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纪要 | 吴愈晓：为什么教育竞争愈演愈烈？

2020年6月17日，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吴愈晓在福州大学2020年社会学空中讲堂发表了题为《为什么教育竞争愈演愈烈》的线上演讲。讲演者认为，在宏观层面上，教育的阶层差异会加大社会不平等程度，社会不平等又将加剧教育的不平等，由此陷入不断强化的“育儿陷阱”，这种恶性循环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逐渐演化为扩大不平等和妨碍社会流动的机制。而在微观层面上，家长为孩子的教育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孩子的学习负担加重还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亲子关系也会受到影响。由于教育是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的重要通道，教育不平等又在各阶层之间有明显的体现，故我们应该期待国家积极的政策干预，促进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和低阶层群体倾斜，促进教育的机会公平。
本文为演讲纪要，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蔡子扬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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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教育竞争愈演愈烈？

讲演 | 吴愈晓

整理 | 蔡子扬

周晓虹老师为今年的社会学长江学者空中讲堂想出了一个主题，叫迈向人民的中国社会学，这其实考虑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学应该如何接地气，从书斋走出来，因此我想到了这个题目。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各种媒体对于教育竞争也多有报道，相信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对这个话题有所共鸣。我主要从事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社会学研究，今天就试图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对此做出解释。

引言

在当下的中国，教育已经成为无比热门的话题。在育儿的领域专门产生了一些术语，像青蛙、牛蛙、虎妈、狼爸。比如牛蛙就是说一个孩子比同龄人更加突出，下面还分出不同的品种，英牛就是读英文原著的孩子，澳牛就是学奥数的孩子，等等。

这些术语的流行其实反映了越来越激烈的育儿竞争。育儿竞争的激烈还产生了很多新现象，比如说“疯狂的黄庄”，就是指在北京黄庄这个地区聚集了巨量的补习机构；比如说“顺义妈妈”，就是指生活在顺义的精英阶层的妈妈们为了孩子的教育，辞去原来的工作全职带娃；还有越炒越贵的天价学区房以及昂贵的私立学费，这些我们都有感受。文艺作品也有很多以教育竞争为主题，比如东野圭吾的《湖畔》、电视剧《小欢喜》、纪录片《人生七年》等等。社会科学领域也在密切关注这个话题，像《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不平等的童年》、《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这些著作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教育竞争加剧的原因和一系列后果。

其实不光是中国如此，东亚地区，像韩国、新加坡、日本、台湾地区，教育竞争都趋于白热化，包括美国也一样。问题是，为什么育儿竞争愈演愈烈？为什么孩子的学习负担越来越重，家长越来越焦虑，教育投入越来越多？为什么减负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对孩子的过度教育投资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吗？

解释教育竞争的两种视角

社会学领域对此发展出了两个大的解释取向，它们之间也存在互相关联。一是风险社会的理论，贝克和吉登斯都对此有过论述。这种理论认为，对教育投资的狂热其实是一直对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反应。随着福利国家的退出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快速变化的社会增加了不确定性导致的焦虑，而教育投资恰好是一种最为保险和稳健的投资。

也有很多著作从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这次的讲座也是如此。分层的概念来自地理学，是描述社会结构分化的一个术语，它反应了处于不同等级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并且以此评估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我们借助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群体。比如马克思的分层是按照一元的标准，即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来将社会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群体。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 · 赖特在马克思的模型里面添加了一个新的中间阶级，经理阶级。再比如，韦伯按照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标准分别可以做出三个维度的划分。

