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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湜诗选

2017-12-01 唐湜 星期一诗社


唐湜(1920-),原名唐扬和,九叶诗人之一,出版的诗集有《骚动的城》、《飞扬的歌》和历史叙事诗《海陵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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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欢乐

——《交错》之十二


我不迷茫于早晨的风

风色的清新

我的欢乐是一片深渊

一片光景

芦笛吹不出它的声音

春天开不出它的颜色

它来自一个柔曼的少女的心

更大的闪烁,更多的含凝


它是一个五彩的贝壳

海滩上有它生命的修炼

日月的呼唤,水纹的轻柔

于是珍珠耀出夺目的光华

静寂里有常新的声音

袅袅地上升,象远山的风烟

将大千的永寂化作万树的摇红

群山在顶礼,千峰在跃动

深谷中丁丁的声音忽然停止

伐木人悄悄归去

时间的拘束

在一闪的光焰里消失




背剑者


一切的街,转向黎明

一切的窗,开向白日


声音起来又起来

手臂举起又举起

当黑夜掩起耳朵

宣判别人,就在他背后

时间吹起了审判的喇叭


舞蛇的臂给印上了

死的诅咒,蒙着耻辱的纹身人

拖起了犁,淮南幽暗的黄昏

列车翻转了身

哪里有笙管哭泣的吹奏?


我站在这里,这里是我的

岗哨,雾的光晕里有一幅

永恒的图画,江水壮阔地

向南方流去,渡头的腥红的

阳光、树影间,背剑的

复仇者兀然挺身,船桨

拨起了沉默的花朵


1948




唐湜《诗的新生代》


一、文本解析


  唐湜,浙江温州人,他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1947年唐湜在上海与臧克家、杭约赫等诗人认识,并与李健吾、胡风等一些文坛前辈们相识,参与《诗创造》月刊的编务。次年又和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等创办《中国新诗》月刊,与北方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南北呼应,共同倡导诗的现代主义,逐渐形成新诗中现代诗派。

  《诗的新生代》于1948年2月发表在《诗创造》上。

  在这篇文章中,唐湜提出他发现在诗歌领域,“一个光辉的诗的新生代在涌现着,两个高高的浪峰高突起来了”,这里的两个高峰,一个是指由穆旦、杜运燮等“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他们的诗“内敛而又沉重”,唐湜认为“他们多多少少是现代的哈姆雷特,永远在自我与世界的平衡的寻求与颇毁中熬煮”。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悲剧人物,他始终面临的一个生存困境就是:在现实和理想中摇摆不定,始终纠结着“是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唐湜用哈姆雷特来比喻穆旦这一批诗人,是认为“九叶诗派”的诗人跟哈姆雷特一样,面临着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努力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因为他们经历着这种煎熬,所以诗歌也因此而内敛、深沉。

  另一个高峰指的是由绿原等七月派的诗人他们气质狂放,“一把抓住自己掷进这个世界,突击到生活的深处去”,“凸出地表现了独特的个性”,“也一样用身体的感官与生活的‘肉感’思想一切”。唐湜认为这些七月派诗人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而使之变异,与现代主义有某些相通指出,将“不自觉地走向了诗的现代化的道路”。唐湜认为他们是现代的唐吉坷德,而唐吉坷德这个人物本身也是复杂矛盾的。唐吉坷德嘲笑骑士制度,却又把骑士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他矛盾又悲剧,是一个别人眼中的“疯子”,却有着对信仰的狂热坚持与勇敢追求。在唐湜看来,绿原等诗人勇敢、崇高,他们为时代呐喊、和政治同步、宣传功利主义,但与此同时也想坚持着自己的独立个性和精神,他们也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诗歌狂放又复杂。

