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母亲》

陈源星期一诗社 2023-01-02

母亲

母亲的两只手

一只属于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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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鲁迅“笔骂”的文人陈源

　　陈源(一八九○至一九七○)，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中学时代学习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那时的语文老师把他作为反面人物，说他偏袒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鲁迅骂他完全有道理。

　　我对陈源的认识，以前长时期里一直仅限于他被鲁迅骂过，他的论著则从未有幸识荆。近日凑巧，借到他的《西滢闲话》，还是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第三版，终于对其人其文有了进一步了解。

　　陈源中学时代就去了英国留学，后来获得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九二二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一九二四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发表了许多杂文。

　　他的《西滢闲话》就是专栏作品的结集出版物。从学历谱系来说，陈源应该算是“京派”作家。虽然他一生的著述不多，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更少，但是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态度来说，他和胡适、徐志摩等人是有相似之处的。

　　郭沫若曾经说过，他们那个时代留日学生要比欧美留学生更激进。鲁迅周作人不用说了，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推崇，夏衍对日本左翼文学和革命运动的热情，都显示了中国学生留日，好像不是为了学业，更多是为了实践如何成为“职业革命家”。

　　相形之下，胡适、徐志摩、陈源等人除了学历高、学校名气大以外，回国以后也大多在当时的一流国立大学任教，衣食无缺、待遇优渥自不待言，而且行有余力，常常举办些沙龙、讲座之类的风雅事，又为国际知名人士像泰戈尔、罗素、杜威等人的访问做做翻译等等。这些前欧美留学生在思想方面多半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熏染，对于军阀政府压制言论自由虽有不满，但不至于激烈到支持反政府的行动。陈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陈源和鲁迅结怨，始于一九二五年的北京女师大学生风潮，当时双方互相笔战，闹得不可开交。在《西滢闲话》中，陈源批评学生罢课闹事，破坏了正常的学校秩序：“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象样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他甚至将学生运动比喻为“茅厕”，提出“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万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粉刷毛厕》)。

　　鲁迅引用过的陈源名言“某籍某系”，指的就是他在文中指责北大中文系的浙江籍教授们“挑剔风潮”。说陈源袒护政府倒也不尽然。因为他在《西滢闲话》中常常对军阀的贪污、腐败、专制大加鞭挞，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提出批判。

　　只是他始终从一个维护秩序、提倡英式理性的大学教授的角度来点评时政：他对于当时中国新闻界不了解国际时事，错误百出固然大加讥讽，对于国人任何挑战既定规则的行动也并不赞同。

　　有人说他“反动”，也许吧，我倒觉得他天真。这不光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他的英式教育其实并不适合当年的国情民心，也不只是因为《西滢闲话》中他对孙中山表现出的仰慕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孩童式的英雄崇拜，而且还因为他行文中流露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实际上注定他的文章在当时的青年学子中只会引起反感而不是共鸣。

　　显然，《西滢闲话》只能是在陈源那个圈子里流行的“小众”文字。他与留日系统的文人相处得也并不好。后来，又有他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公案，两人结怨更深。

　　鲁迅骂人自然不留余地，痛快淋漓，而陈源评价鲁迅也是针锋相对。他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就算是对于鲁迅的作品，称赞之余他也要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这种论调当然引起鲁迅和他的支持者的强烈反弹。

　　陈源的“闲话”，倒他在笔战中忙得焦头烂额。不过，我觉得较之与他同时代、经历相似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战友”胡适徐志摩还是“论敌”鲁迅周作人，陈源吃亏的还是传世之作太少，以致现在面目扭曲不说，而且身后寂寞，无人问津。西滢的形象至少在中国大陆——如果还有人关心好奇的话——是负面多于正面。

　　国外研究陈源的也寥寥无几。几年前我在美国参加一个研讨会，有发言者研究凌叔华，才重新提起这位中国现代“才女”的夫婿。不过陈源当然不是关注的焦点。相反，凌叔华与英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娅•沃尔夫(VirginiaWoolf，一八八二—一九四一)的通信，以及她和沃尔夫的外甥、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JulianBell，一九○八—一九三七)抗战时期在武汉大学的所谓婚外暧昧关系，则在会场上引起高潮。没有人记得当年陈源和凌叔华两人“以画为媒”的文坛佳话，也无人说到陈源以后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这其中当然有政治因素。

　　不过仅从《西滢闲话》来看，陈源作为文人墨客还是心力才气有所不逮，无法在文字上同犀利敏锐的鲁迅或者渊博恣肆的周作人一较高下。

　　（摘自香港《大公报》作者：冯进）

揭秘鲁迅痛骂陈源抄袭的真相

昊芘

百家号05-2713:19.在鲁迅与陈源发生的那场所谓“剽窃与抄袭”的论战中，人们多关注的是鲁迅对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辨别，这当然是问题的重心所在，而且也经由鲁迅的严正辩驳早已解决了的。与此相反，陈源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亦即所谓鲁迅痛“骂”学生抄袭的事情，则多少被忽略了。