当代社会学家David Grusky归纳了七种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声望、公民、人力七方面有价值的资源，其中人力资源和教育问题密切相关。通过接受教育获得证书、技能、文凭和技术是我们提升人力资源的最主要途径。社会流动就是指个体所处阶层或社会位置的变化，可以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两种，也可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除了少数如种姓社会等僵化的社会形态外，社会流动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流动的可能性用来分辨社会的开放程度，对应的概念为代际流动率，代际流动率越高则社会越开放。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一对相关的概念。盖茨比曲线表明，收入不平等越严重，代际流动率越低，也就是社会分层和社会的流动率具有负相关的关系。如果我们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的视角理解教育竞争，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作为一种全球化的结构因素愈演愈烈，它由此导致了社会流动性降低，也极大增加了群体的流动焦虑。而就像前面说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它作为一种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为民众提供了缓解焦虑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有学者总结出影响教育竞争程度的结构性因素，即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教育回报率和教育体系的等级分化程度越高，则这里的教育竞争会趋于明显。

教育竞争加剧的原因及阶层效应

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回中国，我们可以发现导致中国激烈教育竞争的诸多结构性因素。

首先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加剧和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我们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4以上，财富不平等水平处于高位；社会的阶层结构有定型的趋势，代际社会流动减弱，开放性下降，阶层固化风险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教育回报的上升：教育影响职业获得的重要性逐年增加，在教育扩招的背景下，我们还产生了“第一学历歧视”的现象。我们的教育体系又非常等级森严，优质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我们有名校和普通学校的区别，学校内有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区别，高中和大学阶段还有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区别，这些教育系统内部的分化也是教育竞争加剧的重要原因。最后，我们的应试教育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考试成绩是进入下一阶段教育的主要依据，而各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具有累计优势效应，因此我们的竞争“起跑线”才会越来越提前，乃至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了家庭间的“军备竞赛”。

而在微观层面上，教育竞争的加剧会导致教育不平等愈演愈烈。我们都知道，教育的表现不完全由认知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还受到经济、时间、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都和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国外社会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同时伴随着家庭教育投入阶层差异的扩大；家庭的教育投入是阶层地位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是微观层面教育系统再生产阶级地位的效应。

在当下中国，家庭教育投入明显存在阶层间的差异。我们的教育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和职业差异。我们学生家庭的文化资本存在阶层背景的差异，同时这种文化资本的阶层分化还会对学业成就造成影响，也就是说，不仅社会阶层越高的家庭文化资本越高，而且文化资本越多，它对学业表现的作用也越明显，这是一个双重的过程。

家庭社会资本是蕴藏在亲子关系结构中的关系结构要素组合，社会资本创造的影响孩子成长的社会结构环境，也对孩子的教育获得有重要影响。我们国家不平等的社会资本分层也是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原因。首先，在教养方式上，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越倾向于采用沟通充分的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而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家庭则倾向于采用没有沟通的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这些不同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各种非认知能力造成巨大影响，接受权威型教养的孩子在自我效能、教育期望、行为表现、社会交往、集体融入等方面得分最高，而接受忽视型教育的孩子得分均为最低。我们国家的家庭结构影响教育不平等。当前中国的人口迁徙和离婚率上升等因素导致我们的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的比例有所增加，这些家庭的孩子发展水平可能落后于双亲抚养的孩子，也更可能发生越轨行为。而这些家庭结构的差异又与阶级地位密切相关，越富有的家庭、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家庭结构越完整，越适合孩子的成长。

教育竞争的后果

在上面，我们讨论了教育竞争的结构性原因和加剧不平等的效应，这种不平等的结果就是学校的阶层隔离。隔离就是各个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在学校中，阶层隔离体现为低阶层的孩子聚集在差学校，高阶层的孩子聚集在好学校。学校阶层隔离的形成原因包括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学校系统的等级分化，如优质学区的学区房价格高昂，优质私立学校学费昂贵，这些经济成本导致择校能力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

这种区隔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在宏观层面上，教育的阶层差异会加大社会不平等程度，社会不平等又将加剧教育的不平等，由此陷入不断强化的“育儿陷阱”，这种恶性循环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逐渐演化为扩大不平等和妨碍社会流动的机制。而在微观层面上，家长为孩子的教育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孩子的学习负担加重还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亲子关系也会受到影响。由于教育是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的重要通道，教育不平等又在各阶层之间有明显的体现，故我们应该期待国家积极的政策干预，促进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和低阶层群体倾斜，促进教育的机会公平。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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