听到此消息后，刘苗苗感觉特别高兴，同时对石舒清也有些愧疚。因为在15年前，她已经读了他的小说，并且选择了三部可以拍的小说，准备把其中一部改编成电影。“我当时把他煽动起来，让他写剧本，然后这么多年，也没实现这愿望。”
“我给他打电话，说祝贺你，你的电影梦终于圆了。他说，我的梦还没圆，我还在等你。”老友的话对苗苗的触动很大，她觉得，是时候要把这个梦做完了。
苗苗第一次读到石舒清的小说，是2005年，那是她一次抑郁症严重发作的时候。病中，她只能通过大量看书来缓解。“我记得那天看完石舒清的短篇小说集之后，已经是天刚蒙蒙亮，熬夜了一夜之后，我突然感觉拥有了某种力量，冲破了之前浑身被阻滞的感觉，仿佛自己呼吸、肌肉、血液都变得豁然开朗一样。我忽然觉得我变好了。”
《家丑》海报
其实从1993年拍完《家丑》之后，刘苗苗就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她患上了严重的的精神病症。患病一下子让她胖了40斤，药物反应甚至会使她的双手颤抖不止，难以拿起书本阅读。只有32岁的她，在认识到病情的严重后，曾经非常难受和绝望。
《杂嘴子》的荣誉对刘苗苗来说，一方面是鼓励，但某种程度上也引起了她的焦虑。苗苗要考虑下一部要在拍一个什么样的片子，而且不能比《杂嘴子》差。“那时候我太年轻，平常心也不够，着急想拍下一部。其实当时我已经做得很棒，就是逼自己太紧了。”
导演刘苗苗
“就好像从童年，一直到事业上稍微有起色之后，却一下子人忽然放松起来。这一病，就持续了25年，今年是第26年。我刚开始很绝望，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精神病医生会跟病人说你痊愈了。这么多年过去，我反而变得从容，要跟它共同相处，和它做朋友。于是经常关照自己，看自己的情绪是高涨了还是低落了。”根据情绪， 苗苗学会了调节药量，她说这个药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情感稳定剂”。
“现在想来，这样的人生经历也蛮好玩的。多年与疾病共处，我还能继续拍电影，养大了孩子，没有欠任何人的一分钱，做到了经济独立。我认为真的挺棒的。去医院取药，医生看我病例，还会问我还当导演吗。1993年，我成了中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宁夏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家丑》就是厂里的第一部作品。当时宁夏厂负债40多万，规章也不健全，拍摄器材方面的也都很匮乏。这对我的压力和挑战是非常大的。后来为了生计，为了不让自己手生，一连拍了7部电视电影。另外我也讲课，当时做客座教师讲一个课时才150块钱，酬劳很低，还要扣税。但我还是挺过来了。”
苗苗通过多方打听，终于联系到了这位给予自己精神力量的作家石舒清。苗苗犹记得15年前，第一次与他见面的场景。“当时我从西安赶到固原，他从银川到固原。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于是约定他拿黑伞，我穿蓝色粗布棉袄，我俩就在细雨蒙蒙中在固原长途汽车站第一次见面。随后，他带我去了他的老家海原走了一遭。”这一次见面，开启了两位惺惺相惜创作者的漫长友谊。
《红花绿叶》海报
《红花绿叶》源自石舒清短片小说《表弟》。“我跟他商量，这次我们必须得聪明点，不能选宏大叙事。15年前计划用300万拍电影，放到现在可能成本就得非常高了。但我还是想用300万完成一部电影。于是选中了《表弟》。这篇人物少，场景集中，而且有个叙事上的悬念，就是一个病弱的男子娶到了一个能干且美丽的女人，男人是如何拴住爱人的心的。这个有悬念的爱情故事打动了我。”
《红花绿叶》剧照
苗苗一直希望自己的电影能给人温暖，可以安慰人，这是她一贯的创作母题。“为什么艺术不能是美的呢？世界上丑恶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红花绿叶》其实讲的是生命中一段苦难的段落，但是刘苗苗并不想呈现苦难，而是表达苦难背后的温暖。这是一段发生在青年男女之间的简单爱情故事。“可能两个人经济条件挺不好，但是他们很满足地活在当下，很努力地活着”。
《红花绿叶》男主人公 古柏
正如影片里有句对白“哪怕是一个残缺的麻雀,它的指望也是全美的。”刘苗苗还想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一个人该如何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完美，该如何勇敢的面对与活下去。另外，“我们把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的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融入到人和人的情感关系中，这也是重要的定位。”
《红花绿叶》影像里的西海固
2016年，西海固春暖花开。苗苗从投资方争取到了五六万的资金，抢拍了春景。“一个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意义上要从空间的变化、时间的流动，来展现情感的厚度。我们用五六天时间抢拍了完成。这之后接着开始完善剧本、改剧本、找演员、报批立项。直到9月26才正式开拍，拍了27天就完成了。”
《红花绿叶》所有演员都是刘苗苗生活中认识的人，都是非职业演员。对于他们来说，一面要表演，一面还要适应镜头复杂调度是困难的。所以刘苗苗告诉摄影师，不要刻意强调纵深感，要平面感，镜头也不要特别去逼近演员。
《红花绿叶》剧照
《红花绿叶》在整体叙事和视觉上都呈现出一种很洗练的感觉。“我家乡形容一个女孩漂亮，不会说美或者漂亮，而是说干净。”苗苗拍家乡题材的电影，拍出了她的所见所感。不过由于经费和拍摄周期的限制，留给苗苗在视听语言上发挥空间不大，这是她很遗憾的地方。她在电影里以男主人公古柏的视角，添加了非常多的独白和旁白，都是出自石舒清之手。“石舒清的文字是有哲理的，像诗歌一样的语言。他很质朴，这是他内心力量所达到的。”
2018年8月8号 ，《红花绿叶》全片送审通过。
2019年8月5号，《红花绿叶》即将上映，而再过两天就是我国的传统情人节“七夕”了。
与作家石舒清，一起做的电影梦，刘苗苗终于实现了。
04
公司走廊有幅切·格瓦拉的照片，不过没有标注名字。大部分同事，包括我，常常从这幅照片下路过，却从未留意或认出过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苗苗导演路过的时候拍了下来，随后，她发了朋友圈，写道：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柔的切·格瓦拉”了。
采访的最后，她说她现在是一个快乐的老太太。幸福而满足。
参考文献
刘苗苗：做导演，戴着镣铐舞蹈是生命的常态｜对话
刘苗苗：闲话“从影生涯”
78班：电影学院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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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剧场 vol.145、146
专访《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
嘉宾 | 刘苗苗
剪辑 | 大卫
封面 | 咩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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