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对《不是信》一文中论盐谷温的一段共用了11个注释，而论学生抄袭之事则一注皆无，可谓一种鲜明的对照。2005年新版的《鲁迅全集》增加了一条关于郭沫若的注释，附带提及了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诗一事，但因为也是把它作为无足轻重的问题，同样语焉不详。因此，鲁迅“骂”了没有，怎样“骂”的，“骂”了怎样，其中的事实、问题与意义，目下似乎也未见有稍显明白确实的考论文字。

要了解这桩公案的原委，先需参阅当事人的原文。引发事端的文章是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西滢致志摩》(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相关的一段是这样的：“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矛头是指向鲁迅的，却又不直奔主题，而是先扯出“挖苦”学生抄袭的事，似乎别有所指。如果参照陈源在此前的一则谈论“剽窃与抄袭”的《闲话》(载1925年11月21日《现代评论》)，其中一些未明白说出的话大抵就可明白了。在这篇暗指鲁迅“整大本的剽窃”的文章中，有嘲讽批评家“不见大处，只见小处”的话，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是同样的语气。这意思是说，批评家盯住“一个可怜的学生”不放而对“思想界的权威”视若无睹；或者是，鲁迅自己也“抄袭”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总之，是不公平的。这看起来是讨公道、讲公理的，其实逻辑很奇怪。且不论“抄袭”嫌疑与“挖苦”事实的有无，批评抄袭问题是基本的学术立场与原则，就是骂了学生抄袭又怎样，又何错之有呢？而批评与严厉又怎么会是“挖苦”与“刻薄”呢？经鲁迅在《不是信》中的披露，陈源的笔法如此混乱不堪，原来只是为了凌叔华。凌叔华此时在燕京大学外语系读书，与陈源正处于热恋中。她的一幅图画与小说《花之寺》当时被人指出是抄袭琵亚词侣与契诃夫的。其实，图画事件经徐志摩声明，不过是场误会，小说之事亦是子虚乌有。按理说，是否抄袭、有无抄袭，径直说明，举出实证便是，但陈源回避问题，连凌叔华的名字也羞于提起。而且，非但不对凌叔华的问题做出正面论证，还以同样未经论证的流言来移祸鲁迅，这就不仅仅是学术态度的问题了。鲁迅说他“在有意或无意中碰破了一角纸糊绅士服”，实际上是有所指的。

如果说《闲话》是为“一个可怜的学生”凌叔华辩护，《西滢致志摩》中的“一个可怜的学生”则另有其人。凌叔华是不大做诗的，可以肯定，“抄了沫若的几句诗”的此学生非彼学生。陈源在时隔两个月后还要扯出另一起学生抄袭的事来“挖苦”鲁迅的“挖苦”，并非同病相怜，自然也不是见其“可怜”，不过是以此学生来为彼学生喊冤叫屈，代问罪责，亦即：“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凌叔华诚然是冤屈的，但这种冤屈是可以用事实消除误会的冤屈。从始至终，陈源似乎都未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是辩驳有无抄袭，而是凭借无端的猜想纠缠于风车、羊群的影子之战，吞吐曲折的文字背后，心思也是变形、扭曲的。

被陈源拿来做旗子为凌叔华辩护的“一个可怜的学生”，是时为北大学生的欧阳兰。他常用“琴心”的署名投寄一些抒情诗，被孙伏园误认是新起的女作家。他在1925年前后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与题为“寄S妹”的《有翅的情爱》，先后被人揭发抄袭了日本作家菊池宽的《父归》与郭沫若译的雪莱诗，他随即便以“琴心”、“雪纹女士”的女性化名，为自己大做辩护文章。陈源所说的“抄了沫若的几句诗”，就是那首《有翅的情爱》。从事件本身看，抄袭是真，辩护是假，非是“可怜”，乃为可恶。抄袭有违学术公德，首先是错的；明知错了，非但无悔意，反以女性化名的手法为自己曲加掩饰，更显卑劣。实在说，被误会的凌叔华是比欧阳兰“可怜”，不过陈源教授的辩护手法，似乎也并不比他眼里“可怜的学生”欧阳兰高明。