  这两个高峰虽然是两极,但却“渐渐相互着起作用了”,他们“相互补充、相互救助、相互渗透”,唐湜认为他们双方“会一齐向一个诗的现代化的方向奔流,相互激荡,相互渗透,形成一片阔大的诗的高潮”。唐湜将这两个高峰分别比喻为深沉的河、崇高的山,急切地呼唤“山河的交铸”,“以自觉地欢心来组织一次大合唱”。

  全文篇幅不长,但却抑扬顿挫、短小精悍,唐湜用简略的文字表达自己对新诗发展的看法,目光犀利独到,全文更充斥着一种诗的美感。


二、背景介绍


  (一)唐湜其人

  唐湜,原名唐扬和,他出版过许多诗集,是九叶诗派在新时期创作产量最大的一位,也是“九叶诗派”夺得“当今十四行诗人冠冕”的第一人。

唐湜是浙江温州人,他的很多诗歌都带着瓯江文化的因素,瓯江一带的风俗、民情、传说和历史故事都成为了他诗歌中所表现的内容。唐湜诗歌中充满对生活充满热爱,对民间传说中的爱情由衷的赞美,以及对所有美好事物的喜爱。他诗歌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真、善、美的歌颂让人甚至不会让人相信在这些美好诗歌的背后,却实际上是一个经过无数挫折,甚至要靠艰苦的劳力劳动来维持一家生活的备受苦难的人。

  唐湜是当年九叶诗派诗人中遭遇最为坎坷的一个。1958年被错划右派,1961年从北大荒回到温州,先在永嘉昆剧团作临时编剧,文革期间在温州房管局下属的一个修建队干体力活,期间笔耕不辍。这期间,他写下了20多首叙事长诗、2000多首十四行诗。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诗歌的热爱和坚持。

唐湜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他还是一个卓越的评论家。

  在“九叶诗人”中,唐湜身兼诗人和评论家的双重身份,他在九叶诗派中的地位也因此而显得无可替代。唐湜自己就说过,在写作的天平上,他的评论的比重就大大超过了诗歌创作。诗歌研究者谢冕教授也指出唐湜在诗歌评论方面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诗歌创作。也有学者这样评价唐湜:“也许,诗人的背影渐趋模糊时,诗论家的身姿依旧英武动人。”

  唐湜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中期开始评论写作,为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歌的“新生代”——“中国新诗”派的主要诗人写下了不少诗歌评论,同时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诗论。

  在九叶诗派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方面,唐湜在建构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体系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湜注重中西诗学的融汇,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的贯通,更注重诗学体系的民族化。唐湜的诗论对新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湜是以新生代诗人与诗论家的双重角色介入现代主义思潮的,他为九叶诗派的形成,维护其创作原则做了不懈的努力。唐湜敏锐的察觉到40年代诗的新生代正在兴起,结合当时的特定背景,写出了《诗的新生代》这样一篇文章。

  (二)九叶诗派、七月诗派与《诗创造》的简单介绍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处于新旧行将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诗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汇入民众斗争的洪流中,现实主义诗歌无可争议地成为四十年代诗歌的主流,七月诗派是在诗人艾青的影响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及以后的《希望》、《诗创作》、《泥土》,《呼吸》等杂志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他们通过群体的努力,为新诗在时代精神与个人情感相结合中的纵身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同时高扬“主观战斗精神”,以浪漫主义的激烈单纯,理想主义的热情乐观和英雄主义的坚定自信投入诗歌实践。七月派的刊物显现出强烈的排他性但七月诗刊排他性的办刊特色也为其后的《诗创造》预留了发生的空间。

  抗战胜利后,很多躲避战乱的文人返回上海,而此时上海的文化市场经过战争的洗劫,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刊物,重返上海的文人们开始重新占领这块重要的文化阵地。七月派诗人有着排他性,他们攻击臧克家等一些与七月派风格相异的诗人,《诗创造》的出生就是给这些与七月诗派风格不同的诗人的一个展现的平台。《诗创造》是由诗人臧克家支持发起,青年诗人们积极参与筹创的一部以丛刊形式出版的诗歌期刊。在郝天航、方平、林宏、臧克家、曹辛之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47年7月,《诗创造》丛刊第一辑《带路的人》诞生了。