那么，欧阳兰的抄袭与做戏行径是否“该骂”？鲁迅在一则《通讯》中说：“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其实，一部西方《圣经》，通篇也多有耶和华对人类罪恶的诅咒与痛骂，就是被视作中国圣经的《论语》，里面何尝没有对宰予昼寝之类痛心疾首的詈辞？可惜的是，人间这种嬉笑怒骂的真性情与泼辣精神在讲究温、良、恭、谦、让的中国传统文化那里，被遮盖掉了，也被阉割掉了。无论事情的是非对错，“骂”本身即有违中庸之道，即被看作是不对的。鲁迅曾感慨说，中国并非学究们标榜的“文字国”而是“文字游戏国”，中国人往往“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就是蠢物”，所以大家“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我想，如果大家皆能有几分鲁迅式的道德耻辱感和决不宽恕的精神，少一些聪明人的敷衍与油滑，当下学界也不至于恶风猖獗，出现冠冕堂皇的“博导”帽子满天乱飞、屡被揭发的学术造假至今仍招摇过市的怪现状了。所以，鲁迅的原则是：“骂”亦有道，只要“知道”，就该“骂”。一旦发现问题，鲁迅是断不会“今天天气哈哈哈”地马虎了事的。但是，对于陈源的指责，鲁迅是否认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嫉恶如仇乃有“刻薄”恶名的鲁迅是不惮于发出“真的恶声”的，或有不“骂”，除非不“知道”。不过，鲁迅又是“知道”的，所以“骂”了，而且深恶痛绝，屡骂不绝。抄袭事件曝光后，鲁迅在1925年的4、5月间先后四次公开批评欧阳兰。先是在《集外集·杂语》中说：“新的创作家要站出来么？你最好是在发表过一篇作品之后，另造一个名字，写点文章去恭维：倘有人攻击了，就去辩护。而且这名字要造得艳丽一些，使人们容易疑心是女性。”4月23日的《通讯·致向培良》则更为明确：“‘琴心’的疑案揭穿了，这人就是欧阳兰。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而且‘听说雪纹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孙伏园当日被红信封绿信纸迷昏，深信一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的事来，不觉发一大笑。”在三日后致孙伏园的《通讯》文末又开玩笑说：“占去了你所赏识的琴心女士的‘啊呀体’诗文的纸面，却实在不胜抱歉之至，尚祈恕之。”鲁迅回应陈源的第一篇文章是5月30日所作的《并非闲话》，也顺手提及了“近来又刚闹过什么‘琴心是否女士’的问题”。用陈源的话说，鲁迅的确是“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不过，鲁迅的痛责，是针对用女性化名“迷昏”人的做戏丑行，并非抄袭问题。鲁迅曾将男人扮女人的现象讽为“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尽管可能怨责过度，比如对梅兰芳戏剧的认识)，一向心存恶感，视其为病态；而在欧阳兰这类新青年那里，他看到了以香艳笔名附庸风雅的旧文人的酸腐气息和不能直面错误而文过饰非的“可鄙”与虚伪。笔锋所指，是抄袭事件背后人格精神的问题。

可见，鲁迅真正在意的，非是人，而是事。陈源出于“可怜”女友的心态怨毒鲁迅，说“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似乎把鲁迅描述为纠缠于个人私怨、口是心非的人了。其实，这境由心造倒更像陈源自己的写照。鲁迅对此的回答是：“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这是确实的。其一，揭发欧阳兰抄袭诗作的文章非鲁迅所为，鲁迅也是见了文章才知道的。其二，鲁迅的批评并非专为“挖苦”、“刻薄”某个人。其三，批评重心也不在文章的抄袭，而在文风的虚伪。其四，“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鲁迅在给白莽的《孩儿塔》作序时也说过，自己“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郭沫若的诗都无意去读，更何况文学青年的无名诗作呢？

鲁迅的否认，是依据事实的。而在这否认中，我以为正可见出鲁迅为人为文的一种认真。严谨与严肃是认真的两面，认而不真与真而不认都是他所不取的。对于抄袭问题的危害，鲁迅是有深切感知的，一旦发现，就绝不放过，这是“认”之严肃的一面；对于抄袭事实的真伪，也不肯轻信流言，凡事都要“想一想”，这又是“真”之严谨的一面。对于欧阳兰抄袭诗作的事，鲁迅“于诗向不留心”，所以出语谨慎，主要批评的是欧阳兰为己辩护的虚伪与做作；但对于抄袭问题，仍是“留心”的。鲁迅曾翻译过菊池宽的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复仇的话》，对其作是比较熟悉的。但因为诗作问题的“不留心”而难以确证，鲁迅仅在私人书信中对其“偷文”之“恶德”示以不齿，严肃之中，仍不忘严谨。

“骂”了怎样同时也是一个怎样去“骂”的问题。鲁迅论问题不留情面，当骂即骂，这是批评的原则；同时，又不轻易去骂，遇事“想一想”，这是批评的态度。如无前者，恶风猖獗，学术大坏；如无后者，播风弄雨，流言成灾。如此，学界的清明，大概还有可以盼望的一天吧。倘若能由此对学界有些现实的启示，这段关乎往事的考论，也许还不算是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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