再20世纪40年代末,在诗坛的一片嘈杂声里,《诗创造》的青年诗人们以知性的思考面对“严肃的时刻”,他们摒弃流派观念,以诗会友,兼容并蓄,客观上促成了九叶诗派的形成。

  “九叶诗派”是40年代后期形成的、一个追求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诗歌流派,没有共同的纲领和一定的组织形式、由相近的艺术追求而聚集起来。80年代唐湜等人因为出版影响深远的诗集《九叶集》的缘故,他们九人后来被称作“九叶诗人”。

  (三)《诗的新生代》的发表背景

  1947年7月,《诗创造》在上海创刊,它的办刊方针是:“诗歌创作‘大的目标一致’下的包容与允许‘标新立异’”,这个方针招致《泥土》等刊物的责难,引起大量攻击与笔伐。《诗创造》直到1947年11月才在其第五辑里不点名的批评别人对他们的攻击,然而指责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湜与1948年2月发表《诗的新生代》,对七月诗派,对《泥土》,并无丝毫怨恨与非难,而是正确解释七月诗派的诗质特征,呼唤团结,呼唤大合唱,呼唤作为诗的新生代,共同进行新诗“现代化运动的合流与开展”。


三、个人评析


  在前文刚刚提到过,这篇文章是在《诗创造》遭受七月派等群体的指责攻击下发表的。从当时《诗创造》群体的回应态度来看,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群体的冷静自持、态度平和。唐湜的文章言辞恳切,甚至在文章里对攻击己方的七月派也大加赞扬和肯定,态度客观诚恳,实在难能可贵。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政治功能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种氛围影响着文学界。批评家们也应时代的要求,更加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往往表现出极强的功利性。这种趋势也影响了诗歌领域。许多诗歌成为了政治热情高昂的政治口号诗,诗歌评论家也过度强调政治因素而忽略了诗歌的本质和其“唯美”的本性。

  唐湜既是一位追求诗美的诗人,也是一个评论家。从他的这篇文章就能看出来,他是本着自己内心的文学准绳,写出的这一篇评论文章。

  《诗的新生代》里,唐湜所谓的新生代是有包容性的。他对当时新生代诗人的评论既坚持自己的诗学主张,即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合流”看成是新诗现代化的方向,注重本体又不否定诗与生活的关联,还注重每一位诗人在探索中所体现的个性特征与独特创造性。他在本篇文章中的“新生代”不是某一思潮或流派的诗人,而是那些具有创新特色的诗人,他们甚至分属不同的流派。可以看出来,只要在艺术上是诗的,唐诗就给予关注和肯定。他在文章最后真诚地呼唤“山河的交铸”,“以自觉地欢心来组织一次大合唱”。

唐湜的文学态度相较于七月派,要包容兼蓄得多。

  唐湜的评论是从诗人的作品本身出发,以诗学原则作为依据,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上做评论。

  当时的诗歌领域呈现一种狂热的政治风,在时代因素的影响下出现许多弊端,会显得空泛和空虚,唐湜的诗评中肯客观,可以说是为当时的诗界吹来一股清风,在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激情诗带来的一些弊端。

  总的来说,这篇评论言辞带着诗的韵味,内容也遵循诗学的原则,如果他的呼吁能够得到七月派的响应,中国诗坛将会呈现另一番生机蓬勃的景象。可惜其后《诗创造》仍面临着多方面的攻击指责,唐湜呼吁的美好景象并未实现,《诗创造》也很快夭折,存在时间不过一年多。

  但《诗创造》存在的意义深远,唐湜等人为后来的新诗发展埋下火种,他们在中国新诗史上的价值最终也得到了后人的肯定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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